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在北京揭曉。梁曉聲的《人世間》、徐懷中的《牽風記》、徐則臣的《北上》、陳彥的《主角》、李洱的《應物兄》5部長篇小說獲得該項殊榮。

茅盾文學獎是大陸具有最高榮譽的四大文學獎項之一，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每４年評選一次。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自今年3月15日啟動，評獎範圍為2015年至2018年間在大陸地區首次出版的長篇小說，共有234部作品經推薦參評。8月16日，經第六輪投票，產生了5部獲獎作品並向社會公布。

來源：8月23日《新華每日電訊》草地周刊

作者：新華每日電訊記者王京雪

「別人見面都稱道，你90歲還能寫出這樣一本書！實際他們應該問的是，為什麼我到了90歲，才能寫出這部書?」90歲的徐懷中是在病房里，得知長篇小說《牽風記》榮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的。這位茅獎史上最年長的獲獎作家，言及當時的感受「不勝感慨」，漫長的寫作過程湧上心頭。

1947年，18歲的徐懷中隨劉鄧野戰軍挺進大別山。當時已參軍兩年的他，在一個鄉里擔任武工隊隊長，手下管著十幾桿「槍」，多是掉隊和受傷的戰士。有大半年時間，他們從不敢在同一個地方過兩晚。歷經生死，許多戰友的屍骨留在了大別山。

以這段「參加革命後，考驗最嚴苛、衝擊最大的戰爭經歷」為素材，徐懷中創作了長篇小說《牽風記》，寫作過程一波三折：1962年，他動筆寫初稿，用正面全景式的紀實筆法，描寫人民解放軍的這次重大戰略行動。寫了20萬字，「文革」來了，他將手稿付之一炬。粉碎「四人幫」後，他急忙從頭寫起，寫了幾萬字，自覺索然無味，再度擱置。直到2014年，85歲的徐懷中又一次重寫《牽風記》，耗時近5年，終於完成了這部仍以挺進大別山為背景，內容較之初稿卻僅餘書名相同的「三個人物一匹馬」的故事。

回頭來看，為寫《牽風記》，徐懷中用了近60載光陰準備，他說自己後來是「抱著必死的決心」在寫，對自己的寫作生涯，他認為用兩個字描述最準確——「掙扎」。

劉新華 繪

被莫言稱為「恩師」的軍旅作家

2012年，作家莫言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講中提到「我的恩師徐懷中」，說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後，在其啟髮指導下，寫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紅蘿蔔》《紅高粱》等中短篇小說。

徐懷中說這話講得太誇張，自己談不上有什麼「啟發與指導」，只能說莫言有幸適逢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的黃金時代，改革開放才是莫言的「恩師」。

改革開放也是徐懷中自己的「恩師」。

他從上世紀50年代初開始寫作，1956年，27歲，就已寫出長篇小說《我們播種愛情》，為文壇矚目。葉聖陶在《光明日報》上發表評論，稱「看完一遍又看第二遍」「對他那創造境界的功夫和揮灑自如的筆墨，非常欽佩。」

上世紀60年代，徐懷中因電影劇本《無情的情人》遭受批判，之後十幾年，他心灰意冷，不願寫「沒意思」的東西，幾乎要放棄文學創作。

1979年，徐懷中接到命令，帶領一個戰地採訪小組，前往對越自衛反擊戰的前線。那時，他大病初愈，身體虛弱，提著一大包中藥丸子上的飛機。

採訪歸來，他拿出了新作《西線軼事》，這篇描寫6個普通女電話兵和1個男步話機員戰地經歷的小說，以9萬餘讀者選票獲得1980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第一名，被譽為軍旅文學的里程碑之作，「開啟了當代軍旅文學新時期」「啟蒙了整個軍旅文學的春天」。

徐懷中說，他是在寫《西線軼事》時，才從長久的蟄伏中「醒過一點勁兒來」。「我說要寫個女子電話班，編輯說電話兵不就是爬爬電線桿、架架線嗎?有什麼意思呢?大家還是希望我正面宣揚戰爭的勝利，但我內心想寫的是另一些東西。」

