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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晉元攝於上海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國際照相館 圖/受訪者提供
四天四夜堅守之後奉命撤出四行倉庫，謝晉元卻在三年半後遇刺於租界孤軍營。羈留租界期間「八百壯士」自由無期、經濟艱苦，列強壓迫，日本與汪偽虎視眈眈。謝晉元竭盡心血，艱苦支撐，帶領將士鍛煉體格、研究學術、提高人格，剛毅堅忍地度過了這段精神最慘痛不寧的歲月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
文 |本刊記者 徐梅 發自上海
編輯 |周建平 [email protected]
全文約13194字，細讀約需28分鐘
四行倉庫四天四夜的「戰爭直播」曾震撼世界，這支「八一三」淞滬抗戰最後的守軍面對洶湧而至的日軍主力，英勇死守四行倉庫。這場曾令中國軍民和國際社會矚目的命運大戲，在他們撤出四行倉庫、跨過蘇州河後，更加龐雜幽深，撞擊人心，其中曲折卻鮮為人知。
「餘自奉令撤退之始，即知今後環境之艱危，當十倍於固守四行之時。」團長謝晉元寫在日記中的這些話，預示了「八百壯士」撤出四行倉庫後滯留租界四年的坎坷命運。
令人感佩的是，被困於租界、失去前途盼望的這些年，這支被迫解除了武裝的孤軍在儒將謝晉元的帶領下，「鍛煉體格，研究學術，提高人格」。上海淪陷後，孤軍營成為租界孤島上最後的亮光，常年向社會民眾開放參觀鼓舞民心，向國際社會展示中國軍人的紀律品格。
受命領軍的謝晉元退入租界後，諸事縈懷、憂患於胸，其後數年一直深受重度失眠症所苦。他極為自律，每天寫日記，記錄下那些年的艱難和持守。多年之後，他的兒子謝繼民從父親的日記和老兵的回憶中，把這段歷史打撈出來，也深入了從未見面的父親的精神世界。
1946年4、5月間，謝晉元夫人凌維誠率家人從家鄉廣東蕉嶺縣返回上海 圖/受訪者提供
「一年又在憤慨痛苦中過去了！」
1940年元旦，是個星期一，35歲的「四行孤軍」團長謝晉元上校寫下新一年日記的第一句。
這一年，他最小的兒子謝繼民4歲，出生以來還沒有見過父親， 「1936年3月份左右，父親把我兩個姐姐、一個哥哥，和我母親一起送到廣東（梅州）蕉嶺，當時我母親懷著孕，肚子裡的就是我。」
1936年10月底，謝繼民在蕉嶺出生，母親凌維誠只有29歲。
「等抗戰勝利，我就回來接你們母子回上海！」凌維誠一直記著丈夫這句話，卻沒有等到他回來的那一天。
謝繼民一提到母親就哽咽了，指一指我和陪同他接受採訪的女兒謝駿，「她原來同你們一樣是念書的小姐，從小在上海長大，家境很殷實的。」
「父親當時已經知道，國民政府預備在上海與日本交戰。他動員母親從上海去廣東老家，並且把家中一切都托付給她，母親要照看公婆、4個孩子，還有我伯父留下的一個女兒。」
1946年春，謝繼民姐弟四人和母親凌維誠輾轉兩個多月回到上海，此時父親謝晉元已經遇害辭世五年。一些老兵將他們母子接到孤軍營附近安頓下來。
謝繼民從未見過的父親，是老兵隨口不離的「團長」，「我總是聽到他們說，團長如何如何，‘團長讓我們學的、做的很多事情，我們現在才明白。’」
謝繼民說，自己從12歲開始，就決定把父親和老兵們所經歷的了解清楚，「我不知道為什麼有這樣的想法，從小母親很忙，我們幾個孩子都是自己管自己的，我從小不愛說話，但是會聽會觀察。」
他有驚人的記憶力，十來歲時跟著母親往南京跑，凌維誠為幾個孩子還有老兵們的生計找國民政府要救助，「我就記得載我們的那輛福特小汽車，喇叭按一次就響個不停，總停不下來，司機手忙腳亂摁這摁那兒，才給它停下來……」母親和哥哥都在車上，但「誰都不記得這個事」。他還記得母子被各部門推來推去，母親總是憂心忡忡，「但她脾氣很好，不跟我們發火的。」
2002年底，謝繼民退休了，「第二年，我花了八九個月的時間，把我積累下來的關於父親和四行孤軍的東西都寫出來了，就是《我的父親謝晉元將軍——八百壯士浴血奮戰記》的初版。」
他最初的想法是把這段歷史記錄下來，「只是想留給自己家裡人看，自己的小孩，還有他們的子女、我的孫輩們，我說我沒有錢、家產留給你們，我給你們這本書，這就是我們家的家風，這裡記錄下來了你們的太爺爺曾經為國家做過的事情。」
