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本書,了解漢學諾貝爾得主眼中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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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堂堂繼續為大家帶來堪比小說精彩的真實歷史故事,

而這一次,是關於書寫歷史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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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湖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

知史的讀者,必知京都學派,而知京都學派者,必知宮崎市定。」

宮崎市定,何許人也?


宮崎市定(1901—1995),日本知名歷史學家、京都學派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曾榮獲日本學術權威獎項學士院獎和法蘭西學院頒發的儒蓮獎,儒蓮獎也被譽為「漢學諾貝爾」(我國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也曾獲得該獎項)。宮崎市定代表作有《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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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崎市定一生酷愛文學,青年時代尤其熱衷於創作和歌,不僅在高中校園與友人一同創辦文學雜誌,其詩歌投稿還被刊登在當時的社會雜誌上。而在作為歷史學家的宮崎市定的作品中,我們也不難體會到他對書寫文學性的追求。

1922年宮崎進入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學習,師從內藤湖南桑原隲蔵羽田亨狩野直喜等,專攻東洋史。

19世紀70年代,風頭正盛的東京帝國大學是日本高等教育界的風向標,而京都大學則踏上了成為高校界「東京電視臺」的道路,致力於擺脫東京帝國大學唯我獨尊的統治,另辟蹊徑,開始了與前者「全盤西化」相反的建設道路,宮崎市定便是在次背景下攻讀東洋史,親身經歷「京都學派」的發展與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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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大學」是指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帝國,在其本土和殖民地上的中心城市所建立的,象徵國家最高榮譽並具有濃厚帝國主義色彩和軍國主義性質的,全國最頂尖的實施高等教育、從事科學研究的九所綜合性國立大學的統稱。

陳寅恪先生有雲:「東國儒英誰地主,藤田狩野內藤虎」說到宮崎市定,便繞不過他的老師內藤湖南。

武士家庭出身的天才少年

四十歲無文憑的大學教授

內藤湖南,京都學派一代「男團」的c位擔當

上世紀二十年代,內藤湖南開創性的提出時代區分論,將中國的朝代根據其時代特色,分為「上古」、「中世」「近世前世」「近世後期」等四期,又根據時代區分論提出唐宋變革說京都學派標誌性理論

宮崎市定彌補了內藤在社會經濟和法律考量的欠缺,成為京都學派集大成的歷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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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分別為內藤湖南、富岡鐵齋、羅振玉、犬養木堂、長尾雨山

然而在宮崎市定投身東洋史研究之初,這門學科還如同襁褓中的嬰兒般稚嫩:

東洋難道真的不存在西洋那樣的歷史嗎?當然不會。既然這樣,那麼我們只能歸咎於沒有人能寫出這樣的歷史著作來。如果真是這樣,那誰來寫呢?等待別人寫出來再讀也是一種選擇,但既然選定了東洋史學,那麼自己就有責任來分擔這個任務。不過,我不想寫那些誰都看不懂的書。於是,我覺得最緊要的是,首先必須把東洋史的研究至少提高到西洋史的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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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宮崎市定

1936年,宮崎市定西渡法國開始了自己的留學旅程,並在那裡遇到了自己的「寫作導師」——法國偵探小說作家喬治·西默農(Georges Simenon),由於熱衷於閱讀歷史和偵探小說,宮崎市定形成了其明快靈活、學術性與可讀性兼備的寫作風格。他追求基於史實的「歷史現場感」,而正是這獨特的治學觀念加上筆耕不輟的寫作訓練,使他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了一位在廣闊歷史中復原現場的偵探。

發奮致力於像麥格雷偵探(西默農偵探小說中的主角)那樣,栩栩如生地復原過去,因此在歸國之後得以筆力大進。

——宮崎市定

宮崎市定留學法國期間遊歷歐洲和中亞諸國,曾以政治學為志向的宮崎市定在留法期間遊歷了歐洲和中亞諸國,還曾經努力學習阿拉伯語,試圖研究溝通東西方的阿拉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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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崎市定對科舉制度的興趣由來已久,早在在大學二年時狩野直喜一門「清朝制度與文學」課程便讓宮崎市定心中產生了「制度是歷史的結晶」這一想法。

1939年,宮崎市定受到東亞研究所的委托,研究清朝官制和官吏任用制度,後因原稿形式問題而被束之高閣,1945年,戰爭愈演愈烈,日本的頹勢明顯,空襲日益頻繁,宮崎市定的同僚朋友中應征入伍的人越來越多,44歲的宮崎市定自言道:

我作為一個從事學問的人,多少受到本能的驅使,希望整理以前的研究給後世,於是面對未寫完的稿紙發奮起來。……當我不顧妻子挨餓而終於脫稿之時,正好收到了召集令狀,我做好了將這本書作為生前遺稿的心理準備。

