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歲老紅軍王定國：西路軍戰友是她深藏的痛

「我和謝老就沒有結婚證，

那個時候還沒有這套呢！

我們講的是歷史，

應該正視歷史，承認歷史。」

1981年11月，王定國（中）與紅四方面軍戰友劉瑞龍、江彤夫婦合影。圖/受訪者提供

老紅軍王定國的西路軍情結

本刊記者/宋春丹

發於2020.6.22總第952期《中國新聞周刊》

母親王定國去世後，前來悼念的人讓謝烈深受觸動。紅軍女將軍張琴秋的外孫劉秉宏在靈堂前痛哭流涕，謝烈從沒見他這樣哭過，把他扶出靈堂後，他又回去站著接著哭。

劉秉宏本來辦好了車證和手續，準備去參加原定於6月15日上午9點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大禮堂舉行的王定國遺體告別儀式，但因為北京疫情突變，除直系親屬外，其他人不能參加了。這讓劉秉宏以及眾多準備參加告別儀式的紅四方面軍、「河西走廊」紅軍、新疆「新兵營」以及西路軍等幾個群體的後代們都深感遺憾。

「西路軍後代對王定國的感情都非常深，因為她就像一面旗幟。」劉秉宏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又一次營救」

1980年5月，為撰寫《西路軍女戰士蒙難記》，甘肅省社科院研究員、後任蘭州西路軍研究會名譽會長的董漢河來到北京東皇城根街46號王定國的家中採訪。

窄小的客廳裡，有關謝覺哉的資料從地板摞到天花板。王定國耐心細致地向董漢河講起當年西路軍兵敗後她如何被俘，又是如何反抗，咬敵人的手指。她騰出家裡的客房讓董漢河住下，讓他安心在北京採訪。

她還親自帶著董漢河，坐公車車到李卓然、劉瑞龍等原西路軍將領家中採訪。車上沒有座，67歲的王定國用手扶著車門口的立柱站著。董漢河想介紹一下她的身份請大家讓個座，被她阻止。她說她可以要車出行，但不願給公家添麻煩。

那時正是改革開放初期，黨史研究還沒有在社會上受到重視。王定國給了董漢河1000塊錢，說：「現在都不重視黨史研究，你要好好幹！這是別人給我的潤筆費，我用不著，你拿去用。」

1983年秋，王定國和伍修權重訪甘肅，到西寧、銀川、蘭州以及河西走廊等地進行了近兩個月的實地調查，行程上千公里。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伍修權擔任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簡稱「八辦」）處長，曾和王定國並肩營救被俘和失散的西路軍戰士。

王定國一行到蘭州時，消息迅速傳開。她先後見到了數十位西路軍老戰士。大家都非常激動，有的抱頭痛哭，特別是被敵人活埋未死的女紅軍姚玉珍，抽泣得全身顫抖，哭得一句話也說不出。當地政府請他們吃飯，有人拿起筷子就哭了，說幾十年來沒到這樣的地方吃過飯。

馬玉鳳也隨母親安明秀參加了這次重聚。由於被俘過，安明秀在「文革」期間被打成「叛徒」，家人都受到牽連。

1983年9月中旬，王定國到甘肅蘭州看望紅西路軍戰友。從左至右：李文英、安明秀之女馬玉鳳、向秀英、王定國、安明秀、張秀英。圖/受訪者提供

馬玉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從小在西路軍老紅軍的圈子裡長大，加上自己當時被借調到財貿系統的「整黨辦」工作，對這個群體的冤屈和困難很了解。老人們聚在一起，只要談起過去的浴血奮戰和後來遭受的不公待遇，就會抱頭痛哭。

由蘭州市委黨史辦牽頭，在蘭州市友誼飯店11樓召開了座談會，邀請在蘭州的幾十位西路軍老紅軍參加。

王定國說：「姐妹們，我看你們來了！我其實和你們一樣，就是遇到了謝老，我的命運才不一樣了。我很想念你們，現在要來和你們見見面。」她讓大家有什麼說什麼。

老紅軍們紛紛哭著發言。馬玉鳳也代表母親發了言，說起西路軍老紅軍們在社會上備受歧視，沒有工作，街道瞧不起，民政救濟要不上，尤其是「西路軍流散紅軍」的稱謂讓人心寒。王定國聽後說：「大家提出的困難和問題，有機會我會向組織匯報。戰敗不能怪戰士們，那是指揮上的問題。」

回京後，伍修權和王定國給中央書記處和中央組織部寫了調查報告。報告說：「當初西路軍的失敗和他們的失散，是特定歷史情況造成的，不應由他們本人負責，他們有的曾戰鬥到最後一顆子彈，有的是上級命令他們‘各尋生路’的。」報告建議，紅軍西征的失敗不應該讓這些出生入死的戰士們去承擔，組織上應恢復他們的名譽和生活待遇。

