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奸」柳雨生與日本的苦澀因緣

撰文：徐靜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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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雨生，本名柳存仁（1917~2009），雨生為其字。柳存仁，生前曾任澳洲國立大學中文講座教授、亞洲研究院院長、澳洲人文科學院首屆院士，因其在道教史、明清小說、中國古籍等方面的卓越的研究成績而在國際漢學界享有盛譽，他的著作也屢屢在中國本土出版。但事實上，他在1945年曾因漢奸罪而被國民政府的高等法院判處三年徒刑，1948底年出獄。他的入獄，緣於一段他與日本的苦澀因緣。而這一時期他發表的著述，用的姓名均是柳雨生。

柳雨生出生於北京，康熙年間祖上自山東遷往廣東，父親1898年曾名列秀才，1914年在北京海關學校畢業後在稅務處供職並定居北京。柳自幼入外交部部立小學求學，1928年至廣州生活約一年，12歲時轉至上海，在光華中學等念書，期間顯露文學才華，在《宇宙風》等刊物上發表文章。18歲時的1935年8月，由蘇州的文怡書局出版了《中國文學史發凡》一書，署名柳村任。就在這一年，考入了北京大學國文系。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離開北平回到上海，轉入光華大學繼續求學，期間與同學發行了學術雜誌《文哲》，兩年後獲得北京大學的畢業文憑（其時北平早已淪陷，所謂北京大學也處於日偽的控制之下）。大學畢業後在《大美晚報》、《西洋文學月刊》等擔任編輯，並在光華大學史學系等任教。1940年8月，由宇宙風社出版了各類作品的雜集《西星集》。1937年11月以後，除租界之外，上海已陷於日本占領軍之手。1940年8月，柳離開上海移往香港，一度曾考慮經由香港轉往內地，但後來在香港定居，擔任港英政府文化檢察官。茅盾回憶說：「我（1941年3月）二進香港之後，首先發現的，就是報紙雜誌（當然是進步報刊）上的天窗比三八年開得更多更大了。我研究了這些天窗，看得出香港政府那些檢察官的水平確實有了提高。」（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412頁）此事應該與柳有關，柳本人也曾說及在香港期間與鄒韜奮、茅盾等展開論戰之事，後後悔而停戰（柳雨生《談自傳》，載《古今》第10期，1942年11月，第16頁）。41年12月，香港陷於日本之手，「翌年3月17日予抵廣州，苦住至4月28日始得附‘築後丸’返滬。」（柳雨生《海客談瀛錄》，收於《懷鄉記》，上海太平書局1944年5月，第188頁）為何離港而返滬，內中緣由柳未述及，而事實上，1941年12月，上海的租界也為日本所占領，此時汪偽政府也早以所謂「還都」的形式在南京登場。柳回到上海不久即加入這一傀儡政府，在宣傳部內擔任編審，並在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任秘書。柳與為謀生計而在偽政府內供職的一般人不同，他顯得比較積極亢奮，1942年6月和7月分別在《中華日報》和《中華周報》上發表了《新國民運動與訓練》、《大東亞主義的再出發》。以後又對汪精衛於1942年元旦發表的《新國民運動綱要》發表《釋新國民運動綱要》，1942年12月，柳將相幹的文章集成《新國民運動論文選》交由太平書局出版，此時的柳，已成了汪偽政府的禦用文人和所謂「和平」政策的吹鼓手。