如果說戰場是一棵樹的「樹冠」，徐懷中更感興趣的是戰場外的「樹根」，他想寫出歷史縱深感，體現戰爭在怎樣的特定歷史條件下進行。

他認為英雄人物與普通人是自然統一的關係，英雄不是超人。並且，評功可以分一二三等，人的思想境界卻未必適合這樣區分。「許多戰士犧牲了生命，但沒有成為英雄，這並不說明他們不具備成為英雄的素質，只不過沒有某種客觀條件。」

1979年，在改革開放、思想解放的新時期氣候里——也只有在這樣的氣候里，徐懷中寫出了想寫的東西，站上了個人創作的新起點。

1984年，55歲的徐懷中接受任命，主持創辦解放軍藝術學院的文學系，他為此中斷了創作。文學系草創之初，沒有師資，沒有教材，徐懷中遍訪名師，一次次登門，把丁玲、劉白羽、汪曾祺、王蒙、吳組緗、李澤厚、任繼愈等名家一個個請來。

文學系首期學員35人，莫言、李存葆(代表作《高山下的花環》)、錢鋼(代表作《唐山大地震》)都在其中，作為系主任，徐懷中總是坐在課堂上跟他們一同聽課，「我常說我是班上第36名學員。」徐懷中回憶，就是這種「旁聽」，促成他文學觀念的進一步覺醒，也為《牽風記》的寫作做了準備。

「我覺得我的創作思想還需要解放，自己以前總覺得已經夠解放了，但實際上受概念化、公式化影響很深，不自覺就會疏忽，要90歲了才徹底醒悟，我像蹚一條大河，我已經蹚過來了！我不管了！我就放開手腳做最後一擊！」

突破概念化束縛的「爬行者」

1985年，徐懷中被調往總政文化部，幾年後出任總政文化部部長，他再次推延了重拾個人創作的計劃，「但也還在寫」。八一電影制片廠拍攝展現解放戰爭三大戰役的系列電影《大決戰》，徐懷中任藝術指導，親自修改了全片劇本。

忙於工作和各種社會事務，徐懷中到2003年才真正有時間寫長點的作品。上世紀60年代「抗美援越」期間，他在越南南方戰地採訪了4個多月，根據當時的日記，他寫出了非虛構作品《底色》，2014年獲得魯迅文學獎，接下來的，就是去年寫完的《牽風記》。

他是個寫得太少，也寫得太慢的作者。30萬字的《底色》，徐懷中寫了8年，十幾萬字的《牽風記》，他寫了四五年。「所以我總說我是一個文學的爬行者，我就像動物，把爪深深插在泥土里，這麼抓著往前爬。」

他說他寫作的「壞毛病」，是每寫一個自然段，都要先在心里背誦下來，覺得沒問題了，才寫下來。「寫下來一看，簡直不像話，又改來改去，不知道改多少次。」

夜里突然想到什麼，無論幾點，他都要爬起來在小本上記下，本子不在手邊，就記到藥盒上。「想到一兩句話很得力，必須記下，不然就睡不著。」

他的身體自年輕時就不算健壯，後來更常受病痛侵擾。寫《底色》和《牽風記》，狀態好的時候，他上下午各能工作個把小時。

妻子於增湘一直在旁「監督」，「一會兒該休息了，一會兒該喝茶了，一會兒該吃水果了。」徐懷中笑著說，上世紀50年代，他在於增湘的鼓勵下開始文學創作，此後，妻子始終是他的「第一讀者」。

徐懷中寫得慢，但並不趕，90歲的人了，「趕的話就把自己趕垮了，我就這麼慢慢磨、慢慢寫，即使只能寫半拉子，那也是一部作品，我就是抱著這種必死的決心，要把這兩部東西寫出來。」

他是寫作上的「爬行者」，這不止體現在對文字的精打細磨上。徐懷中曾說，他們這些作者就像蚯蚓，「從泥巴里面那一個小洞，彎彎曲曲地終於鑽出去了，過去以後，身體還沒有變形，仍是它自己，沒有成為別人的傳聲筒。」