不久，在胡耀邦等中央領導人的批示下，民政部、財政部、衛生部和革命軍總政治部聯合發文，對西路軍散失人員的安置辦法作出具體規定，為他們恢復政治名譽，發放《西路軍紅軍老戰士光榮證》，憑《優撫證》享受全民健保，每月可領取15~45元不等的生活補助，爾後逐年提高。

在馬玉鳳家人看來，王定國此行是對西路軍老戰士的「又一次營救」。

但王定國最掛念的劇團戰友、原西路軍九軍軍長孫玉清之妻陳淑娥的問題，還是沒有得到徹底解決。

當年，王定國與陳淑娥都是紅西路軍「前進劇團」的成員。1936年12月5日，劇團奉命去慰問從古浪突圍出來的紅九軍，途中被馬步芳部隊包圍。劇團負責人大部分犧牲，餘下30多人被俘，王定國和陳淑娥都在其中。當時馬步芳用槍殺、活埋等手段殺害了大批紅軍戰俘，一片白色恐怖，但他認為「劇團有用，留著不殺」，強迫他們表演。

因相貌出眾，陳淑娥被馬步芳手下的馬元海看中，要納她為妾，當時已身懷有孕的她為了保住孩子同意了。不久後，孫玉清被馬家軍殺害。國共合作後，王定國被組織解救，於1937年9月底來到蘭州「八辦」工作。

西北解放後，陳淑娥帶著與孫玉清所生的兒子劉龍在蘭州艱難度日。由於當年沒有與孫玉清正式舉辦婚禮，她的身份長期在「反動軍閥姨太太」和「紅軍英烈遺孀」之間難以判定，劉龍也一直未被認定為烈士遺孤。每次政治運動，他們都會受到牽連。

1988年6月27日，董漢河在北京開完《西路軍女戰士蒙難記》作品討論會，去向王定國辭行。王定國說，青海省邀請她參加8月舉行的西路軍紀念館和孫玉清烈士雕像落成儀式，讓他回蘭州後問問陳淑娥去不去，如果陳淑娥去那她也去，如果陳淑娥不去她也不去了。董漢河轉達後，陳淑娥滿口答應。

8月13日下午，王定國到達西寧，和當地省市領導一起研究典禮事宜。會後，王定國告訴董漢河，青海方面有人說陳淑娥被俘後除了給馬元海當過姨太太外，還和別的反動軍官結過婚，她覺得可能不是真的，就是真的又怎麼樣？要是反過來，陳淑娥死了，孫玉清還活著，可能一切就都不是問題了。她說：「女同志戰爭中被俘失貞，不是政治叛變，不是恥辱，是受的委屈！有些人腦子裡的封建思想太嚴重了！」

陳淑娥和劉龍抵達青海後，王定國做陳淑娥的工作，勸她還是要體諒青海方面的安排。

8月15日上午，舉行了西路軍紀念館落成典禮。來賓們瞻仰完西路軍烈士墓後，陳淑娥才在兩個陪同者的攙扶下圍著墓轉了一圈。

下午又舉行了孫玉清雕像落成儀式。孫玉清生前沒有留下照片，其塑像是根據劉龍的樣子雕刻的，但劉龍卻沒能參加揭幕典禮。第二天才派車接陳淑娥一家人去參觀了紀念館和雕像。

當天，王定國半夜披衣到陳淑娥住處談了一晚上，然後告訴董漢河：「你和陳淑娥談一談，替她寫一份申訴書，如果青海不給解決，就讓甘肅解決。」

董漢河和陳淑娥談後，寫好申訴信，由王定國遞交給了甘肅省。她找到甘肅省民政廳領導，認為應該承認陳淑娥的革命烈屬身份，對方表示沒有結婚證無法證明，王定國說：「我和謝老就沒有結婚證，那個時候還沒有這套呢！我們講的是歷史，應該正視歷史，承認歷史。」

申訴信經時任甘肅省長陳光毅批示，陳淑娥很快拿到了500塊錢慰問金。烈屬證書也發放了，持證人是劉龍，還是隻字未提陳淑娥。王定國去陳淑娥家裡看她，把身上所有東西都送給她，兩手空空地回了家。

重訪「八辦」

2001年4月28日，是蘭州西路軍研究會成立的日子。剛到八路軍蘭州辦事處紀念館工作三個月的朱永光一大早得到消息，王定國從北京抵達蘭州，讓他去機場迎接。

這是他第一次見到王定國。她個子嬌小，聲音洪亮有力，一下飛機就揮手唱起1937年剛到「八辦」時唱的紅歌。

蘭州「八辦」有兩處活動舊址。西安事變後，為營救在甘肅河西走廊、青海等地失散和被俘的西路軍戰士，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蘭州籌建紅軍聯絡處，地點設在南灘街54號。國共正式合作後，辦事處對外更名為「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並於1938年2月遷至孝友街32號。

