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怡微：「新家庭主義」者 ｜新關註

「新家庭主義」者

——談《家族試驗》再版及近期創作

文|張怡微

「家」作為理解世界的一種基本模式

去年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五四」的意義空前絕後。文學上「推廣白話」的廣泛影響，促使「小說」這一「末技」，逐步取代散文和詩的地位，承擔起了近百年來文學場域內主持和「世道」的職能。以至於現在回看，這場具有世界性因素的先鋒運動中至少有一項確實的成果，就是為中國現代文學發明了新的敘事語言，這種新的敘事語言又發明了新的情感結構和審美結構。經過中國當代作家的集體努力，以白話文書寫故事、傳遞思想和情感的敘事方式日益走向成熟，也經由當代文學的生成和發展，白話小說早已超越了語言和文類改革的意義，再造了作為整體的現代情感、價值和正義的方法和審美標準。然而，就在這種新的文學語言日益穩定之際，被它所召喚和命名的「情感結構」卻開始發生微妙的轉向，提醒著我們「情感和智性」面向上的一切都不是一錘定音的，一切「更新自我」都能以斷代的方式呈現出差異的力量。

在千頭萬緒中，最有代表性的變化思潮，就是當代文學中「家族敘事」這一題材的沒落與轉化。從中國讀者最熟悉的世情小說《紅樓夢》、《金瓶梅》到《家》、《雷雨》、《四世同堂》、《白鹿原》等等，「家」的演變曾被小說研究者從多方面加以考察。有趣的是，在當代，能讓我們記憶深刻的家族小說已經不多了。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類學家閻雲翔教授的表述，這種變化的來臨是從「我們已不再相信自己會成為祖先」開始的，也就是家庭的物質、精神生活供給中心已經由祖輩轉變為孫輩，所謂的「家庭下行主義」（descending familism）的產生。這種轉向並不一定誕生於文學，卻同樣會在文學藝術的呈現中迸發出奇異的歷史力量，因為就連它的消失都是引人註目的。

吳虞刊於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的文章《家族制度是專制主義的根據》，揭示了在當時中國的脈絡下，家和國、父和君、忠和孝之間是沒有什麼差別的（「蓋孝之範圍，無所不包，家族制度與專制政治，遂膠固而不可以分析」）。在通俗文藝中，「家」作為一種普遍共識的認知存在於每個中國人的心裡，創作者自然而然地從各個不同的面向闡釋著「家」這一名詞所能涵蓋的意義，如小說《西遊記》中，唐僧心裡的家是「國家」，孫悟空心裡的家是「家鄉」，豬八戒心裡的家是高老莊的「婚戀之家」。孫悟空說豬八戒是「戀家鬼」，戀的決不是唐三藏對李世民說的「寧戀故鄉一捻土」。在中國古代的文化傳統中，家的主軸是父子而非夫婦，父子秩序與君臣秩序同構，這為藝術創作限定了抒情和想像的範圍。即使是在五四以前，民間藝術中也早已窺探到了龐雜的社會秩序與個人意志之間的沖突。拙作《恩養與天良》就曾談到過《清風亭》中的孝道問題，「清花雅爭勝之後，花部戲《清風亭》壓倒雅部戲《合釵記》，慈禧介入《清風亭》的改編亦頗有行為藝術的深意，因為孝道的背後是權力與意志的施為，在《清風亭》宮廷化的背後，顯然存有龐雜的暗示。」對照另一出名劇《白羅衫》，「兒子」徐繼祖的內心沖突圍繞在親父、養父、君父三者之間忠孝合一與親親相隱的困境，同樣令人印象深刻。在遭遇這一類拷問的「中國兒子」形象中，個體意志的呈現是危險的，但它並不是完全被遮蔽的。正因其危險與遮蔽，戲劇的張力得以凸顯。

誠如鬱達夫所言，「五四運動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見」。《新青年》雜誌最早提出了關於「個體」與「家庭」之間的論爭，這也是五四小說樂於表現的主題，尤其是關於從家庭中「出走」的形象，無論男女都代表了叛逆的宣言。孫向晨認為「新文化運動的另一‘功績’則是對‘家’的激烈抨擊，由於‘家族’代表了傳統中國的宗法體制，因此他們從各方面分析了‘家族’或‘家族’對‘個體’的束縛，對於‘個性’的壓抑。這一運動，直接導致了關於‘家’的倫理闡釋在現代中國的缺失。可以說，這一百年，‘個體’始終沒有得到確立，‘家庭’反倒是在不斷地沒落。」 對「家族」問題的思考與孕育「五四」新文學土壤的龐雜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前輩思想家從政治、倫理、情感和個人生活范式中發明了帶有鮮明時代特征的進步與折沖、必然與偶然、突變與沉思。可以說，百年以來關於作為本體意義的「家」的話題，批評與對話從未終止。無論是沖破它、懸置它、還是回歸它，「家」依然是中國讀者理解世界的一種基本模式。

