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自成悟境──讀藤原進三的《少年凡一》

書寫自成悟境──讀藤原進三的《少年凡一》

「藤原進三」不只在《少年凡一》中登場，也是文壇的新名字。然而，這個陌生的異國姓名，並不只是空白的符號；相反地，由於小說之外的「個人歷史」，使其意義豐沛。作者後記說，《少年凡一》是送給兒子的十八歲禮物，然小說裡凡一的失語病徵，很難不讓人聯想起作者的獄中困境：身體的禁制，話語的封鎖──少年凡一折射的，畢竟是作者自我。不能說，總可以寫：作者完成這部十餘萬字的長篇，化身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地下室人」，在無光囚房弔詭地滔滔不絕。

凡一是一，也是多；是內在的自我，也是宇宙萬物的起點。《道德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主角凡一的身體，是降靈的祭台，是乩身，通過父親藤原進三的「催眠」，喚出橫跨古今的人們。凡一擁有一副老靈魂，而那些紛紛現身的人們，「並非『人格分裂』，而是『潛意識』──『在集體潛意識中，存在著最廣泛意義上的文化和文明』。」

《少年凡一》並非情節取向的作品，更接近一部百科全書。作者任意揮手，就召來日本小說家志賀直哉，德國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海森堡（在凡一的宇宙，他並未獲獎），甚至春秋時代的盜跖……，展開哲學，數學，美學，乃至於神學的辯證。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身陷囹圄，文獻資料查詢不易；除了記憶，只能仰賴監獄裡偶然出現的傳單、報紙與書籍。編者指出，作者就像《過於喧囂的孤獨》中的老人，在廢紙堆中撿拾文明的碎片；然我認為《少年凡一》更是一部《懺悔錄》，其反覆叩問的，還是罪罰與救贖的問題。作者通過書寫求索的，與其說是文明的輝煌或幽深，毋寧看作在恍若廢墟的現世，找尋與自我，與親人，甚至與世界對話的可能。或許正如小說裡，透過皮拉姆斯談論其師拉斐爾所道出的：「透過信仰、透過藝術創作，一直試圖探索『自己是誰』、『想變成誰』，以及自己如何和別人連結的方法。」

小說發生在京都，小說人物也是日本人，「閉著眼睛，我都知道如何從四條大橋轉下河堤沿著鴨川走道出町柳……」小說中對於京都的描述，並不是川端康成《古都》那樣體察風土肌理，而更像一幅遠方的幻片風景。記憶裡的都城愈是豐盛華美，愈對照出「此時此地」的崩毀與寒愴。作者決絕地說：「台灣不能再作為我的故鄉」，因此他必須通過「另一個故鄉」來演繹故事。那麼，為什麼是日本？日本對於寫作者來說，又代表什麼？這讓我想起羅蘭．巴特的《符號帝國》：「日本將作者推入寫作情境，這情境甚至震動了作者的心靈，推翻以往所閱所讀，意義動搖、撕裂，直到衍生出無可取代的虛無，而物件卻充滿意義……，總而言之，書寫自成悟境。」

是的，書寫自成悟境。就此看來，古今人物的召喚，京都地景的幻設，都是為了療癒「凡一」，使其開悟。小說最後，凡一臨行贈予的詞彙「有難」，是日文的「感謝」之意；他說：「（是你們）讓我的靈魂變得更加輕盈而自在，可以去追尋自由。」緣此，《少年凡一》不只是一部長篇小說，更是一張診斷表，一紙家書／家訓，一卷無聲而無限的辯詞。

■陳柏言，一九九一年生，高雄鳳山人，台大中文所碩士班就讀。曾獲聯合報文學獎等，著有短篇小說集《夕瀑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