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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燒》導演李滄東與賈樟柯對談
搜狐娛樂訊 （哈麥/文）今年第二屆平遙國際電影展，年度熱門韓國電影《燃燒》被選作展映片，導演李滄東也被賈樟柯邀請來和觀眾交流
這部電影改編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短篇小說《燒倉房》，也借鑒了美國作家福克納的短篇小說《燒馬棚》。通過一個懸疑兇殺故事，展現當下韓國社會現狀和年輕人的心理現狀。
李滄東說，自己一直通過創作在觀察社會，在思考，在和觀眾溝通。《燃燒》就是來源於他對「憤怒」這個主題的思考。「通過這些思考我發現不管是世界上哪一個國家，不管是哪一個人種，哪一種文化，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現在人群都普遍處於一種憤怒的狀態，所以我想對其進行深入的探究。」
《燃燒》最早是在五月的戛納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首映，大受好評，最終獲得了費比西國際影評人獎。最近被韓國選送為奧斯卡參賽片。
賈樟柯：今天話題我想從幾年前的哈薩克斯坦阿拉穆圖開始說起，因為在幾年前我跟李導演一起去阿拉穆圖參加一個電影展，那時候距離他的上一部影片《詩》拍完已經有好幾年的時間了，我問他最新的電影什麼時候拍？我們等了很久了。然後李導演說我一直在寫劇本，沒有確定要拍哪一個。距離《詩》八年之後，他拿出了這部震撼人心的作品《燃燒》，我也聽李導演說，在這幾年他準備了一些劇本，但是大部分的劇本都跟憤怒有關。那我想請李導演談一下劇本的準備，為什麼決定拍《燃燒》這部影片？
李滄東：在過去的八年裡，其實我也並沒有閒過，我一直通過創作在思考，今後我電影的一個方向還有如何通過電影來和觀眾進行更好的溝通，還有當今社會存在最嚴重的問題是什麼，我一直對這些進行著思考。通過這些思考我發現不管是世界上哪一個國家，不管是哪一個人種，哪一種文化，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現在人群都普遍處於一種憤怒的狀態，所以我想對其進行深入的探究。
之所以拍《燃燒》，最開始的時候我也和我的編劇，今天編劇也來到了現場就是這位在座的吳正美女士，對於如何來拍關於憤怒題材的電影我們進行了很多的思考，也寫了很多的劇本。之後是日本NHK電視台向我提議將日本的一些短篇小說進行改編，我們的吳正美編劇就選上村上春樹的小說開始了構思。雖然村上春樹的這一部小說看起來跟我的主題憤怒沒有任何的關係，但是隨著深入的理解，其實它是有一些內在的聯繫的。
賈樟柯：我想了解就是因為這個電影的主角是年輕人，你對韓國的當下的年輕人的生活，對他們的日常困境有什麼樣的一個觀察？對你來說怎麼理解現在的韓國年輕人？
李滄東：我覺得中韓兩國年輕人還是不一樣的，中國現在正在經歷飛速發展階段，但是可能韓國年輕人在畢業之後他們就很難就業，面臨著生活成本的大幅上增，還有房價的上漲。一方面是現實的窘迫，但是另一方面是整個世界整個生活環境改善，這樣一個對比所以就顯得他們對生活沒有希望，這其實是韓國社會很大的一個問題。比如在《燃燒》這部電影裡面有一個主角叫本，是一個非常神秘的富二代，他其實知道社會是有問題的，只是他不知道具體的問題是什麼，因為這種思想上的差距導致他對生活的無力感更加強烈，把一些憤怒也只能更加深刻地掩藏起來。
賈樟柯：《燃燒》這部電影改編自村上春樹的小說，也借鑒了作家福克納短篇小說《燒馬棚》，那麼想問你作為一個作家，在改編小說的時候，從小說到電影做了哪些調整做了怎樣一些屬於導演的思考？
李滄東：村上春樹的這部小說主要是圍繞了一個小的謎團展開的，第一個就是主角到底有沒有燒這個倉庫，第二個就是小說裡面這個女人到底有沒有消失，通過這個小說裡面的疑團，經過一些電影上的處理，其實可以把這個延伸到更多的疑問上。回答電影中存在的這兩個疑惑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希望把電影中的這個疑問延伸到對生活的思考上去，比如說究竟什麼是生活？我們看到的東西是否就是真實存在的東西？生活中的困難到底是什麼？希望通過這種思考來引發觀眾對於生活本質的思考。
賈樟柯：下面一個問題是一個中國女演員拜托我問李導演的。這個中國女演員跟我一起去了哈薩克斯坦，李導演給我們拍了非常多的照片，這個照片還保留著。她是趙濤。趙濤因為她在香港有工作，所以她今天有一個禮物首先要送給李導演，是一個印有關二爺的香爐。趙濤很想問一個問題，因為她看李導演的採訪，李導演曾經說過，像他這樣閱歷深厚的人沒有什麼女人他不懂的，他也確實是特別會指導演員，大家還記得在《密陽》的時候，他讓全度妍獲得戛納最佳女主角獎，包括這部《燃燒》的女主角其實是一個新人，演的也非常好，趙濤和我本人也非常想了解導演和演員的合作，指導表演的方法。