第二版再版時，他從1945年10月出版的《謝晉元日記鈔》中摘選了4萬餘字，收入附錄。「抗戰勝利以後，我到上海人家就送給了我一本父親的日記，‘文革’中丟失了，那時也不好去找，幸好，後來，親戚又送了我一本。」
謝晉元在日記裡不止一次寫到自己「竭盡心血，艱苦支撐，力竭聲嘶」，謝繼民感慨他們在孤軍營中的犧牲比在四行倉庫激戰更大，「國民政府退到重慶，南京、武漢接連失守，‘八百壯士’孤懸於租界，那樣的環境裡，我父親要求大家持守自己做軍人的本分，堅持信念，以人格精神為貴，非常不容易。」
這些年，對八百壯士的紀念越來越多，每逢抗戰紀念日前後，謝繼民就格外繁忙，參加各種紀念活動，接受採訪。由於電影《八佰》的熱映，「今年更忙，很多記者來找，常常打到手機沒電。」
他在上海四行倉庫紀念館接受我的採訪。紀念館近期的預約參觀人數暴增，館裡特地延遲了下午的閉館時間，「電影是藝術加工的，如果想要對八百壯士有更多了解，我就推薦大家來這個紀念館，這裡全都是根據史實真實呈現的。」
1937年淞滬會戰，日軍入侵上海，大批難民從虹口、閘北地區經外白渡橋逃入租界
留守
紀念館第三展區是「八百壯士」在孤軍營中的生活，工作人員拍拍展板邊叢立的粗大欄桿，「這些鐵欄桿的設計用意是，被鐵絲網包圍的孤軍營像是監獄一樣，壯士們在孤軍營失去了人身自由。」
謝晉元在日記中寫得最多的就是對租界因不願得罪日本而將中國軍人扣留於此的忿懣，「種種無理限制，實與囚徒無異，可嘆可痛。弱國弱民處處受人欺侮。不流血，不抗戰等待何時？」
1937年10月31日凌晨，他奉命率部撤出四行倉庫退入公共租界，將士們原以為可以借道租界盡快與大部隊匯合。不料卻因日、英、美多股力量的交織，被迫解除武裝後，羈留於滬西膠州路口臨時營地。
他們所在的國民黨88師524團在會戰打響前最早進駐上海閘北。淞滬會戰血戰75天後，中國軍隊付出慘烈代價，雖最終不敵日軍，但也擊潰了侵略者速戰速決的妄想。1937年10月26日，大場失守後，大部隊奉命轉移，謝晉元所在的88師負責斷後，掩護各部隊撤退。
1937年10月26日，淞滬會戰，上海大場鎮，空襲後突擊的日軍
蔣介石原本希望88師全部留在閘北地區，分散遊擊作戰，堅守到當年10月底九國公約會議在比利時召開，以頑強抗戰贏得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但88師師長孫元良不願做此犧牲，經過協商改為選拔精銳，留下一個團左右的兵力，以師部所在地四行倉庫為固守據點，完成蔣介石的「政略目的」。
在四行倉庫最後留守人員的配置安排中，考慮到給養、衛生的便利，最終決定隻留下由楊瑞符擔任團長的524團一營，並由524團中校團副、262旅參謀主任謝晉元統領。
謝晉元文武兼備，就讀黃埔軍校四期之前，已經在廣州國立高等師范（中山大學前身）學習了四年，從黃埔畢業後參加過北伐戰爭和「一·二八」淞滬抗戰。他天性平和，向往安靜的世外生活，日記裡稱年輕時候曾有一念：暮年若能卸下所有家庭社會責任，願隱修於山寺，「抱入山唯恐不深之願，以待餘年。」
謝晉元（右）北伐途中與戰友合影 圖/受訪者提供
但從他無法守住書桌前的平靜、投筆從戎後，便認了自己的「勞碌命」，「餘在軍隊十餘年，始終未有片刻安閒，經常一身兼數職，每逢重大任務，必輪到餘身。」
領命率部固守四行，謝晉元沒有想到後面還會「遵命撤出」，他在戰鬥間的決死動員中稱四行倉庫為「我們的墳墓」。戰鬥開始前謝晉元盤點總人數為420人，不足一個完整營452人的滿員編制，但88師為蔣介石三個德械師之一，給謝晉元他們所留的武器彈藥既多又好，四天四夜激戰後盤點武器，尚餘步槍260餘支、輕機槍27挺、重機槍8挺（含高射機槍2挺）、駁殼槍20支、手槍10支，子彈12萬發，手榴彈800枚，迫擊炮彈400發。
剛剛建成兩年多的四行倉庫亦是同時期倉庫建築的精良之作，所用紅磚均為英國進口大紅磚，比國產磚塊要寬大結實，這座建築歷經猛烈炮火之後，框架結構堅固未損，外牆稍作修繕粉刷仍可正常使用至今。
四行倉庫緊鄰租界，且東南角有英商上海煤氣公司的兩個巨型煤氣儲氣罐，總儲氣量達五十多萬立方米。這兩個大罐子如果被炸，租界將瞬間變為火海。孫元良冒險將88師師部遷址於此後，日軍有所顧忌，不敢從黃浦江上的艦船發射重炮，倉庫中存有大量黃豆、小米，還安裝了一部當時最先進的西門子電話。
