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窮人為什麼不自己開荒地自給自足，反而要給地主打工受氣？

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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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提問

古代窮人為什麼不自己開荒地自給自足，而要給地主「打工」？

答：在「封建制生產關係」的古代社會，理論上說人少地多，「開荒」似乎不難，只要把荒地侍弄好，做個手裡有糧的自耕農，甚至「喂馬劈柴照顧家園」，這「田園詩」一般的生活，豈不比那些給地主家「扛活」的佃農自在？但遺憾的是，如此「美好生活」，基本是留在想像中，放在漫長古代史上，並不現實。

首先一個實打實的難題，就是古代農民「開荒種地」，那高昂的生產成本。不開玩笑說，古代農民開荒這事兒，比現代普通年輕人「創業」要難得多。且不論稻種農具等必要支出，就說最「剛需」的耕牛，那就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中國人使用耕牛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戰國時代。而且由於古代中國先進的鐵農具裝備，一兩頭使用中國曲轅犁的耕牛，就能完成同時期歐洲六至八頭耕牛的工作量。但即使這樣，對於古代中國農民來說，「養牛」的負擔也絕不小。功夫巨星李連傑的經典作品《少林小子》裡就有生動情節：兩位力大無比的少林俗家弟子，帶著一群半大小子玩命開荒種地，盼著攢夠錢娶媳婦，可一年省吃儉用下來，也不過「攢了兩條牛腿錢」。

而比起真實的歷史，這劇情也毫不誇張：就以商品經濟無比繁榮，「集約養殖」技術空前發達的宋代來說，雖然由於養殖業的進步，宋代耕牛產量大大提高，但「一牛馬所費，當五人之食」，每天單是喂牛，就是不小的費用。南宋學者方萬裡也估算，南宋慈溪官府養八頭牛，每頭牛每月要吃掉一貫草料錢。到最後由於官府負擔不起，以至於「牛存者一頭」。這哪裡是養牛，分明是「養大爺」。

養牛如此花錢，那買牛呢？還是以宋代為例，耕牛的「市場價」，也是隨時代波動。以《宋會要》的記載，北宋初年一頭耕牛的平均價格，大約是三貫錢。北宋中後期暴漲到十貫錢，南宋年間更漲得沒邊，長期保持在「四十貫錢一頭牛」的「高價水平」。要知道，北宋初期的普通文官，月薪通常是十貫錢。宋仁宗年間的縣令，月薪最高也就十五貫（還經常被剝削）。「買牛」這事兒，對於這類官宦家庭來說，也真不輕松。

官員「買牛」都不易，普通的農民「買牛」，當然更不易。「二十畝地一頭牛」這願望，放在古代好些時候，對於農民來說，真是一輩子的奢求。

比如在宋代，「租牛」就是農村生產裡常見的現象：普通的佃戶，都是「借人之牛，受人直土」。以蘇軾的形容說，宋代許多大地主家庭，「名下」動輒有三五百佃農，靠租用主人家的耕牛來耕作。唐宋年間的自耕農們，也都是「稚田冬旱借牛耕」，那不用耕牛行不行？學者邢鐵估算，宋代五口之家的佃戶，全年口糧就需要40石，加上交租更要80石，全年產量上不去，一家老小就要餓肚子。這牛再金貴，也得租。

所以，放在中國歷代「鼓勵墾荒」的年月裡，為鼓勵農民墾荒積極性，統治者們也無不在耕牛方面做文章。比如三國時代的曹操，就下令官府用鹽業利潤收購耕牛，再借貸給北方農戶。甚至戰死計程車兵家屬，也可以享受「官給耕牛」的待遇。隻這一條，就叫多少北方軍民眼睛放光，精神抖擻給曹操賣命。

而到了明初全力恢復經濟的年代裡，「耕牛大派送」也成了常事。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時，就曾四次撥出專款，購買耕牛分發給北方墾荒農民，每次都是數萬頭的規模。明成祖朱棣「合法登基」後，即位沒一個月，就對山東河南的農民「以官牛給之」，在整個永樂年間，明王朝不但多次送牛，每次還命官府打造相幹農具，一道「配套贈送」。

正是由於這不惜血本的投入，才有了明初農業高速發展，農業產值甩開宋元一倍，國家儲糧「宇內富庶」的好景象。但這類「送耕牛」的好年月，也並非什麼時候都有，更多的時候是，哪怕農民家裡窮的掉渣，哪怕上一年遭遇天災，欠了一屁股債，新一年也要如明朝學者陳恩嘆息的那樣「再供租約賃耕牛」。

一頭牛，都意味著這麼重的負擔，再算上天災豐欠種子肥料等各種成本。古代一戶「墾荒」的農民，負擔更是可以想。哪裡能想開荒就開荒？中國古代「小農經濟的脆弱性」，牽頭牛來就能整明白。

