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大編輯能本色，是真名士永留芳｜送別

大寒·送別

今日大寒，年終的最後一個節氣。大寒之際，我們就要送別過去的一年，而在今天，我們還要送別一位敬愛的前輩：人民文學出版社原副社長、副總編輯、《當代》雜誌原主編朱盛昌老先生。

朱老於1月17日凌晨永遠地離開了我們，彌留之際還一直掛念著2019年《當代》雜誌創刊40周年的紀念活動安排。

朱老走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幾任主管、《當代》雜誌的幾代編輯紛紛在第一時間表達了對老主編的哀思。張煒、蔣子龍、陳桂棣、春桃、柯雲路、俞天白、李鳴生、趙瑜等作家也以不同形式哀悼朱老，有的作家專程從外地趕來北京送別。

下面我們就與大家分享一篇朱老的文章，這是《當代》雜誌35周年之際朱老懷念雜誌第一任主編秦兆陽先生而寫下的文字。如今，又是五年過去了，秦兆陽先生已經離開我們25年，朱老也隨之而去。就讓我們用這些灌註著心血和溫情的文字，來送別我們親人般的前輩吧。冬安。

朱盛昌在人文社時期的工作照

秦兆陽編《當代》

文｜朱盛昌

原載｜《當代》2014年03期

秦兆陽同志是《當代》雜誌第一任主編，從一九七九年初籌辦工作開始到一九九四年十月去世，他在主編任上幹了十五年。在他的主持下，《當代》雜誌辦得特色鮮明，個性突出，獲得了廣大讀者的喜愛。

秦兆陽同志曾經被錯誤的打成「右派分子」，受到不公的政治待遇。一九七八年落實政策回到北京後，韋君宜同志將他接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擔任了副總編輯。一九七九年《當代》創刊後，他被任命為主編。

《當代》初創時期，正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歷史性大轉變開始的年代，是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時期，此時文學界思想非常活躍，創作有了初步繁榮。當時文學創作的主要內容是反映十年動亂以及「反右派」時期的社會生活和撥亂反正的現實。人們稱這叫做「傷痕文學」，而秦兆陽同志則稱之為「撥亂反正文學」，他認為這個提法更準確也比較積極。這段時間，創作這種內容的文學，是三中全會以後撥亂反正的要求，也是人民群眾對文學的要求。秦兆陽同志主管我們編輯部解放思想，突破「左」的思想桎梏，組織發表了一批有分量的作品，揭露「文革」和「反右派」這些「左」的錯誤造成的嚴重惡果，反映撥亂反正、落實政策出現的變化。我們連續發表的一批優秀的作品，如長篇小說《將軍吟》、《芙蓉鎮》，中篇小說《代價》、《驚心動魄的一幕》等等，產生過廣泛影響。這些作品，都是經兆陽同志審閱並且提了修改意見或者親自動手改過才發表的。這類作品，因為反映錯誤的、消極的、醜惡的現象比較突出，悲劇成分很重，兆陽同志特別提醒編輯部同志們，在處理這類稿件時，注意掌握好分寸，一方面要深刻揭露和批判「左」的錯誤，另一方面又不要使人讀後感到看不到出路，覺得一團漆黑，產生對我們黨、對大陸社會的錯誤判斷。

兆陽同志不愧是一個真正的、有堅定信仰的共產黨員，盡管過去黨曾經給他臉上抹過黑，他卻不願給黨抹黑，而且始終如一地為抹去黨臉上的黑污而盡力，為貫徹執行黨在新時期的路線方針而盡力。他心懷全局，在編輯工作中總是從全局利益出發，決定稿件的取舍。在處理揭露性批判性作品的時候，既積極支持那些正確反映、深刻揭露「左」的錯誤政策給人民帶來的痛苦和災難的作品，又堅決拒絕那些偏激片面、可能給黨和社會主義抹黑的作品。