柳存仁

也許柳雨生自己也感到了在泥沼中陷得過深，1943年開始，他試圖脫離政治而在文壇上有所建樹，於是在該年4月，他創辦了文學月刊《風雨談》，當然當時供應緊缺管制極嚴的紙張還必須仰仗太平出版印刷公司的支持，印刷和發行也由太平公司來擔當。也許是與名取洋之助及日本軍部方面達成了某種默契，也許是柳雨生的手段高明，這份雜誌自創刊號起至1945年8月的最後一期（第21期）止，竟然做到了純文學的風格，沒有夾雜一篇與時局相幹的政論文章，也沒有刊登鼓吹「大東亞戰爭」或露骨的「親日」文字。在第9期的「編後小記」中他表明了自己的編輯方針：「本志的理想是純文藝刊物，而不是綜合雜誌。……本志比起翻譯來更重視創作，比起作者的名聲來更重視優秀的作品，比起阿諛奉承來更重視正確的批評。」（《風雨談》第9期，1944年1~2月合刊，第173頁）從中也可窺見柳雨生當時內心的一面。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由日本方面主導的三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柳雨生是唯一一個延續三次均參加的中國人，另一個延續三次參加的是日本詩人草野心平（1903~1988），不過怪誕的是他卻是中國方面的代表（早年曾在廣州嶺南大學留過學的草野，1941年曾受在汪偽政府任宣傳部長的嶺南時代的同學林柏生之邀來南京任職）。1942年11月的第一回大會，是柳的初渡東洋，他雖不諳日文，卻是最活躍的與會者之一，在4日上午於東京大東亞會館舉行的主題為「大東亞精神的樹立」的會議上，他表示「我們東亞的文學家要打到他們的思想（美英侵略主義），為確立指導精神而盡我們的責任，全東亞的文學家一定要齊心協力地來樹立起東亞的新精神。」（《特輯•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載1942年11月15日《日本學蕓新聞》）也許柳雨生自己也明白，這些話只是很空洞的應景口號。但他的活躍表現，卻引起了不少日本作家的好感，尤其是創立了「芥川獎」和「直木獎」、當時擔任文學報國會小說部會的代表和4日會議議長的菊池寬（1888~1948），對這個英語流暢、才氣橫溢的青年人甚有好感，特意請了他到自己的宅邸去做客，作深夜的長談，「我在這間屋裡安息了一晚，並且還洗了一個極暖的澡。」（柳雨生《異國心影錄》，收於《懷鄉記》，上海太平書局1944年5月，第153頁）此外菊池還帶他去參觀了自己創辦的文藝春秋社，柳雨生在歸國後發表的《異國心影錄》中花了很多翰墨來記述自己與菊池寬的交往，而後者也專門撰寫了文章來表述自己對柳的感覺：

「從中支（華中）來的代表柳雨生君，是一個27歲的有為的才俊。專攻英美文學和支那文學，他所創作的詩也發表在了報紙上。……聽說昔日林語堂頗認可他的才華，勸他去美國留學，但因時期太長，且家有老父，就謝絕了。他是一個頭腦聰慧、好學的青年。這樣的人，若讓他在日本留學兩三年，研究日本，將來在日華親善上能起大的作用吧。」（菊池寬《話の屑籠》，載1942年12月的東京《改造》，第95頁）

而後來菊池寬確實表示了挽留的意思，柳自己記述道：「在我離開日本的時候，途中住在奈良。《文學界》的主持人河上徹太郎先生從東京趕到奈良，表示他自己——和菊池先生他們的意思，希望我在日本多住些時候。我們的談話由夜間兩點多鐘到三點半鐘，短袖跣足，穿著寬大的睡袍，同座的還有巖谷大四先生。他們的意思我是明了的，雖然我謝卻了他們的盛情。……我想我們不久的將來一定可以再度見面的，願那個時候也像今天上海的天氣一樣，雖然寒冷，幾小時的厚雪，已經把整個眼面前的世界，裝點成光亮澄澈的新天地了。」（柳雨生《異國心影錄》，收於《懷鄉記》，第155頁）那晚同座的文藝評論家巖谷大四（1915~2006），也對柳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中華民國代表之一的柳雨生氏，是一個弱冠27歲的美青年，一副銀邊框架的眼鏡絲毫也沒有惹人不快，反倒是越加顯得聰穎，個頭小小的，說他是日本人也沒人懷疑，在優雅的舉止中蘊藏著堅定的意志。菊池先生對他很喜歡，帶他到料亭（高級日本料理店）去，讓他在自己家裡留宿。英文相當好，日文也可說幾句。我也跟他成了好朋友，用生硬的日語和生硬的英語交談，回國後也通了兩三次信函。」（巖谷大四《中國代表の橫顔》，收於《私版昭和文壇史》，東京虎見書房1968年，第30頁）

