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山憶書｜「神秘的」名著：初版《羅馬盛衰原因論》

1734年初版《羅馬盛衰原因論》封面。作者孟德斯鳩，出版地阿姆斯特丹，出版商雅克·德博爾德（Jacques Desbordes），1734年出版，八開本，150mm x 90 mm，277頁。

文︱張 弛

這本《羅馬盛衰原因論》購於巴黎的Librairie Farfouille。在巴黎的舊書店裡，Librairie Farfouille資格不算老，只有六七十年的歷史，但是與那些歷史悠久，盛氣凌人的老資格書店相比，Librairie Farfouille的店員不僅在專業上毫不遜色，而且極其熱情。更重要的是，價廉物美！花錢不多，就能搜羅幾本不錯的好書，滿載而歸。

在孟德斯鳩生前正式出版的所有著作中，最特別的要屬《羅馬盛衰原因論》（下簡稱《原因論》）。

首先，《原因論》的結構很特別。孟德斯鳩的書一般都有序。《波斯人信札》（下簡稱《信札》）初版有一篇風趣含蓄的序。1754年再版後，孟德斯鳩寫了個新序，回應書評人的意見。《論法的精神》（下簡稱《論法》）的序言非常重要，孟德斯鳩似乎知道自己的書寫得很隱晦，不太容易理解，所以特意告訴讀者，這本書應當怎麼讀。其實，這種做法在當時很流行，十八世紀的作者不會有意與讀者保持距離，他們經常會毫不掩飾地影響讀者的閱讀。唯獨《原因論》沒有序言。而且，整本書從布局上看，也很「怪異」，目錄顯得特別冗長，和正文篇幅很不對稱，不僅沒有序言，也沒有結論。實際上，《原因論》原來有個序，共七段，不長，譯成中文，也就一千多字，通篇沒有特別犯忌諱的內容，但不知什麼原因，孟德斯鳩沒有將它收入正式刊印的本子裡。總之，《原因論》沒頭沒尾，顯得很奇怪。

1734年版《羅馬盛衰原因論》封脊

《原因論》的成書過程也不同尋常。孟德斯鳩在寫《信札》和《論法》時，常會與朋友交流自己的想法，所以很多人知道他在寫什麼。但是，《原因論》卻是在「悄無聲息」中降生。直到寫完，孟德斯鳩才把消息透露給朋友。他是有意的。1728年，孟德斯鳩離開巴黎，和當時所有的文人一樣，開始了「歐陸遊學」（Grand Tour，此譯法取自閻照祥先生的論文），先去了維也納，覲見皇帝，隨後前往匈牙利，勘察礦山，之後在義大利住了一年，又在英國住了兩年（1729-1731），1731年6月，他結束遊學，回到故鄉波爾多。之後近兩年裡（1731年6月-1733年春），孟德斯鳩沒有離開過冷清的拉布萊德，沒什麼社交，對波爾多高等法院的事情也不聞不問，連信都不怎麼寫，至少現存這一時期的通訊極少。而且，他幾乎都沒有雇助手（學者夏克爾頓能辨識孟德斯鳩遺留的所有手稿中十餘種筆跡，他證明《原因論》的筆記不是任何一位助手所寫），完全是在一種有意的自我隔絕的狀態下寫作。結果，當他重回法蘭西學院（1733年5月）時，會議登記員誤認他是位公爵。不過，我們現在也還不清楚， 他為什麼當時要選擇這樣一種寫作狀態。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十八世紀三十年代，在經歷了短暫的相對自由的階段後，法國的出版審查再度收緊。孟德斯鳩生性「並不好鬥」，他不想與當局發生正面沖突，所以選擇了遠離輿論中心，以孤獨對抗專制。另外，孟德斯鳩本身也不願意處在風口浪尖，正如梅尼克所說，他在內心世界與外在的喧囂世界之間設了一堵牆。伏爾泰能將工作、享樂、精神生活和個人奮鬥融合在一起。而孟德斯鳩保持了一種獨立，這種獨立也使得他將自己讀的東西轉變為思想的過程，要遠比伏爾泰更漫長、更艱辛。

