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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四年後，1496年，一種名為玉米的神奇植物被從美洲帶到了歐洲，並逐漸傳遍世界，日後，中國人不會想到，以玉米、地瓜等美洲作物為代表，一場超級農業革命，即將在全球化的開聲中，劇烈的沖擊中國。
在傳入歐洲55年後，明朝嘉靖三十年（1551年），河南《襄城縣志》就出現了關於玉米在中國的最早文字記載；四年後的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當時，由雲南土司進貢的玉米在送入北京的途中經過河南鞏縣，又被《鞏縣志》留下記載。
對此歷史學家分析，玉米在從美洲傳入中國的過程中，存在著東南海路、西南陸路、西北陸路三個方向，而明朝時期最早出現在中國文字記錄中的玉米，其應該是經過緬甸等西南陸路傳入雲南後進入中國的。
由於傳入路線的多元化，在明朝，有關玉米的名稱也出現了玉蜀黍、包谷、包米、包粟、包蘆、棒子、玉茭 、珍珠米等多種稱呼，對於這種在中國出現的新奇植物，為了撰寫《本草綱目》行走四方的李時珍（1518-1593），在1552至1578年遊走采寫的過程中，也發現了玉米在長江中下遊的種植，但他對當時玉米的描寫是「種者亦罕」。
但兩百年後的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在湖南的《沅州府志》中，已經出現了「玉蜀黍 ，俗名玉米……此種近時楚中遍藝之」的記載，在低調進入中國200多年後，玉米，在中國開始爆發了。
▲玉米在明朝中後期傳入中國後，傳播一度較為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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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玉米經西南陸路和西北陸路傳入中國的時間很早，但玉米在傳入雲南和甘肅等西部地區後，在明朝時並未向中國內地大規模傳播，玉米在中國的爆發，首先源於福建等東南海路的傳播。
明朝萬歷三年（1575年），天主教傳教士Herrera在他所寫的回憶錄中，記載了當時福建的漳州、泉州一帶已經出現了玉米栽培，由於福建地形「八山一水一分田」，自從魏晉南北朝以來，人口不斷激增的福建到了宋代時，人口已經高度密集，並不斷向外擴散進入江西南部的贛南、贛北地區，在此情況下，在明朝中後期引入福建的玉米、地瓜開始傳播進入江西山區，到了清朝道光時期（1821-1850年），江西《玉山縣志》就記載說，當地「田間作息無間且晚，以餘力竭之於山，茶、桐、杉、竹及靛、薯、玉蜀黍。」
與明朝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50歲的老秀才陳振龍為了拯救眾人，從菲律賓偷運地瓜進入福建的坎坷故事不同，玉米進入中國的具體時間已經難以考證，但在16世紀中後期傳入中國後，同樣以福建為基地，玉米從福建翻越南嶺山脈，隨著福建移民進入江西，卻是中國農業史上的一件大事。
▲玉米的傳播路線
1644年，李自成農民軍攻破北京，崇禎皇帝上吊自殺，明朝滅亡，此後，中國陷入了長期戰亂，一直到1681年康熙皇帝基本平定三藩之亂後，屬於玉米的盛世逐漸到來。
盡管多年戰亂，但在明末清初的動蕩中，玉米沿著福建-江西的路線，繼續傳入湖南，在清代湖南的方志中，出現了「湖南一省半山半水……至於深山窮谷，地氣較遲，全賴包谷、薯、芋、雜糧為生」、「玉蜀黍俗名玉米，荊屬傍山及州田多種之」的記載。