朱永光帶王定國從一處舊址走到另一處。88歲高齡的她毫無疲態，坐在當年的炕上，一遍一遍地撫摸著炕的木沿子，抓著朱永光的手話當年。她說，營救回來的西路軍戰士就住在院子裡，有時能達100多人。

王定國講故事生動有趣。她講起1937年冬天的一個晚上，「八辦」主任謝覺哉要她到外屋把《民國日報》和《西北日報》找給他，她來回拿了四次都不對。從那天起，謝覺哉每天擠時間，教目不識丁的她識字、學文化。

臨走時，她交待紀念館給當地的十幾個西路軍老紅軍每人發放100塊錢，紀念館當時財力有限而未做到，朱永光備感愧疚。後來，紀念館舉辦西路軍展覽，用捐款延續多年為老紅軍發放100塊補助，落實了王定國的囑托。

92歲重走長征路

新中國成立後，王定國一度很久不敢回老家四川營山。她當初動員參軍的400多名婦女，在戰爭中全部犧牲。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她才決定回去看看。

她和當年的小夥伴見了面。兩人曾約好一起投奔紅軍，但因父母反對，對方沒有成行。那時的四川大山裡依然在用油燈，聊天中對方說起，聽說縣城裡有個電燈，晚上一拉屋子裡就亮，自己想去看看。從那時起，王定國萌生了常回老家、幫老區脫貧致富的念頭。

2004年5月，92歲的王定國開始重走長征路。她去老區大眾家裡調研，把見聞寫成報告呈給中央。

第一站是嘉陵江。1935年3月底，紅四方面軍發起強渡嘉陵江戰役。戰役勝利，長征拉開序幕。喜歡唱歌跳舞的王定國被調到紅四方面軍前進劇團，隨軍參加長征，翻越了5座雪山，過了3次草地，途中凍掉了一根腳趾。

「我清楚地記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們點燃了火把，長長的隊伍像火龍一樣，把天地照得通紅。」王定國在自己的自傳《後樂先憂斯世事》中寫道。

90多歲的王定國頭髮烏黑。她自己動手染頭髮，說革命戰士就是要有活力有精神。她還能唱出長征路上的歌。

過草地時，樹皮、草根、皮帶、皮鞋都是紅軍的「糧食」，王定國所在的文工團編了一首打油詩四處傳唱：「牛皮鞋底六寸長，草地中間好幹糧；開水煮來別有味，野火燒後分外香。兩寸拿來熬野菜，兩寸拿來做清湯；一菜一湯好花樣，留下兩寸戰友嘗。」

王定國還帶兒子重走了瀘定橋。她所在的紅四方面軍沒有走過瀘定橋，但隨紅一方面軍行動的謝覺哉走過。她在鋪著稀疏木板、有些搖晃的鐵索橋上走了一個來回，對兒子說：「你們父親長征時已經50歲了，非常不容易。你們以後也要帶著你們的子女來這裡，感受父輩的不易。我90歲的雙腳也踏過了你們父親50歲時走過的足跡，我滿足了，可以告慰你們的父親了。」

1937年，王定國與謝覺哉在蘭州「八辦」結婚，婚後養育了7個子女。二子謝飛是著名導演，執導的《本命年》曾獲第40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銀熊獎。王定國常常教導謝飛，要好好拍戲，別想著做官。

在家中客廳正中央的牆上，掛著謝覺哉的一幅照片，旁邊掛著一幅紅底金字的繡品，上面繡的是王定國寫的一段祝詞：「謝覺哉，自從我們在一起，不覺已近二十年，互相勉勵共患難，喜今共享勝利年，今逢你七旬大壽，我無限的歡欣，正當可愛的春天，正值中國的建設年，花長好，月長圓，為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祝你萬壽無疆，祝你青春長遠。定國，1953年5月15日。」

1971年，謝覺哉去世。按規定遺屬可繼續住原來的房子，王定國卻主動提出，自己有工作，是什麼級別就住什麼房子。她隨即遣散了秘書，退掉司機，搬出了帶院子的大房子。

99歲時，王定國還在植樹造林。被問及長壽秘訣，她說，自己一直記著謝覺哉生前常說的「養生之道」：當勤厭惰，宜成習慣；不急於成功，又不喧噪；心中經常滿足，勿生不屈之念。

西路軍的王媽媽

王定國去世幾分鐘後，北京西路軍研究會會長胡濱江就接到了謝家的電話。胡濱江的父親、曾任革命軍總參謀部三部副部長的胡正先也是老紅軍、西路軍老戰士，今年103歲了。近十多年來，他每一年都要和自己的生死之交王定國見面，用力地握手，共憶往昔。