《原因論》的出版過程也很獨特：先有「盜版」，而後被強令要求出「正版」，這種情況不多見。當時的盜版，指的是沒有獲得王室辦法的正式出版許可。孟德斯鳩寫完《原因論》後，決定沿用《信札》的先例，躲開法國當局的審查，在荷蘭出版，找的還是之前出版商德波爾德（Jacques Desbordes）。德波爾德是位新教徒，原籍波爾多，南特敕令頒布後，居家遷居阿姆斯特丹。1734年6月，初版《原因論》問世，沒有署名，印量很少。此版錯誤很多，所以特別附錄一個勘誤表。法國政府問詢後，開始對孟德斯鳩施壓，要求他出版一本正式通過審批的版本。孟德斯鳩前後花了用了一個月，刪減了一些敏感內容。1734年7月，巴黎版問世。孟德斯鳩把這本書送給了法蘭西學院的同事，而且寄了三本給英國皇家學會。不過，在巴黎版問世前，某份手稿已經流到了國外。1734年問世的英譯本，某些章節的內容（主要集中在註解）和巴黎版有出入，更接近德波爾德的版本。

1734年德波爾德版《羅馬盛衰原因論》勘誤表

1734年巴黎版後附「出版許可狀」（出處：google book）

《原因論》是孟德斯鳩生前出版的著作中，最飽受爭議的。大概除了達朗貝認可這本書外，其他大部分人的反映都比較一般。根據夏克爾頓整理的材料，負面意見大致有以下幾種。有批評孟德斯鳩寫不清楚的，比如赫維勛爵說：「我喜歡這部書，雖然我討厭它有三個缺點：它有時含糊其辭，有時自相矛盾，有時為了說前人從未說過的話，而說了一些後人永遠不會說的話。」有人完全不能接受孟德斯鳩對羅馬的抨擊。比如書評人馬萊在給友人的信中坦言，他讀了《原因論》後，發現之前聽到的流言屬實，孟德斯鳩的的確確對羅馬人出言不遜，稱他們是無賴惡棍，他說這是文學的真正墮落，以往的歷史學家從未以這樣的方式來寫過，這是波斯人的性格。之所以會有這種態度，是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法國一直以現代羅馬自居。最後一類意見是說這本書不三不四。伏爾泰尖刻地說道「這部著作充滿了隱喻，與其說這是一本書，不如說，這是一本以怪異風格寫成的就事論事的‘資料堆砌’」。

《原因論》不僅出版後飽受指責，而且也不太被研究者看重。在二十世紀之前，《原因論》出過的版本不算很少，但也不多，遠比不上《論法的精神》，而且質量不高。基本上能用的，大概只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庫朗日（Fustel de Coulanges）的學生朱利安（Camille Jullian）在1896年出的註釋本。在羅馬史領域，朱利安是無可爭議的權威，為《原因論》做了大量的註釋。他寫的前言也很有分量，尤其指出了孟德斯鳩在使用材料方面的不足。另一個版本是巴克豪森（Henri Barckhausen）在1900年出版的校對本。巴克豪森是孟德斯鳩專家，對他的手稿有深入的研究，這個版本的優點就在於利用了手稿。上世紀，在伏爾泰基金會的手稿考證版出版以前，並沒有十分權威的版本，大部分版本都比較簡潔，口袋本居多。可以用作學術研究的英譯本只有一本，譯者是孟德斯鳩專家洛文達爾（David Lowenthal），但也有錯誤，比如將Perseus誤譯為Persia（第十六章）。七星版（Gallimard, 1951）比較權威，流傳最廣，但七星版的孟德斯鳩全集，其學術價值整體上不如盧梭全集，而且沒有收入通訊，這是一大遺憾。當然，伏爾泰基金會版全集最權威、最完善，唯一遺憾是發行量太少。