然而,在宮崎市定將歷磨難寫完的原稿交給秋田屋書店出版時,發生了大阪爆炸。秋田屋總社化為一片廢墟,但保存在大金庫中的《科舉》原稿卻奇跡般的幸免於難。

戰後一年,好不容易到了要出版的時候,最關鍵的秋田出版社卻破產了,宮崎自己取回稿件,在教員們的幫助下出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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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中國的考試地獄》書影

《科舉》的出版一波三折,混亂年中《科舉》並未受到太多關註,二十多年後,伴隨內容修訂豐富,書中鮮為人知的趣聞加之宮崎通俗易懂的寫作手法,使得《科舉》一舉成為暢銷書,令「科舉」一詞在日本和歐美普及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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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在談論考試時,我們在談論什麼?《科舉史》從歷史的角度給出了答案。科舉制度雖然在 20 世紀初已經終結,但它的影子依然活躍在我
們的生活中,比如各省高考的第一名仍習慣稱為「狀元」,「春風得
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等與科舉
相幹的詩歌還在傳誦。

《科舉史》從「歷史現場感」出發,本書深入描繪了鄉試、縣試、殿試的層層選拔,勾勒出一條古代學子的層層升級之路,這條道路事關階級流動和個人價值的實現,同時也常被冠以其他名字:「金榜題名」、「功成名就」、「出人頭地」……本書還對考試中各種作弊與反作弊手段的詳細考察,機制與反機制、結構與個人、規則與私利,交匯出不變的貓鼠遊戲。

獨特的治學理念和史學理解,使得本書能從具體的場景切入,展現出科舉制反映出的民族性格與文化傳統,和二者之間相互塑造的精彩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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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宮崎市定,對魏晉南北朝歷史有所涉獵的讀書幾乎都會下意識地聯想起「九品官人法」。作為宮崎市定的代表作,《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下稱《九品官人法研究》)為他帶來了日本最為權威的學術獎項之一的「學士院獎」和有著「漢學諾貝爾獎」之稱的法國儒蓮獎,該書也是宮崎自己引以為傲的、前所未有的獨創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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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書,了解漢學諾貝爾得主眼中的中國 歷史 第7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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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春,從題為「胥吏的研究」的講義開始,宮崎將關註點集中於古時漢代可以自由從民間選用人才,為什麼中世以後就不可以了這一點。一路追溯,他來到了自漢魏政權更替的瞬間到隋代一直實施的九品官人法問題。

《九品官人法研究》不但有廣闊的氣象和體量,又把歷史的暗潮洶湧納入到嚴謹的學術寫作中。宮崎市定通過搜集分散於史籍本傳中的實例,找出鄉品與官品之間的對應關係,以突破傳統的研究模式,準確描摹了九品官人法在300多年間的發展、演變,以此為線索,將魏晉南北朝的選官制度、職官制度與貴族制度整合在一起,深刻揭示了魏晉南北朝政治制度與中世門閥貴族沉浮興衰的脈絡。

《九品官人法研究》的問世,徹底改變了過去那種針對某一具體問題、從若干具體事例出發概括得到的中世觀。今天我們重新審視這不著作,依然可以感受到宮崎市定在廣闊的視域下建構起來的嚴密、雄厚的史學體系,以及他深入淺出的論證方式,環環相扣的邏輯推演,敏銳透徹的史料洞察,正是這些,使這部論著成為典范,成為利歷久彌新的研究中國魏晉南北朝隋唐制度史、政治史的必讀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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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史概說》為宮崎市定漫長璀璨學術生涯的起步作品,雖成書於70年代,但仍發人深省。

本書開辟了亞洲史研究的全新領域,從民族交往到文化潮流,聚焦於亞洲內部諸文明的交通聯繫,從精細考證出發,逐漸伸展出廣闊深遠的視野和研究范疇,從而揭示文明興衰和時代演進的歷史大勢。

作者以亞洲大陸南北中三條文化傳播路線為脈絡,描繪亞洲大陸文明間的競爭與溝通,並在本書提出「西亞文明東流論」,歷史地理學的骨架使得本作整體恢弘大氣,而「日本」又獨成一章,充分體現了史家在治學過程中立足於自身文明與民族的深刻思考。

我認為一面充滿樂趣一面快速撰寫,才是至高無上的著述態度。著者如果自身都沒有興趣,讀者更無當做有趣內容來閱讀的道理。在讀者百人之中,縱然只有一人能把學問當做興趣來閱讀,這也許就是學者的最大幸運之事了。

——宮崎市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