當時有一篇來稿，題為《如夢令》，秦兆陽看過後，叫退了，因為作者只圖痛快，有一些描寫和比喻很不妥當，例如，把我們黨說成是「四K黨」，就完全錯誤。長篇小說《將軍吟》是一部優秀的作品，韋君宜和秦兆陽同志決定在《當代》發表，但它原來的篇名叫《將軍夢》，兆陽同志覺得這個「夢」字顯得太灰，他跟韋君宜以及責任編輯商量幾次，征得作者同意，最後改為《將軍吟》。

兆陽同志把社會效果放在首要位置。他堅持一貫的現實主義文學主張，強調我們刊物要突出時代性、現實性、群眾性和多樣性，他要求我們刊物上要體現「五氣」，即正氣、志氣、朝氣、勇氣和銳氣，要反對邪氣和泄氣。他說，我們發表的作品，要反映時代的風貌、人民的意願，表現人民最敏感、最關切、最激動的生活內容，要通過我們發表的作品啟發讀者的思想，宣泄讀者的情感，提高讀者的批判能力，激勵讀者的生活意志，能引導讀者積極向上。他特別強調作品要表現理想，表現政治理想、社會理想和道德理想，即使是批判性的作品也應該這樣。

在刊物發表了不少揭露性的作品之後，他根據四次文代會上鄧小平的祝詞精神，跟我們說：今後這類作品有很好的有特色的還要發，但不能光是搞這類東西，「這類題材太多了也不好，容易使人產生絕望情緒。總還是要多些鼓舞人心的才好」。所以，他要求我們要積極地去組織反映社會主義四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作品。他說，要加強現實性。我們刊物名叫《當代》，就要無愧於當代，就要及時關注當前的現實生活。不僅僅要反映已經過去的「文革」、「反右」那些事情，那是過去的現實，更要多反映當前的現實，多反映當前人民群眾關心的事情，多反映四化建設的沸騰生活和四化創業者的英雄形象，要通過我們發表的作品給人民群眾以信心和力量。他說，我們要對時代負責，對人民負責，要幫助黨推動現實前進。我們這是關心社會，反映當代人的生活、願望和思想感情。我們就是要反映時代精神，我們的文學要走在時代前面。

按照他的這種編輯思路，我們編輯部在繼續選發一些優秀的「撥亂反正」作品的同時，以更大的精力去發現、組織反映時代精神、塑造四化建設者形象的作品，陸續發表了柯雲路的長篇小說《新星》、張鍥的長篇《改革者》、焦祖堯的長篇《跋涉者》、蔣子龍的中篇小說《赤橙黃綠青藍紫》、諶容的中篇《太子村的秘密》、張賢亮的中篇《龍種》、鄭萬隆的中篇《年輕的朋友們》等一大批優秀的小說。其中不少都獲得各種獎項。

《當代》雜誌第一任主編秦兆陽

兆陽同志在抓現實題材作品的時候，特別重視報告文學。他說，光靠小說不夠，要抓報告文學。報告文學比起小說來，更能及時地反映當前現實生活。創刊後不久他就要求我們積極地去抓報告文學，而且經常出題目要我們去組稿。他要求編輯要關心時事，平時看報要隨時注意有什麼可以抓的線索。他自己帶頭這麼做。

一九八〇年第四期《當代》的頭條《熱流》，這篇長達七萬字的反映改革的報告文學，組稿線索就是秦兆陽同志在報紙上發現的。他讀到一條關於中共河南省委緊抓改革的報導，覺得從一個省的範圍來反映當前的改革潮流，這是一個大題目，應該抓住。他給副主編孟偉哉打電話，要他立即組寫這篇報告文學。孟偉哉很快就約請正在北京的安徽作者張鍥去河南采寫，並給他一個「本刊特約記者」的名義。張鍥很快完成了《熱流》的采寫任務。

秦兆陽同志很重視這個作品，要了校樣去看，在校樣上作了一些修改潤色。他給作者提了一個重要意見，要作者在結尾部分用抒情的筆調展望大陸改革建設的光明前景，給讀者以更強的信心。這一大段的增加，不但深化了作品的主題，也加強了作品的感染力。