學界對《原因論》的研究也不多。《信札》的研究角度很多，有從傳統政治思想史切入，有從性野史切入，也有從表象史切入。《論法的精神》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但是，《原因論》的研究百裏挑一。德國學者塞納爾克棱斯（Vanessa de Senarclens）Montesquieu, historien de Rome: Un tournant pour la réflexion sur le statut de l’histoire au XVIIIe siècle（Genève: Droz, 2003）很可能是唯一一本專著，但這書的水平不敢恭維。學界不重視《原因論》，可能是因為，第一，從羅馬史的角度來說，《原因論》早已過時，孟德斯鳩引的材料本身就很有限，而且還不加訂正，經常出錯。第二，從歷史學角度來看，孟德斯鳩的歷史哲學似乎也沒有太出彩的地方。通常認為，法國啟蒙史學的代表是伏爾泰。孟德斯鳩則屬實證科學，歷時性分析不足。孔德的看法基本支配了後世對孟德斯鳩的評論：「如果孟德斯鳩領會過這種進步觀念，會作出更加引人註目的工作。」只有少數學者看重孟德斯鳩的歷史分析，比如普列漢諾夫，還有梅尼克。

《原因論》以前粗粗翻過，沒留下太深印象。為上研究生讀書課，才完完整整、逐字逐句地精讀了一遍。讀了一遍之後，便再也無法收手。繼續讀、不斷讀的欲望不知從哪裡湧出，無法克制。再加上疫情，幾乎足不出戶，本來就不多的社交降到了「零」，身處的環境與當年孟德斯鳩寫書的環境，相差無幾。於是，便拿出收藏的幾個版本，仔仔細細地又校讀了幾遍，這才真正體會到古人說的「讀書百遍、其義自見」的道理。

首先打動我的，是孟德斯鳩的語言。《信札》的文字感情充沛，十分符合當時剛擺脫了路易十四的高壓統治的法國人釋放情感的需要，但語言本身較為樸實，句子不龐雜。《原因論》文字同樣簡潔，但是句子的意思變得很龐雜，內涵非常豐富，層次感很強。如果結合《論法》，你會發現，這是孟德斯鳩形成自己文風的開始。舉個例子來說，《原因論》中分析羅馬君主制的覆滅，孟德斯鳩談到了盧卡雷提婭被奸污一事，認為這事導致了君主制的覆滅。之前早有人把這事看成改制的原因。但是孟德斯鳩的分析，有其獨到之處：

其實革命已經到來，盧卡雷提婭之死不過是個偶因（occasion），因此，一個氣概豪邁、野心勃勃、大膽勇敢，但是封閉在城裡的民族，遲早會掙斷枷鎖，否則只能改變自己的習性（mœurs）。

短短幾行字，孟德斯鳩不僅道出了分析歷史變遷的方法，也透露了他後來在《論法》中加以深化的政治理論。在他看來，盧卡雷提婭之死不過是導火索，而君主制覆滅的核心實際上是制度和人民習性之間的矛盾。盧卡雷提婭之死是一個事件，事件只是偶因，制度和人民習性之間的矛盾是一般原因（cause général），一般原因是導致轉變的根本原因。孟德斯鳩接著說：

當年羅馬曾經發生的事情，在近代史上也有實例，此事確實值得關註。因為，無論在什麼時代，人的感情始終相同。引發重大變革的機遇不同，原因卻始終相同。

這就是說，制度和人民習性之間的矛盾是歷史上造成制度轉變的核心原因。孟德斯鳩認為，偶因或有不同，因為時代不同，因為民族不同，也因為具體的情景不同，但是根本原因是類似的，因為人的感情始終相同。所以，人性是不變的，歷史變遷的根本原因也是不變的。那麼，制度和人民習性之間的關係，到底怎麼理解呢？這實際上就是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開篇就提出的政體的性質和原則。所謂政體的性質，指的是掌權的人以及掌權方式，所謂政體的原則，指的是構成政體的人的情感，比如民主政體下的美德，貴族政體下的謙和以及君主政體下的榮耀，這也就是《原因論》中說的感情或習性。