首次的東洋之旅之後，除了《異國心影錄》之外，柳雨生還發表了《海客談瀛錄》，詳細記錄在日本的點點滴滴，在總體上對日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覺得盡管在戰時體制下，日本國民依然保持了刻苦的勤勉精神、井然的社會秩序，也許是發自內心，也許只是粉飾場面，在他的文字中並不吝嗇對日本的讚美：「照我的靜靜的思想的結果來看，日本的知識界，是能夠懂得一種大勇猛大精進的道理的人。這不是輕輕的無謂的恭維話，確是我近來思想的結果之一。我想，做人的道理，最高尚的是應該超乎以德報德的恩仇的觀念之外的。一個人是如此，一個民族國家其實也是如此。」（柳雨生《異國心影錄》，收於《懷鄉記》，第137頁）「以德報德」甚至「以德報怨」，自然是中國人力圖秉持的道德理念，但對於尚處於日本侵略軍占領之下的中國民眾而言，這樣的言論，如果不是錯誤認識的表現，那就是漢奸的幫腔了。

事實上，柳雨生的內心也一直充滿著矛盾和苦悶：「我這一次到日本去，在這個時候，心境的異樣是顯然的，其寂寞和虛空也是顯然的。」（柳雨生《懷鄉記》，第138頁）在《懷鄉記》的序文中他寫道：「《懷鄉記》共包三個短篇的散文，因為（民國）三十一年冬天和去歲八月，我曾經兩次之東，所見所聞，都順手記下了不少，故而把它們輯錄在一起，且以之名書。我深信除了作者本身，別人是不會明白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愛讀它的人們可以觸摸到它蔭翳的清處，可以熟諳了作者的寂寞和心苦。」（柳雨生《懷鄉記》序，第3頁）所謂欲辨已忘言的「真意」，大概就是隱藏在文字之中的作者內心的「寂寞和心苦吧。」

柳存仁著《西星集》

1943年8月，柳雨生再度赴日本東京參加第二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27日就中國的文學雜誌出版動向、中國的日本文學翻譯情況和影劇界的情況作了介紹，在28日晚上舉行的演講會上作了「告日本文學界」的講詞。會議結束後，大會組織了與會者前往名古屋、伊勢、大阪、奈良、京都等地遊覽，歸國後柳發表了《女畫錄》，延續了此前的腔調，讚美了日本目前的「注重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有機體的生命與自由的全體主義」，中國也應該仿效日本實行這樣的主義（柳雨生《女畫錄》，收於《懷鄉記》，第197頁），不知柳雨生是真不知道還是裝糊塗，這所謂的全體主義，正是英文totalitarianism的日譯，在當時的日本，無異於風頭正健的法西斯主義。柳還一再主張，應從文學作品的翻譯介紹著手，切實做些中日文化交流的實事，而不是停留在空泛的座談會和應景的言論上，「中日兩國文學作品的翻譯介紹，這是比什麼的介紹工作都應該積極的，因為它可以幫助各個國家民族的認識了解」（柳雨生《懷鄉記》，第197頁），但柳的本意，是中國作家應該多多向日本學習，他在1944年曾寫道：「鄙人在前歲去歲皆曾應邀（訪日），……得藉機會拜見島崎，武者小路，谷崎諸大家，這在個人甚是覺得是很榮幸的事。去夏抵東之日，正是藤村先生溘逝之次朝，衷心為之傷惻不怡數日，老輩凋零，然無意中竟能再訪武者小路先生牟禮的住宅，拜觀其法繪及其石濤的作品，周旋欣仰其纖塵無礙的人格及投身世俗的修持，這大約是我們當最引以為欣慰的吧。…菊池、谷崎諸先生，也是影響我國文壇方面至深且大的。我想，倘使我們的女作者們在國內也有機會見到這些異國的大家，沉浸於其深刻的作品，對於我們這班女作者們的修養不是也應該與其餘的中外名著同樣有相當的裨益麼。」（柳雨生《文學集會與女作家》，載《女聲》第3卷第7期，1944年11月，第14~15頁）對日本作家的欽仰之情，溢於言表。

