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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南風窗記者尤丹娜
和馬伯庸約在上海一家古色古香的茶館裡。跟著身著古典服飾的店員走進名為「暮遲」的隔間時，馬伯庸已經到了，正在看一本名為《普通地質學》的書。
他興致勃勃地講著剛剛得到的知識：「這裡面提到了白堊紀、侏羅紀的名字都是怎麼來的，科學原理我說不清楚，但是名字的由來很有意思，比如‘侏羅’是瑞士的一個山的名字，然後白堊是英格蘭附近的一種沉積物……」
和一名暢銷歷史小說作家、歷史研究者的會面，首先聊起的居然是這毫不「普通」的地質學，這多少有點意外。
但在馬伯庸看來，這些一眼望去貌似繁雜的知識，既是等人時的最佳消遣，也意味著某種思維延伸的可能。「我常常會想像‘如果系列’，如果這個事情往另一個方向轉會怎樣？如果中間多了一件小事會怎樣？」
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宣傳圖
從廣受好評的《長安十二時辰》，再到如今預售一小時銷售額即破千萬的新書《兩京十五日》，讀者沉迷在馬伯庸編織的「歷史可能性」中。
這些扣人心弦的作品，都是從一個不為人知的歷史縫隙、不足道也的幽微傳奇開始，到某個真實的歷史節點、確切的結果為止。
正如馬伯庸所說：「寫小說就像是一個借口，滿足我想像的好奇。」
按圖索天地
平常人見山見水，見過便罷，但在好奇心的推進下，馬伯庸會去探究河流山川背後流轉著的歲月變遷，拂去塵埃，露出歷史的側顏。
所以，在馬伯庸付梓的歷史小說中，常常會附帶一張故事生發的地圖。
這次也不例外，他特地叮囑出版社隨《兩京十五日》附上一張《宣德兩京行跡坤地圖》，太子朱瞻基一路奔襲的路線便在讀者腦海中有了清晰的標識，若是真心癡迷的讀者，甚至可以拿著這份地圖實在地去運河沿岸走上一遭。
《兩京十五日》內附的宣德兩京行跡坤地圖
「有一個明確、真實存在的空間和時間的概念，能夠給大家繪制一個GPS導航圖，這是歷史小說跟現實的一種連接。」馬伯庸說。
是的，歷史和現實的連接，往往伏隱在地圖裡。
對一切充滿好奇的馬伯庸，最常關註的還是地圖裡隱藏的歷史變遷。每到一個地方，他總會首先打開地圖，看看附近有沒有什麼奇特的地名可供了解。比如到揚州出差時，他住的酒店附近有個地名叫「蜀崗」。「為什麼明明是揚州，卻有個地方以‘蜀’冠名呢？」一番資料檢索後，他發現，之所以稱「蜀」，是因為這裡有一眼泉水，據說是從蜀中那頭通過來的。
《長安十二時辰》內展示的長安城地圖
上個月，馬伯庸到滁州去看朋友，坐火車時路過一條河。在地圖上，它是兩條大河中間一條毫不起眼的細縫。
但仔細看地圖上的這條細縫，馬伯庸覺得「肯定有事兒」。比起日常所見的蜿蜒小河，這條「細縫」顯得太過筆直，很可能是一條人工開鑿的運河。一查才發現，這條河修了200多年，是中國修建時間最長的運河，從明代一直修到清末，中間更有很多著名人物在此處參與修建。
馬伯庸沉迷在尋求「它為什麼修這麼久」「修它的水利工程意義在哪」等問題的答案中。等火車開進滁州，這些從地圖生發而出的好奇心也得到了知識的滿足。
「很多地方很好玩的。」說起按圖索驥遇到的驚喜，馬伯庸便有了很多話講。他說起有一次去河北，也例行打開地圖「尋寶」，看到一個地方叫「西救駕村」。在它的附近，還可以找到「東救駕村」和「南救駕村」——一共三個，就沒了。
「我就在想，我說怎麼沒有北（救駕村）？明明東、西、南都有‘救駕’了。後來我在地圖上再往北邊一看，嚯，北邊有一個鎮叫‘護駕遲’——就遲了！」
這是出了什麼事兒呢？馬伯庸查了一番，沒找到太確定的答案。「但這個地名就估計是個特別慘的事兒。」
馬伯庸（沈煜/攝）
會不會以後有哪本歷史小說從「救駕來遲」開始講述？馬伯庸還不知道。但可以篤定的是，「還是要有意識地讓自己對這個世界保持一種好奇心」。