進入清朝康雍乾時期（1662-1795年）後，玉米沿著福建-江西-湖南的路線，逐漸在湖廣地區傳播開來，這方面，棚民的開發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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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入關後，早在順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官方能控制的人口僅有1920萬人，雍正時期取消人頭稅實行攤丁入畝後，中國人口開始激增：乾隆六年（1741年），清朝人口達到了1.43億人；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清朝人口達到了2.96億人；到了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清朝人口更是大爆炸，達到了4.12億人。
對於這種人口的激烈暴增，乾隆皇帝感到了巨大壓力，因為當時，清朝的耕地從順治十六年（1659年）的549萬頃，擴展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時的607萬頃，面對平原地區土地的開墾殆盡，乾隆皇帝憂心忡忡地說：
「朕查上年各省奏報民數，較之康熙年間，計增十餘倍。承平日久，生齒日繁，蓋藏自不能如前充裕。且廬舍所占田土，以不奮倍褪。生之者寡，食之者眾，朕深憂之。有幸朕臨禦以來，辟土開疆，幅員日廓，小民皆得開墾邊外地土，藉以暫謀衣食。然為之計及久遠，非野無曠土，家有贏糧，未易享升平之福。」
為了解決這種人口與土地的巨大壓力，乾隆七年（1742年）開始，清廷正式「弛禁」，從以前的禁止，轉為允許和鼓勵農民進入山區開墾，並宣布山區開墾土地免收地稅，同時還對山區居民在科舉考試方面給予名額照顧，這些舉措更加促進了中國山區的開墾，而耐旱、易種的玉米，從此隨著中國農民的腳步，開始了浩浩蕩蕩的挺進山區運動。
早從明代後期開始，隨著土地兼並的愈演愈烈，加上明朝後期中國水旱蝗災等自然災害的頻發，大量農民就開始湧入山區開發土地，這些在山區搭棚居住的農民又被稱為「棚民」。
《清史稿·食貨志》就記載道，「棚民之稱，起於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縣內，向有民人搭棚居住，藝麻種著，開爐煽鐵，造紙制菇為業。而廣東窮民入山搭寮，取香木春粉、析薪燒炭為業者，謂之寮民。」
當時，這些湧入山區的農民，通過砍伐樹木從事耕種、煉鐵、燒炭、種植蘑菇和采礦等各種職業，由於明末清初大規模戰亂，這就使得更多的平原居民開始湧入山區避亂求生，於是，在湘贛、贛鄂皖、閩浙贛、閩粵贛、川鄂陜等各省交界地區，棚民的大規模聚集和向山區開發，成為明清時期的重要移民現象，而在清朝康雍乾時期人口大爆炸的背景下，激增的人口無處可去，更加大規模湧入山區，於是，在乾隆六年（1742年）清廷正式放開山區開墾禁令後，一場有關中國山區開墾的浩瀚運動更是激烈展開。
▲康雍乾時期開始的人口大爆炸，與玉米的傳播互為因果
在向南方各省交界的山區開墾運動中，由於傳統的水稻、小麥、粟、黍、高粱、蕎麥等作物對水源、土壤和氣候要求相對較高，這就使得從美洲引入的玉米、地瓜和馬鈴薯等農作物開始大顯身手：當時，棚民一般在山區的低地種植喜歡暖濕氣候的地瓜，在更高的山地則種植耐旱的玉米，在高寒地區則種植生存能力最強、耐「地氣苦寒」的馬鈴薯，三種美洲作物因地制宜、輪番上陣，從而為棚民的生存，和中國的人口大爆炸，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食物動力。