1944年11月，柳作為華中代表參加了在南京舉行的第三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雖然是非正式代表，太平出版印刷公司的名取洋之助和女作家佐藤俊子也參加了會議的活動。其時的境況對於日本和汪偽而言，已經是風雨慘淡了，日本在太平洋戰場全面敗潰，汪精衛也在大會開始的前幾日病逝於名古屋，會議雖也發表了空洞的宣言，但與會者心裡都明白，今後將是命運多蹇了。

1944年11~12月，評論家河上徹太郎（1902~1980）在上海逗留了一個多月，第一第二兩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時在日本受到過河上等照應的柳雨生，也熱情接待了這位文學界的前輩，河上對他的印象是：「小個子，留著稀疏的鬍子，一個用娟秀的毛筆小楷書寫信函的青年。」「我在昭和19年11月去上海時，柳君請我吃了當令的大閘蟹。當時正是物價飛漲的時期，他的一片厚意令我十分感動。」（河上徹太郎《大東亜文學者會議のころ》，《河上徹太郎全集》第2巻，第439頁）實際上，當時兩人的心境，都已有些淒涼了。

日本投降後的1945年初秋的某夜，柳雨生以「漢奸罪」與陶亢德一同遭到了逮捕。1946年5月設在提籃橋監獄內的臨時法庭對柳雨生進行了審判，16日的《申報》上配發了有柳雨生穿著長衫照片的報導：

「柳雨生，系文化漢奸，廣東南海人，三十年在香港，翌年五月返滬省親，即投入偽宣傳部任編輯部職務，為林柏生奔走，拉攏文化作家。並任中華日報編輯，一再發表謬論，宣揚‘和運’，並為敵營文化機關‘太平出版公司’編輯《新國民運動論文集》，該書曾譯成日文，頗為敵方稱道。且在偽職任內，出席東京‘大東亞文學者大會’。」（1946年5月16日《申報》）

6月1日的《申報》上刊登了柳雨生被判決的報導：「昨日下午高院又判決了文化漢奸林雨生：‘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有期徒刑三年，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需生活費外，悉予充公。’柳逆聞判含笑，其妻亦笑逐顏開。」（1946年6月1日《申報》）柳之所以含笑，因為在同一天，林柏生在南京被判正法刑，相對而言，他為自己感到慶幸。

與柳雨生有一面之交、1945年3月來到上海供職、後來成了日本戰後派代表作家的自由主義知識人堀田善衛（1918~1998），對柳雨生等文化人因日本占領的緣故而入獄的遭遇頗懷同情，並對負有更大罪責的日本人感到愧疚和自責，他以柳雨生等作為部分的原型撰寫了小說《漢奸》，對日本人尤其是軍方以及戰時的文學界大佬表示了訓斥，還與其他日本友人一起偷偷地將生活用品送往被捕後柳雨生的家中。

