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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家裡看《清平樂》,雖然有些受不了帝後cp的糾結、以及張妼晗的賤,但不得不說,這是一部讓人很愉快的電視劇——仁宗的寬仁溫和、北宋士大夫高昂的精神氣象、文官體制的制衡與中和,都體現出中國古代高度的政治文明。和清宮戲中的「拖出去打死」「奴才」「賤人就是矯情」相比,《清平樂》要「中國」得多。在這周,我們圍繞北宋的政治、文化、文學,推出系列微信,與你一同走進那個迷人的時代。
宋仁宗是宋朝在位最長的皇帝,《宋史》本紀說他「恭儉仁恕,出於天性」,對仁宗朝四十二年治跡的總體評價是:「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這段評價還是相當公允的。盡管有種種外患內政上的問題,但仁宗一朝無論如何還是宋朝的治世,除卻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都頗有些盛世氣象。
治世的出現,與仁宗「恭儉仁恕」的個人秉性與治國方針有關,他不是一個奮發有為的英主,甚至在歷朝守成之君中也不是聲譽卓著的明君。他的性格有柔弱遊移等毛病,耳朵根子軟,對後宮女色也有相當的興趣。但他最大的優點就是寬容仁厚,能容忍各種激烈的批評意見,哪怕是對他私生活妄加非議,聽了也從不挾憤報復。
有關仁宗仁慈寬厚的遺聞軼事特別多,雖不無箭垛效應,但也折射了歷史的光影。有一天早晨,他對近臣說起昨天夜裡失眠腹饑,想吃燒羊肉。近臣問他為什麼不降旨取索,他回答說:「宮禁每有取索,外間便為定制。我怕自此以後每夜都要宰羊,殺生害物。」
大臣王德用進獻佳麗送入後宮,諫官王素極論此事,仁宗對他說:「你是王旦之子,我是真宗之子,與他人不同,自是世交。德用確有其事,她們在朕左右,也很親近,且留之如何?」王素說:「我欲所論,正是親近!」仁宗有所感悟,命近侍賜德用所進之女各錢三百貫即令出宮,當即報來。王素表示:只要採納進諫,不必如此緊急。仁宗說:「朕雖為帝王,但人情相同。倘若見她們眼淚鼻涕地不願出宮,恐怕也就不忍心趕她們了。你就在這裡等回報吧。」不久,內侍來報「事已了當」。
君主制是家長制的放大。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之下,必定是才俊如雲;但有時,在一個平易而寬厚的家長下,子弟倒也頗有出息。仁宗朝人才之盛,似屬後者。在他的治下,不僅臺諫官,即便其他官員和士大夫,也都能暢所欲言,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言論自由。
有一件軼聞最能說明仁宗朝言論的寬容度。據說仁宗「尤惡深文」,有一個舉子獻詩成都知府說:「把斷劍門燒棧道,西川別是一乾坤」,這詩是完全可視為反詩的,知府囚械了此人,上報了此事,仁宗卻說:「這是老秀才急於要做官才寫的,可給他一個遠小州郡的司戶參軍做做。」不必究詰這事的準確度,即便是附會,也真實反映了仁宗的為政風格。這種仁恕寬容對「忠厚之政」的風氣,對人才的造就培養,都起了十分重要的推進作用。
說到仁宗朝人才,在宋朝歷史上真可謂是首屈一指的,可以開列一長串名單:政治上被稱為名臣的就有呂夷簡、范仲淹、魯宗道、薛奎、蔡齊、陳堯佐、韓億、杜衍、龐籍、吳育、王堯臣、包拯、范祥、孔道輔、餘靖、胡宿、田況、王素、韓琦、富弼、文彥博、種世衡、狄青、王德用等;
活躍在神宗、哲宗乃至徽宗前期的趙槩、吳奎、張方平、唐介、趙抃、呂誨、范鎮、曾公亮、王安石、司馬光、呂公著、呂公弼、呂大防、呂惠卿、曾布、章惇、韓絳、韓維、韓忠彥、傅堯俞、彭汝礪、范純仁、范純禮、劉摯、王巖叟等一大批人才,實際上也都是仁宗一朝養育而成的。
文學藝術上有張先、柳永、晏殊、宋庠、宋祁、尹洙、梅堯臣、蘇舜欽、蘇洵、歐陽修(以上文學,蘇軾、黃庭堅兼擅書法)、蔡襄(書法)、燕文貴、武宗元、許道寧、趙昌、易元吉、文同、郭熙、王詵(以上繪畫)等。思想學術上有孫奭、劉敞(以上經學)、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以上哲學)、張載、邵雍、周敦頤、程顥、程頤、呂大臨(以上理學)、宋敏求、范祖禹、劉恕、劉攽(以上史學)等。科學技術上有王惟一、錢乙、燕肅、畢昇、沈括、賈憲、蘇頌等。正如蘇軾所說:「仁宗之世,號為多士,三世子孫,賴以為用。」而明代李贄更認為:仁宗一朝,「鉅公輩出,尤千載一時也」。這裡隻就政治人才略說其犖犖大者。
(學生時代被支配的恐懼來了)