「這裡糧彈存儲很多，飲水也有存儲，有這樣好的根據地，你們可以堅持下去，好好地打仗了。」孫元良在回憶錄《億萬光年中的一瞬》中寫道，他在交代任務的時候，特別提醒留守的指揮官，此前兩個半月堅守閘北，部隊經過了五次補充，「我們的新兵實在太多」，「新兵雖然一樣忠勇愛國，但訓練時間較短，缺乏各自為戰的技能」，他不同意上級想要將部隊打散置於民宅巷道中作戰的計劃，認為「混亂而無指揮的狀態下，被敵軍任意屠殺，那才不值，更不光榮啊」，「這幢龐大的建築物，不隻堅固易於防守，同時更易於掌握部隊。」
領命之後，謝晉元帶著一個衛兵，立即趕到四行倉庫對接防務。從湖北警衛團補充來的新兵，軍事素質差，「在四行倉庫時，餘一人將所有連排班長任務做完不算，士兵動作、作工事、射手、巡夜、觀測……無不日夜親身擔任。」
憑借有效組織、精心調度，以及高射機槍對日軍飛機的威懾，謝晉元和楊瑞符率領士兵們用盡地勢之利一次次瓦解日軍的進攻。
激戰持續了四天四夜，守軍在倉庫內的傷亡並不大，讓這場小規模戰鬥揚名天下的是世界軍事史上罕見的「戰爭直播」——為便於水運貨物，倉庫臨水而建，租界民眾和國內外媒體隔著只有五六十米寬的蘇州河竟可以實時觀看、報導兩軍在上海市中心的實戰。
在大部隊撤離之後，蘇州河以北已經被日軍占據，上海市民痛失家園湧入租界。無望之時卻忽然看到一支中國軍隊還在奮戰，四行倉庫的樓頂，以及面對租界的南側還飄揚起了兩面旗幟，民心振奮，援助通過租界的各種渠道源源不斷往四行倉庫輸送。
各界捐贈物品甚多，孫元良專門致函給杜月笙，「堆積過多，極易腐爛」，「請煩先生轉達各界，毋庸捐輸。如果盛意難卻，最好購買救國公債或捐助現金，作全國抗敵犧牲官兵之撫恤，以免浪費而切實際也。」
媒體也投入了大量版面報導「八百壯士」的英勇頑強。據謝繼民反覆考證，「八百壯士」的說法是戰鬥打響前，由進入四行倉庫的兩位英軍軍官傳遞出來的，他們原本是勸說謝晉元率部緊隨大部隊撤離，不要做無謂犧牲，聽說他們決意「沒有命令，死也不退」之後深感同情與欽佩，英軍軍官特地詢問了留守主官的名字和士兵人數，可能是為了對外壯大聲勢，謝晉元告訴對方，「八百人！」「八百壯士」的稱號就此傳播開來。
1937年11月的《時代》周刊也報導了這次戰鬥，並將之比作「中國的阿拉莫」——阿拉莫之戰，在美國是捍衛自由精神的代名詞——1836年，200名德克薩斯民兵堅守要塞，抵抗十倍於己的墨西哥軍隊，戰鬥到最後一刻，他們的犧牲激發出德州人民捍衛自由的鬥志，最終贏得獨立，脫離墨西哥，成為「孤星共和國」，並以自主國家的身份加入美國聯邦。
時年已過六旬的何香凝女士特地從法租界寓所趕到蘇州河邊，並在當天致信謝晉元和留守將士，「我在報上看見你們英勇豪壯的氣概，使我感動得流淚。但是，等我跑到橋邊，卻又不能通過，只能靜穆地向對岸註目，遙寄我滿腔虔誠親愛之忱……殉國的將士，將因為你們而愈偉大；前線的將士，將因為你們而愈英勇；全國同胞，將因為你們而愈加團結；國際人士，也將因為你們而愈能主張正義了。」
1937年10月31日，進攻四行倉庫的日軍士兵
撤退
遺憾的是，九國公約會議上國際社會並沒有給予中國即時有效的強力支持。但四行守軍的頑強英勇極大鼓舞了民眾，成為八年全國性艱苦抗戰的寶貴精神財富之一。
「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謝團長；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你看那八百壯士孤軍奮守東戰場……寧願死不退讓，寧願死不投降……」這首歌從1939年夏天唱響，迅速成為烽火年代的時代強音。
謝晉元第一次聽到這首歌時，已經與三百多部下在租界「孤軍營」裡羈留了20個月。他在1939年6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上午11時，王雲波同志來教‘歌八百壯士’。」
而在此前一天，他還在處理士兵毆打排長的惡性事件。這是他最艱難的時期，對外他們是一支中外聞名的明星部隊，對內，由於租界不肯放行，長期滯留，看不到前途出路，「官兵精神日益散漫、消沉」。
他原本做好了準備和官兵在四行倉庫「作光榮的戰死」，那四天四夜他幾乎沒有合眼，然而因定意舍身，「一切思慮全無，心神泰然」，卻沒想到在10月30日晚9時接到撤退命令，告知已經與租界達成協議，撤出四行倉庫後借道租界返回大部隊。
31日凌晨他們開始撤出，日軍迅速占領四行倉庫，拔掉光天化日旗插上太陽旗，宣告占領上海市區。「八一三」淞滬會戰打響之前，日軍宣稱「三天占領上海，三個月占領中國」，沒想到占領上海就花了三個月，四行倉庫一個點打了四天四夜還拿不下來。日方警告租界，為奪四行將不再限制重炮。為求自身平安，租界與國民黨方面協調了一個撤退方案。
