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古典中的更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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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餘秋雨

　　我歷來不應酬、不開會、不上網，連手機也從來沒有用過，隻與妻子一起關門過著最平靜、最古典的日子，已經幾十年了。偶爾，也會開窗，看看遠處的道路，猜想世間種種忙碌。

　　己亥年冬到庚子年春，全民居家防疫，窗外的道路天天闃靜無人。這讓我在古典的日子中，遙想到了更古典的年月。

　　其實，人類的時空經常會發生倒錯和穿越，即使想從當代過回到先秦時期的一些日子，也不太難。至少，這是心靈的權利。

　　古典中的更古典，應該把心靈安頓在哪裡？我在學理上已頻頻出入先秦的叢林，就連非常艱深的老子、孔子、莊子、屈原都進行了譯釋，那麼，還有哪一座先秦的山崗有待於再度攀援呢？

　　答案是《周易》。它一直被人們稱為「群經之首」，是一座名分極高的神秘山崗。

　　攀援這一座山崗，要非常安靜，而且，是長時間不受騷擾的安靜。全民居家防疫，提供了這種機會。

　　我的這次攀援，態度極為虔誠。因此，首先以毛筆為杖。

　　餘秋雨《周易簡釋》

　　書法的點、橫、撇、捺，是一種最有體溫的引領。以我的經驗，由書法來貼近典籍，常常比註釋、翻譯、論述都更加親切，更關及生命。

　　我用書法寫《周易》，名之為《周易錄》。一連選寫了好幾款，收於本書的後半部分。

　　這部《周易錄》的書法，用的是行草，這是有原因的。

　　《周易》在內容上，不像後代很多典籍那樣細密謹實，因此我也就不用楷書了，讓「易」返「易」，回到一種簡疏自由的狀態。但是，《周易》又是一種規范，不適合個人發揮，因此在書法上就不能採用狂草。顧及這兩端，我選擇了行草，在筆畫上近草，在格局上近行。但在實際書寫時對筆下書體的選擇，完全看我對具體字句的感覺了。因此這裡的翰墨，直捷地體現了即時的學術判斷。這與我在其他場合純粹地展示書法之美，很不一樣。

　　對於《周易錄》的行草，我自己比較滿意，可認定為平生書法的代表作之一。

　　以毛筆為杖，一步步探路，同時還要為身後的大量讀者做一些清理，鋪一些臺階，那就是闡釋。《周易》全文，有較多重疊、回旋，因此我的書法和闡釋，並沒有包羅全部，而是用現代觀念進行了選擇。為什麼要這樣選擇？那就需要從頭說說自己對《周易》的整體看法。因此，有了這篇「前論」。

　　首先要明白一個簡單的事實：《周易》起自於占卜。上古時代的祖先在艱難生存中相信，世事的兇吉禍福，是由上天安排的，因此要用一些特殊方法向上天探問。他們的慣用方法，是先提出一個問題，然後在龜甲和獸骨上鑽孔，再用火燒，從燒出的裂紋中來判斷答案。有時，也會在一把蓍草中抽捏轉換，來尋找答案。這一些做法，就叫占卜。

　　初一看，這種方法很原始，甚至很盲目。但是，占卜的資料積累越多，漸漸看出了某種規律。很像現代的機率論和大數據，在沒有邏輯的一大堆行為因果的組合中，出現了大邏輯，發現了一些出乎意料的神奇秘密。原因還沒有找到，理由還沒有呈現，事實卻神秘地重復了。重復機率愈高，愈引起人們重視，相比之下，「原因」和「理由」反而不重要了。如果硬要找「原因」和「理由」，那也應該面對大數據慢慢捉摸，構建起一整套特殊的學理模式。

　　古人遠比我們更貼近自然界。他們從日月星辰、四季輪回中強烈感受到規律的存在，又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認知自然的不同品性。於是，他們從占卜資料中構建起了一套模式，能夠廣而大之，聯通天道、人道、地道。這正如《系辭》所說：「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說到底，就是試圖通過一套模式來尋找「道」。