第一個是范仲淹。南宋人以為「本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元朝人說他「千百年間,蓋不一二見」。宋代是士大夫自覺意識最高漲的時代,一種嶄新的精神面貌已經浮現在儒家社群之中。如果要說有宋儒氣象,那就是由范仲淹以身作則開出來的,故而朱熹說「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文正是仲淹的謚號)。作為一種人格典范,他對後人影響深遠,完全當得起他在《嚴先生祠堂記》裡所推崇的「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他在《嶽陽樓記》裡所說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真是一種冰壺秋月的人格境界,令人高山仰止。李贄對他的人格精神評價最高,甚至以為「宋亡,范公不亡也」。(中略)
再說富弼。司馬光稱讚他「溫良寬厚,凡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慶歷二年(1042年),契丹看準宋夏交戰之際,趁火打劫挑起邊界爭端,派遣使者向宋索要所謂關南之地。宋朝正被西夏折騰得焦頭爛額,更擔心與遼朝激化矛盾,落得腹背受敵的地步,想遣使赴遼,被選者都因恐遼症推諉不行。呂夷簡一直對富弼不滿,便讓他出使。好友歐陽修引用唐朝顏真卿出使見李希烈而被害的故事,希望富弼不要去,他置之不理,臨行對仁宗說:「主憂臣辱,我不敢貪生怕死!」(中略)他在宋朝明顯不利的情勢下,幸不辱命,在對遼外交上展現了卓越才能,次年就遷為樞密副使。其後,他在仁宗至和二年與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兩度入相,與韓琦同為三朝重臣。
文彥博早在慶歷七年(1047年)就位至參知政事,年僅四十二歲。這年十一月冬至那天,貝州(今河北清河)發生了王則領導計程車兵起義。王則原是涿州(今河北涿縣)人,因饑荒流落貝州,投了駐紮當地的宣毅軍,當上了小校。為了清除人民的反抗因素,宋代改進了唐末五代以來的募兵制,用心良苦地把「獷暴之民收隸尺籍」,讓他們參軍吃糧,把民間兇悍驁危險的力量納入軍隊的管束。在宋太祖看來,兇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這種募兵制是消弭民眾叛亂的最佳方案。於是,饑寒交迫的農夫,遊手好閒的流民,都被投進了軍隊的大染缸。動亂根苗雖然暫時被轉移進軍隊掩藏了起來,但一旦有風吹草動的誘導因素,就會轉化為兵變形式爆發出來。宋代兵變相對頻繁,原因即在於此。
王則的信徒廣布於河北、山東一帶,約定明年元旦在河北同時起事。事發以後,宋朝一邊在各州郡大索「妖黨」,被俘者不可勝數;一邊立即派出知開封府明鎬為體量安撫使前往進剿。次年正月,文彥博見貝州仍未攻克,便主動請命。事平當月,文彥博就進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他也不把功勞都攬在自己頭上,稱讚明鎬「才大可用」,推薦他做了參知政事。
至和二年(1055年),他再次入相。次年正月,仁宗在上朝時突然發病,扶入宮禁。文彥博考慮到政局大計,當即要求內侍及時通報仁宗病情,否則行以軍法,同時與其他宰執在宮中日夜輪流值班。知開封府王素說有禁兵告發都虞候謀亂,文彥博了解到那個都虞候決無謀叛事,便與同時任相的劉沆以誣陷罪簽署了斬決那個士卒的命令,確保軍隊的穩定。
不久,兩個司天官受內侍武繼隆的指使,上書請求皇后聽政。文彥博拿到書狀後,也不給其他宰執看,找來那兩個司天官說:「司天官干預大政,可是罪當滅族的!今後可不能再犯。」然後把這事通報給其他宰執,其他宰執都憤怒地表示應將這些僭言之輩斬首,文彥博則以為:倘若斬首,皇后不安。直到仁宗病情恢復,文彥博與富弼等才回私第。史稱文彥博「凝簡穩重,顧眄有威」,歷仕四朝,任將相五十餘年。元祐更化時,他受司馬光推薦,以八十一歲高齡第三次入相,平章軍國重事,成為元老重臣的一種象徵。仁宗朝的武將……
(是不是也很好奇,好奇就去讀書吧!4·23就要到了,讀起來!!)
本文摘自虞雲國著《細說宋朝》,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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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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