1970年代初，胡濱江第一次見到了王定國。她回憶，王定國非常有活力，最困難的時候薪水不高，錢不夠用，她就在家後院的一片小空地上自己種菜，自己縫衣服。

2015年，北京西路軍研究會會長胡濱江去王定國家中看望她。圖/受訪者提供

王定國曾告訴胡濱江，自己對老紅軍感情最深，覺得有愧於他們，戰爭年代說革命勝利了就回去找他們，一晃多年過去才實踐諾言，如今無論如何也要把他們找到。

胡濱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每次去河西走廊，王定國都要盡量多帶現金，把身上最後一分錢都塞到老紅軍手上，甚至把身上的衣服脫給他們。回家後，她總是會抹眼淚。

胡憶朝的父親、原湖北荊州軍分區副參謀長胡有貴也是西路軍老戰士。胡憶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過去他對西路軍的歷史知之甚少，很長時期裡，西路軍問題一直是黨史和軍史研究中的「禁區」。直到2000年父親去世後，胡憶朝查閱了大量資料後才了解了這段歷史。

胡有貴和王定國是從川陜革命根據地參加紅軍的戰友，1937年西路軍兵敗甘肅河西後王定國被俘，胡有貴等餘部437人被陳雲接往新疆，編入新兵營，後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總支隊。

胡憶朝說：「父親離開河西走廊後再也沒回去過，王媽媽等於也替父親了卻了心願。是王定國這些人的努力，使西路軍的歷史終於大白於天下，長期籠罩在西路軍頭上的錯誤結論得到糾正。」

每年王定國的生日，劉延淮、劉延東姐妹都會為她祝壽。謝覺哉的系列書出版後，王定國給劉延東送了一套，扉頁上寫著「贈延東」，劉延東要求加上「女兒」二字。

姐妹倆的父親劉瑞龍曾任紅四方面軍宣傳部長、西路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兵敗被俘後被關在敵人監獄，但身份沒有暴露。

當時王定國還在宗教界愛國人士高金城的福音堂醫院做護士，她所在的醫院中共地下黨支部與「八辦」配合，從事秘密營救工作。得知劉瑞龍化名「李」姓關在敵人的監獄裡，王定國等幾人來到甘肅張掖縣監獄探監。

王定國將十幾塊大洋塞到看守手裡，說家中有個姓李的舅舅失蹤了，想來看一下是不是在這裡，看守答應了。她從一個碗口大小的探視口大聲沉著地問，這裡面有姓李的嗎？他是我舅舅，有人看錯了人，把他抓到這裡來了。裡面的劉瑞龍心領神會，立刻拖著手銬腳鐐走了過來，雙方一眼認出了彼此。

王定國第二次探監時，劉瑞龍秘密傳遞出重要資訊：關在這個監區的還有魏傳統、董光益、劉靜生、袁正明、徐宏才、張玉清、惠子明八位紅軍幹部。

由於這些寶貴的情報，經謝覺哉多次交涉，由朱德總司令指名要人，劉瑞龍等人被放回。解放後，劉瑞龍曾任農業部常務副部長。

1988年劉瑞龍去世後，王定國寫下一首小詩紀念戰友。其中寫道：輾轉張掖甥認舅，楚囚幾度共戚休。患難之交情常在，鞠躬盡瘁亦風流。

在央視「感動中國2016年度人物評選」中，王定國也在候選名單之列。劉延淮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我們紅軍後代都尊稱她為王媽媽，我們不光要為她投票，還要為她拉票。」

晚年的王定國一直積極參加公益事業和社會活動，參與創建「中國文物學會」等。中國文物學會原會長彭卿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王定國對學會的支持全心全力，影響力不可低估。每當有重要活動，她一到場，總是掌聲熱烈，滿堂歡呼。

劉秉宏的外婆張琴秋曾擔任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解放後是共和國第一代女部長（原紡織工業部副部長）。劉秉宏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最初接觸到王定國是在1978年。那時，王定國為張琴秋的平反問題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直到2000年以後，劉秉宏才開始真正了解外婆和王定國的故事。長征過草地時，張琴秋讓身體虛弱的王定國騎上自己的馬，王定國不肯，張琴秋就讓她抓著馬尾巴走。西征失敗後，張琴秋是敵人懸賞1000大洋追捕的紅軍高級將領，是王定國和戰友將她和一些沒有暴露身份的紅軍女幹部掩護進劇團，她才躲過一劫。

伍修權的女兒伍連連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西路軍戰友一直是王定國老人心裡深藏不去的痛，她全心全意地為他們奔波，很不容易。「她活了108歲，長壽就是老天對她的最高獎賞。」

值班編輯：肖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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