「我等之撤退，系因第三者要求維護中立地區（公共租界）之安全，請求我政府同意，而由我最高當局下令撤退者，」謝晉元在接受《新聞報》《申報》採訪時，非常明確地道出「八百壯士」撤離絕非後來租界方面所說的「潰退租界，藉此庇護」。
10月31日凌晨退入租界後，事情發生了預想不到的突變，「八百壯士」的命運就此改變。
租界以持守中立、外來者不能持有武器為由，要求「八百壯士」交出所有武器彈藥，謝晉元表示，部隊只是借道租界，快速撤離，軍人絕不能交出武器。僵持兩個多小時後，88師負責接應的上級軍官趕來協調，命令謝晉元尊重、配合租界。
當解除了武裝的部隊被拉到膠州路口的一片荒地時，謝晉元深知「今後環境之艱危，當十倍於固守四行之時」，「晉元爾時之憤恨與精神所受之刺激，實開餘有生以來非人的慘痛生活之始。」自此，他便患上嚴重失眠症，日記裡常記錄夜不能寐之苦。
四行孤軍撤入公共租界 圖/受訪者提供
隨著國民黨軍的節節敗退，日軍克南京下武漢，租界方面為求自保，既不敢放行，也不願將謝晉元等引渡給日方處置。「八百壯士」「四行孤軍」成為名副其實的一支沒有武裝的孤軍。
在不少失去前途盼望計程車兵看來，他們「非兵非民」，困於鐵絲網中，與囚徒無異，租界也稱之為「扣留營」「留禁營」，但謝晉元始終以軍人風紀嚴格要求部下，激勵官兵牢記自己是一名軍人，「鍛煉體格，研究學術，提高人格」。
「艱難歲月，不知所終」，但營內4點半吹起床號，晚上9點吹熄燈號，內務、學習、鍛煉，秩序井然。
「八百壯士」退入租界20天後，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12月初的南京保衛戰，88師和其他13個師血灑雨花臺，謝晉元所在的262旅包括旅長朱赤同在內，全部陣亡。
租界已在日軍刺刀威脅之下，孤軍手無寸鐵，隨時可能墜入更兇險的地步。
謝晉元（中坐者）與四位連長，左起：二連連長鄧英、機槍連連長雷雄、一連連長上官志標、三連代連長唐棣 圖/受訪者提供
忍耐
謝晉元一直與重慶方面保持著秘密聯絡，數次懇請當局向租界施壓，盡早讓孤軍得自由。
「在他的日記裡，記錄了自1939年到1940年間，他與蔣介石的三次秘密電報往復的內容。」謝繼民在自己年歲漸長、經歷種種限制與無奈時，常常想起父親在孤軍營中的苦心孤詣。
1939年6月、9月，蔣介石兩次復電謝晉元，「尚望忍受一切艱苦，以維國家榮譽」；「諸君孤懸海上，艱苦支撐，已對英美嚴重交涉，決勿使引渡（日本）。」
國民黨軍節節敗退，重慶方面極為看重國際輿論對「八百壯士」戰鬥精神的讚譽。蔣介石竭力勉勵孤軍與租界隱忍合作，以期贏得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
1940年3月，日本人扶持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政府後，租界方面也越來越屈從於日方代表，謝晉元再次致密電給重慶，5月底收到蔣介石的回復，「望堅忍自重，不必以外人之態度惡劣而急躁；應該不卑不亢，百折不撓，堅持到底為宜。」
「他的壓力太大了，上面的意思其實就是讓他們‘犧牲’，對下面他還不能直接說。」謝繼民從十多歲就和孤軍老兵們一起生活，「他們經常說當時並不能完全理解我父親所考慮的問題，大多數士兵文化低，當兵吃餉，其他想得很少。」
「八百壯士」一進入租界，便被民眾以抗敵英雄相待，蔣介石也給予他們「委員長特別嘉獎」，全體官兵一律晉升一級，還犒賞三千元。謝晉元由中校團附升任上校團長，直轄四個連。
最令謝晉元棘手的是，手下將士一心殺敵，再建軍功，卻被軟禁在此，不得施展。士兵們不怕犧牲，赤手空拳也願意與租界白俄衛兵以命相搏，「殺出去！」但重慶方面絕不願意因這不足四百人（戰鬥前後共犧牲20人，還有十多人受傷，在醫院治療）得罪英美。
也有人給謝晉元出主意，來孤軍營中參觀慰問的民眾甚多，組織一批流浪難民入營，讓士兵與難民易裝替換，分批次也能逃出去不少人。
易裝潛逃的建議，對於一支要向民眾和媒體展現中國軍人風貌的特殊部隊來說，是無法採納的。
「八百壯士」進入租界時市民追著運兵車輛跑，新聞記者也紛至沓來，民眾的關愛和媒體的支持，是他們解除武裝後的重要倚仗，「孤軍營」常年對外開放參觀。