而且退一萬步說，就算有農戶天生神力，靠著強大的生產能力開荒成功，建立了自己幸福的「田園」。可這田園能維持幾代，也同樣是這大問題。哪怕年年風調雨順，哪怕農業生產成本一直穩定不變。封建王朝的盤剝與土地兼並，都足以讓一家普通農戶「扛不住」。

還是以宋代為例，宋朝號稱「富宋」，統治者「不遏兼並」，宋朝農民的負擔也一代代暴增。除了日常的「二稅」外，農具、牛皮、鹽、鐵等十幾種名目，都要再附加交稅。到了北宋中後期，這些附加稅往往是「二稅」的數倍。更狠的卻是徭役，以北宋的徭役制度，有錢的富戶往往要擔任「衙前」，也就是組織勞役。可北宋徭役沉重，有錢人不會扛這鍋，稍有錢的自耕農就倒了血黴，服一次勞役下來，就給折騰到破產。

發展到北宋「仁宗盛世」年間，以名臣韓琦的嘆息說，許多自耕農地不敢種，牛不敢養，家裡有守寡老母的，都逼著老太太太改嫁。就怕被人「誤會有錢」，弄成「衙前」就糟了。發展到後來，很多自耕農為了逃役，幾乎是舉家逃亡，以至於「稅存戶亡」，這樣的光景，再好的「田園生活」，也是過不下去。

為什麼會這樣？宋仁宗年間，野史上的「大青天」，正史上的「老直臣」包拯，就給宋仁宗怒揭了真相：大宋土地還是那些土地，農民還是那些農民，可「吃俸祿」的官員數量，四十年裡膨脹了三倍。而且應官員們的要求，俸祿水平還隔幾年就漲一次。這麼多錢從哪裡來，可不就是「重率暴斂，日甚一日」。就是苦老百姓買單。

這番怒斥後，「愛民」的宋仁宗也連連嗟嘆，可嘆息過後，還是該「暴斂」照樣暴斂，不「暴斂」那麼多「名臣」吃什麼？看過這雷景象，大概也就明白，為什麼「優雅」且「皇帝仁慈」的大宋，三個世紀裡鬧了四百多次農民起義。

發展到明朝，情況就更讓人深思。明初號稱「輕徭薄賦」，但到了明朝中後期，農民承擔的賦稅，也是不知不覺就漲。明朝弘治年間時，東南地區的農村賦稅，就通過「折變」的方式，增加了五十多種附加稅。萬歷年間推行全國的一條鞭法，在張居正去世後就走了樣，萬歷親政後，東南農業賦稅「折銀」，竟然增加了三倍多。地還是那些地，賦稅滾雪球加，任何一家自耕農，都是苦不堪言。

賦稅如此沉重，交不起稅的農民們，自然也不得不捨棄土地。所以在明朝中後期的東南沿海，土地兼並的新一輪狂潮掀起。享有特權的皇室官僚們大量兼並土地，千千萬萬交不起稅的農民淪為佃農。然後就是「富者田連阡陌……無公家絲粒之需，貧者無立錐之地，而租稅額如故」。有錢人不交稅，窮人交不起，財富驚人的東南地區，就這樣陷入惡性循環裡。

如果說在富庶的東南，貧窮的農民尚可做佃農，那麼在本就不富裕的北方，農民的處境只能更糟。比如陜西西鄉地區「富民置產，棄多貧民」，甚至「地無立錐者輸且關石」。地都沒了重稅照樣要交。有錢人的稅，也得沒錢的窮人接著扛鍋。富人們「飛灑」等甩鍋賦稅的手段，明末也早爐火純青。以至於「有赤子無立錐地而包賠數十畝空糧者」，窮到赤條條，也得替人扛稅。

這樣一來，同樣是土地兼並，同樣賦稅沉重，農民們別說「田園生活」，就算想做佃戶也不可得，只能舉家逃亡。天啟年間的河南，就出現了整村農民「逃光」的奇特景象。有些人煙稠密的村落成了無人區，昔日肥沃的土地變成了荒地。官府呢？卻是「民有壯年逃竄，而掠童稚以索賦」。大人逃光了沒關係，不還有孩子嘛。

當可憐的農民，已到了「做佃戶不可得」的地步時，接下來那場席卷華夏，叫崇禎帝悲戚戚上吊的大亂，已經悄然埋下伏筆。而制造這一切的，恰是明朝君臣自己。

這痛心的一幕，折射了中國兩千年封建史，無數興衰背後的真相。「墾荒難不難」的話題背後，是多少發人深省的思考。

參考資料: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朱伯康《中國經濟通史》、孟慶遠《逐鹿神州》、唐 曄《宋代養牛史》、呂曉玲《環境與利益博弈下的宋代耕牛租賃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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