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她們》：沒有女漢子，只有第三性

那個長得好，又勤快的姑娘，差一點成了閻連科的妻子。

第一次相親，兩個人低頭沉默相對，誰都不肯說一句話，過了幾分鐘，姑娘起身去灶房幫廚，洗菜、煮飯、掃地，甚至端起他父親咳吐過的痰盂去倒去洗。

他沮喪地想，這場婚姻躲無可躲，退無可退。可是並沒過多久，所有的隱忍認命，毀於一封被錯誤拆開的信。他是部隊裡漸具聲名的作家，讀《包法利夫人》的時候會激動到半夜從床上爬起來去跑圈，被金髮碧眼的費雯麗驚艷到恐懼；而她，盡管具備傳統女性諸多美德，卻是寫信都要用拼音來湊字的小學二年級輟學生。他終究不能說服自己心甘情願地接受命運安排。

這並不是一個能簡單地用陳世美秦香蓮模板概括的故事，在那個時代甚至不是什麼新鮮的故事，比如路遙小說《人生》裡的高加林。她希望通過婚姻過上好日子，但這不是他想要的好日子。他有追求自己更好生活的權利，也通過努力獲得了通往新生活的車票，而她想改變命運，只能依靠他，或別的男人。

她是如此，《她們》中的大多數也一樣。

閻連科花了十年的時間，為「她們」寫故事——母親、大姐、二姐、嫂子、嬸娘、姑姑們、表姐、妻子、孫女、相親對象，以及那些出現在新聞軼事和街談巷議中的女人。她們在歷史中是不配擁有姓名的，但她們是他的記憶中不可磨滅的存在，與他的父輩們一起，為他構築起一個完整的精神故鄉。就如曹雪芹在《紅樓夢》引子裡說，念及當日那些女子，何等行止見識，卻註定聲名湮沒無聞，便決意為她們作傳。

作家閻連科

並沒有註定的命運，只有受控的人生

她們的故事並不新奇，她們的經歷，是我們祖母、母親、姐姐們的共同回憶，是那幾代中國農村女性命運的最大公約數。

她們生於物質與精神雙重匱乏的時代，也是新舊時代轉換的漸變色，一邊要適應新時代賦予的個體解放話語與角色任務，一邊還要繼續承擔舊時代宗法體系裡的角色任務。比如作者筆下的母親，她既要在「婦女能頂半邊天」的旗幟下，與男人們一起修水庫，抬石頭，挖沙土，即使生理期也不能停工（血順著褲腿流下來）；那個有勇氣自主選擇婚姻的姑姑，覺得自己嫁去的村落「沒有餓死人」便算幸福生活；成就更好的二姐，為了弟弟的前途（也是家族的前途）放棄上學的機會；而辛苦操勞半生的母親，在暮年才有機會看到大海，到香港走了一趟便覺得人生值得了……

即使是那些看似極端的故事，比如那個為了集齊一百塊手錶出嫁而出賣身體的趙雅敏，殺死丈夫後埋屍在自家廚房地下的王萍萍，都可以在各種報紙的社會新聞裡找到影子。

並不是只有洶湧澎湃的人生才有被記錄的價值。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恰恰是那個時代大多數人不得不選的路，不得不重復的人生軌跡。

突破常規的是仝改枝的故事，那個本來安安分分為人妻人母的女子，某次進城時偶然與一個男人發生了關係，才知道真正的「高潮」是怎麼回事，於是毅然拋夫棄子，即使受騙上當無枝可依都不後悔——放在《水滸傳》的時代，這是要被一刀結果了的。

在傳統或半傳統的社會，婚姻的最終目的是生育，與感情無關，與性需求也無關。才子佳人的感情是人不人鬼不鬼的離經叛道，而性需求則是男性的壟斷專利，女性是作為性資源而存在的，甚至是可以被買賣的，她們的性需求更是禁忌中的禁忌。

對於一個傳統社會的中國女人來說，從女兒到妻子到母親到祖母，她們的身份一直被那個她們必須依附的男人來定義，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在古老封閉的社會形態下，宗法制度和道德規則，保證了每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的全過程都處在可控範圍，個體的受控與認命，也構成了穩定社會的基石。

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裡曾觀察過中國鄉村裡夫婦之間的感情淡漠現象，但正是這種排除了感情的兩性組合，使家庭或家族得以長期維持穩定。群體生存策略之下，任何個體的自由選擇與情感需求都是奢談，所以金陵十二釵從不是十二種命運，而是只有一種，那一個「她們」，終歸是釵黛一體萬艷同悲。

但有意思的是，即使在新的社會形態下，傳統價值漸漸被掃進故紙堆，感情和性的禁忌仍然沒有退場，社會個體的婚姻與家庭的可控，仍然是社會穩定的重要環節，就如作者在「聊言」（每一個故事後的作者拍案說法）中所說，「千年的媒妁婚姻被打破後，婚姻權被悄然轉移到革命和時代的名下了」——你愛誰，誰愛你，需要組織的審查和批準；你不愛誰，誰不愛你，也要組織的審查和批準。

所以，一個年輕軍官和他的未婚妻在停電的半小時內沒有像其他人一樣出門或點起蠟燭，會被默認為幹了說不清道不明的醜事，結果是一個人失去了被提乾的資格回鄉務農，另一個背負了一生的罪責。而「我」在給未婚妻寫退婚信的時候，最擔心的是，一旦女方不肯接受而上訴到「組織」，也會毀掉自己的人生。