《熱流》產生於大陸改革初期，此前還沒有見到過反映如此大範圍改革的報告文學作品，所以它的出現很自然地受到人們相當大的關注，得到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歡迎。作品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

秦兆陽同志經常把編輯叫去匯報某篇報告文學的情況，有時會要了稿子去看，看了必定提修改意見，甚至自己直接動手修改。

一九八一年七月，《當代》編輯部組織國家體委魯光寫的一篇反映中國女排艱苦訓練頑強拼搏由弱轉強取得好的比賽成績的報告文學完成了。同年十一月初，女排世界盃決賽將在日本舉行。根據大陸女排當時的技術狀態和國際排名，編輯部可能她們極有可能第一次奪得世界冠軍。於是我們計劃在女排世界盃開賽之時的第五期（十月底出刊）發表這個報告文學。

秦老得知這個情況，把稿子要去看了。他寫了一份詳細意見，認為「這篇作品比《熱流》差」，但考慮到這個題材內容很好，同意發表。他動手從頭至尾做了不少的刪改，又把「編者按」作了較大的修改，突出地提出：「倘若我們各條戰線上的人們都能像這樣為了祖國的榮譽、尊嚴和富強而貢獻自己的一切，那麼，社會主義祖國騰飛之日還會遠嗎？」

這個作品內容好，發表很適時，人們看到它的時候，正好中國女排奪冠的消息傳來。於是出現了郵局里爭購《當代》，公車上閱讀《中國姑娘》，行人駐足傾聽廣播電台連播《中國姑娘》的盛況。一時之間，由中國女排奪冠引發的愛國主義熱情激蕩全國，《中國姑娘》的傳播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由於《當代》在長時間內不斷大量地組織發表報告文學作品，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報告文學佳作，形成了社會公認的我們刊物的一大特色。在那個時期，每一次全國性報告文學評獎，《當代》獲獎作品總是最多。有人稱《當代》為「報告文學的重鎮」。

秦兆陽同志辦刊，十分重視發現和扶持文學新人。早在五十年代，他在《人民文學》工作期間，就非常注意發現和推出新人新作，像峻青、曲波、瑪拉沁夫、王蒙、劉賓雁、蕭平這些後來的文壇名家，當年都曾經他的手推出了好作品。在《當代》主編任內，他一如既往關注發現和支持新人新作，要求我們注意從來稿中發現好的苗子，然後加以幫助。他說，要善於去發現那種踏踏實實寫作的，寫出的作品能使人不忘記的作者。即使寫得不完整，也要與他共同合作改好作品。他自己就是這樣做的。

一個突出的例子是路遙。

大約是一九八〇年四月份，編輯劉茵送給秦兆陽一個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這篇稿子是作者路遙托人轉交來的。這個作品，寫一個老幹部在「文革」中遭遇造反派批鬥，並因他引發了兩派的對立。為了避免兩派因自己的問題而發生武鬥和流血，他毅然拒絕一切勸阻星夜趕往造反派的駐地主動接受批鬥，避免了一場大規模流血，自己卻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兆陽同志看後很讚賞，認為這篇作品很獨特，迄今還沒有任何一篇作品像這樣去反映「文化大革命」，他決定發表，讓馬上通知作者來京修改，並詢問其創作緣由。五月初，劉茵收到路遙回信，講了他寫中篇《驚心動魄的一幕》的緣起，說明這是根據一件真實事件寫成的。他對《當代》準備發他這個作品很是感激。他說，這篇東西曾經投了好幾個大刊，都被退回，最後才決定投給他認為是「最後裁判」的《當代》，當時他曾想，如果《當代》也認為不行，他就一把火把它燒了。

《當代》雜誌創刊號

2019年，《當代》雜誌創刊40周年

我把路遙的信帶給兆陽同志，他看後跟我說，這個作者有生活，沒有生活是寫不出來這麼真實的作品的。他說，這個作品突出寫的是一個正面人物，只是把鬥爭寫得殘酷了些。這沒有關係，因為作品的基調給人的感覺還是高昂的。我們應該發表這個作品，而且要把這個作者好好樹一樹。他說，我們就是要培養青年作者。

