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珍野味的政治經濟學:邊緣是了解整體結構最佳切入點

　　山珍野味的政治經濟學

　　維舟

　　邊緣往往是了解整體結構的最佳切入點。這一點，不僅對於社會觀察是如此，對歷史研究來說也是成立的。東北地區（「滿洲」）雖然是滿清皇室的發祥地，但無論是在清帝國的版圖上，還是在清史研究中，可說都處於邊緣的位置，而這一地區的環境史，則更是邊緣中的邊緣；然而，美國學者謝健正是從這里出發，揭示了以往被忽視的帝國政治經濟學密碼。

　　長久以來，人們對這一地區環境史的理解，基本上就是一部人類的環境開發史。換言之，它被呈現為原始、豐饒、沉睡的「黑土地」如何一步步被湧入的移民進行農業和林業開發。謝健這部《帝國之裘》所揭示的圖景則是其「史前史」，他通過以往無人問津的相關滿文、蒙古文文獻，發現當地在清末迅速農業化之前，長久保留著的漁獵活動本身就有著深遠的意義和更廣泛的歷史背景。人參、東珠、裘皮這些高附加值的物產，早已嵌入早期全球化的商業浪潮。用他的話說，「到1800年，從蒙古到加利福尼亞的毛皮動物獵手在同一個世界里勞作、面臨同樣的問題、滿足同樣的市場需求」。

　　當然，努爾哈赤崛起時得益於人參貿易帶來的豐厚利潤，這早已為人所知，但我們可能還是低估了其規模：據狄宇宙可能，僅人參貿易一項，可能就讓從日本和新大陸進口的白銀總量的1/4流入滿洲地區和剛建立的清朝。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明朝其實是重蹈了遼朝的覆轍：對邊疆女真地區物產的需索，在客觀上改變了當地本來原始、分散的社會組織形態，促成了新勢力的迅速崛起。這也是謝健忽略的一點：與其說明末清初的山珍貿易更類似北美、俄國那種資本主義模式下的對自然的掠奪性開發，不如說它更接近於中國的傳統模式，這又回到類似「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為什麼中國的市場需求所催生出來的不是對當地的殖民開發，反而孕育出了動蕩和不可控制的敵對勢力？

　　答案或許在於，中國與歐美並不適合作簡單的類比，本書雖然做了一些框架比較，但卻沒有真正深入地比較內在結構與機制。正如《棉的全球史》一書指出的，近代歐洲創設的是一種「向心體系」，其基礎是「中心」從它的生產和商業體系中剝削資源和利潤；但在傳統的亞洲各國，卻是一個通過中間商網路進行貿易的「離心體系」，生產和需求的中心並不能掌控各個貿易節點。在此我們可以看到，滿清最初的壯大，其實和莫斯科公國的崛起一樣，都是掌控關鍵節點的中間者最終「下克上」顛覆了中心，這是一個逆向的離心體系。

　　清廷之所以竭力要將人參、東珠納入內廷管理之下，說到底是因為這關乎政治權力的等級制度，而不僅僅是經濟利益。本書強調了人參、東珠、裘皮、鹿茸和蘑菇的貿易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經濟地理學所說的以市場為導向的外圍地區模式，甚至說努爾哈赤是以「商業資本家」而非簡單的獵人身份發家的，這確實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但過度強調這一點也容易忽視另一面：對清廷而言，進貢本身並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政治效順的象徵，而這些物品本身也不只是商品，它還有著特定的文化象徵意味。

　　這就是為什麼1800年前後野生人參出現減產後，清廷拒絕嘗試人工種植人參這一「園藝革命」，反而燒毀種植秧參的農田。與其說這是因為他們愚蠢地認定「沒有人參似乎也比秧參好」，不如說是因為他們從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視角來看待這個問題，而不像後人那樣將之視為一個經濟問題。按經濟學的邏輯，如果朝廷完全被利潤和財政收益所左右，那就應該建立自己的參場，可能將現有參場合法化並征稅，但這卻是朝廷直至1881年無計可施之後才開始採取的措施。這或許提醒我們，對當時的中國來說，並不存在一個單獨分化的「經濟」領域，把一件事單純看作是「經濟」問題，這遠不像表面看上去那麼「自然而然」，它本身就是社會認知發生變革的結果。