為便於學生、社團、民眾進出，謝晉元一直同租界方面據理力爭，「鐵絲網內，主權由我！」從最初的一次25人，分批次輪換進入，到最後女性參觀團人數不作限制（租界方面擔心男性進入後，混亂中與士兵們易裝替換，也不利於壓制），民眾100人一批，分次入內。進步青年心中苦悶，站在馬路邊排幾個小時的長隊，也要進營，參觀、求簽名、請謝團長講話，並觀看官兵與學生一起組成的「孤軍劇團」演出。1940年3月17日，各校學生從上午9時陸續入營，至下午5時才離開，謝晉元特地打電話，請冠生園送來麵包，每人兩個，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上海青年之苦悶，以此可知。尋求精神食糧，除本營外，孤島再無地方。」
並非所有官兵都能理解留守的意義。「餘為維持秩序紀律，實費苦心」，夜裡他夢到「全營暴動」，驚醒後，卻只能提醒自己明日要繼續勉勵將士多多忍耐，「光亮而來，亦當正大而去」，「革命軍人的精神，要在最艱苦中，始能體現。」
「強暴凌辱，與時日而俱增；公理正義，以歲月而消沉」，自1940年5月之後，謝晉元再沒有向上峰致電，而是專心營內諸事的運作管理。失眠多夢，乃至被噩夢驚醒時，他常想念自己此前常做的一個夢，「餘以往常做身生雙翼，如鳥翱翔天空，旋轉高低自如之夢」，這個夢從被羈留之後，再沒有做過，偶爾入夢，自己縱有兩翼，「用盡力量欲飛，卻始終不得離地，心神懊惱萬分。」
謝繼民讀到這段日記的時候，對父親的「慘痛不寧的精神」，充滿同情，更生敬佩。「他自己心裡痛苦得不得了，但是不能說出來，還要勉勵官兵，‘希望大家要自尊自強，不要自暴自棄，應求長進。’」
我們兩個多小時的長談中，言語溫和的謝繼民唯一一次提高調門，是談到有人說「孤軍是被遺棄的歷史碎片」，「說他們這些人只不過是國民黨的棄子，不值得紀念，更不應該用這樣的歷史碎片為國民黨的一敗塗地塗脂抹粉」，他端起茶杯想喝口水平復下情緒，卻氣得嗆了一口，手也有些發抖，「我父親和老兵們在四行倉庫死戰是犧牲，在孤軍營更是犧牲啊！在限制的條件下，不是人可以憑著自己的心意任意而為的。」
他將父親在孤軍營中的堅守看得極為寶貴，「很多記者採訪，都是圍繞著四行倉庫裡的四天四夜，我也介紹了很多。其實我更想說孤軍營中的堅守，我父親也說了，十倍百倍之難的是孤軍時期，在那樣的環境和壓力下，他的身上有一個做人的基本原則，國家利益放在前面，個人利益放在後面。他們確實不容易，這個大局觀值得我們每個人學習。」
謝繼民在四行倉庫紀念館 圖/彭輝
興業
歸隊殺敵一時無望，謝晉元便在孤軍營裡打起了持久戰，帶領將士們辦學校、辦工廠、舉辦體育訓練和體育賽事。推行這些既有現實需要，更有他的長遠考量。「少數新兵，不明軍隊紀律，誤以為此種環境，可以隨便……無論如何，必盡力使其能求長進。此種原因，為未受良好教育家庭，知識淺薄，在軍隊又未受嚴格訓練。」
他極為看重士兵的文化教育，「凡一切事業，均由學問為出發點。沒有學問，無論很好很簡單的事，都做不好，而且會做壞。」1939年12月開辦的「孤軍學校」，謝晉元擔任校長，教員全都是復旦、交大、同濟、東吳等名校的愛國學生，孤軍按照國文程度分為甲乙丙丁四組。甲組學習初一國文，丁組人數最多，占到85%，這個文盲和半文盲小組從識字掃盲開始。自1940年開始，根據程度不同，又適當增加算數、常識、歷史、地理。
甲組學生還可以學習英語，謝晉元自己也報名參加。士兵們後來紛紛退出英文學習，老兵後來對謝繼民說，「那時覺得學了也沒用。」唯有謝晉元一直堅持，他希望自己能夠熟練掌握英文，以便與租界當局溝通交涉。
謝晉元率領孤軍營官兵舉行精神升旗典禮 圖/受訪者提供
部隊的軍餉一直不能按月領取，幾百號人的日常給養令謝晉元頗費心神。1939年上海開始物價飛漲，柴米油鹽樣樣愁，謝晉元的日記裡充滿煙火氣，「現在到了斗粟囊金的時候，唯一辦法，只有節食。有人吃面一頓二三斤，吃飯五六碗，實屬過多。望每人節食為三碗。」無論怎樣精打細算，「但無知士兵，以及故意在此種環境下搗亂者，隻知要食要用，不知錢從何處來，可嘆。」
雖然常有民營資本家的無私捐助，但謝晉元深感孤軍必須自力更生，他決定在營中開辦實業，生產襪子、毛巾等等實用物品出售。他在訓話中強調這個嘗試絕非玩鬧，「當看作孤軍第二生命，務必實實在在，精益求精。」「亦必須抱定辦得有成就，比他人所辦者優良。此須人人有此抱負，努力去做。」
孤軍營工廠，做木器 圖/受訪者提供
「我父親還有一個考量，他從始至終都堅信抗戰必勝，報國無門，歲月蹉跎，他想要給士兵們提前謀劃未來生計。」
