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錢不要命：明朝的滅亡

合傳媒摘要：

2019/01/22

從歷史上看，一個封建專制集權政權，不可能長命，像它期望的那樣，子子孫孫江山永繼。它固有的弊病，必然愈積愈深，即使初衷不壞的某些做法，也會逐漸走向反面;其垮台的前夕，必有諸種矛盾疊加，猶如多種並發症齊來，以至於無藥可治。

本文系作者賜稿。

清人溫睿臨《南疆逸史》說，「明朝之亡，始於朋黨，成於奄豎，終於盜賊，南渡繼之。」當然還有「清兵入侵」，只是他不便明說罷了。

從歷史上看，一個封建專制集權政權，不可能長命，像它期望的那樣，子子孫孫江山永繼。它固有的弊病，必然愈積愈深，即使初衷不壞的某些做法，也會逐漸走向反面;其垮台的前夕，必有諸種矛盾疊加，猶如多種並發症齊來，以至於無藥可治。

明朝到崇禎皇帝當政，社會矛盾已經十分尖銳。崇禎剪除閹黨的結果，是失去了對「東林黨人」的制衡力量，權力天平向文官嚴重傾斜。明朝初期重科舉，給予文官特權，以及「藏富於民(後演變為藏富於一部分人)」的政策，早已轉化為弊端，導致社會嚴重的兩極分化。文官集團和他們背後的江南大地主財富集團，斂財無數。他們可以在東林「書院」放言國是，左右朝廷決策;而一旦朝廷要他們「讓利於民」，他們非但一毛不拔，還不惜與之分庭抗禮。筆者讚成《劍橋中國明代史》的看法，東林黨人更多的是黨同伐異的政治聯盟，並沒有提出進行一些政治、經濟改革的積極主張。劍橋史說：「東林支持者抵制任何基本制度上的或財政上的改革觀點：他們認為技術性的解決辦法過去不成功，也不可能成功。因為他們偏愛行政改革的空想，他們的運動在體制意義上可以被認為是倒退了一大步，是從高拱和張居正所採取的立場的重大退卻。」

東林黨人

需要指出，明末的社會問題的頑症，並不是經濟總量不足以應付內禍外患，而是土地和財富已經高度集中於利益集團，國庫財政反倒是早已捉襟見肘。據《明季北略》《流寇志》等明清筆記記載，李自成進京後，即命劉宗敏擔任了「劫收」大員，以「助餉」、「追贓」之名，大肆在北京城內勒索掠奪。大順軍所到之處，「便街提士大夫，」「人人皆得用刑，處處皆可施刑」。明朝的舊人被分為臣子、王公、太監、豪紳四等，派餉則按等追繳：「中堂十萬，部院京堂錦衣七萬或五萬三萬，道科吏部五萬三萬，翰林三萬二萬一萬，部屬而下則各以千計」;至於皇室勛戚之家，「無定數，人財兩盡而後已。」(《甲申核真錄》)一時間，「紅色恐怖」席卷昔日帝國京都。不出月餘，大順軍從皇族和京官那里就劫掠了三千萬兩白銀(一說七千萬兩)，而大內府庫中卻只有黃金十七萬，白銀十三萬;而明王朝平均年財稅收入才約2千萬兩，(有人按《明會典》計算，為2020萬兩白銀。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統計為3600萬石糧食，按《明史•食貨二》：「戶部定：鈔一錠，折米一石;金一兩，十石;銀一兩，二石」，折合白銀約1800萬兩。這應該都是理論數據。)足見利益集團已是真正富可敵國。

崇禎皇帝朱由檢是要命的，命就是朱家祖上基業，就是大明江山，皇家政權。而江南大地主利益集團的本性是貪婪，是要錢的。江山姓朱，與他們何幹?雖有明智的人懂得「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但絕大多數人早已利令智昏，哪怕死到臨頭，還在拼命攫取——要命還是要錢?這乃是歷代封建統治集團內部兩派的根本分歧，改良派與守舊派矛盾衝突的實質所在。而守舊派是不會理會「國難」的，他們將一條道走到黑：貪婪地無止盡地兼並土地，不斷製造失業者或「遊民」，而自掘墳墓。

崇禎皇帝

話說回來，即使是在專制統治的苛政底下，老百姓只要有一口飯吃，也不輕易落草為寇的；這與中國人的人性、文化和社會性都有關係——畢竟做草寇是拿自己和整個家族的生命、名譽作賭註，因而獲取「血酬」的成本實在是太高，風險極大。造反頭子李自成1644年逼近北京時，還曾委派降將與崇禎談判，願接受招安討個西北王的封賞呢。據《小腆紀年附考•卷四》載，李自成提出的條件是：「闖人馬強眾，議割西北一帶分國王並犒賞軍百萬，退守河南……闖既受封，願為朝廷內遏群寇，尤能以勁兵助剿遼藩。但不奉詔與覲耳。」可見，就連殺人無算的李自成，也對造反的合法性感到糾結，寧願對正統的大明皇上俯首稱臣。然而，活命求生畢竟是任何人的生存底線，在饑民遍地，朝廷無力賑濟的情勢下，當流民們沒有了任何生路，而李自成之流以「均田免糧」相蠱惑，造反就成了流民的不二之選。

明朝積弊的火藥桶，被天災這一歷史偶然性引爆性了：天啟、崇禎之際，陜西連年大旱，大饑荒，人相食;而遼東戰事越發激烈，崇禎不得不採取竭澤而漁的政策，加派「遼餉」、「練餉」、「剿餉」(稱「三餉」)，逼得全國農民無法維持最基本的生計;兵員亦不斷裁減。這三管齊下，便造就了大批流離失所、食不果腹無業遊民。他們無路可走，蜂擁加入流寇隊伍。李自成自己就是被裁撤的一個驛卒。應該說陜西巡撫的頭腦是清醒的，他一面招安流寇，一面奏請朝廷從江南川蜀調集糧食賑災。但是，他的奏請被內閣和大部分文官否決了，原因很簡單：大部分朝中要員都出身江南地區，他們不願意損害本家族或作為他們經濟後盾的江南財團的利益。這樣，已經被招安的流寇只能再度「反水」。李自成於是僅以十年時間，得以聚集起百萬之眾。

史家評論說，崇禎皇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埸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而他本人在明朝諸皇帝中至少還算是勤政的一個，「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勸惕勵，殫心治理。」(《明史•本紀第二十三》)不過，他再怎麼「提起精神，殫靖忠畫」，宵衣旰食，事必躬親，都已無濟於事。在統治集團內部，願意跟著他「要命」的人，已經很少;而「要錢」的人很多，這些財大氣粗貪得無厭的土豪們，根本不再把他放在眼里。1627年十七歲登基的明朝末代皇帝，苦撐了十七年，最終「殉國」於煤山，成了他的先輩們豢養出來的財富集團的犧牲!

經驗為經驗的歷史再添了一份悲劇性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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