夏雪飛在《明清、現代家族小說流變研究》一書中仔細地區分了詞源上「家庭」與「家族」的區別，並且指出，家族小說的整體研究成果並不算多，「絕大多數的論著重在單獨研究古代或現代的家族小說……僅有的一篇博士論文《從明清到現代家族小說流變研究》一文也主要偏向於古代部分」，這可能與我們的學科設置有關，更重要的是與五四的龐雜性及其影響的轉向有關。問題在於，一九四九年以來的當代文學已走過七十年，文學上經由作為序言的「家」到底還看到了什麼樣的社會變化呢？「未來小說」（假如有的話），基於當代並不成熟的「個體」意識與權力日益旁落的「家庭」的對峙，又可能在這一母題上開鑿出什麼新的可能性來呢？如果我們納入人類學研究中，基於西方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經驗而糾正極端個體主義、描述社會成員向家庭回歸的「新家庭主義（new-familism）」的視野，重新評估當代家族寫作的變化，又會得出什麼樣的考察結果呢？這是本文想要嘗試討論的主題。

「什麼是家人？

——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事」

我曾在《家族試驗》中寫過一句話，「家族生活裡永遠沒有沉思」，盡管我們所遭遇的第一個重大人生磨難多來自於家庭，多來自於與家人建立的關係。黃仁宇曾將「血緣關係」、「性關係」、「經濟關係」定義為人類三大基本關係，這三大關係，是家族小說延展的基礎。簡而言之，五四以降的家族小說的先進性，是以沖破家族關係、沖破血緣束縛作為志向的。一百年過去了，經由城市化、消費主義、經由兩性關係、婚姻制度和生育觀念的轉變，文學上也產生了新的變化，舊的關係正逐步瓦解，新的關係又在他處建立（如科技世界、虛擬世界），經濟關係開始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型塑我們重新看待家族生活的情感結構。這種變化並非中國文學特有的關切。世界範圍內的當代作家同樣熱衷於反思血緣的現代意義，企圖開拓血緣與心靈問題的疆界。如日本作家角田光代。

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日本資深編輯根本昌夫所作的《小說教室》中，收錄了角田光代與根本昌夫的對談。對談中提到角田光代的一則自述，「我在處女作《幸福的遊戲》裡描寫了基於個人選擇而成立的模擬家庭，十二年後的《空中庭院》則描寫了另一個毫無選擇餘地因血緣關係維持的家庭。我總覺得這兩個作品其實是同樣的小說。也就是說，我花了十二年的時間思考同一件事……《我是紗有美》也是從不同的角度思考相同的事。我先花了十二年描寫沒有血緣關係的家庭。十二年後覺得膩了，開始描寫有血緣的家庭，描寫了血緣後，這次出版《我是紗有美》，寫的也是思考不同形式的家庭。什麼是家人？——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事。」

小說《我是紗有美》寫作的是一群人工授精後代的回憶，可看做血緣家庭模式的瓦解在文學上的初步探索。當家庭意義上的「爸爸」並不是生物學意義上的爸爸（也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養父），有一些爸爸終究沒有辦法面對這樣的事（沒有生育能力），最終逃跑了。還有一些恩愛夫妻，十分想要孩子。千辛萬苦有了孩子之後，婚姻反而不好了，家庭又瓦解了。經由人工授精而來血緣關係卻無法瓦解，在此龐雜的情境中，母親的角色是被凸顯的。小說中有一句話非常動人，角田光代寫道，「後悔的只有一件事，我太輕看幸福了。」一針見血指出了科技與倫理之間的鴻溝。而「經過精心設計的出生，是否就意味著一帆風順的人生？」這將嚴酷地拷問都市年輕夫婦在人工干預生育及子女問題上的遠見。實際上，除了人工授精，代孕、人造子宮的問題，也將自然地出現在未來的社會生活與文學活動中，這些新的問題，一樣會將「家庭」的建構帶入到「試驗」的情境中。那麼這樣的時候，作家應該看見什麼呢？又應該照亮什麼呢？