當時，隨著玉米的廣泛種植，以地處湖北四川陜西三省交界的湖北恩施為例，「環邑皆高山以包谷為正糧，間有稻田種植，收獲恒遲，貧民則以種薯為正務，最高之山惟種藥材，近則遍植洋芋（馬鈴薯），窮民賴以為生。」
到了清朝嘉慶皇帝時期（1796-1820年），湖南湘西的《龍山縣志》記載說，當地的棚民「燒舍種植雜糧，包谷尤為大莊」，同時期的湖南瀏陽，其《瀏陽縣志》也記載說：「山土隻種包粟」。
到了道光皇帝時期（1821-1850年），湖北建始縣志更是記載說，當地「巨阜危峰，一望皆包谷也」。
隨著棚民在山區的開墾，於是，玉米沿著福建-江西-湖廣地區開始廣泛蔓延，並反向滲透進入貴州、雲南地區，到了嘉慶、道光皇帝時期，隨著大量外省流民湧入雲南，雲南的玉米種植也進入了高潮時期，當時，湖北、湖南、福建、廣東等地流民紛紛遷入雲南，以致於當時清廷大員林則徐在雲南保山縣看到玉米種植「自半山腰中，下至臨江間」、「無業客民，單身赴彼，或種包谷雜糧」，而在雲南順寧府，玉米甚至成為了主糧，「府屬山多田少，多種蕎與玉米，以此為天」，在雲南曲靖府宣威州「苞谷，熬糖、煮酒、磨面，功用甚大，宣人仰為口糧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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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明末清初戰亂的結束，玉米在中國開始了更為廣泛的傳播，而隨著湖廣填四川運動的開始，玉米在中國的傳播，也進入了第二個高潮。
1681年清廷平定三藩之亂，當時，四川在經歷明末清初長達四十多年的戰亂後，人口從明朝萬歷六年（1578年）的600萬人，銳減至不足50萬人。全省90%的人口喪亡，「合全蜀數千里內之人民，不及他省一縣之眾」。
面對四川土著人口幾乎傷亡殆盡的慘痛局面，清廷從康熙皇帝時期，就開始大規模鼓勵湖廣地區的民眾移民四川，史稱「湖廣填四川」，而從康熙皇帝時期到嘉慶皇帝時期，湖廣地區共有600多萬人移民四川，從而為四川的人口復蘇和開墾註入了嶄新活力。
隨著「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的浩瀚到來，玉米，也隨之開始大規模挺進四川，並延伸進入四川與陜西、湖北交界的秦嶺、巴山地區，乾隆時期，陜甘總督畢沅就上奏說：陜西興安州（今陜西安康）「從前多數荒山，後因兩湖、安徽、江西、四川、河南等省民人前來開墾，數年中，驟增戶口數十萬。」
當時，棚民進入秦嶺巴山地區後，「或隻身前往，或攜眷而來，開墾黃山，種植包谷雜糧」，到了乾隆時期，陜南地區的《延長縣志》記載說，棚民在陜南山區種植玉米收成顯著，「近來南方普種山原，收獲倍於別種，始知玉米」，「南方農人種僅二十餘年，不憂饑餓且或驟致小富」，因此「勸種玉米以濟民食」。
▲湖廣填四川，促進了玉米在西部的廣泛傳播
當時，陜西「漢中府之留壩、鳳縣、寧羌、略陽、定遠、洋縣六邑，商州之鎮安、山陽、商南、洛南四邑，興安府屬之安康、石泉、紫陽、詢陽、白河五邑，民食皆以苞谷雜糧為正莊稼」，「山氓為常飯」，而在陜西有些地區，甚至出現了「（包谷）一季歉收，不惟貧者無食，即富者亦無糧」的仰以為生的局面。
在這種玉米、地瓜和馬鈴薯等美洲農作物大規模挺進山區的作用下，中國開始了自宋代引入占城稻以後的第二次農業革命，對此，歷史學家葛劍雄評價說：「番薯、玉米、花生、土豆等高產耐旱作物的引種等都曾大大提高了糧食產量，從而使人口有了新的增加」，學者薑濤也指出：「糧食作物品種的不斷改良，尤其是美洲高產糧食作物的引進，無疑也是中國人口在明清兩代得以大增長的重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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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促進人口大爆炸的同時，玉米對中國歷史的進程，也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沖擊。