路遙應編輯部的邀請來到北京，當面聽取了秦兆陽同志、孟偉哉同志的意見，修改了他的作品。作品發表在《當代》一九八〇年第三期，標題字是秦兆陽以隸書體寫的。秦老只有他認為是好作品才會主動為其題寫篇名。後來，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秦老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致路遙的三千多字的長信，題目是《要有一顆熱情的心》，對《驚心動魄的一幕》作了高度的評價和深度分析，就一些不足也講了他的看法。這些意見對路遙幫助很大。

《驚心動魄的一幕》發表之初，在文學圈內並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在中國作協一九七七至一九八〇年度全國優秀中篇小說評獎時，有評委也沒有重視這個作品。兆陽同志是評委，他在發言中對這個作品的優點和它的意義作了深入分析和積極評價，說服了多數評委，給路遙評了獎。此後，《當代》一九八二年第五期又發表了路遙的另一個中篇《在困難的日子里》。從此，路遙成為文壇矚目的一顆新星。他接著又寫出了《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好作品。

兆陽同志關於「我們就是要培養青年作者」的思想，在《當代》編輯部中達成了共識。編輯部公開在刊物上宣布「每期必發新人新作」，每期發稿時我們都要檢查本期有幾篇新人新作，把這作為一項制度執行，相應地每期還要發「本期新作者簡介」；又將推出新人新作作為考核編輯人員業績的重要內容，對於從來稿中發現了有價值的新人新作的編輯給予及時表揚鼓勵；對於有基礎的新人新作，編輯部總是給以耐心細致的幫助，提出詳細意見幫助修改加工，爭取達到發表水平。這些措施的實行，大大鼓勵和吸引了廣大業餘作者，他們紛紛來稿，甚至把被別的編輯部退回的稿件寄給《當代》，希望得到關注。

秦兆陽同志在幫助和扶持新作者方面真是不遺餘力。他看到有苗頭的新作者，會主動去約稿。一九八四年八月，他給江西作者陳世旭寫了一封約稿信。他不認識陳世旭，只是看過陳世旭寫的得獎小說《小鎮上的將軍》，又聽別人講到陳世旭在文學創作上虛心而且認真，就「不禁要引以為同調」，表示願與他結為「忘年之交」。但是，當他看完陳世旭寄來的兩篇稿件，覺得作品不夠成功，就很坦率的寫信提出意見供作者參考，幫助作者提高寫作水平。陳世旭的稿件雖然未能發表，但他對秦老給他的誠懇指導，一直念念不忘。

兆陽同志經常收到陌生的不知名作者的來信和來稿，他總是認真處理，或要編輯部認真處理，從不馬虎敷衍。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他收到來自西安的業餘作者喻清新的一封信，信中說，他在三個月前寄給《當代》一個短篇小說稿，迄無消息。他講了這篇作品的創作過程和他對這個題材的認識和思考以及他對創作的態度。這篇作品曾經寄給《十月》被退回，他作了反復修改後投給了《當代》。秦老從來信中看到這位作者「是個埋頭苦乾的有生活基礎的作者，他的小說也許有些可取之處，或值得培養」。他當即責成編輯部抓緊看稿並給作者回信，而他自己當天就給作者回了信。有關編輯看過這篇題為《張驢兒和他的驢》後，確認這是一篇不錯的作品。發表後，作者獲得了當年《當代》文學獎的「新人新作獎」。