更前沿的創作，作家則會以「基因檢測」的道具來取代「血緣」，以期重新認識現代家庭生活的構成及其科學意義。如艾瑪·克萊恩（Emma Cline）於2019年1月發表的新小說《該拿將軍怎麼辦》（What Can You Do with a General）。小說寫作了一個非常常見的關於「團圓」的母題。聖誕節前夕，漂流在外的兒女們陸續回家，原本冷清的兩個老人開始準備這一年一度「歡樂」的相聚時刻。仔細品讀之後，會發現事實並非如此甜美，過往的歲月裡藏有大量的心靈創傷。如果這個故事僅僅停留於展現退伍將軍約翰對於子女成長的失落、對於自己的記憶不被珍惜的創傷，那可能就是一個傳統的老人故事，老父親再也無法以將軍之姿領導家族，他很失落，他和他們都不親。不過，作者顯然還貢獻出了別致的巧思——約翰送給子女們的聖誕禮物是一套基因檢測套裝。這令故事突然有了一些尤金·奧尼爾式的暗示和張力，即造成他們痛苦的原因就是他們是一家人。約翰出於嘲諷般的懷疑，送給孩子們「基因檢測」作為禮物，可能是因為約翰已經不再相信家族內現時的痛苦可以被克服了，他只是想搞明白這種無可調和的分歧背後的秩序。

長期以來，對於血緣問題，我都走在其他作家探索過的老路之上。身為女性，我更為敏感地覺知到生活的縫隙，是既容得下血緣之外的人員，也會奮力驅逐血緣之內的人員。有軟弱的寄生，亦有逃離。所謂沒有血緣關係的人以家庭的形式生活在一起，也不過是《該拿將軍怎麼辦》的鏡像：他們雖然以血緣的方式團圓，卻徹底懷疑血緣凝聚的合法性。「什麼是家人」，以血緣作為唯一凝聚力量的外部形式是否可靠，是女性作家本能的懷疑，盡管她們的親子確定性遠高於男性，這在當代是很有意思的事。在家族生活裡，以支開男性的形式，重新建構觀看人與世界的秩序，也是女性寫作的常見方法。但更重要的是，不管有沒有男性介入，女性能否在文學世界、心靈世界中完成自己、完善自己。因為不管是什麼性別的人，終究會遇到生活的磨難，遇到離散，終究需要建立扛起生命悲劇的能量。小說的使命，是開辟這一能量空間，照亮這一空間裡崇高的部分。與此同時，繼百年以前胡彬夏、胡適等將美國婦女作為「新女性」誕生的典范介紹給國人之後，「新男性」的形象，也會逐步在女性作家的作品中誕生。我們身體力行，期待能夠發明新的欲望、新的道德、新的情感結構和家庭秩序。

結語

202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了我的短篇小說集《家族試驗》，與2017年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的短篇小說《櫻桃青衣》，構成了我寫作十五年的前期成果。我以「家族試驗」命名它們，如命名自己走過的女性十年、上海十年及工人後代的十年，一切都是迷霧中的追尋，唯有憤怒、痛苦和不安是真切的。《家族試驗》是我觀看世界、觀看生活的起點，「家」是我理解世界的一種基本模式。我在自己的小家中不斷厘清著「個人」，像砍去原初雕塑上多餘的部分，這可能是受到了五四以來文學變局的影響，也可能是來自於無意識受到的社會規訓。城市人正借以科技時代的便利，和消費文化的馴化，在家庭內部探尋倫理秩序和自然情感的磨合。

文學意義上的「新家庭主義者」，一方面是我們不再相信自己會成為祖先，另一方面是多元形態的家庭生活，正不由任何人意志轉移地誕生著、發展著。《家族試驗》寫作的情感動機，來自於我對於家族生活的種種「不滿足」，對愛不滿足，對知識不滿足。通過對城市家族故事創作的練習，傳達了我對於原有家庭文化傳統的懷疑。借由哲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眼鏡，我們的當代文學家族敘事寫作，可能正處在時代精神的迂回中。帶有女性色彩的日常生活凝視，則可能開辟另一番文學天地。這當然是一條長路，曲折龐雜。我們走走看，在世代中存在，也許值得上更深邃的沉思。

以上，也是我近年來一些淺薄的反思。

來自「文學當代」微信公號

*原文發表於《文藝爭鳴》2020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