在明末清初以前，盡管中國的原始森林逐漸經歷了大規模破壞，但在川鄂陜、湘贛、贛鄂皖、閩浙贛、閩粵贛等各省交界地區，仍然存在著廣袤的原始森林，明朝中後期玉米、馬鈴薯等耐旱和適宜山地種植的美洲農作物進入中國後，隨著玉米的大規模傳播和開墾種植，中國的森林破壞也再次進入了高潮。
當時，各地棚民在進入山區後，紛紛砍伐森林種植玉米，在玉米的支持下，在山區紮根下來的棚民又繼續砍伐森林煉鐵、燒炭、種植蘑菇，這種「剃光頭」式的山區濫砍濫發，使得山區土壤在幾年後就被雨水沖刷流失，到處「石骨嶙峋」難以耕種，於是，棚民又繼續在山區遷移開墾「遊耕」，使得中國南方各省交界的森林毀壞愈演愈烈。
到了道光皇帝時期（1821-1850年），陜南地區的山地，「為川楚客民開墾殆盡」、「低山盡村落，溝岔無餘土」，隨著棚民的大規模毀林種田，水土流失問題也日益嚴重，同治皇帝時期（1861-1875年），江西武寧縣志就記載說，「棚民墾山，深者五六尺，土疏而種植十倍。然大雨時行，溪流湮淤。十餘年後，膏壤無存，地力亦竭」，由於棚民開山造成大規模的森林砍伐和水土流失，這就使得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水患日益嚴重。
對此，當時的湖廣總督林則徐（1785-1850年）就向清廷上奏說，漢水流域由於秦嶺巴山地區的棚民開山種植玉米等農作物，造成常年水患：「襄河河底從前深皆數丈，自陜省南山一帶及楚北之鄖陽上遊深山老林盡行開墾，栽種苞谷，山土日松，遇有發水，沙泥隨下，以至節年淤墊，自漢陽至襄陽，愈上而河水愈淺……是以道光元年至今，襄河竟無一年不報漫潰。」
在這種大規模開墾山區，造成濫砍濫伐森林、水土流失和水患逐年增加的背景下，移民進入山區的棚民與山下的地方土著的矛盾也不斷加深，這種土著與客籍之間的矛盾，也使得有些土著將棚民稱之為「棚匪」、「棚害」，有的地方土著甚至寫了《驅除棚害記》，以記載土著居民連結官府驅逐棚民的「功績」。
而在棚民方面，一方面是巨大的生存壓力，在清代愈演愈烈的土地兼並和人口大爆炸背景下，他們不得不進入山區開墾謀生；另一方面，他們又被地方土著居民和官府所仇恨敵視，隨著山區水土流失的日益嚴重，在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背景下，進入山區的棚民生存環境也日益惡劣，以致於當時的棚民哀嘆說：「某騾子，實則騾亦不逮矣！」
在這種生活得比騾子還辛苦的沉重生活壓力下，於是，嘉慶元年（1796年），在棚民聚集、生態環境日益惡劣的湖北枝江、宜都等山區，白蓮教起義率先爆發，並很快就蔓延到了整個秦嶺巴山地區，清廷最終經過九年混戰，「竭宇內之兵力而後定之」，盡管白蓮教起義平定，但清廷卻元氣大傷，開始步入亂世末日。
而從某種邏輯上，玉米的傳播，也與清朝的人口大爆炸、山區生態環境惡化以及白蓮教起義，有著間接的關係。
▲白蓮教之亂，爆發在玉米種植最為廣泛和人地矛盾最為突出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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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蓮教起義被鎮壓後，鴉片戰爭的爆發，則使得玉米進一步擴散傳播。
1840年，英國正式對清朝發起鴉片戰爭，清朝在屈辱中被迫卷入全球化，而隨著洋布等各種進口商品的沖擊，中國傳統的手工業者開始大量破產；在土地兼並、生態惡化的背景下，農民的生存環境也日益惡劣。
