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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仙去，哀悼「金大俠」之聲轟鳴大江南北，如浪似波此起彼伏，多少楊過和小龍女，多少郭靖和黃蓉、郭襄、韋小寶奔走江湖，悲痛難抑。不過也可聽到一種說法——往往出自金庸的知己老友，謂金庸本人其實最看重的並非家喻戶曉的「金大俠」，念茲在茲的卻是其「報人」身份，即當初那個叫「查良鏞」的小記者一手創辦了《明報》，把一份香艷小報打造成精英大報，叱吒香港政壇商界，被知識分子奉為「良知」的名片。關於金庸如何辦報又如何陰差陽錯而寫武俠小說的經歷我們耳熟能詳，但「報人」引發了筆者的「關鍵詞」考據癖，「報人」和「武俠」、「江湖」有什麼關係？
這里談點新聞、文學和電影的掌故，或能對大俠傳奇作一別解。
首先「報人」是個近代概念。清朝有「邸報」，乃王朝的官宣，有報沒有人。十九世紀後半期上海出現了《上海新報》、《申報》等，由於租界的特殊條件民間能自由辦報，於是有了辦報的也有了記者，但為商業服務，以傳播信息為主，後來有了議論時事的頁面，開始有了報紙自己的聲音和身份。戊戌變法期間《申報》連日有社評，據說是王韜寫的，知識人能主導公共輿論，於是出現了「報人」。
王韜（1828－1897）中國思想家、政論家和新聞記者
更厲害的是梁啟超，流亡日本之後創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以「常帶有感情」之巨筆抨擊清廷，傳播新知，尤其是其「新民說」、「新史學」、「新小說」等論述影響了一代學人。
被稱為經典「報人」的，如名垂中國新聞史的「民國三大記者」——黃遠生、邵飄萍和林白水，皆一介書生，批評時政，嫉惡如仇，如無冕之王，言論足以撼動輿論，發揮了現代報紙的威力。但他們的結局悲慘，專制當局視之如仇，果然置其於死地而後快。
錚錚鐵漢不好當，另有一種被認為更理性、更成熟的「報人」，如陳冷血1904起擔任《時報》主筆，「時評」專欄即其所發明。後來為《申報》所聘，也是每天一篇時評，到1930年為止，一向執言論界之牛耳，堅持自由獨立的報人人格，其十二條記者準則被尊為「治報之定律」。
陳景韓（1878－1965），筆名冷、冷血、不冷、華生、無名、新中國之廢物。民國時期著名報人
然而世道無直線，作為報人與權力網路牽扯，要堅持自由獨立談何容易。《時報》本屬康梁一派，而陳冷血向梁啟超叫板，譏刺其信口開河，嘩眾取寵，終於使報紙擺脫康梁而獨立。他也配合清廷「新政」，鼓吹立憲，建言多於批評，然而當武昌城頭槍響，他歡呼「革命」、讚成「共和」，對於舊王政有摧枯拉朽之功。由是觀之其報人生涯遭遇激流險峰，不無曲折，卻能看準前途，把握方向。尤其不容易的是，二十年代末蔣介石聲勢熏天，一再請陳冷血做他的智囊，陳卻拒絕，1930年毅然離開《申報》，不再吃新聞飯而轉去搞實業，遂能全身而退。
金庸心目中的「報人」偶像是《大公報》的創始人之一張季鸞，正是受該報的派遣，他作為一名小記者只身來到香港。張季鸞尊奉所謂「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主義」，其實跟陳冷血一樣的路數，當然四十年代的時局變得更為複雜，要保持腦子清醒更不容易。
我們知道，金庸脫離《大公報》之後在1959年集資創辦《明報》，聲稱「絕對中立」，不過數年每日銷量過五萬份，除了種種善於精營的舉措，他的前前後後寫的七千篇時評扮演了關鍵角色，其中體現了通觀八方、公心遠識、調適輿情的報人智慧，從六十年代的回應「難民潮」到七十年代的「北望神州」版，應順大陸改革開放的時代潮流，撇下個人恩怨的「小我」而融入新時期一切「向前/錢看」的「大我」，以致引起國家高層甚至鄧公的關注。
《明報》創刊號
由一名普通記者一躍成為報業大亨，足給香港報業史寫上光彩的一頁，但純屬偶然查良鏞寫起武俠小說來，卻開辟了一個新世界，「金庸」由是誕生。文學史上有這麼一段佳話：1931年上海《新聞報》的「快活林」副刊連載張恨水的《啼笑因緣》，寫到一半似難以為繼，主編嚴獨鶴建議張恨水加入武俠的情節，於是在沈鳳喜、何麗娜之外添加了關秀姑，猶如異峰突起，讀者陣陣尖叫。
其實以前《兒女英雄傳》里就有俠女十三妹搭救安公子的故事，而在《啼笑因緣》里關秀姑與其父搭救沈鳳喜，刺殺軍閥劉德柱，何等大快人心，而關秀姑使樊家樹卷入三角戀愛，才子佳人的套路橫生波折，又令人低回不已。
小說在報紙連載，這些情節徐徐展開，忽而藏頭去尾，忽而柳暗花明，作者盡賣關子之能事，把讀者的胃口吊足。如此興味跌宕的閱讀，多半拜賜報紙連載這一機制，無怪乎張愛玲讀顧明道的《明日天涯》，一邊罵他寫得差勁，一邊「不得不讀下去，純粹因為它是一天一天分載的，有一種最不耐煩的吸引力。」（《詩與胡說》）。
