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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美國學者易勞逸所著《家族、土地與祖先：近世中國四百年社會經濟的常與變》第十章， 重慶出版社，2019年1月，已獲出版社授權，標題為編者所擬。
匪患是長期困擾中國當權者的問題，在20世紀初，匪患再次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在經歷1928年大饑荒之後，河北境內20% 的百姓都加入了土匪組織。同樣，據統計，20世紀30年代山東和東北的土匪人數達到了一百萬，而四川的土匪人數則達到了一百五十萬。這些數據雖然並不十分精準，但也足以印證了匪患的嚴重性。
精英階層是土匪打擊的主要目標，他們因此也自然對土匪的燒殺搶掠十分憎惡。不過，在中國當土匪卻是一個受尊重的傳統，在某些村落，當土匪甚至是一個被認可的職業，而且還擁有父子傳承的體系。安徽北部一座華麗廟宇甚至專門供奉傳奇土匪頭盜蹠。《水滸傳》多少代的讀者，都非常喜歡梁山一百單八將的冒險故事——這是一個比英語世界的羅賓漢及其手下的故事更為浪漫的故事。不論人們對土匪做何種道德判斷，土匪都是在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一支重要力量。
土匪在中國之所以能普遍存在，主要是基於以下兩個原因：第一，地方政府總是很被動，且管理能力弱、管理範圍窄。在地方社會，很多匪幫橫行多年卻從未受到過政府關注。即便一個地方官在其管轄範圍內發現了土匪活動，他多半也會坐視不管。在清朝官僚機構中，社會失序被認為是官員管理能力不行。如果一個官員向朝廷報告匪患事宜，那麼這會對他接下來評級晉升都很不利。當然，如果某位官員轄區內匪患太過嚴重以至於他不能無視，那麼他也可能嘗試去消滅或招安土匪，或申請上級官員派軍隊來剿匪，但朝廷軍隊一般都很散漫且貪婪，所以他們所造成的危害比土匪更大。鑒於上述原因，土匪總是有能夠生存下來的機會，特別是在那些山高皇帝遠的、連當地官員自身都不在乎上級眼光的地方，更是如此。
造成中國社會匪患盛行的第二個原因是，中國農村人口的一貫貧困。鄉村里的貧苦農民和流氓無產者掙扎在貧困線上，時刻都面臨著忍饑挨餓的殘酷現實。大部分人仍選擇耕地、挖礦，或當苦力，麻木地接受命運，而另一部分人——可能是因莊稼歉收陷入貧困的農民，也有可能是既沒有土地也沒有工作的失業青年，意識到自己是「光腳的不怕穿鞋的」，所以就鋌而走險走上了違法道路。
圖：近代中國鄉村
這部分人大多是季節性的土匪，他們只是在機會找上門或迫於經濟壓力才會選擇當土匪。比如，中國北方平原地區的夏末時分，需要做的農活少了，而與此同時長到兩米左右的高粱也恰好可以給伏擊和逃跑提供完美屏障，所以鬧土匪的高峰期就到來了。另一個匪患高發期是過年前的一個星期，因為這是地主集中要債時期。對於季節性土匪來說，他們掠奪來的財產補充了，而不是替代了他們的合法收入。這種匪幫是臨時性組織，在家里有農活或者官府要來鎮壓時就會解散掉。
然而很多時候，特別是在自然災害發生的年份，季節性匪幫也沒有那麼容易解散掉。這些季節性土匪因為幾乎沒有機會找到正當工作，所以開始全職進行搶劫。這些「永久的」或者「半永久的」匪幫往往會在更大範圍搶劫，這個範圍大小取決於安全性。他們也會去搶劫跟他們自己村落一樣因歉收而陷入貧困的其他村落，但他們也知道「兔子不吃窩邊草」，所以一般不會對周邊的村子動手。同時，家鄉是土匪們逃避官府剿滅或鎮壓的安全港，在那里，土匪們能夠獲得來自家庭乃至整個村子的保護和支持，因為土匪在自己得到滿足之後通常會跟親屬及所有保護過自己的人分享搶奪來的戰利品。因此，土匪在自己家鄉是非常受歡迎的英雄。
永久匪幫的首領並非是貧苦農民，而基本都是底層精英。他們可能是地主或富農家放蕩不羈的或「變壞」了的單身兒子，年輕且野心勃勃，卻因沒受教育或沒有強大的家庭背景而無法走上仕途或者沒資本做生意，並因此嚴重受挫。白朗 （因其名偕音而綽號「白狼」，譯者註） 是民國時期最為知名的土匪，他曾經這樣解釋自己為什麼選擇當土匪：「我曾經想去當官，但不諳官場勾心鬥角之道；我也想過當議員，但是又不擅鼓動別人，於是我就冒天下之大不韙地走上了危險的起義之路。」
另一些土匪首領則是因敗訴、跟官府發生衝突或得罪了權貴而被迫逃離家鄉的人。比如說，某個警察就因為他的上級犯罪卻讓他當替罪羊而被迫逃走當了土匪；另一個人則因為激怒了從前的上級——大軍閥張作霖而跑路當了土匪；還有一個人是因為殺死了謀害他哥哥的惡霸而投身匪幫。由此可見，當土匪是那些失去更好就業機會的底層精英進行社會流動的主要途徑。