《原因論》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有很多謎，需要解開。伏爾泰說得很對，《原因論》表面看來毫無章法，但充滿了隱喻。為解開這個謎，需要一番「施特勞斯式」的解讀。

《原因論》共二十三章，基本依照時間順序，但是章節標題長短不一，十分混亂。但若稍加分析，便能發現某種秩序。《原因論》論述的羅馬歷史包括共和和帝制兩個階段，共和國的歷史占十二章，帝國的歷史占十一章，基本對稱。而且，每一部分的內容也都有章法可循。論述共和國的十二章可分為兩部分，第一至八章論述共和國的擴張，第九章為轉折，第十至十二章論共和國的衰敗。帝國史也可以分為兩部分，以第十八章為轉折，前六章論帝國如何由「腐化」（corruption）走向「衰敗」（décadence），後六章論帝國如何由「衰敗」走向「覆亡」（chute）。兩部分內容不僅從結構上看較為對稱，而且敘述風格也比較類似：由敘述（第一至四章、第十三至十七章），轉入論述（第五章和第十八章），並以敘論結合（第六至十二章、第十九至二十三章）結束。

章節目錄分析還能揭示其他隱藏的資訊。論羅馬興盛的內容只有四章，論由盛轉衰和論衰敗的內容總共有十九章，可見，孟德斯鳩分析的重點是羅馬的衰敗，而不是羅馬的崛起。另外，仔細分析章節標題還能發現，論興盛和論衰敗的有另一處不同。前八章的標題以羅馬或羅馬人為主角，比如「羅馬人的戰術」（第二章）、「羅馬人何以變得強大」（第三章）等。而論羅馬腐化直至衰亡的的章節，則以皇帝為主角，比如「蘇拉、龐培和凱撒」（第十一章）、「凱撒死後羅馬的情狀」 （第十二章）、「奧古斯都」 （第十三章）等。不僅如此，章節內容也基本與此符合。在第一至八章中，有關羅馬的篇章很少能看到執政官或軍官的名字。而之後的章節，卻是卻是圍繞皇帝、圍繞他們的品性、作為以及成敗而展開的。如果說這是一種以政治人物為核心的傳統政治史敘事的話，那麼有關羅馬崛起的部分，則可以說成是以民眾為主角的社會史。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區別？答案是：

在社會形成的過程中，首領制定了共和國的制度，隨後則是共和國的制度造就了首領。（第一章）政治家犯的錯誤並非總是出於本意，他們往往在一些並逼不得已的形勢下做出的決定，而眼前的麻煩還會帶來新的麻煩。（第十八章）

孟德斯鳩要表達的意思很清楚：塑造歷史的不是個人，個人無法影響歷史，更無法改變歷史。不過，他承認，國家形成之初的情況有所不同，孟德斯鳩或許認可馬基雅維利的看法，在一個從無到有的政治過程中，是人締造了制度。但是，一旦制度形成，個人的因素便會削弱，一切借由制度決定。所以，因氣候、習性、風俗等諸因素形成了羅馬人的好戰性格與他們的特有的制度結合在一起，便構成了其不斷開疆拓土的源源不斷的動力來源。「從治國原理來說，一個始終處於戰爭中的民族，肯定只有兩個結果：若非自取滅亡，就得戰勝其他所有民族」，「延續不斷的戰爭帶來的另一個後果是，羅馬人若不戰勝地方，絕不締結和約」。所以，羅馬的擴張由羅馬的本性（nature）決定，這不是任何執政官或指揮官個人所能決定的。但是，一旦當羅馬的精神發生了蛻變，出現了腐化（第十章），那麼一切都被顛覆：羅馬人不再英勇，而變得怯懦，民主無法延續，專制出現，習俗也發生了變化，原先用於慶祝羅馬人勝利的慶典變成了恭維某個皇帝的諂媚之道，士兵開始領軍餉，他們成了軍官的家奴，因此安全無法得到保證。這一過程，同樣也不是任何執政官所能扭轉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孟德斯鳩在第十八章指出，任何政治家的所作所為皆非本意，他們只是被決定的，是結構決定了他們的作為。因此，蘇拉、龐培和凱撒，三人性格不同，品性不同，目的不同，但無不促成羅馬民主的衰敗。