李滄東：首先非常感謝這個禮物，確實很喜歡也很意外，我們吳正美作家來平遙就是想要見趙濤演員一面，但是她不在所以非常的遺憾。
對於指導演員可以說有一百萬種方法，是非常豐富的。我在現場的時候經常會對演員說這樣一句話，讓他們不要演戲。我希望比起指導他們說如何來表現人物的性格表現人物的情感，我更希望他們能夠自發通過自己內心的理解還有自己的感悟來表現。
但其實並沒有剛剛說的那麼一句話那麼簡單，演員他們都有一種強迫症，他們有非常強烈的表演的欲望，所以其實在理解人物的時候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演員他會受到非常非常多各方面的干擾，我所做的工作就是在演出的時候希望更好的幫助演員，讓他們不要受到外界的干擾，而是從自己的內心來理解人物的一些情感。
但是其實導演在現場指導的時候自己也會不自覺的陷入到對角色的理解中，從而來影響演員對角色的闡釋和發揮。
賈樟柯：今天我們來了非常多的年輕人，很多都是年輕的電影工作者，李滄東導演在八十年代包括九十年代他是一個韓國著名的作家，特別想了解一下從文學到電影，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他轉變成一個電影導演？那麼在他從事電影的最初的那個年代，經歷了什麼？我非常想讓李導演分享給大家。
李滄東：我自己最開始從作家轉為電影導演的原因是非常複雜的，如果一定要說其中一個原因的話就是跟我個人有關，我當時在作為作家的時候其實也有很多作品寫的不好，晚上輾轉反側寫不出一句話的時候，那個時候就在想如果能有人來代替我把我頭腦中的想法表現給大家就好了。
後來就當了電影導演，導演不像寫小說那樣需要自己花費很多的心思，雖然有的時候要跟編劇來討論如何寫這個劇本，但是其實自己親歷親為的事情動腦筋的事情沒有寫小說的時候那麼多。但這裡並不是寫了小說就能拍電影，也沒有這個意思。
我覺得拍電影和寫小說一個非常大的不同就是我在寫小說的時候並不是像村上春樹那樣最暢銷的作家，所以我沒有辦法在一個最廣的幅度上和廣大的讀者朋友進行溝通進行交流。但是當我當了電影導演之後我可以跟更多的觀眾分享我的想法，所以我覺得這也是變為電影導演的一個契機。
最開始在當電影導演的時候也想過很多這個問題就是如何在更廣的層面上跟更多的觀眾進行溝通，最開始在拍電影的時候也借鑒了一些韓國傳統電影的拍攝手法。我覺得在當作家的時候更多在表達自己的想法，但是當電影導演的話需要在更大的層面上跟更多的人進行溝通，所以如何的和更多的人達成有效的溝通這也是我自己一直思考和苦惱的一個問題。
賈樟柯：如果沒有記錯的話，導演第一部影片是《綠魚》嗎？可不可以給我們講一下《綠魚》這部影片的拍攝的情況？怎麼樣完成這部影片的？
李滄東：第一部作品《綠魚》在推出的時候是韓國1997年，那時候韓國電影產業處於一個低谷，當時的情況就是給人錢他們也不會去看電影，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通過電影作品來和更多的觀眾進行溝通，其實是非常困難的，所以也只能拍類似於《綠魚》這樣的作品。當然我們在選擇《綠魚》這個作品的時候也進行了非常多的嘗試，其中也有一些當時人難以接受的東西我們都放到了裡面。
賈樟柯：還想請導演說一下，因為即將有很多進入電影行業的學生，我們今年有來自中國7個電影學院的同學參與平遙國際電影展，你對這些年輕的即將開始自己創作生涯的電影工作者有什麼樣的一些建議？
李滄東：對於新人導演來說我認為最重要一點還是需要來思考如何通過電影來和觀眾進行溝通，需要找到自己的溝通的方式，不管你是選擇拍攝商業電影還是要選擇拍攝自己的獨立電影，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溝通方式，像很多的藝術電影、獨立電影它們雖然看起來都是非常藝術性的，但一直也在探尋和觀眾之間溝通，所以一定要堅持自己的初心。
對於新人演員來說雖然電影導演是一個非常辛苦的職業，但是其實演員也是非常辛苦的，因為他們有可能不一定拍到自己想要的角色，他們更多處於一種被動接受的狀態，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希望新人演員在接收到角色的時候能夠更多進行思考，將這個角色演成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只有自己特性的角色，而不是在大街上隨處可見非常普通的角色。