「中國抗戰是持久的，快則十年八年，慢則二三十年，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們。但是，那個時候大家怎麼辦？」老兵們告訴謝繼民他們後來一想起團長這番話便感慨萬分，「團長那時候要求我們每個人必須學會一到兩項技能，我們隻當是好玩兒消磨時間，沒有想到後半生真的可以靠這些技能謀生。」
民營資本家榮德生先生對孤軍素來關照，聽說謝晉元想要在孤軍營中辦廠，立即給予援手，親自安排原料廠以優惠價格提供棉紗；織襪廠的衛聚賢先生慷慨地借了六七臺織襪機，還派來老師傅指導培訓官兵，襪子量產後，孤軍又學會了織毛巾，「孤軍牌」襪子、毛巾質量好、售價低，來營中參觀的民眾紛紛購買支持，永安、新新、大新等大公司也積極幫忙銷售。
其後，孤軍又開始生產肥皂，國產肥皂在當時還比較罕見，算是先進工業，「孤軍牌」肥皂供不應求，三十幾個人，一天兩班倒全力生產。
孤軍營工廠，制肥皂 圖/受訪者提供
「我們當時就很滿足了，但團長想的永遠更遠，」謝晉元考慮到國家尚不發達，士兵們如果回到家鄉，沒有了設備和生產線，仍然無法自立。通過考察，他引入了藤器編織、木工生產，他讓每個士兵都去學習藤器編織，因為這個材料到處都有，「學會這門技術，今後即使回到窮鄉僻壤，亦能組織藤工勞力。」
1940年，他還投入5000銀元，為文化程度較高的軍兵開辦了第一期汽車駕駛和汽車修理培訓，「我父親當時把自己的錢都投進去了，士兵們不理解，‘團長幹嘛花這麼多錢啊，這些錢給我們提高提高夥食不是更好嗎？’」
「不能給你們吃掉，吃掉了你們就不能長這個本事。」謝繼民想起老兵給他講這段對話時的滑稽樣子，哈哈笑出了聲兒。
「當時有些來營裡教文化課的大學生也想學汽車駕駛，父親都很支持，這些青年後來加入國共兩黨的都有，他們中間不少人學會開車後，去了內地，再投入抗日。」
前後兩期汽車培訓班共培養了一百五六十人，四連一位班長張青軒，解放後政府安排他在上海一家藥廠做專職司機，一直工作到退休。
孤軍營工廠，汽車駕駛班修理的場景 圖/受訪者提供
「孤軍們的一生都是很坎坷的，後來因為成分不好，很難有一個好的安排，他們很多人都佩服我父親的遠見，在孤軍營中學的技能，讓他們可以憑一技之長或學習能力得以立足。」
1941年的元旦，是孤軍在租界第四次聽到新年鐘聲，謝晉元頗感快慰，這天他寫了很長一篇日記——
第一個元旦（1938年），戰事變遷極甚，而全體官兵意志分歧，思想龐雜，經濟一籌莫展。
第二個元旦（1939年），官兵憤於自由無期，經濟艱苦，異族壓迫摧殘之痛，悲切無已。
第三個元旦（1940年），歷經心血，工業次第成立，教育開辦，盡力提倡運動，時至今日工業有了相當成就。去年一年中，贏利七千餘元，教育最初百分之八十五文盲，現在只有百分之七十，進步極快；體力進步尤為驚人，去年一年中，患病入院僅十餘人，足知運動功效卓著……
刺殺
「自由問題，始終是孤軍營中最大、最根本、最嚴重的矛盾，」父親的日記翻到1941年時，謝繼民的心便緊了起來，謝晉元停筆於4月22日，兩天之後，他在凌晨出操時被手下四個士兵刺殺。
關於謝晉元的遇害，一些網路文章、歷史小說有很多演繹和想像，謝繼民非常不能接受所謂「藝術加工」的無度和隨意，「這種無中生有、牽強附會編寫出來的東西可以吸引人們註目，但以謝晉元的真實名字，寫孤軍營內真實事件，關鍵情節是不能胡編亂造的，真中夾假，以假亂真，客觀上將產生歪曲歷史事件真相和誤人子弟的消極影響。」
上海市檔案館保存了一份珍貴的史料，對謝晉元遇刺的情況作了說明，這份法文史料是法國駐滬領事館警務處1941年5月3日的情報：
拘禁中新加坡路扣留營的「孤軍營」團長謝晉元上校，於4月24日上午6時，在院子裡做訓練的時候，被四個中國士兵殺害。
據悉社會運動指導委員會特派員蔣曉棠、汪程村（註：均系汪偽李士群、吳四寶的心腹），利用扣留營舉行足球和體育比賽的機會，成功收買了四個士兵，每人賞金一萬元。
在謝被害的前幾個月，南京政府的政事特務多次接近謝晉元上校，對他招降，並答應他：個人50萬元賞金，士兵每人一千元賞金。一旦投降南京政府，士兵可以立即獲得自由，謝本人可以晉升師長，並負責訓練南京政府的軍隊，謝上校與他的軍官們拒絕了投降。
刺殺謝晉元的四個士兵，都不是88師老兵，他們是在「八一三」戰事之中先後補充進來的。謝晉元雖「竭盡心血，對內對外之艱苦支持，已至力竭聲嘶」，但羈留日久，軍心難維，幾年間密謀暴動的有之，尋機逃跑的有之，還有個別官長忘記軍人職責，「不負責任，高臥床上，醉生夢死」。