世界如同一張巨大的藏寶地圖，總有人願做那有心人，按圖索驥走向幅員遼闊的山水天地，找到歷史演變中的熠熠驚喜。
故裡尋眾生
這一次從《長安十二時辰》變作《兩京十五日》，馬伯庸索到的「驥」是「京杭大運河」，顛倒時空、輪換戲子，「限時遊戲」再次精彩上演。
那麼「圖」是怎麼來的呢？
閱讀《明史》時，馬伯庸注意到了其中一段關於宣德皇帝的記載：「夏四月，以南京地屢震，命往居守。五月庚辰，仁宗不豫，璽書召還。六月辛醜，還至良鄉，受遺詔，入宮發喪。庚戌，即皇帝位。」
《兩京十五日》講述的是明仁宗昭皇帝（左）駕崩後，宣宗章皇帝（右）沿大運河千里奔襲，回京城即位的故事
這段記載看似平平無奇，其中卻隱藏著極大的戲劇張力，「皇帝突然在京城病故，而太子卻遠在外地，他這一路怎麼匆忙趕回去，心情如何，有誰陪同，又遇到了那些困難與危險，這些湮滅於時光中的細節，總是讓人浮想聯翩。」
更吸引馬伯庸的是，勾連明代特有兩京制度的，是那條傳奇的京杭大運河。歷來，圍繞大運河的小說很多，但幾乎都對沿河風貌、河流運輸一筆帶過。「能不能寫得細一點？」檢索相幹知識，馬伯庸打開了一個關於運河的新世界：漕運的忙碌、滾壩的特色、遷都廢運河的爭端……
「太子的絕境，運河的傳奇」，好故事有了好舞臺。《兩京十五日》的「太子歷險記」上演。一個小捕快、一個女醫生、一個芝麻官，保護著這位當朝太子開始沿著大運河奔襲。
《兩京十五日》中展示的「太子歷險記」地圖
這是一場已知結局的馬拉松。秉承「大事不虛，小事不拘」創作觀念的馬伯庸，自然不會讓未來的宣德皇帝回不到北京。於是，故事中最重要的便不是「怎樣按時回到北京繼承皇位」，而是歸途中的所見所聞如何扇動起蝴蝶的翅膀，改變了未來皇帝的諸多決定。
「你會關心他的命運，關心他為何成為他。」馬伯庸選擇敘述的朱瞻基，是少年到成年之間的空白，是人生階段實現跨越的一段時光——這一段的史料記載很少，給了他發揮的空間。
「其實我想通過這本書，探討一個制度的形成過程。」
古代的很多政策，看起來仿佛是皇帝一揮手就決定了，實際上「從下往上」看，有著諸多階層博弈的血雨腥風；古代的許多民間宗教，看起來運行法則匪夷所思，但如果「從上往下」追尋，也飽含著最為心酸的無奈。
為什麼朱瞻基登基後，沒有按原計劃遷都，廢掉運河停止漕運？為什麼有明一代，白蓮教都餘孽不絕？這些問題的答案，馬伯庸要這位太子在「十五日」的路途中給讀者一個回答。
「比如說遷都這個事情，當時南京遷到北京，一波反對，一波支持，那麼後來是北京要不要遷回南京，又有一波支持一波反對，那麼他們支持和反對的根源在哪？」朱瞻基一路遇到不同階層的人，基於不同的利益抉擇，他們擁有自己的立場。「比如鹽商汪極，他說得很明白，遷都他就沒錢賺了，那他就要努力阻止這件事情發生；比如最底層的漕運工人，會覺得把運河廢掉，他們就可以擺脫做奴隸的命運，那就起義支持……」
明代時期京杭大運河示意圖
京杭大運河花費巨大，卻也是連接南北的血管，維系著太多人的生計；大人物的算謀會直接影響決策，小人物的層層推力也不可小覷。最終，馬伯庸也沒有在書中為京杭大運河的興廢給出一個標準答案，「我把角度擺出來，希望今天的讀者自己去想，大運河的意義是什麼？」
而白蓮教在明代民間的繁盛，更不能僅僅以「邪教跋扈狂」蔽之。「這就跟《水滸傳》一樣，開頭從高俅講起，用意很明白了，都是‘逼上梁山’。」
馬伯庸講起接受採訪當天早晨看到的一則新聞，一個兒子掐死了自己癡迷傳銷的媽媽，並揚言自己不後悔，「要不然她還會害人」，表面看起來是個極端的「大義滅親」故事。可是再仔細看報導裡的細枝末節，「他媽媽在家裡根本不受待見，連飯都吃不上，他爸吃完之後，他媽媽才能把剩飯拿水泡一泡，然後就著幾包蒜吃。但是在傳銷組織裡，每個人都對她很好，她也很有能力，你說她為什麼不去？」
馬伯庸（沈煜/攝）
這個選擇當然未必是正確的。但馬伯庸寫出了白蓮教在民不聊生的社會中為底層百姓帶來的短暫溫暖，也記住了這則現代新聞裡隱藏著的悲傷。「我覺得一個作家，或者一個人，得有一點同理心，要意識到一個事件的龐雜性。」