　　這一來，比較原始的占卜資料也就獲得了提升，進入了高等級的排列、組合、旋轉、定位，這就是我所說的「特殊的學理模式」。

　　整個門路的起點，是把世界分成一個龐大的陰陽對立體，即以陰陽為道。正如莊子所說，「《易》以道陰陽」。

　　以陰陽對立來看世界，這是一個偉大的思維成果。簡潔，明了，卻又概括了世界上最難概括的兩大素質，兩大風范，兩大格局，而且時間已經證明，無法用另外一對概念來全然替代陰陽的區分。因此這個思維成果即便在幾千年後的今天，也受到國際科學界、哲學界的高度讚揚。

　　餘秋雨《周易簡釋》內文

　　分了陰陽，聰明的古人還把它變成一個多塊面的動態結構，分出了八卦，又從八卦衍生出了六十四卦。於是，一套模式形成了。

　　這個動態模式用符號來表達，於是我們看到了表示陰陽的符號單元「爻」，即「陽爻（⚊）」和「陰爻（⚋）」。八卦中的「卦」也是由此延伸的符號，龐雜一點，由「爻」的疊加組成。

　　疊加組成的八卦，對應著各種兇吉禍福，因此借取自然圖像來象徵，那就是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來象徵乾、坤、震、巽、坎、離、艮、兌這八卦。每一卦又有一種基本意指，那就是：以乾卦的天，意指著「健」；以坤卦的地，意指著「順」；以震卦的雷，意指著「動」；以巽卦的風，意指著「入」；以坎卦的水，意指著「陷」；以離卦的火，意指著「麗」；以艮卦的山，意指著「止」；以兌卦的澤，意指著「說」。

　　以此為基礎，又伸發出了六十四卦。那在古人看來，幾乎就把大千世界的各種狀態都包羅進去了。

　　那些卦和爻，都有說明兇吉的文字跟隨，那也就是「卦辭」和「爻辭」。後來，又有了解釋的文字，即「傳文」。把這些卦辭、爻辭、傳文合在一起，這就讓大量占卜資料上升為精神文檔，占卜之書也就有了理義之書的成分。

　　這一來，《周易》也就成了《周易》。

　　我把《周易》形成的過程說得很簡單，但請注意，我們面對的，是在人類文明的奠基時代，黃河流域一代又一代的精神價值創造者們相繼努力的成果。而且，與其他文明相比，是極為獨特、無可重復的成果。

　　不錯，起點只是占卜，然而我們沒有理由看輕那種在龜甲、獸骨、蓍草邊的專註操作。種種既鴻蒙又抽象的圖像在翻滾、隱約，大量既確實又漂移的數字在定位、錯位。自然的盛衰與人類的命運，與這些象、數發生著詭異的對應，宇宙的秘密或許已經有部分被古代哲人秘藏其間。

　　在大陸現代，曾經有一些投身「新文化運動」的優秀學人因為《周易》有占卜的起點而予以輕視。他們的這種輕視，出於他們約略知道的國際學術觀念，卻讓高層級的國際學術界大吃一驚。

　　我多年前曾在《君子之道》一書的「前論」中講到一件往事。大陸現代最有代表性的著名學者胡適，對國學和西學都有研究，有一次專程去拜訪了當時名震國際的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其實當時的榮格已經不僅僅是心理學家，而且成了剛剛興起的文化人類學的翹楚。他比胡適大十六歲，無論在年齡輩分還是學術輩分上，都要高出好幾級臺階。胡適拜訪榮格，很想聽他講講文化人類學，當然也想知道他對大陸新文化運動的看法。但是，出乎意料，榮格主要講《周易》。

　　榮格問胡適，大陸現代學者如何評價《周易》。胡適說，自己並不太相信《周易》，因為那是一種魔術和符咒。

　　榮格聽後非常驚訝，著急地追問胡適，是否嘗試運用過《周易》，《周易》的答案難道不真實，《周易》對胡適自己有沒有幫助。

　　這一連串的問題，使胡適很難受，一場談話變得尷尬。

　　其實心裡更難受的是榮格，他發現大陸現代學者在走向西方科學的時候，對自己的傳統文化產生了懷疑。

　　餘秋雨《周易簡釋》

　　顯然胡適對《周易》知之不多，他不知道，今天坐在他眼前的這位歐洲學者，倒是對《周易》深有研究。他曾為衛禮賢（RichardWilhelm，1873—1930）的《周易》譯本寫引言，寫了長長的十七頁，實在稱得上一個《周易》專家。