　　雖然整個東北（尤其在柳條邊之外）在清代都被看作是一個很少被人觸動的「自然邊疆」，但正如本書所指出的：「‘肅清’滿洲、蒙古地區的結果並非恢復大自然的原始狀態；它反映的是政府的本質。清帝國並不是在保護邊疆地區的自然環境，而是‘創造’了它。」也就是說，東北的「自然秩序」本身不是自然發展的結果，而是清帝通過一系列政治管控措施刻意造成的。這一點當然人所共知：因為這里被視為特意為清朝皇室保留的禁臠，長久以來甚至嚴禁向關外移民，直至清末迫於日俄壓境的嚴酷形勢，才轉向「移民實邊」的政策。

　　關鍵的一點是：清朝話語中「淨土」，與我們所說的「自然」或「荒野」不是一回事。「淨土」顛倒了原先那種「文明/野蠻」的價值二元，將「野蠻」推崇為不受污染的道德力量。如果了解中國的文化傳統，對此就不會感到詫異，因為早在道家思想中就認為，上古初民混沌自然的「大樸」狀態才是根本，而禮樂名教都是衰世產物。閻步克在《魏晉南北朝的質文論》一文中指出，在北魏的社會文化背景中，「武」是與「質」聯繫在一起的，帝王在倡導「文治」的同時也須維持剛勁之「武功」，正因此，「捐華即實」「還淳反素」口號所體現的重事功、重法制的實用主義精神，構成了關隴政治文化的基本特色。

　　考慮到明代的衰亡普遍被歸結為某種「文明中毒」，清帝對「滿洲之道」和「淨土」的捍衛才能讓我們理解，那與其說是某種「內亞性」或族群政治使然，不如說是出於統治的前車之鑒。「淨土」在此與其說是一個不受人類觸動的自然秩序，不如說是一種道德、政治的話語，象徵著一個未被玷污的道德秩序，因此淳樸的滿人或土著遊牧漁獵者也是這「淨土」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這涉及到對清帝國性質的認定：它如何界定、劃分和維持一個如此龐大國家的多元性？它是像歐洲近代殖民帝國那樣鼓勵「教化使命」，還是支持當地土著對土地的所有權？這里複雜的一面在於：清帝本身就出自滿族這一少數群體，直至清末慈禧當政之前，朝廷一貫的政策都是嚴格維持滿漢之別，「滿洲之道」被視為樸素、純真和天然的，是帝國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正如謝健指出的，清廷本身就反映了兩種滿人形象：一種突出「自然」和「返璞歸真」的本真性，另一種則強調與外界的聯繫及其適應性、活力和可變性；前者大抵是留在東北老家的那些人（此前所謂的「生女真」），而後者則是更「文明」的（「熟女真」）、最終更容易漢化的那些「八旗子弟」。然而事實上，無論怎麼努力試圖維持一種獨特的、永恒的、不變的特性，如果不能動態地適應外部的變化，那麼最終迫於形勢也不可能不發生變化。

　　與其說這種對東北物產的管理體現出某種國家行為，是朝廷或官方的舉措，不如說這更多體現的是皇帝的個人意志和特殊利益。人參的專營專賣，都是內廷的機構在管理，其利潤是落入皇帝的私囊而非國庫，並且向來是清代皇室內廷特供生活的重要經濟來源之一。清帝之所以三令五申要將東北保留為「淨土」，同樣是出於自身統治的考慮，既不是為了維持什麼「族群多元性」，當然更不是為了保護「生態環境」，維持那片「淨土」本身。