《啼笑因緣》就是那個時代的大IP
加入了武俠，使《啼笑因緣》成為經典，使張恨水成為大家。對於《新聞報》來說也是突出奇兵，須知當日嚴獨鶴也是個著名「報人」，「快活林」和周瘦鵑主編的《申報自由談》是滬上兩大副刊，有「一鵑一鶴」之稱。給《啼笑因緣》添加武俠的主意，並非嚴獨鶴一拍腦袋就有的，其實是情勢所迫，箭在弦上。三十年代初正是武俠橫行文壇影壇的時候，最顯著的莫過於明星影戲公司張石川攝制的《火燒紅蓮寺》，1928年上映便轟動一時，至1931年連續拍了18集，可見武俠傳奇的魔力。
《火燒紅蓮寺》是根據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的部分情節改編的，也是這位嚴獨鶴在1923年初將《江湖奇俠傳》在他主編的《紅雜誌》上連載，便一炮串紅。從前在《施公案》、《三俠五義》等小說里，俠客是朝廷奴才、官府鷹犬，不肖生改變了這一主奴關係，把武俠從廟堂搬到「江湖」，故事圍繞崆峒派和昆侖派為爭奪水陸碼頭而展開，似乎是民國時期政黨政治的鏡像投影，但不肖生筆下的「江湖」卻是個嶄新的奇幻世界，描寫湖湘地區的奇人異聞，塑造了社會弱者的群像，如小童生向樂山練就「辮子功」，能把千年老樹連根拔起，能盤住仇人的頸脖使之在空中飛翔。或長得奇醜的柳遲、丈夫死後不畏禮俗穿一身紅衣的紅姑，皆志誠求道而身懷絕技，懲惡揚善，匡扶正義。
武俠的江湖世界純屬虛構，卻空降在都市中，令人震撼驚呼，其身體的原始潛能、快意情仇的情節和另類的想像空間，皆能彌補現代人的心理缺失。並非所有武俠作品一經問世便自成經典，若要讓大眾喜聞樂見，給文人報人帶來靈感刺激，還須有兩大秘笈，即平民性與創意性。《江湖奇俠傳》里的金羅漢、沈棲霞等男女魁首皆獨來獨往，以道義精神聯絡徒眾，他們的性格魅力遠勝於威權，而小說的視覺造型、機關裝置與飛劍流彈等，無不訴諸由聲光化電所造成的現代思維習慣。而《火燒紅蓮寺》將飛簷走壁、劍光飛舞一一展示在螢幕上，是拍攝上技術革新的結果。而佛寺中粉腿美女圍坐老和尚的鏡頭則來自好萊塢影片的影響。
對這些武俠小說金庸了如指掌，其「江湖」世界卻繼往開來，有容乃大。它不限於一時一地與門派之爭，而在名山大川、神州四海的巨幕上史詩般演繹民族大義、家恨國仇的傳奇，文史掌故信手拈來。有人認為金庸的武功描寫繼承並超越了還珠樓主，的確，《蜀山劍俠傳》的劍客口吐白光，比《江湖奇俠傳》更勝一籌。其實金庸遠不止融入巫術、神仙術或陰陽五行，還繼承了《金瓶梅》、《紅樓夢》的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傳統。不過更動人心弦的在於他對亂世中「小人物的悲哀」的描寫，即其武俠世界的「軟功」所在。
自1955年至1972年近二十年的武俠創作之旅，從《書劍恩仇錄》、《射雕英雄傳》到《天龍八部》，愛情與死亡卷入國家民族的宏大敘事，境界之奇崛開闊，人物之鮮明靈動，情節之驚險離奇，無不令人嘆為觀止。然而直至《笑傲江湖》及收官的《鹿鼎記》，卻屢反高潮，峰回路轉，創造出令狐沖那樣的人物，脫略了道義與家國的外在面具而謳歌人性的解放與自由的追求，或如韋小寶遊走體制內外，模糊正邪界限，以遊戲人間、本真自適為生存形態，至此方顯出金庸的武俠江湖的至尊境界及其文學自我的終極歸宿。
這是金庸的「江湖」世界，卻非全部。對於金庸來說「江湖」是大鬧一場的人生博弈，絲絲緊扣他的「報人」生涯。作為《明報》主腦，他掌控社論與副刊兩大門戶，一邊寫時事，一邊寫武俠小說，正像他的名字拆開是「金庸」，合起是「鏞」，猶如重屏折疊的「江湖」世界，能在入世與出世、現實與虛構之間把智商與情商都能玩到這麼極致的，也只有金庸，沒有之一。
說來奇怪，金庸喜歡在政論文章中預測未來，十有八九竟能言中。而其小說中的流動空間、詭異人性、奇跡創意與多元雜糅的傾向仿佛應順了世紀末的文化走向，無怪乎與香港無厘頭風格若合符契，在失序的全球化時代一路爽到爆。
當金庸遇到香港無厘頭風格時代
接下來不用多說，眾所周知，他一邊修訂小說，一邊務實進取。1981年鄧小平接見金庸，笑談之間恩仇俱泯，不啻是開放時代的象徵，一幕江湖佳景。從此他的武俠小說在大陸暢通無阻，文學桂冠接踵而來。此後的數十年里，他仍在虛構與真實之間折沖斡旋，如其「江湖」隨心開合，幸運而快樂。
金大俠走了，文人和報人的時代也隨風而逝，留下他的俠客們在江湖上幽靈般漂蕩，快樂而憂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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