1940年歲末，時局極難，他常被噩夢所擾， 「夜眠僅四小時即醒」、「又失睡，不知何故也」……對於個別士兵的頑劣習性，他的容忍度越來越低，責罰愈重，「官兵不知振作，任何事均作無所謂態度。思想不純正，做工不用腦筋，常常做壞，此種人即無所取其長。」
1941年3月起，因原料價格波動頻繁，工業組若不精心運營，不盈反虧，營內經濟必然崩潰，謝晉元只得親自管理工業組，「雜務一多，心氣不寧，聽不慣，看不慣，不免有所暴躁，致性情又反常……」
他的翻譯鄭俠飛曾經提醒他，「現在處境不好，對官兵不能太嚴，否則可能有變。」謝晉元給官兵訓話時道出立場，「餘在此為最高長官，好也是餘一人，壞也是餘一人，餘為代表中華民國革命軍人人格之一人。官長處罰士兵，並無仇恨可言。軍人以服從為天職，餘若喪心病狂，對汝等一切不管，這才是國家罪人。」
早在1939年8月，得悉日軍意欲以武力劫持自己到虹口日軍司令部迫使自己屈節投降，謝晉元便寫好了遺書，擔心老父老母妻兒驚恐，這封遺書一直沒有寄出。一個月後，孤軍營因紀念「九一八」淪陷八周年，與租界白俄雇傭兵發生沖突，一位戰士當場被槍擊犧牲，謝晉元看得形勢，在遺書後附上了一段寬慰之語就果斷發出了。
「如敵劫奪之日，即男成仁之時。人生必有一死，此時此境而死，實人生之快事也。」他在遺書中懇求雙親切勿悲傷，「男之子女漸長，必使其入學。除教育費得請政府補助外，（雙親）大人以下應宜刻苦自勵，不輕受人分毫。」「抗戰雖久，我民必勝」是他堅定的信念，他在遺囑外附上的留言裡，提醒家人「抗戰期間，家鄉必無慮，絕不可輕易搬動。」
謝晉元去世後，國民政府追贈「陸軍少將」軍銜，蔣介石撥款五萬元特恤金，並承諾「所遺子女，由國家撫養」。「我們當時就是哭，看報紙哭，不看報紙也哭，現在我想到團長去世我還想哭……」2005年，91歲的抗戰老兵楊養正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一說到這裡就哽咽了，「上海市民每天幾千人自發來我們孤軍營，瞻仰遺容，送別團長。」
孤軍為謝晉元移靈 圖/受訪者提供
凌維誠女士在蕉嶺聞知噩耗，「幾天不吃不喝」，望著謝晉元的七旬老父（謝晉元母親已於1940年春天因病辭世）、嗷嗷待哺的兒女，哀嘆「真是死者易而生者難也」。「子女由國家撫養」最終並未兌現，身量瘦小的她扛起責任，並恪守先夫的叮囑，直至抗戰勝利後，才帶著四個孩子返回上海。
「那些年怎麼過來，我真是不知道」，晚年時，她與謝繼民談及艱難過往，每每如此感嘆。
紀念
「巧英吾妻愛鑒：日內即將率部進入淞滬參戰，特修寸箋以慰遠念……為國當不能顧家也。老親之慰奉，兒女之教養，家務一切之措施，勞卿擔負全責，庶免旅人之分心也。」上海四行倉庫紀念館序廳中央是一封巨幅家書，這封信是謝晉元在淞滬會戰打響前寄給凌維誠的。
上海靜安區文旅局調研員張眾 圖/彭輝
紀念館位於四行倉庫西側，總面積四千多平方米，於2015年8月13日淞滬會戰78周年紀念日落成開館。被稱為「彈孔牆」的西牆雖然矗立在館外，卻是最大最重要的一件「館陳」。全程參與四行倉庫紀念館籌建的靜安區文旅局調研員張眾將它比作以色列的哭牆，「它是這個紀念館最大的展品，是淞滬會戰特別重要的一個歷史的記憶和見證。抗日戰爭的遺跡真正留下來的很少，類似四行倉庫這樣的戰爭原址、西牆這樣的‘原牆’就更顯得珍貴。」
四行倉庫紀念館館內陳設 圖/彭輝
全國工程勘察設計大師、上海建築設計研究院資深總建築師唐玉恩2014年夏天牽頭負責設計工作時已經70歲了，「他們說我在陳述方案時‘慷慨激昂’。」
從設計之初，團隊就希望能夠準確復原西牆上的炮彈洞口，但由於四行倉庫一直在被使用，牆面也曾被一層層粉刷，「平常建築的牆面大概3公分左右厚，它的有6公分。」
洞口的準確位置確認極有難度，依照「尊重歷史，復原真實」的原則，唐玉恩堅持若不能找到確切的洞口位置，寧可將西牆恢復為1935年建成時的一片白牆，「但心裡始終希望能夠找到洞口，用了各種方法技術，找了很長時間，都沒有太好的消息。」
直到有一天，在倉庫五樓的內側，層層剝除局部粉刷後，確認了一個戰後封堵的洞口。洞口是用青磚堵上的，而倉庫原來使用的英國進口的大紅磚，清晰可辨，確認無疑。