另外，在玉米、地瓜等農作物促進清朝人口大爆炸、山區開墾、破壞森林、水土流失的長期積累影響下，到了晚清民國時期，隨著生態環境的日益惡化，中國的水旱蝗災也開始愈演愈烈，到了道光皇帝時期，清朝的自然災害到達了高峰，這種生態環境惡化，甚至流毒影響到了民國時代，在從1912年民國建立到抗戰爆發的1937年間，短短25年間，中國爆發重特大水旱蝗災竟達77次之多，並引發了多次大饑荒。
在全球化的商品沖擊以及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沖擊下，晚清民國時期的農民貧困化也日益嚴重，於是，不僅僅是在山區，即使是在平原地區，盡管糧食種植結構仍然以水稻、小麥為主，但普遍將稻米和小麥用來交租繳稅的農民，卻吃不起自己辛辛苦苦種出來的糧食了，例如在民國時期的山東黃縣，由於玉米相對小麥等作物便宜很多，以致當地農民普遍以玉米為主食：
「食糧之屬以麥與谷為主要品，其更賤者則為高粱，近二三十年來多種玉蜀黍者俗呼曰包米，遂皆以包米為片片，谷制者少矣，蓋黃境全恃三省之糧，東三省產包米，其價較谷為儉，農家乃自種之，食之頗甘，微不耐饑，故包谷日多，而谷日少，並高粱亦鮮食者矣。」
隨著晚清民國時期農民貧困的日益加劇，玉米也在河南、河北、山東等地開始廣為種植，為了活下去，農民不得不放棄了相對精細的稻米和白面，改而吃起了相對粗糙的玉米和地瓜，因為玉米和地瓜這兩種作物相對更高產、更便宜，農民相對還吃得起。
對此，民國時人徐坷在1924年分析說，「南人食稻，北人食麥，夫人而知之，然皆就中人以上之家言之。簍人之常食品，南為薯芋，北為玉蜀黍，南之佐以豆，北之佐以黍、翟者，則僅見。」
▲玉米在晚清民國時期，成為北方貧困農民的重要主糧
由於晚清民國時期農民普遍貧困，因此到了民國時期，山東很多地方的農民都是以玉米、高粱、地瓜等為主食，而不是傳說中的小麥，民國山東的《清平縣志》也記載說:
「食品，以麥為尚，惟富民食之：中產以下所食惟玉米，高糧（粱）等，而間以薯芋。」
民國時期河北《清苑縣志料》也記載道：「鄉民常食以高粱、小米、玉蜀黍為多，向不食用麥粉，即食之均在舊歷年節或麥秋時偶用數日，過此以後仍食雜糧，高年人亦有食麥粉者，半皆小康之家，勞農人家自以粗糧為便也」。
而在河南，民國時期的《洛陽縣志略》也這樣寫道：「貧者多食小米、玉蜀黍、番薯、豆類等雜糧，而佐以園蔬及野菜之類」。
在晚清民國時期農民普遍貧困化的影響下，於是，玉米的種植繼續迎來了高潮，甚至在傳統上號為富庶之地的安徽、浙江等省的山地地區也「多種之」，例如在浙江遂安縣「玉蜀黍……幾為全邑半年之糧」。
也就是在這時期，玉米最終在黃河中下遊也廣泛種植開來，並突破長城，進入到了長城以北的內蒙和東北地區，於是，到了民國時期，中國以水稻、小麥、玉米、高粱、谷子、地瓜和馬鈴薯等為主要糧食作物的種植結構最終逐漸定型，而歷經四百多年傳播，玉米、地瓜、馬鈴薯等美洲作物最終也在中國紮根下來，成為中國人餐桌上的重要主糧之一，並助力了中國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
而在品味歷史的同時，我們作為祖先艱苦謀生的留存後裔，又怎能不感謝玉米的功勛和上天的眷顧？
▲玉米在今天中國的主要分布區域
參考文獻：
曹玲：《美洲糧食作物的傳入傳播及其影響研究》，南京農業大學2003年碩士學位論文
韓茂莉：《近五百年來玉米在中國境內的傳播》，《中國文化研究》2007年春之卷
王雙懷：《明代從海外引入華南的糧食作物》，《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年第1期
金麾：《清代森林變遷史研究》，北京林業大學2008年博士學位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