賈樟柯：剛才李導演多次強調了思考，通過作品如何跟大眾來進行對話，進行溝通，特別他說即使是一個獨立電影作者型的電影也要思考這個問題，我想在某種方面跟我們今年平遙國際電影展的主題電影回歸市集設立的初衷不謀而合，確實平遙國際電影展也是試圖通過這樣的一個主題來重新思考電影跟觀眾的關係，跟大眾的關係。下面，我們還有一點時間，我們開放問題給大家。
觀眾：我們都知道李導演之前當過韓國文化部部長，和導演這個職位比起來，您更喜歡哪一個職位？
李滄東：當然是更喜歡電影導演。其實並不是想當文化長官才去接受這個職位的，當時也拒絕很多次，沒有辦法，最後還是接受這個提議。我覺得在當文化長官的那段時光應該是我職業生涯裡面最艱辛的一段時光。
觀眾：我是一名山西籍電視人，我想對李導的提問是，因為韓國整個在綜藝市場是很影響中國的綜藝節目，很多中國綜藝節目也是在借鑒，有沒有可能或者有沒有一個很好的突破口將韓國的綜藝或者整個綜藝市場節目與電影進行融合？
李滄東：其做到在在韓國綜藝對各處的影響都是非常明顯的，不管是電影還是新聞，現在受到綜藝的影響都很多，比如說像《燃燒》這部電影裡面主角並不是非常經常出現在各種綜藝節目上，沒有進行很大的宣傳，所以在韓國《燃燒》它的上座率還有它的反映度都不是很高。
觀眾：《燃燒》是我看您的《密陽》、《詩》之後的第三部電影，《燃燒》這部電影我看了應該是第三遍，每一遍的感受都不一樣，關於電影創作者想向您請教一下如何用一些具體的細節來表現您的思想？
李滄東：這是一個看起來比較簡單其實也是非常難的一個問題，如果你在細節上不能夠更好的打動觀眾，那麼這部電影就是沒有任何力量的，因為正是細節才能夠更好的打動或者是更好的對電影進行一個闡述，這也是所有電影人所面臨的問題，我認為細節其實並不是通過仔細的思考得來的，而是一些偶然的機會來發現，然後更深地進行挖掘，這樣才有更好的刻畫。
觀眾：看了電影以後很多疑問，相信很多觀眾會跟我一樣，比如說貓是不是真實存在？那口井到底有沒有？包括就是最後鐘秀殺掉本的那一幕，在這一幕之前鐘秀在屋裡寫稿子，會是真實發生嗎？導演可能會說心中的想法不一樣，就像海美吃橘子一樣，關鍵你信不信，但是我想問導演，你心中的這些答案是什麼？
李滄東：也沒有辦法回答你的這個問題，第一因為普通的懸疑片會通過過程最後告訴你這個事情究竟是怎麼解決的，但是在《燃燒》裡面希望更多演員是通過解決疑團這個過程來對故事究竟是什麼進行更多的思考，就比如剛剛這位觀眾提問到的究竟鐘秀殺了本這一幕是電影裡面真實存在一幕還是小說裡面一幕，是想留給觀眾思考的問題。
觀眾：我最喜歡的三個導演，賈樟柯導演、李滄東導演還有楊德昌導演。我想問一下李滄東導演，您在每一部作品裡面都有對宗教一些詮釋，尤其在《密陽》裡面，這部片子我也看到了一些對於人與宗教之間的探討，對於人與宗教的關係您是怎麼看待的？
李滄東：我們人活在這個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痛苦，有的痛苦在生活中無法得到排解，這種情況下，宗教也許成為我們唯一的寄托，我自己並不是很確定是否通過宗教我們能夠獲得幸福，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宗教確實是能夠給我們很多的安慰。
但是由於過度的信仰宗教有的時候也會導致一些困難，歷史上也會有因為宗教而爆發戰爭的這種情況，我本身對宗教確實是有一定的關心程度，但是我更關注的是信仰宗教的人群他們為什麼信仰宗教，宗教給予他們什麼樣的影響，以及宗教和人之間的聯繫。
觀眾：女主角在夕陽下跳舞的時候，背景有一個韓國的國旗正在飄動，這個時候攝影機是對著夕陽的西方。這個鏡頭停留的時候是往右搖停在北方，我想問一下導演對於韓國跟朝鮮兩個國家年輕人在不同社會體制下的生存的壓力是有什麼感受？包括我在片子裡面也看到了電視裡放著特朗普的講話，這些就是兩個不同社會體制下的年輕人的一個思考，我想可能您有什麼感受。
李滄東：在這個電影女主跳舞場面裡面出現國旗作為一個國家的象徵來說是賦予了一定的政治性意味的，但是在這個地方女主跳舞我更多想表現出女性對於自由的一個追求，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和政治有一定的關聯。
第二個關於國旗從西向北移動的這個畫面，其實就是一個機位的自然的移動，並沒有很特殊的意義。
第三個關於在電影裡出現特朗普演講的畫面其實只是想表現出韓國人日常政治生活的一面，不光是在韓國，在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大家關注政治這都是很正常的。同時我認為其實政治也是生活中一個要引發人思考的東西，所以希望通過電影能夠引發大家關於這些問題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