從成名作《我們播種愛情》起，甚至從處女作《地上的長虹》開始，徐懷中就以「爬行」的低姿態，義無反顧地爬上一條高峻險路。有評論者評價，徐懷中的創作在其所處年代不斷在「越位」，他也因此不斷被判「犯規」。

「我一面寫一面竭盡全力掙扎，我不願意就范，我知道這麼寫不行，但我也不願完全屈服，我要找到一個路子。」他因在病中而略顯幹啞的聲音爆發出一股力量，「我不甘心!我知道自己受了概念化等影響，但我還是盡可能地做了掙扎。」

他回憶1964年應雜誌編輯約稿，為當時部隊開展的「四好連隊、五好戰士」運動寫的小說《四月花泛》，講一個戰士春節回老家，身上背的全是幫戰友帶的東西，他一家一家去送，送完年假也休完了，又趕回部隊。

「真有這樣一個戰士，我冰天雪地地跑去他在東北的部隊，住在連隊炊事班一段時間，又沿戰士回家的路走了一趟，走到湖北浠水，一家家去探訪。那些戰士的母親、妻子、未婚妻都讓我很感動，最後寫了一篇講戰士和他們妻子、未婚妻內心感情的小說。寫的時候用了湖北方言，讓湖北作家誤會我是個湖北人。」徐懷中說，「寫這篇文章是我的任務，但我寫出來的，是這樣一個東西。」

追求回歸人性底色的《牽風記》

每代作家都要直面各自時代的局限與挑戰，有膽識、智慧和想像力的人，才有機會成為牽風弄潮者。徐懷中的可貴，在於他從未停止這種追求，直到今天，還在做新的探索。

1962年，徐懷中給手中的小說起名「牽風記」時，「牽風」指的是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揭開我軍戰略反攻的序幕，「牽引了戰略進攻之風」。56年後，等他完成這部作品，「牽風」又多了許多別的含義，可以理解為「牽引個人寫作轉變之風」「牽引古老的‘國風’」等等。

沒從正面角度反映這場重要的戰略行動，徐懷中盡可能淡化具體的戰爭場面，將筆觸聚焦在兩男一女和一匹老軍馬的命運上。

他筆下的人物，在今天看，仍令人驚訝——背著古琴、有潔癖，會用手帕包著錢交團費的女文化教員；留學日本學莎士比亞，兼修油畫、人體藝術攝影的精英知識分子旅長；英勇忠誠，但一身「風流韻事」的警衛員；還有總尿床的壯烈犧牲的小戰士；被逼上絕境，跳崖前投出手榴彈卻忘拉引信的學生兵們……

有老戰友說，青年作者這樣寫情有可原，你作為親身經歷戰爭的老作家寫這樣的作品，讓人無法理解。也有老同志質問，我們的革命隊伍中怎麼會有警衛員曹水兒這種目無軍紀的人?

「其實曹水兒這類人物，我太熟悉了。」徐懷中說，「戰爭是複雜的，我覺得讀者想了解的，是戰爭背後人的內心世界，如果是要了解戰爭過程，他不如去看戰史。小說的真諦是虛構，但你經歷過，就不會虛構出沒影的事情。」

他寫那些在今天的很多讀者眼中，仍屬「越位」的人物，是為了凸顯人性的糾結與光輝，其實徐懷中寫作中的每次「越位」，都是為了回歸人性的底色。

「謳歌革命及反映革命戰爭生活，並非只能走上公式化、概念化道路。」國內作家里，徐懷中最愛孫犁。他為孫犁寫過的許多評語，人們都可以拿來評價他本人，「他不可能像別人那樣去寫戰爭，把主要人物拔高到理想化，讓別人來陪襯這個所謂的英雄人物……他不會強迫你承認他寫的這個人，他筆下的人物，大多普普通通，甚至帶著性格和思想上的缺點，但別忘了，就是這樣眾多的普通中國人揭竿而起，打敗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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