　　榮格寫道，《周易》展現的只是「統計方式」，而西方現代強調的是「因果規則」。初一看，「因果規則」很有邏輯，而「統計方式」只是一種不講因果邏輯的數字排列。但是，榮格認為，恰恰是在西方倡導的因果邏輯中，加入了太多的主觀意圖，真實被「異化」了。因此，不如那種平實的「統計方式」，更符合真實。

　　榮格的這一論述，對於當代運用大數據進行機率統計的年輕人來說，反倒更容易理解。一比，真正落後的倒是胡適這一批「新文化人」。

　　例如，現在大家都看到了，西方國家對新興國家的懷疑和敵視，幾乎全都出自他們的意識形態「邏輯」，而不是統計數據。只要尊重統計數據，就會得出相反的、更合乎真實的結論。

　　榮格還說，與《周易》關係密切的道家，提出過「物極必反」的基本法則，這就遠遠超越了西方人的思想。他說，西方人常常被「自我中心」的魔鬼引導，沿著所謂「高貴」的路去爭取種種碩果，豈不知，這條路的盡頭，便是「物極必反」的基本法則，誰也逃不了。如果能夠知道逃不了，西方人就會結束互相沖突的「痛苦內戰」。

　　這實在讓我眼睛一亮了。一位西方的文化人類學家，居然那麼早就從《周易》和道家學說，對比出了西方文明在「邏輯自欺」、「自我中心」、「單向思維」、「互相沖突」等方向上的致命弊病，真是讓人欽佩。榮格的一系列論述，也促使我們從更高的方位上來認知大陸文化的起始性輝煌。

　　可惜的是，這樣的思想家，目前在西方已經很難找到了。而被榮格指出的那些西方弊病，卻日益彰顯，並越演越烈。

　　餘秋雨《周易簡釋》

　　胡適對於《周易》的誤解和漠視，讓榮格感到著急，但對胡適這樣的二十世紀大陸文化改革者而言，卻是可以理解的。他們切身感受到大陸這麼一個龐大的文明實體早已渾身精疲力竭，處處受人欺侮，原因很多，其中一條，顯然是因為肩上壓了太沉重、太龐雜、太腐朽的文化重任。作為文化人，他們希望輕身減荷、革故更始，因此對於傳統文化，整體上採取一種冷冷的批判態度。相比之下，胡適還算是比較平靜溫和的。但是，我不能不指出，他們對文化改革的思考，在根子上流於膚淺和武斷了。

　　首先，他們拿來作為坐標來比較的那些發達國家，都缺少像大陸文化這樣的悠久而宏大的歷史通道，因此隻具有局部而不是整體的可比性。大陸文化的新路，在總體上、主幹上，要由自己思考。

　　其次，他們對大陸文化的很多方面都有足夠的了解，卻未曾對大陸文化的元典、神穴、魂魄有過仔細而恭敬的辨析。他們未曾思考，這種文化要在當代世界獲得新的生命，有哪幾個基座不可毀棄，有哪幾種精神可以弘揚。因此他們失去了底氣和背景，奮鬥過一陣之後就不知落腳何處。例如，我們正在說的《周易》，就是大陸文化再怎麼改革也不應該唾棄的元典之一。

　　餘秋雨《周易簡釋》

　　第三，他們強烈地感受到了大陸文化在現代國際環境中的衰敗狀態，卻沒有認真研究過大陸文化在幾千年國際環境中唯一延續至今的一系列重大原因。這些原因，主要出於自身。在幾千年的歲月中，有多少智慧的頭腦在梳理、灌溉、綰結著大陸文化的主脈，這是現代改革者們很容易忽視卻萬不可以忽視的事實。五四新文化運動頗有成就卻未能像歐洲文藝復興那樣找到「我是誰」的答案，是一個沉重的教訓。

