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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傳統歷法，剛剛過去的2018年是戊戌年。大家都知道，120年前的戊戌年，公元1898年，清王朝的光緒皇帝啟動了戊戌變法。今天我們可以怎麼看待這場變法呢？從近代化的角度來說，它是古老帝國試圖做到近代轉型的組成部分。
晚清之世，傳統中國的經濟、法律、政制都面臨著近代化轉型的壓力。如果說，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新興士大夫發起的洋務運動，是經濟近代化的努力；沈家本主持的清末修律，是法律近代化的表現，那麼康有為、梁啟超等立憲派呼籲的維新變法，便是希望在政制層面完成近代化。盡管戊戌變法推行百日便草草收場，但兩年後，慈禧太后首肯的庚子新政，從某種意義上說便是戊戌變法的重啟，而且革新的力度與廣度超過了戊戌變法。
梁啟超
庚子新政的目標，或者說，晚清政治近代化的目標，是在維護大清皇統「萬世一系，永永尊戴」的前提下，實行日本明治維新式的「君主立憲」制度。戊戌變法盡管不提「君主立憲」，但康有為、梁啟超的終極目的，還是希望建立君主立憲制。特別是任公先生，前半輩子所茲在茲者，便是將清廷體制改造成君主立憲政體。直到辛亥革命爆發，他仍然念念不忘君主立憲：「吾疇昔確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決不適宜中國，欲躋國於治安，宜效英之存虛君，而事勢之最順者，似莫如就現皇統而虛存之。十年來之所以慎於發言，意即在是，吾行吾所信，故知我罪我俱非所計也。」
然而，對立憲派的苦心，清皇室「始終不寤，直至人心盡去，舉國皆敵」（梁任公語）。不獨戊戌變法成了短命的百日維新，庚子新政最後端出來的菜也是令人大失所望的「皇族內閣」。待到武昌槍響，皇室自身已如泥菩薩過江，更遑論君主立憲？而且，君主制既已終結，君主立憲的時間窗口亦永久關閉。而對於傳說中的「民主共和」，梁啟超還是保留著不信任的態度，因此，他不無痛憤地說：「今之皇室乃飲鴆以祈速死，甘自取亡，而更貽我中國以難題」，「嗚呼，以萬國經驗最良之虛君共和制，吾國民熟知之，而今日殆無道以適用之，誰之罪也？是真可為長太息也」。
晚清立憲派的君主立憲計劃為什麼最後會全盤落空？作為歷史的旁觀者，後人當然可以找出許多原因，比如以蕭功秦先生為代表的新威權主義學者認為，晚清變法之所以失敗，是因為變法的步子過於激進，以致局面失控。而雷頤等自由主義學者則認為，變法失敗的主要因素是清政府過於保守，維新跟不起革命的步伐。兩種觀點似乎針鋒相對。但我認為，過於激進與過於保守，都是晚清新政的特點，同時並在於一體。
這是因為，清王朝所秉承的的政治傳統，距離立憲派追求的君憲方向可謂格格不入、背道而馳，連維新派都承認「驟變新法，皆無舊例可循」，清王朝對君主立憲政體的陌生感與不適應，可想而知。於是在維新的過程中，難免進退失據，要麼過於激進，要麼過於保守。
梁啟超設想「就現皇統而虛存之」，借殼上市，建成君主立憲政體。但按君主立憲的內在邏輯，勢必要求君權象徵化，用梁啟超的話來說，是想將君主當成尊貴的「土木偶」，然而，按大清體制，皇帝是萬萬不可以成為「土木偶」的，乾隆皇帝寫過一篇禦制文章，專門批判宋代程頤的主張：「昔程子雲‘天下之治亂系宰相’，此只可就彼時朝政冗者而言。若以國家治亂專倚宰相，則為之君者，不幾如木偶旒綴乎？」「且使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為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宋人心儀的「垂拱而治」，在乾隆看來，就是不可接受的「木偶旒綴」。
郎世寧繪《乾隆皇帝大閱圖》
君主立憲，也勢必有一個「責任內閣」。這個責任內閣叫做宰相，還是叫做內閣首輔、軍機大臣、首相，都沒有關係，關鍵是內閣能夠負責任。而內閣要負責任，又不可沒有副署詔書的權力。梁啟超曾經論證說：「所謂責任內閣者何？今世立憲君主國，必以君主無責任為原則。夫君主總攬一國之大權，何以能無責任？則以有內閣大臣代君主以負責任故也。內閣大臣何以能代君主負責任？蓋每有詔敕及頒行一切法律，必經內閣大臣副署，然後施行，而政策茍有失當，則副署之大臣實任其咎。」
然而，自明初朱元璋廢宰相制，明清兩朝均不設政府首腦。明內閣首輔並不是政府首腦，而更像是唐宋時期的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沒有副署敕命的權力，更不能指揮六部九卿。清代的軍機大臣同樣不是政府首腦，甚至軍機處都不能算是正式的官署，因為它不開府，無印綬，軍機大臣均以「行走」的名目入值辦事。他們當然也無權副署詔書，雖然乾隆曾讓軍機大臣在廷寄上諭中列銜，但這明顯是狗尾續貂，多此一舉，因為「軍機大臣之奉上諭，則如寫字機器將留聲機器所傳之聲，按字謄出耳，而於紙末必綴一行雲某機器所寫甚無謂也」，所以從嘉慶朝開始，軍機大臣列銜的形式便被廢止了。