秦兆陽同志扶持新人新作，在文學界有口皆碑，他被稱為「文壇伯樂」。

秦兆陽同志總是以飽滿的熱情、積極的態度對待編輯工作，盡管多年的磨難嚴重損害了他的健康，他依然以多病之身全力以赴地抓工作。他最關注的是每期刊物的頭條稿件，他要求我們，一發現有可做頭條的稿子，就馬上送給他看，經常是催著我們送稿子去。當他沒有看到滿意的稿件時，就很著急，要我們趕緊去找。他自己也主動向一些作者約稿。有一次，編輯龍世輝看了一個長篇小說，說他看了感到很震撼，考慮到秦兆陽身體不好，就將稿子送給別的社主管去看，兆陽同志聽說有好稿子，馬上就要了稿子去，非要自己看不可。還有一次，編輯部選了三個較好的中篇，怕他太累，只送一個給他看，他卻都要了去，連夜看。有一天，他到孟偉哉同志辦公室來談稿子的事，正好老孟給了兩個中篇要我看，他說秦老太太忙就不一定看了，不料秦老聽了馬上要了一個去。隨後說起短篇，我說有個寫彭德懷的，兩個編輯都認為有基礎，老孟叫我先看看。秦老立即又要了去。他這種一心想盡早抓到好稿子的精神，使我們深受感動。

他多次對我們講：要明白我們的擔子重，認識肩上的分量，工作要緊張、勤奮。他說，搞文學事業要有獻身精神，犧牲精神，要有事業心和責任感。他自己就是這樣以身作則的。

一九七九年第四季度，我們著手準備明年第一期的稿件。當時，小說南組提供了一個題為《活著的和死去的靈魂》的中篇小說，作者是廣東的陳國凱，當時剛剛以一篇《我應該怎麼辦？》獲得全國短篇小說獎。南組編輯認為這個中篇不錯。秦兆陽要抓頭條，馬上就要去看了，覺得基本可用，但是文字粗糙，結構也有問題，要作較大的修改加工才能用。他把孟偉哉和龍世輝找去談了意見，考慮這一期先不用。可是第二天，他到社里來說，昨夜他考慮了一夜，決定還是要發這個中篇，用它做頭條，將篇名改為《代價》。他自己已經動手改了一半，再過一天就可改好發稿。在發稿的同時，他給作者陳國凱寫了一封信，詳細說明改了一些什麼地方，為什麼那樣改，特別講到由於發稿時間急促，來不及事先與作者商量，表示了歉意。同時表示，如果作者對改動有不同意見，可在出書時再改回去。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秦兆陽強烈的事業心、高度的責任感和嚴肅認真的工作作風。

作家們自發為朱盛昌先生敬獻挽聯

「惟大編輯能本色，是真名士永留芳」

「一生寂默大編輯，兩袖書卷真文人」

還有一件小事，也很能表現他的責任心。一九八〇年八月的一天，編輯劉茵去秦老家談一篇報告文學的修改問題，順便說到第三期將要發表的遇羅錦的報告文學《一個冬天的童話》。她告訴秦老，文中有一小段床上動作，描寫很細，社內有些同志看了校樣，覺得寫得太臟。秦老一聽就著了急，馬上就要刪掉。但此時第三期的校樣已經付型，不能再倒版了。怎麼辦呢？秦老立即叫組版編輯小姚拿了校樣去，把床上動作過於露骨的文字刪去，然後，按照刪去的字數，他字斟句酌，一句句口述，讓小姚作記錄，補到校樣上，直到字數正合適，文氣又還連貫。這樣既消除了作品的問題，又避免了倒版。這件事，顯示出秦老強烈的責任心、嚴細的工作態度和高超的編輯水平。