　　我很敬重以胡適為代表的一代文化改革者，但在研究了他們留下的沉重教訓之後，我就不主張在文化上「摧枯拉朽」，而更多著眼於發現和建設。因此，我大半輩子都在從事「兩度尋訪」，一是尋訪大陸文化真正的基座；二是尋訪大陸文化長壽的原因。從幾十年前毅然辭職投身「文化苦旅」，直到前些年在聯合國總部和美國各大名校演講大陸文化的壽命，都屬於「兩度尋訪」的范疇。

　　說來也巧，我的「兩度尋訪」，都與《周易》有關。我在尋訪大陸文化真正的基座時不能不推崇《周易》這一經典，這在前面已經講了；而在尋訪大陸文化長壽原因時發現，《周易》正是長壽的「元素」之一。大陸文化的整體長壽由很多長壽的元素組成，《周易》自漢代以來就有眾多學者耗盡心血守護著它，結果，以兩千年的力量聚積，造成了兩千年的生命延續。

　　這種守護，並不是「嚴防死守」，而是表現出一種「百家爭鳴」的討論狀態、爭議狀態。大陸文化與巴比倫文化、埃及文化的一個重大差別，就是學派林立、高論迭出，並以此來維系長壽。這中間的一個傑出范例，就是《周易》研究中「象數學派」和「義理學派」的歷代爭鳴。結果，對立的爭論總像是一左一右地相扶相持，既維系了《周易》的長壽，也維系了大陸文化的長壽。

　　既然作為典范例證，提到了「象數學派」和「義理學派」的長久對峙，我就想多說幾句。因為這在《周易》的歷史上比較重要，也是這篇「前論」中需要略做交代的。

　　簡單說來，漢代《周易》的「象數學派」，喜歡將六十四卦與季節、氣候、方位對應起來，借助於占卜的原動力，來推論天下的陰陽災變、人事兇吉。到了宋、明兩代，「象數學派」就把起點性的六十四卦的運用，提升為「象」和「數」的交錯。「象」，有了「太極圖」、「先天圖」、「後天圖」、「河圖」、「洛書」；「數」，也有了邵雍等人以奇偶之數推衍的歷史圖式。到清代，連我家鄉的大學者黃宗羲都寫了《易學象數論》，對一系列難題進行清理、總結和重新開啟。

　　餘秋雨《周易簡釋》內文

　　與「象數學派」對立的「義理學派」也氣勢強健。先是那位我在幾本著作中都用哀痛筆調悼念過的隻活了二十三歲的天才哲學家王弼，他的《周易註》要求人們從煩瑣的象數符號中解脫出來，以《周易》來理解萬物變化的整體條理。他的這種主張，直到唐代還頗受歡迎。後來，這一學派中又出現了程顥、朱熹這樣的大學者，不讚成在卜筮上花太多工夫，而主張由陰、陽兩氣來解釋宇宙本體。

　　這兩種學派，前者立足《周易》本原，後者遠及宇宙原始，看似對立卻構成互補。正如王夫之所說，兩者不可偏廢，歸於《周易》一理。

　　請看，僅僅《周易》一書，就在兩大學派的對立、互包中延續得熱熱鬧鬧、風風光光。大陸文化的長壽奧秘，可見一斑。

　　我用行草來抄錄《周易》，當然無法呈現符號和象數部分，主要是對「卦辭」、「爻辭」和「傳文」做了精選。

　　擱置了卦爻的一個個特定數位而隻取哲理文辭，乍一看很像是倒向了「義理學派」，其實，這種選擇是書法的需要，而不是對「象數學派」的冷落。我認為，比之於世界各國的古典哲學，《周易》的卦爻，象、數最有特色，最不可替代，反倒是義理部分有可能與其他古典哲學靠近。因此，要論大陸哲學在未來學上的前程，還是以前者為勝。

　　正因為這樣，我在本書後半部分譯釋《系辭上傳》第九章時，對「象數學派」所關註的由占卜求卦中「數」的運用，做了簡略介紹，以求給讀者留下一個大致的印象。

　　既然說到了《系辭上傳》，那我還要說明，本書在《系辭》的譯釋上花費了很大的工夫，因為我非常看重這些「傳文」在《周易》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