最後共和國毀滅了，應該受到訓斥的不是某幾個人的野心，而是人，人大凡有一點優勢，總是權欲熏心，而之所以想要獨占一切，恰恰是因為已經擁有了許多。（第十一章）

所以，一旦精神腐化，而且只要腐化的根源沒有根除，那麼衰敗的趨勢也在所難免，縱然是出現了像西塞羅這樣的偉人——孟德斯鳩在《隨想錄》中稱「這是世界上出現過的最偉大的人，高尚的靈魂，但並不羸弱」（Pensée 773）——也難以扭轉局勢：「他的袍子橫掃了安東尼的軍隊」，結果卻扶持了一個「更危險、權力更合法的敵人」（第十二章）。縱然是那些原本良善的法律，在這個時候也會助紂為虐：「尊嚴法原本是針對攻擊羅馬人的罪行，而現在被提比略用於對付一切他仇視和不信任的人。」（第十四章）競技、觀劇、節慶，這些原本培養了羅馬人偉大品性的習俗，現在反倒成了讓帝國時期的羅馬人甘願戴上枷鎖的麻醉劑：

羅馬人民之所以懷念卡裡古拉、尼祿、康茂德和卡拉卡拉，是因為這些皇帝各個都以此為嗜好。老百姓喜歡的嬉戲，他們都迷得發瘋，並用他們的全部權力為老百姓的歡娛做出貢獻，甚至親自參與其中，他們不惜把帝國的所有財富都用於老百姓的歡娛，當財富耗盡，人民心安理得地眼看著所有大家族被肆意掠奪，享受著暴政結出的果實，而且毫無風險地享受。他們在卑劣中找到了安全。（第十五章）

在第十八章中，孟德斯鳩給出了他對羅馬歷史演變的基本觀點：

支配世界的不是命運，羅馬人可以為此提供證明。當他們採取一種方式治理國家時，羅馬便持續不斷地繁榮富強，當他們採取另一種方式時候，挫折接連不斷。總存在一些普遍原因，要麼是道德的，要麼是自然的，這些普遍原因支配每一個國家，使其興起、延續和衰亡。一切偶然事件都受制於這些普遍原因，比如一場使國家淪亡的偶然戰敗，這便是個別原因，但一定存在一個普遍原因決定了因一次戰役而衰敗，總之一個原則性的步調會牽動所有個別的偶然因素。

每一個歷史事件都是某一原因導致的結果。比如某次戰敗導致了某國的滅亡。但孟德斯鳩說，這類原因只是偶然原因、個別原因，這場戰敗之所以會導致某國的滅亡，是因為有更普遍、更一般的原因在起作用。這就是他說的「普遍原因」（causes générales）。和個別原因不同，普遍原因往往是隱藏的、不可見的，悄無聲息地影響著民族或國家的命運。普遍原因可能是自然的，比如氣候、地理以及人口變化，也可能是道德的，比如風俗或是民族精神，大體上可以理解為《論法》中所說的「普遍精神」：

人受氣候、宗教、法律、施政的準則、先例、習俗、風尚等多種因素的支配，其結果是由此形成了普遍精神。對每一個民族來說，若一種因素的作用較強，其他因素的作用就影響受到削弱。蠻人幾乎隻受大自然和氣候的支配，中國人受風尚的支配，日本人受兇狠的法律的支配，習俗曾為斯巴達定下了基調，執政準則和古老的習俗為羅馬定下了基調。（《論法》第十九章第七節）