沒有女漢子，只有第三性

這本書的封面，用了歌德的那句名言：永恒之女性引導我們上升。

很多人都喜歡引用這句話，但解釋口徑八門五花，甚至還有反向的解釋，比如不算很久之前，有一位知名男企業家發言說，「女性的墮落」會導致「整個國家的墮落」。這句話當然遭遇了網路上幾乎一邊倒的批評，後來這位企業家不得不道歉說：「我想表達的真正意思是，一個國家的女性的水平，就代表了國家的水平。女性強則男人強，則國家強。」越描越黑。可以想見，若是這位企業家在「我」的三嬸面前講這類話，那三嬸怕是不止要請神來告男人的狀，還要堵在門口罵到語難入耳、話難復述的。

今天的公共領域，男性作家介入女性話題，委實是一件危險的事。許多作家都感受過網路批判的洶湧。特別是涉及到鄉俗與文明的沖突時，連憐憫與理解的態度都可能是可恥的。作者自己也深知這一點，也自嘲說「一個男人討論女性之疑問，多少有如盜賊參與談論一個社區的安全法」。

不過，作者雖一再聲明自己無意於加入女性主義的討論，但「第三性」的概念，註定會成為女性話題光譜中不可忽視的一面。而且，對於很多主張女性權利的人來說，這個概念是個提醒：有時候，時代饋贈的每一樣權利，背後也都標好了價格。

回溯歷史，從工業革命時代開始，女性從家務勞力者漸漸變成社會勞力者，這成為婦女解放運動的開端；而後來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由於征兵導致的勞力力緊缺，讓女性的廣泛就業成為現實。從科技的角度來看，從農業時代到工業時代再到網路時代，不斷產生的新工種讓女性有更多參與就業的機會，平權的呼聲也漸漸成為主流。實際上，女性解放的過程，從來不是男性主動讓渡權利的結果，而是新的社會文明形態對女性角色的期待發生了變化，從而產生了新的規訓形式。

於是，當經濟建設需要女性站出來的時候，「鐵姑娘」那一代人成為了全民榜樣；當工業化需要勞力力的時候，那些「外來妹」便要走出村落到城市打工；在「我們」所處的時代，對「女漢子」「獨立女性」的歌頌，也從未跳出這種角色塑造套路——多少看似光鮮的職場女性，一邊要在工作上與男性寸土必爭，甚至連休產假都可能是奢望，另一邊還無法放下生育的天職和養育的天性，在虎媽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幾十年來，鐵姑娘從未退場，對女性犧牲奉獻精神的歌頌也未退場。反觀男性，至少在社會期待方面是一路減負的，以至於出現了「女性強則男人強」的反套路。

科學地講，世上從來沒有女漢子，只有被人為制造出來的第三性。男女傳統分工角色被打破的結果，卻是一部分女性先變成「女男人」。她們還未獲得平等的權利，卻首先背負了雙重的義務。

那個講故事的還淚者

多年以後，當「我」在城市締結良姻，一家三口回鄉之時，那個被「我」退婚的姑娘迎面走來。「背上背著很大一個藍包袱，左邊有個三四歲的姑娘扯著她的衣襟兒，右邊還有個兩三歲的姑娘扯著她右邊的衣襟兒，而在她的懷裡邊，還抱著一個女娃兒。更為重要的，是我們一步一步走近時，我看見她又懷孕了……」

「我」拉著兒子躲進了廁所，不敢與她見面。

這個場面，比起迅哥兒多年之後重見閏土的嘆惋，更令人唏噓。設若子君未曾死去，多年之後以「豆腐西施楊二嫂」般的姿態與涓生重逢，與此差可比擬。魯迅並不曾有機會改變閏土的人生，涓生也無力為子君的人生負責，但「我」卻是曾經有可能改變「她」的人生。

「我」並沒有任何義務去為「她」的人生負責。但在「她」的命運前，「我」的恥感如此深重。因為「我」的人生之所以能夠不走回頭路，或多或少受益於「她」不曾動用組織的力量，去拼一個玉石俱焚。

這種恥感，就像是有人會因為自己沒有見義勇為而慚愧一樣。在《她們》的故事中，「我」的角色除了故事的講述者，也是故事中所有人物的連接點，更是整個故事裡最具有「既得利益」色彩的人物。作為整個家族裡唯一成功逃離村落走進城市的人，在「我」逃離的背景裡，有著母親的期待，兄嫂的承擔，姐姐的退讓，妻子的成全，甚至前未婚妻的放手……如果加上在這本書之外，在作者幾次人生轉折衷從家庭獲得的支持，那麼，這本《她們》，對於作者而言，既像報答，又像還淚，更是反思。

閻連科在接受採訪時說，希望這本書能讓人對女性多一點理解和尊重。看似輕易，卻並不容易做到。在兩性話題版面充斥著「田園女權」和「直男癌」般粗鄙話語的現今，兩性之間要互相尊重，必須設一個前提：把對方當做人，無論是「作為人的男人」或是「作為人的女人」。

作者 | 賈嘉

編輯｜羅皓菱

本文原載於5月29日《北青藝評》C2版青閱讀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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