找自己
在近幾年的創作中，馬伯庸漸漸有了「歷史小說一定要有現代性」的體會。
現代人為何喜歡看歷史小說，關心那些遙遠的、已成定局的事，已然逝去的人？「其實你看的不是歷史，你看到的是你自己。」
這些遙遠的人物，他們在歷史中碰到的困惑或成功，面臨的人生抉擇，實際上和今日的讀者遭遇的困境與挑戰並無分別：高考時候應該選什麼專業？工作是做自由職業還是公務員？「把這種感覺傳達出來，大家才會有所認同。」
馬伯庸（沈煜/攝）
這一次的認同，首先放在了朱瞻基身上。他本來是太子，舒舒服服的「皇二代」，出身不錯，環境很好，但周圍的人都說他不行，覺得他貪玩，生在皇家「運氣好」，他渴望能夠擁有自我實現的機會，找到一個真正讓自己滿意的「精神落點」。
「其實就是馬斯洛金字塔再上一層」，馬伯庸覺得，現在很多人的家境都不錯，吃喝不愁，衣食無憂，那自我的價值在哪裡，要怎麼追尋？拋掉出身、背景、命運贈送的金湯匙，是不是還能夠找到成績自我的路？這些人也許會在太子身上，尋找到某種激勵。
而芝麻官於謙，則更像是初出茅廬的大學生們，堅持道義、滿腔熱血，但也會漸漸發現事件的龐雜程度是光有一腔熱血還不足夠的，要有點別的什麼才能應付；捕快吳定緣，「喪」文化的忠實擁躉，但其實是因為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母是誰，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些什麼。剛剛進入人海的大學生們、彷徨不知方向的年輕人們，或許會在於謙和吳定緣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最後，馬伯庸把《兩京十五日》的情感落點落在了女醫生蘇荊溪身上。最初，馬伯庸不知道該怎樣為這個故事塑造一個女主角，擔心自己寫不好戀愛的戲碼。他的妻子建議說：「為什麼寫女主一定要寫戀愛戲？為什麼女主就一定要和人談戀愛？你就把她作為一個普通的人來寫，只是恰好是名女性。」
於是，在《兩京十五日》中，馬伯庸塑造了一個獨立、有自己想法、不會被任何人左右的獨立女性。她擁有自己的專業技能、行為邏輯，也願意為一件事情付出自己的心血，不惜犧牲。她選擇陪同太子冒險，不是因為俗套的感情線，而是為了另外一個女子。
「這是這本書跟現實的一個連接點，這個獨立女性可能不太符合古代女性的定位，但她可以不是花瓶」，她有她存在此間的意義，也契合了現代的價值。
馬伯庸希望，閱讀《兩京十五日》的讀者，在陪同4人歷險的同時，也能夠思考，這個「公路小隊」裡，自己最像哪一個？
而馬伯庸最像誰呢？在這個故事裡，他說自己依然是「轉述者」，是見證著這4人「公路小隊」、連接著歷史與此刻的某一座橋。
馬伯庸（沈煜/攝）
採訪結束，一起離開茶館。
「我不能在這裡寫作，」他笑說，「你像這種環境，採訪可以，寫稿寫不出來。為什麼？因為太安靜了。」
如果是創作小說，馬伯庸需要去太平洋咖啡、星巴克之類的地方，周圍人聲鼎沸、熱鬧蒸騰，才能有靈感。
這是他小時候落下的「毛病」。中學時，他常常在數學課上不聽講、偷偷寫詩。寫的時候，如果周圍很吵，那說明大家在聽講討論、老師在大聲講課，「我就很安全」；什麼時候寫著寫著，忽然發現周圍非常安靜了，「那就要出事了，一抬頭，老師肯定盯著看」。
這種心理上的不安定感，讓他總覺得安靜裡是「危機」，「尤其旁邊還有窗戶的話」，他指了指我們身後的窗，「老覺得班導在後頭盯著看，還是熱鬧一點有安全感」。馬伯庸笑起來，像個頑劣的少年。
他背著裝有《普通地質學》的雙肩包，揮了揮手，轉身回到讓他感到安全的熱鬧人群中去。
編輯 | 李少威
排版 | 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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