宣統年間，攝政王載灃心血來潮，又恢復軍機大臣列銜的做法，但軍機大臣朗貝勒很快就受到資政院議員的詰難：「副署之事是否與各國副署相同，上代君主負責任，下對資政院負責任？」問得朗貝勒不知所措：「方才這位議員所說的話，本大臣聽不甚懂。如果是副署問題，將來可用文書答復。」最後軍機處的答復是，軍機大臣列銜「實本乾隆年間舊制，與日本內閣副署用意不符」。這個答復並沒有說錯，因為清代的軍機處跟責任內閣確實是風牛馬不相及的兩回事。
君主立憲，還勢必有一個制衡內閣的機關，用梁啟超的話來說，責任內閣「必有糾問責任之機關，與之對峙，然後能成立者也」。這個「糾問責任」的機關，在宋代可以是台諫，在梁啟超的設想中，則是指議院、國會。不過梁啟超又說，「夫朝廷設都察院（台諫）之意，原恃以為行政之監督，與立憲國之有國會，其目的蓋頗相近。」清末議改官制時，還真的有一些官員建議「將都察院改為國議會，以立下議院基礎」；民間亦傳言，「政府議商擬將都察院改為議院，俾禦史中之才幹者充作議員」。
然而，自宋代以降，台諫的權力出現「一代不如一代」之勢，明朝廢諫官，但六科給事中尚有諫議與封駁之權，清代將科道並入都察院，給事中從此喪失了諫議與封駁的實際權力，監察禦史也遠不如宋朝台諫官之敢言，比如「道光初，曹太傅振鏞當國，頗厭後生躁妄。門生後輩有入禦史者，見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興。’由是台諫（其實清代已不存在諫官）務循默守位，寢成風俗矣」。如此軟弱的都察院，又如何擔當得起對峙內閣的責任？相較之下，宋代言官與近代議員的距離，無疑要更接近一些。
平心而論，我不認為晚清政府的變法、新政毫無誠意，它在近代化壓力下所主動、被動推行的每一項變革，都值得尊敬。但是，囿於清制的傳統，一切「皆無舊例可循」，晚清的新政免不了左右為難，進退失據，里外不是人。
說到這里，一些朋友可能會以為我是一名五四式的傳統文化反思者。其實不是。我前面說的與近代君主立憲制度格格不入的政治傳統，是特指明清政制，而不是泛指華夏的傳統政治。換言之，明清體制只不過是傳統政制的歧出，卻拖累了傳統政制的聲名與近代化轉型。
讓我們來看看宋代士大夫心儀的政制是怎麼樣的。北宋元祐年間，秦觀給宋哲宗上了一奏章，闡述君主禦宇之道：「臣聞人主之術無他，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與議論之臣而已。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議論之臣者，諫官禦史。今天下之事，有執政之臣以行之，有議論之臣以言之，則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無所事。不然，則雖弊精神、竭筋力，以夜繼日，猶無益也。」
秦觀又說，仁宗皇帝就是這麼治理國家的：「臣聞仁祖時，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群臣無得預者，除授或不當，雖貴戚近屬，旨從中出，輒為固執不行。一旦諫官列其罪，禦史數其失，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政事之臣得以舉其職，議論之臣得以行其言。兩者之勢適平，是以治功之隆過越漢唐，與成康相先後，蓋繇此也。……願（陛下）鑒漢唐之弊，專取法於仁祖，常使兩者（執政與台諫）之勢適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則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無事矣。」
秦觀的意思是說，將治理天下的權力委托給宰相帶領的政府，再以獨立於宰相的台諫來監察政府，君主則端拱在上，使執政權與台諫之權保持均衡，相制相維，這樣，便可垂拱而天下治。其實，這也不僅僅是秦觀一個人的主張，而是宋朝士大夫的共識，不少宋朝文臣都表達過類似的觀點。
許多年之後，晚清的梁啟超在向國人介紹「君主立憲」制時說：「其行使行政權，則責成於副署之內閣，而不以衡石量書為能；其行使立法權，則察邇於民選之議院，而不以防口若川為事」；「夫惟君權有限，然後政府、議院之權乃各得發生，各得充實，各得保障。政府權非不大，而常以議院之權為界；議院權非不大，而常以政府之權為界。兩界不相侵越，而君權遂安於磐石。」
——你看，梁任公的思路跟宋朝士大夫的思路何其相似！宋人說君主「弁冕端委而無事」，任公說「君權有限」；宋人說「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任公說「行政權責成於副署之內閣，而不以衡石量書為能」；宋人說「擇台諫之臣以察之，通天下之情以廣之」，任公說「立法權察邇於民選之議院，而不以防口若川為事」；宋人說「常使兩者之勢適平，足以相制」，任公說「兩界不相侵越」。所不同者，只不過是梁任公使用了幾個從近代西方傳入的政治學概念，如「行政權」、「內閣」、「立法權」、「議院」。
當然，我們並不認為宋朝已經是「君主立憲」了，但我們相信，從宋朝政制發展成近代的「君主立憲」與「責任內閣」，不會存在什麼跨越不過的障礙，不會像晚清政府那樣進退失據。
原標題：《晚清的「君主立憲」為什麼會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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