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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我的第一感覺是：台灣真小。
小到像是只有一個律師，一傢醫院，一個幼稚園，一傢奶茶店。
當然這是笑談。
只有世界夠小，人與人才總有機會遇見，複雜的戲劇性才得以上演。
世界越小，編劇的野心就越大。
《我們與惡的距離》講述的，是繚繞一樁無差別殺人案展開的社會眾生相。
劇中的殺人者名叫李曉明，一個普普通通的名字。
在一個普普通通的日子裡，他走進一傢影院，持槍掃射，釀成了9死21傷的慘劇。
沒有人知道他因何行兇。
這也是這部劇留給我們的最大懸念：一個人怎麼會如此淡定地拿起槍殺死一群人？
本以為這部劇會告訴我們答案，可是在第5集的結尾，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在沒有事先通知的情況下，李曉明被執行了槍決。他的殺人動機成了永遠的謎。
這太讓人遺憾了。
盡管李曉明死前留下了一封信，但我們卻很難從他的隻言片語裡，了解他更隱秘的心理。
為什麼說了解兇手的殺人動機如此重要呢？
因為真正的殺人者是「動機」，而兇手的肉身不過是執行者而已。
在動機不明的情況下，倉促地殺死兇手，實際等於讓「真兇」永遠逃脫了。
不管怎樣，李曉明死了，受害者傢屬乃至全部社會都如願了。
可事情就此結束了嗎？
並沒有。
兇手留下的傷痕才剛剛開始蔓延。
這個傷痕最先屬於受害者的傢人，他們失去了至親，哀思欲絕，要花上幾年甚至一生去平復。
這個傷痕後來又在媒體的追蹤和放大下，成了橫在每個人眼前的一道疤。
這道疤的下面，藏著一條深深的缺口。
人最不能忍受「缺口」的存在，於是總要找到某種方式，把缺口填上。
既然殺死兇手見效甚微，於是潮流般的憤怒開始轉移，朝著兇手的傢人洶湧而去。
誰讓他們和兇手流著相似的血液呢？
血脈相連，自然難辭其咎。
於是我們看到，李曉明的父母要終日忍受媒體的騷擾、網民的咒罵和路人的冷眼，最終，不堪其擾的他們躲去了鄉下，過上了深居簡出的日子。
妹妹李曉文化名為「李大芝」，外出謀生，想給自己換來一個清白的身世和一段嶄新的人生。
可是，無論是躲還是藏，都逃不過命運的追殺。
好巧不巧，李大芝工作的品味新聞台主管宋喬安正是受害者傢屬之一。在得知李大芝的身份後，她派記者秘密跟蹤，最終暴露了大芝的身份和傢人的藏身之所，使得這一傢人好不容易剛剛爬出深淵，又再次跌落其中。
那是整部劇除了兇手殺人以外，最讓人覺得不寒而栗的橋段。
它讓我們看到了一個人與惡的距離，竟然是如此之近。
盡管我們都能理解，宋喬安因為痛失愛子而滿腹憤怒，她無法接受兇手一傢過上表面平穩的日子，她要親手毀掉這一切。可是，一旦她出手了，也就在不知不覺中把自己從「受害者」的位置移開，坐上了「加害者」的席位。
這是讓她無暇多想也始料未及的。
不止如此，片中的那些旁觀者們、網民們，他們打著正義的燈號對兇手的傢人惡語相向，放肆辱罵。
我也能理解這背後的心理，排除那些借酒撒風的心理變態者，我相信絕大多數人的出發點還是好的，他們基於一種樸素的同理心，由他人的悲劇聯想到自己和傢人可能存在的風險，於是感同身受地將憤怒發泄到兇手及其傢人的身上。這一潛在的心理軌跡，是無可厚非的。
可是，這是否意味著他們的行為就是對的呢？
顯然不是。
這部劇要講的其實是個特別簡單的道理。
我把它看作是一部關於常識的劇集。
對於這部劇，我原本是無話可說的，因為它講的太正確了，正確到早該成為某種共識。
可是，它在今日的爆紅又從另一個側面證實了，這些常識在當今社會仍然是稀缺之物，以至於我們每個人都願意用「高分」來認可這份常識。
這個常識是什麼呢？
用四個字就可概括：把人當人。
這是一切的基礎。
只有把人當人看了，才有所謂「人權」的存在。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並不把人當人看。我們會把殺人者看作惡魔，把兇手的傢人看作惡魔制造者，把精神病人看作隨時可能引爆的炸彈……
當這些人被貼上了「非人」的標籤後，我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對他們採取「非人」的對待，仿佛唯有如此，才能把「正義」的獎狀貼在自己身上。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恰恰是殺人者在行兇時的心理過程。
在兇手的眼中，被害者並不是人，而是某種欲望的工具。
兇手通過殺死他們，來達成內心隱秘的欲望。無論那欲望是復仇，占有，發泄怒火，還是滿足變態的快感。
從這個意義上講，當我們把兇手或其傢人，由具象的人抽象為一種欲望的代號時，盡管那欲望很可能表面上很正當——比如我們想要消滅危險，獲得安全——但其實我們在底層心理上與殺人者並沒有什麼兩樣。
我們都是在把人物化的基礎上，企圖消滅對方。
只不過殺人者用的是刀槍，而我們用的是語言；殺人者是讓一個人死，而我們是讓一個人失去生存的可能。
這才是我們與惡的距離，表面上相去甚遠，實際很近很近。
近到你毫無察覺，就已經站在了惡的一邊。
最後我還想就劇中的一個角色，再說幾句。
這個人物是律師王赦，赦免的赦，一看便知是個爪牙手辯護的傢夥。
說實話，這個人物並不討喜，因為他太正確了，也太正氣了，儼然一個新時代的「偉光正」形象。
在他的身上你也看不到任何弧光，而只能看到一條筆直的高光。這也使得這個人物缺少了些魅力。
或者這麼說吧，他是一個典型的理想主義者。他秉持著對於人權、正義、真相的信念，一心要和這個扭曲的社會死磕。為了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他的處境比李曉明的傢人也好不到哪裡去，他的傢人也一再受到威脅。
這樣一個人，在當今的社會裡自然是不討喜的。
人們會罵他傻、軸，不會變通，不理解審時度勢。
但我想說的是，我喜歡這個角色。因為他做了我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我覺得一個正常的社會，就是我們不逼迫任何人做出犧牲，但當一個人自願做出了犧牲時，我們至少應當鼓掌，而不是說風涼話。
這是底線，不是什麼高要求。
也只有這樣，每個人都把人當人，並對那些為了早日實現一個「把人當人」的社會而付出努力的人報以十足的尊敬，我們才能真正拉開自己與惡之間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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