秦兆陽同志曾有一首五言詩，可說是他的夫子自道：「磨稿億萬言，多少灼心淚。休雲編者癡，自識其中味。」

秦兆陽同志胸襟開闊，志趣高遠，對黨和人民的事業無限忠誠，對國家和社會的未來充滿信心和希望。從他為《當代》寫的兩首詩中，我們能清楚地看到他的崇高的精神狀態。

第一首題為《迎春曲》，發表在一九八一年二月出刊的第一期《當代》扉頁上，署名「本刊編者」。寫這首詩之前，在年前商量新年第一期稿件安排時，他就提出要為明年第一期組織一篇熱情洋溢的歌頌春天的散文或詩，可是我們還沒有動作，他自己就寫了一首，一大早就送到編輯部來。詩中寫道：「要學習春之神的深情厚誼，她為了人世間布滿生機，吻遍了每一寸親愛的土地。要學習春之神的火熱心腸，她為了讓大地飄滿花香，用胸膛融化那殘剩的冰霜。也應該用我們微小的呼吸，使大地多一點溫暖的氣息。也應該用我們全身的血漿，凝聚成一小滴甘美的瓊液。……耕耘吧，大地的兒子，要報償母親的乳汁。千萬不要誤了春時！」還有一首《晨曲》，發表在一九八四年第一期扉頁，也是用「本刊編者」名義。詩中寫道：「好馬決不臥槽，夜里吃飽了糧草，對昨天和明天的行程，都作了思考。天一亮，就昂首頓蹄，對著晨光長嘯。振奮啊，力量，在全身發酵。萬里行程，走向新的意境，又要開始了。」這首詩的結尾，有這樣兩句：「地因心熱而常新，人因多情而不老。」兩首詩，充溢著積極進取、樂觀向上的蓬勃朝氣，對未來充滿了信心，展現了秦兆陽同志的奮發昂揚的精神風貌，哪里看得出他是一個衰弱多病的老人？

從這兩首詩，我們知道了秦兆陽不但是傑出的編輯家，思想深邃的文學評論家，優秀的小說家，還是一個充滿激情的詩人。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筆下流情——秦兆陽詩劇畫印選》中，可以讀到他許多精彩的詩篇。

秦兆陽同志為人謙和平易，行事低調，淡泊名利。他在文學界有很高的聲望，卻從不張揚，不爭名利地位，不爭享受，不趕熱鬧。他從不摻和文藝界那些扯不清的糾葛。像他這樣的名家，文學圈子里外邀請開會是常有的事，他卻常是謝絕出席。即使是作協開會有時不得不參加，他也不願上主席台。有一次作協代表大會選舉理事，他高票當選，票數在前六名之列，而他卻沒有出席這個會。不少人都是爭著出國，他卻主動放棄出國的機會。《當代》受到了表揚，記者採訪他，他卻說，成績是大家做出來的，採訪的卻是我，我於心不安。他寫的稿子拿到編輯部來，總是說，你們看看，改改，如果覺得能夠充實刊物的內容，就發，要是覺得不行，我再給別的刊物，從來不以主編身份指定我們發他的作品。前面提到的那首《晨曲》，他在給我們的簡訊中說：「我胡謅了這首所謂的‘小詩’，請大家修改、補充或重寫，以作下期的卷頭之語。如果覺得為難，就算了。」他的長篇小說《大地》出版之前，我們希望在《當代》上選發一部分，他就是不肯，說，那麼多作者希望發長篇，我們都發不過來，怎麼可以發我的呢？我們反復跟他做工作，最後他只同意選發兩章。

他給作者提意見，也總是謙遜的態度，商量的口氣。一九八一年五月，他給蔣子龍寫了一封七千多字的長信，回答蔣子龍提出的創作問題。開頭講他為什麼復信拖晚了，原因之一是「肚里無貨，說不出個道道來」，還因為「‘人之患在好為人師’這句古話時常提醒我別亂發議論，要多向比我年輕的同志們學習，有時應該自認為落後於人。所以，我的這封復信只是把受你啟發後的一些凌亂想法寫出來跟你商討，並向你請教」。他多次跟一些向他請教的年輕作者表示，願與他們作為忘年交的普通朋友。這種謙遜，出自內心，不是矯情。他對於人們把他稱作文學理論家不以為然，總是說，我不是理論家，人們說我是理論家，我覺得好笑。我的理論是從看稿的實際中來的，只有在需要時才去找馬恩列。來稿比任何書本更複雜、廣泛。通過看稿，可以學習理論，學習藝術。我是從看稿中得到好處的。

圖片來源：《當代》編輯部資料圖

本期微信編輯：於文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