　　雖然《帝國之裘》一書在出版後廣受讚譽，但在我看來，正是在這些方面，它也存在著以往西方學者在研究中國歷史時所常有的問題。確實，本書很好地體現出挖掘、解讀原始滿蒙文獻的重要性，從更廣闊的全球化視角切入中國歷史，可以說很好地結合了美國邊疆學派、全球史和生態史的話語，帶來一種全新的解讀；但另一方面，這一解讀又往往是在粗率的框架性類比之下進行的，刻意突出了清代政治的內亞性，淡化乃至割裂了與中國思想傳統的連續性，有時不免讀出一些似是而非乃至莫名其妙的看法。

　　從中國傳統思想的角度來看，清廷的做法既不費解，甚至也不算特殊。固然，歷代清帝都嚴格封禁東北邊疆，保護這一「淨土」，維護「滿洲之道」，但這與其說是出於「多元性」的考慮，不如說是在中國歷史上一種根深蒂固的治理思路：不同群體最好「各安其分」，安土重遷，警惕和擔心混雜、流動所帶來的社會穩定問題，而這歸根結底是統治秩序。

　　正是因此，清朝以前的歷代，也都強調不要去擾動邊疆族群，以免造成難以治理的糾紛、爭訟、械鬥等難題。明代對深山腹地苗疆的「生苗」，一向主張「只應以鎮靜撫馭為主」，法條律例也有「漢民入苗寨之禁」，甚至「漢奸」一詞現在通常認為的「漢人之奸宄」一意，最初就是明末用以指稱流入西南土司轄境後挑撥生事的漢人。如果沒有足夠的警力維持秩序，這種相互隔離的狀態可能也是避免紛爭為數不多的選擇之一。很多歷史學者確信，美國革命的直接導火索之一，是英國在《1763年公告》中禁止殖民者在阿巴拉契亞山脈以西建立殖民地，以圖制止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間因擴張而產生不可避免的暴力，但對渴望土地的殖民者來說，這種限制其土地權利的立法無疑是邪惡的。

　　當然，東北對滿清有著更為特殊的意義，對它的「淨化」不僅是為了避免顛覆社會秩序，還因為這被視為清朝的「根本」。謝健將之與聖山、圍場作比較當然是對的：設置一套複雜的監管、巡邏體系，乍看似乎是為了保護被狩獵的動物，但其實還意味著確保這一地區不被擾動。然而，在此值得補充的一點是，這當然不是出於「生態保護」的理念，而意味著這些是保留給皇帝的特權。事實上，對東陵、西陵這兩座清代帝陵周圍的封禁措施與之如出一轍：直至清亡以前，附近民人對帝陵禁區內任何一草一木的盜采都是重罪。

　　在這方面，與其將清朝與現代早期的多元帝國相比較，不如將其封禁政策與秦漢時帝王的禁苑、歐洲中世紀貴族對其莊園的封建權利相對比——換言之，整個東北邊疆，在皇帝眼里都屬於私人產業。在中國，山澤原屬國有（現實中則等於是帝王所有），這一制度的崩潰，是因東晉時世家大族開始暗地破壞私占山澤的禁令，最終朝廷不得不承認百姓能合法地取得山林的所有權，正式開禁。在歐洲，帝王貴族對這一特權的捍衛頑強持久得多，而底層民眾則越來越強烈地試圖打破這種壟斷，晚至19世紀中，阿爾薩斯農民之所以對拿破侖一世念念不忘，就是因為他在位時沒有《森林法》來禁止農民進入林地。

　　兩相參照，這更有助於我們認識清帝國和清朝皇帝的性質：對東北邊疆的所有管制，表面上看是國家行為，但最終都旨在維持皇帝自身的權力；而後來東北向流民開禁，則表明這種特權地位的壟斷，最終不得不屈從於國家利益。

責任編輯：張國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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