所以，人非但不是自由的，更不是歷史的決定因素。《原因論》否定了個人的作用，實際上也否定了國王、政治家的角色。孟德斯鳩證明，影響或推進歷史的主導力量不是人，而是由各類因素構成的抽象的「普遍原因」或「普遍精神」。這為理性主義史學的出現奠定了條件。孟德斯鳩遠遠領先於同時代人，因為當時伏爾泰盡管已經成為牛頓的信徒，但是他的歷史寫作還沒擺脫為帝王作傳的傳統。

孟德斯鳩還顛覆了基督教的史學傳統。他寫《原因論》的另一目的，是為了反駁博須埃。這位莫城主教在1681年出版的《世界史敘說》（Discours sur l’histoire universelle）中重提奧古斯丁的雙城理論，他說羅馬歷史是上帝隱秘計劃的表現，上帝通過這個曾經被應允得以永恒的偉大帝國的盛衰，來展現上帝對眾人的指引，因此人世的歷史存在必然性，這和孟德斯鳩的理解一樣，但是不同在於這個必然性不在人世本身，而在上帝的意志中，人世是上帝意志展現的結果，常人在歷史中看到的，只能是偶然性，只能是運氣，唯有教會才能發現人世變遷遵循的規律（une suite réglée，Discours sur l’histoire universelle，III-8）。孟德斯鳩同樣力圖發現歷史的規則，發現決定偶然性的普遍原因，但是與博須埃不同，他反對一切超驗性，反對神啟的歷史。「普遍精神」和「普遍規律」屬於此岸世界，歸根結底，人類社會的歷史由人類社會自身決定。《原因論》還用了一套非常巧妙的手法，反對基督教。通觀全書，會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即孟德斯鳩雖然寫的是歷史，但全書沒有一處時間編年，沒有提到過任何一個日期。這絕不偶然的，肯定有意為之。孟德斯鳩不寫編年，是拒絕將羅馬歷史與基督教編年發生聯繫，他試圖讓讀者忘記基督教的影響，瓦解羅馬的歷史與《聖經》的記述之間的聯繫。

關於《原因論》，有一段軼事，非常有趣。普魯士國王斐特烈大帝不知通過什麼門路，得到了此書，而且是德波爾德版。他做了批註。現在基本可以確定，斐特烈大帝大約是在1748年寫下這些批註。不過，他肯定讀過不止一次，因為他在不同時期的書信裡提到過很多次。這份批註版的《原因論》一直保留在無憂宮的圖書館裡。1806年10月底，拿破侖在耶拿會戰中大敗第四次反法同盟，成功進駐伯林。皇帝當然不會放過無憂宮裡的寶藏，軍隊在波茨坦待了兩天。塔列朗奉命仔細翻檢圖書館中的珍品，連曾經伏爾泰住過的房間也沒放過，很快他發現了這本書：

我把這本書獻給了皇帝，一直保留在他的圖書館裡。

但這不是事實，因為不知道哪一天，塔列朗借走了這本手稿，一直就沒有還回去，直到1840年才在塔列朗家裡被發現，此時他已去世兩年。

參考書目

Montesquieu, Considér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des Romains et de leur décadence, Tome 2,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2000.

Alberto Postigliola ed., Storia e ragione: Le Considér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des Romains et de leur décadence di Montesquieu nel 250⁰ della pubblicazione, Napoli: Liguori, 1987

Bernard Groethuysen, Philosophi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Gallimard, 1956

羅伯特·夏克爾頓，《孟德斯鳩評傳》，沈永興 、許明龍、劉明臣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婁林主編，《孟德斯鳩論政治衰敗》，華夏出版社，2015年

洛文塔爾，《〈 羅馬盛衰原因論〉的謀篇》，李世祥譯，收入劉小楓選編：《古典詩文繹讀·西學卷·現代編（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年

張弛

浙江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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