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夢新聞LINE@每日推播熱門推薦文章,趣聞不漏接❤️
王陽明曾與王純甫書指出:「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
人在遭受巨大的人生波折、失敗、困苦、屈辱的時候,精神和心理狀態能夠不為環境的變異或個人的得失所影響,這不僅是一個意志是否堅強的問題,而是一個整體的世界觀問題,也是一個人精神鍛煉、修養程度的檢驗。普通人的煩惱、沮喪、壓抑、不快、怨恨等,在陽明看來,都是精神鍛煉不夠造成的「動心」。
而君子在任何情況下能「無入而不自得」,就是要能夠做到在這些情況之下「不動心」。這絕不是一個容易達到的境界,盡管人的心理的先天素質與定力不同,「不動心」的境界作為主體性的成熟和內在力量的表現,是需要修養鍛煉而後才能達到的境界。正如李翱所說,自孟子以來,儒家並沒有忽視對這一種境界的追求。
二程亦雲:「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栗,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這是對孟子、莊子皆有所繼承。陽明與王純甫書雖在正德七年,事實上這也是他後來經寧藩之變與張許之難「得力」之處所在。
站在這個立場上,人生的變故正是考驗和鍛煉這種境界的機會,「外面是非毀譽,亦好資之以為警切砥礪之地,卻不得以此稍動其心,便將流於日勞心拙而不自知矣」。
陽明還說:「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則喜,聞毀則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為君子!往年駕在留都,左右交讒,某於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鹹危懼,謂君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
陽明曾說,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以上所引幾封答人書皆作於居越以後,是陽明自己「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的經驗之談。
只有真正了解陽明正德末年經歷的巨大人生困境,和面對的嚴峻的生存考驗,我們才能了解「良知」的學說對陽明自己早已超出了純粹倫理的意義,而涵有生存意義上的智慧與力量。
擒濠之後的陽明,他的蓋世之功非但未得任何肯定與獎勵,反而遭到內官在君前的惡毒詆毀,在「暗結宸濠」、「目無君上」、「必反」等被羅織的六大罪名之下,陽明處於「君疑」的處境,隨時有殺身滅門之禍,這可以說是封建時代士大夫所遭遇到的最險惡的人生處境。面對如此危如累卵的艱險處境,陽明所以能處變不驚,歷險而夷,是和他作為一個哲學家的精神性的成熟穩定不可分的。
王畿曾指出:「先師自謂良知二字自吾從萬死一生中體悟出來,多少積累在,但恐學者見太容易,不肯實致其良知,反把黃金作頑鐵用耳。先師在留都時,曾有人傳謗書,見之不覺心動,移時始化,因謂終是名根消煞未盡。譬之濁水澄清,終有濁在。餘嘗請問平藩事,先師雲,在當時只合如此作,覺來尚有微動於氣所在,使今日處之更自不同」。
王畿這個記述所以值得注意,就在於他明確指明良知說的生存意義,即良知作為不動於心、不動於氣的本然狀態的意義。陽明正是在那樣險惡的情境下「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毀譽榮辱之來不以稍動其心」,由於他以高度穩定、平靜、沉著的態度泰然處之,即處危不動、處急不驚、處變不亂,最終擺脫了危機,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
只有從這里才能理解良知說從「百死千難」、「萬死一生」中體悟得來的說法。在經歷了江西之變以後,他終於確信,良知說不僅可以使人達到道德的至善,而且依賴它,人可以真正達到他向往已久的「不動心」的境界。
後來他在答黃綰論良知書中也說:「彼此但見微有動氣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收斂得,憤怒嗜欲正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
這也是說,致良知的一個重要意義就在於能使人在「動氣」時斷然地控制感情、情緒的平衡,使人在任何時候任何環境下都能保持「平常心」,這種控制感情情緒以保障最佳心理素質與心理狀態的能力,不是靠平平常常的方式可以獲得的,做到這種境界的難度大大超越一般的勇氣甚至面對死亡的勇敢。
從心性本體來說,此種境界所以可能的根據是由於「此數病良知之本無」,這也就是四句教心體本無喜怒哀樂的思想,從這里也可以看出,致良知與四句教有極為密切的關聯。
只有真正了解陽明正德末年經歷的巨大人生困境,和面對的嚴峻的生存考驗,我們才能了解「良知」的學說對陽明自己早已超出了純粹倫理的意義,而涵有生存意義上的智慧與力量。
《傳習錄》載:「問有所忿鉣一條,先生曰:忿鉣幾件人心怎能無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鉣著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廓然大公之體了。故有所忿鉣便不得其正也。如今於凡忿鉣等件只是個物來順應,不要著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了。且如出外,見人相鬥,其不是者,我心亦怒,然雖怒卻此心廓然不曾動些子氣,如今怒亦只得如此方才是正」。
由此可見,陽明所說的不動心代表的境界並不是心如枯槁,百情不生,而是「物來順應」、「不要著一分意思」,這也就是程顥所說「情順萬物而無情」。七情是意識主體的活動必然具有的,其本身並不是不合理的,問題在於要使七情的發生「不曾動些子氣」,即不使感情與情緒破壞、傷害心境的平衡與穩定。
這種不動心的境界,用前章討論的語言,即「無累」、「無滯」的精神境界。如陽明對薛侃說:「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為貴,若留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他對黃直也說:「文字思索亦無害,但作了常記在懷,則為文字所累,心中有一物矣」。
在陽明看來,超然境界不僅是排除一切緊張、壓抑、煩躁等否定性情緒,對於任何意念都如此,人不應使任何意念情緒留滯於心,留滯就是有累,即受到感情情緒的牽擾,無法保持自由活潑的心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充分肯定了佛道的生存智慧。
有見於儒者多為名利所縛,他感嘆道「人生動多牽滯,反不若他流外道之脫然也」。「方今山林枯槁之士亦未可多得,去之奔走聲利之場者則遠矣」。他進而認為佛老與儒家的終極的精神境界是一致的:「仙佛到極處與儒者略同,但有上一截,遺了下一截,終不似聖人之全,然其上截同者不可誣也」。
正德十二年至十五年,陽明在江西平亂時取得多次重大的軍事勝利,後來他的學生問他用兵之術,他說:「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爾,凡人智能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決,不待卜諸臨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對於王陽明的顯赫事功,人們常常會問:這與其學術思想是否有關?
事實上,如果說陽明的學術與他的軍事勝利有什麼關係的話,那麼可以說,主要是他的「不動心」的境界使他得以自如地應付複雜的局面。早在正德十一年陽明受命巡撫南贛時,他的朋友即預言「陽明此行必立事功」,人問何以知之,他說「吾觸之不動矣」。至於陽明在江西平叛時指揮若定的實例更是不勝枚舉。
人的生存意義上的這種境界,就其終極關懷狀態而言,其標誌是突破生死關。陽明說:「學問功夫於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發掛滯,便於全體有未融釋處。人於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
這說明,陽明理解的超越境界,就其一般意義而言,要求超脫「一切聲利嗜好」,包括感性的欲求和一切對功名的強烈欲念。就其終極意義而言,則必須超脫生死的分別。
陽明自己謫居龍場時曾經歷過這種經驗,他當時「於一切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尚不能遣於心」,「惟生死一念尚覺未化」。要徹底達到心之全體流行無礙的境界,就要勘破生死,從根本上使人的一切好惡脫落殆盡,以做到完全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在這一意義上,這種境界作為一種生死解脫的智慧具有宗教性或與宗教境界相通。
【三品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