「天意吧，成全我們將長6米的西牆恢復為蘇州河邊的一座臥碑！人們哪怕不進紀念館，看到這面牆，也會感到觸動和震撼。」唐玉恩主導過上海歷史博物館、和平飯店等許多重要歷史建築的修繕改造，至今還在工作，四行倉庫這個項目在她的職業生涯中只是一個中型項目。「但它很重要，」她至今還在收集關於淞滬會戰、四行倉庫保衛戰及孤軍的剪報資料，讚嘆謝晉元在孤軍營中「軍容整齊、絕無敗相」，四行倉庫紀念館能夠留存歷史，並被國務院列入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令她備感欣慰。
六米長的西牆如同蘇州河邊的一面臥碑 圖/彭輝
紀念館館長馬幼炯和謝繼民、張眾等人一同參與了籌建，最近他在做的一項重要工作是謝繼民的口述歷史整理，「已經錄了兩次音，等謝老忙過這段，還要再約時間談。」
2005年楊養正曾被媒體稱為最後一位幸存的「八百壯士」，但當時還有郭興發、王文川兩位老兵在世。至2009年歲末，這兩位老人先後離世，祖籍湖北隨州的楊養正成為最後的「孤軍」。2010年12月，楊老也走了，享年96歲。
「孤軍一生非常坎坷，他們幾位能夠享這樣大的壽數，是不容易的。」謝繼民10歲回到上海後，就與孤軍一起生活，「開始十幾個，後來五六十個，到了1953年左右，有一百多位孤軍聚到一起，就在孤軍營附近生活。」
「謝老師長期跟孤軍老兵一起生活，他的很多材料都是一手的， 」館長馬幼炯想要通過口述歷史的方式留存這些寶貴史料。
上海四行倉庫紀念館館長馬幼炯 圖/彭輝
「我那時不知道什麼口述歷史，就是跟他們聊天，」84歲的謝繼民思維縝密、表達流暢，他指指我的錄音筆，「要是我那時有這個，我也給他們錄音，整理出材料，叫他們摁手印兒。」
從老兵口中，他得知父親去世之後，孤軍生活更為艱難困苦，1941年12月底，日軍封鎖並接管了孤軍營，「因為孤軍不肯叛變做‘偽和平軍’，他們被關押做苦役，後來又被打散到各處。」
其中50名孤軍在1942年末被送到新幾內亞做苦工，「他們那一批從南京監獄抽去的一千戰俘和平民，1946年2月只有333人幸存回國，孤軍回來了34個。」
從巴布亞新幾內亞餘生的孤軍乘美輪裡倫刺號歸國，在海國碼頭上岸，車送江灣營房安置 圖/受訪者提供
從新幾內亞回來的孤軍連長唐棣，後來和其他老兵一直隨同謝繼民母子生活，家住膠州路的李春林排長也是凌維誠的得力幫手，「唐連長和李排長他們跟我母親商量，在原來孤軍營的那片空地，搭些草棚、竹棚，給從蘇北逃到上海的難民住，按地方大小一鬥米、兩鬥米這樣收租金，當時錢不值錢，就是收米。」
租金一部分用作凌維誠四個孩子的讀書生活費，大部分就用來給孤軍老兵發生活費，謝繼民記得每個月老兵們都會來家裡，「他們說來‘看夫人’，實際上就是來領生活補貼。」
陳毅擔任上海市長時，上海市政府發過一則文件編號為「秘四字第589號」的指令，「謝晉元參加抗日，為國捐軀，其遺屬應致照顧，吳淞路466號房屋一幢及墓地一段，悉仍撥歸該遺族凌維誠居住使用，一般費用酌予減免。」
1946年5月，謝晉元夫人凌維誠（中坐者）與回國孤軍在孤軍營 生產合作社門前合影 圖/受訪者提供
凌維誠女士熬過了艱難歲月，晚年平靜幸福，1991年病逝，享年84歲。她把所有的愛都傾註在了孫女謝駿、孫子謝偉身上，「我媽媽待他們，完全是溺愛，還講我跟我愛人對小孩這樣那樣不好，說我們是後爹後媽。」謝繼民說自己姐弟幾個小的時候，母親總是在忙，「我們不大見得到她，飯在鍋裡，餓了自己吃就是了。」他很欣慰一生勞苦的母親在晚年可以通過「溺愛」孫輩得到情感的釋放和滿足。
上世紀80年代，謝晉元夫人凌維誠與兒子謝繼民及孫女謝駿 圖/受訪者提供
2015年，謝繼民和愛人吳國翠作為抗戰英烈的後代代表，參加了盛大的慶祝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全國共有六十多位抗戰英烈後代參加閱兵，我們11個人一輛車，通過天安門。我父親他們為國家所做的，得到了認可和紀念，他可能從來都沒有想到，自己在四行倉庫和孤軍營中盡責所做的一切，會產生這樣的影響。」
「謝老，您有什麼遺憾嗎？」
「如果說有的話，就是解放後回到上海，應該找到當時整理、選編我父親日記的朱雯教授，要到父親日記的原件。」
「爸爸不要遺憾了，」謝駿給父親茶杯裡續上熱水，謝繼民說奶奶生前最疼愛這個孫女，「奶奶不是常說，跟許多無名犧牲者相比，我們家已經非常幸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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