出獄後，柳雨生於1952年離開上海移居香港，在皇仁書院等任中文教員，同時繼續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1952年出版了小說《庚辛》（香港大公書局），1958年出版了《中國文學史》（臺灣東方書局），1959年出版了劇作集《在舞臺的邊緣上》（香港齡記書店）。1962年，赴國立澳洲大學中文系任講師，66年晉升副教授繼而教授，直至1982年退休。期間潛心道教與中國文學關係的研究，業績斐然，主要著作有《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s on Chinese Novels》（Wiesbaden.OttoHarrassowitz,1962）、《Chinese Popular Fictions in Two London Libraries》（香港龍門書店1967年）、《SelectedPapers from the Hall of Harmonious Wind》（Leiden.E.J.Brill,1976，該書1991年以《和風堂文集》的書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New Excursions from the Hall of Harmonious Wind》（Leiden.E.J.Brill,1984，該書1999年以《道家和道流——和風堂文集續編》的書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2年澳洲政府為表彰他卓越的學術貢獻，授予他澳洲榮譽勛章。1998年受母校北京大學的邀請在該校講學，講稿編成《道教史探源》，2000年由北京大學出版。

1951年柳存仁（此時「柳雨生」已棄用）與葉靈鳳、俞振飛、李伯言、陳夢茵等人在香港的合影。前排左一席地而坐者即柳存仁。

自獄中出來，表面看來柳雨生似乎已與日本斬斷了情緣，其實不然。這倒也並非他對自己過去的行徑毫無懺悔，而是他對日本的民族精神以及昔日的友人，內心依然存有傾慕和懷念之情。1968年6月，從歐洲遊歷歸來途經香港的草野心平，聞悉柳雨生已在雪梨的大學擔任教授的消息，頗感欣慰。1969年4月26日，出院以後的草野收到了同一天自美國發來的書信：

「寄信人名曰Prof.Liu Ts’un Yan，字跡有些熟悉，人卻並不認識。如果寄信的地址是雪梨的話，我也許會覺得這是柳雨生的變名，但發信處是哈佛大學，我心中沒有頭緒。只是那信上說，8月份來東京，想看了兩三個美術館之後跟你一起作十來天的觀光旅行，具體日程由你安排。信的最後，是用中文寫的這樣幾句詩：苔空綠殘死，老松清蔭瘦。結廬臥白雲，柏子燒春盡。我心裡雖然記掛著這封信，還是把它放下了。於是來了第二封信。說他已經知曉我曾經住了醫院，等我的回信。署名是柳存仁。於是給他回信說，6月到9月我在夏威夷大學，不在東京，沒法見面。他又來了第三封信，說在夏威夷見面吧。這個柳存仁突然出現的是在7月2日，就在我第二次講課將要開始之前。是柳雨生。我八成可以肯定是柳雨生。跟以前一樣戴著一副金絲邊眼鏡，身材瘦削的美男子，跟以前不一樣的是已經生出了白髮，我們的交談用的是英文。他走進了我的教室，跟學生們一起坐了下來。……他一直聽我講著他聽不懂的日文，十分鐘課間休息的時候我們匆匆交談了幾句。他說他也在大學裡講道教。受楊格教授的款待，我們一起去了一家叫維羅斯的夏威夷餐廳。他到我住的公寓裡來過兩三次，對於分別以後的他的行蹤，我幾乎什麼都沒問。他獲得了牛津大學的文學學位，那麼應該有去過英國了吧。他也沒有具體問我什麼。我覺得大概還是這樣好吧。好像不是闊別二十幾年以後的重逢，倒像是經常見面的。……我把河上徹太郎、巖谷大四兩人的地址抄給了他。後來聽說他們三人一起在赤坂那邊喝了酒。」（草野心平《柳雨生》，原收於《続•私の中の流星群》，東京新潮社1977年，《草野心平全集》第11卷，東京築摩書房1982年，第232~233頁）

引文有些長，不過這份文獻也許一般中國人難以觀看，便譯述如上。

文章家董橋曾撰寫過一篇《懷念柳先生》，情真意切，而對他1942年至赴港之前的經歷，隻字不提，蓋為尊者諱。歷史的印痕也許會隨著歲月的流逝而受到風化剝蝕，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一段歷史並不存在。當我們就柳存仁的研究功績向他表示致敬的時候，也不必去遮掩歷史的真實。

（作者為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