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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劉三解｜劉三解freestyle（ID見文末）
問題如下：
古代為什麼不把犯人關進監獄，而把人發配到千里之外？
回答如下：
這實際上是一個立法原則的問題。
在秦漢法律體系下，也就是商鞅變法之後，秦國法律（實物為睡虎地秦墓、嶽麓書院藏秦簡中記載的「秦律」）一直沿用到西漢初年（實物為張家山漢墓出土的《二年律令》），再經漢武帝、漢宣帝、漢元帝、漢成帝等多代修訂，之後一直貫穿東漢，適用到三國時代的一系列法律中，「流」是一個非常不常見的刑罰。
因為秦漢法律的立法原則，本質上是「法家倫理化」的，所以，略等於「流」的刑罰是「罰戍」，也就是到指定的邊疆地區戍守若干年，但是這里刑罰的「苦」，主要出自「戍役」，而不一定要求如何地躥遠，也不以這種「戍地」的距離，作為這種刑罰的「輕重」標準。
而進入「魏律」系統，也就是三國時代曹魏重新更定的律令體系，其最大的特徵就是「法律儒家化」，也就是法律規範的社會倫理完全以儒家倫理為依歸。
《唐律疏議》註解「流刑三」條下解釋：
《書》雲：「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於遠也。又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大罪投之四裔，或流之於海外，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蓋始於唐虞。今之三流，即其義也。
這個《書》即《尚書·堯典》，「流宥五刑」在當時的解釋是，以「流放」作為「五刑」（墨，即黥面刺字、劓，即割鼻子、剕，即斬腳趾、宮，即閹割男性、大辟，即斬首）的寬刑替代，理由是，「不忍」殺傷犯人，所以寬恕他們讓他們滾得遠遠的。
「大罪」則遠遠流放，最狠的是扔到海外，次一等的是扔到九州之外，最輕的是扔到「中國」也就是文明社會之外，這是唐虞，也就是堯的舊法。
可見，「流刑」出現的根本原因即在於對儒家經典的踐行。
這個刑罰，出自儒家經典，踐行於魏晉南北朝之際，卻在唐宋廣受詬病， 因為它作為只比死刑低一等的重刑，在懲罰的沉重程度上，唐宋之際反而覺得太輕了。
為什麼呢？
因為《唐律》中的流刑，等於是遠躥之後，在當地附籍，犯罪官員待夠年數之後還可以東山再起，除了遠離家鄉，其他真沒什麼苦的，甚至不如徒刑實際勞役服刑時間長。
所以宋人就說：
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井，轉徙四方，固不為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比於古亦輕矣。
那麼，魏晉南北朝定法的時候，為什麼不存在這個問題？
根本原因是社會形態的變遷。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人的生存是以宗族為依托的，上有世家大族，下有寒門豪強，完全的小家庭，在當時的社會生活是非常艱難的，所以，當一個人被剝奪了與家族共居的權力，遠流到毫無社會關係的流放地，其生活必然困苦不堪，實為苦事。
而到了唐宋，尤其是宋朝，地方開發已見成效，所謂的流放地也是漢人聚居區，且本人的生存早已脫離了家族的蔭庇，自始至終都是小家庭的形態，所以，哪怕是流放，入籍之後，照樣可以出頭。所以，不以為苦。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宋朝發明了「刺配」，一種結合了「杖」、「黥」、「流」的復合刑罰，也就是《水滸傳》中說的「殺威棒」+「刺面金印」+「流放三千里（邊關軍州）」。
這一套打法，到了元朝，基本棄之不用，因為他們有更狠的解決方案，就是南人流北，北人流南，流放入軍，也就是編入軍隊，終生不得脫離，這就成了徹頭徹尾的苦刑了。
到了明朝，《大明律》其實已經逐步淡化了流刑的存在，即實際操作中回避流放三千里，而改為輸役。而到了清朝，我們常聽電視劇說的「流放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又一次興起，而之所以如此，實際上是清王朝本身奴隸制殘餘的一種司法表現。
所以，綜上所述，雖然我們說「古代」，看似是一體的，其實2000多年來用種種變化和反復，不能一概而論，唯有詳細了解之後，才能窺得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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