除永久和半永久匪幫以外，匪幫還有第三種形式，即復合型的匪幫。復合型匪幫一般是很多獨立匪幫的聯盟，擁有成百上千的成員。比較成功的復合型匪幫同時也是規模很大的武裝隊伍。「白狼軍」在1914年和「老洋人」在20世紀20年代初發展之頂峰狀態時都各自擁有上千人的武裝力量。這些強大的武裝力量通常是半軍事化結構，由旅、營等單位組成，並由最高指揮官來指揮。不過，這樣的武裝力量一般都不太團結，因為每個分支的指揮官都擁有對自己隊伍的自治權。因此，這些土匪武裝都是蜂窩結構，不同武裝力量之間很難做到長期合作。
在政府管理薄弱之處，永久匪幫尤為壯大。深山老林或湖河沼澤等都是土匪的天然巢穴，東北那些新殖民地遍地土匪。各縣或各省交界地區也是土匪出沒的場所，如果某地官府開展剿匪行動，那麼當地土匪就可以逃到另一個轄區免於被剿，因為兩地官府之間通常是不會合作的。比如在河南西南部和安徽北部及浙江和福建交界之處，四川各地等都是土匪常年出沒的區域。除在這些地區活動以外，匪幫還經常襲擊貿易路線和平原上的富裕村落。在中國北方，流動的土匪一般會給自己找好多彼此孤立的巢穴作為安全港，而騎馬搞突襲的土匪可憑借高粱等作物形成的青紗帳突襲某地然後趕在防禦力量到來之前隱匿起來。
圖：被抓捕的女匪首
雖然季節性和全職土匪存在於整個民國時代，但在民國初年得以繁榮發展並超出上述兩種類型的土匪卻是「兵匪」。其實，兵匪一直存在，比如19世紀太平天國起義和捻軍起義期間就是如此。不過，在20世紀初期軍閥割據時代，戰爭頻仍和武裝力量的膨脹都導致兵匪隊伍的空前發展。比如，戰敗士兵遭到當局遣散後沒有得到任何報酬和食物，又因沒有土地也沒有技術而無法謀得正當職業養活自己，但是他們有槍且知道怎麼用槍，因此這群人似乎是理所當然地變成了土匪。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兵匪需要首先讓當局清晰地意識到他們的存在。他們不小打小鬧，而是要弄出大動靜以讓當局無法忽視。由於兵匪需要引起注意，所以他們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一直熱衷於綁架外國人。綁架外國人不僅比綁架中國人更有利可圖，而且還會引得國際勢力出面敦促當局釋放被俘人員並解決兵匪的身份問題，後一個問題一般是通過當局招安兵匪並把他們編入正規軍的形式得到解決的。1923年，山東臨城匪首——24歲的孫美瑤一手策劃了臨城劫車案，並綁架了車上所有乘客，其中還有20多位外國乘客。這一震驚中外的事件——其中被綁架的一個人還是洛克菲勒的妻妹，後來以孫美瑤等土匪被招安而告終。
被官方招安其實是一件冒險的事情。中國歷史上不乏土匪接受招安後被屠殺的例子，但很多匪首還是把被招安看成是在當局謀得頭銜的機會。由此，匪首就總是面臨進退兩難的困境，一方面他可能得冒險，而另一方面他的隊伍規模越大，在接受詔安之後他就越有可能得到更高的職位。精明的匪首通常會算計投降時機，如果投降太晚的話他也有可能被消滅。另外，軍隊編制內的士兵也總是會進行搶劫，他們收入微薄，吃不飽穿不暖，但卻持有武器，所以他們對平民的搶劫行動比土匪還甚。如果這些人遠離家鄉去作戰，他們就會在這些地方燒殺搶掠，奸淫擄掠，所以當地政府一般都不願意讓這些士兵到自己的轄區來作戰。
對平民來說，無論他們是貧是富，在兵與匪之間都無可選擇。中國有句俗語是「兵匪不分」。民國大總統黎元洪也曾說過，「如果當局遣散部隊，那麼被遣散的士兵就會變成土匪；如果當局招安土匪，土匪又會變成士兵」。 因此，「匪就是兵，兵就是匪」。20世紀初期，兵匪是影響中國經濟環境和人民福祉的重要因素。
1959年，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Eric Hobsbawm） 將「社會土匪」（the social-bandit，或叫義匪） 概念引入了社會科學領域，他指出社會土匪與一般的搶劫者和流氓並不相同。當然，這是從社會土匪自身及平民的視角，而非法律的視角得出的結論，在前者看來，社會土匪是窮人和受壓迫者的救星。社會土匪劫富濟貧，殺貪官惡吏，在平民眼中這是追求公平、正義和自由。雖然霍布斯鮑姆指出，社會土匪在所有農耕社會都普遍存在，但其實羅賓漢 （Hobsbawm） 才是社會土匪的先驅。
有學者追隨霍布斯鮑姆的觀點，在對中國土匪進行研究的過程中也試圖尋找相關論據。然而，社會土匪在20世紀的中國已很罕見了。雖然一些匪首仍聲稱自己搶劫是為了追求公平，比如臨城土匪就曾說：
我們這些綠林好漢，清初時就聚在了一起，目的是為了反對當時的腐敗。我們關注民眾和公共事業，首先必須消滅所有的貪官和惡霸，摧毀舊中國腐朽的根，然後再創造一個新世界。
著名的白朗匪幫 （1912年，河南省寶豐縣綠林首領為反對袁世凱政府的統治而發動農民起義） 就是社會土匪，匪首白朗曾憧憬未來能有一個更加公平的政府，希望賦稅更輕 （而不是希望改革政治體制和土地所有制） 。在1914年，他的這種理想為他贏得了更多追隨者。白朗幫的一個土匪曾編了一首歌來頌揚白朗：
老白朗，白朗老，殺富濟貧，替天行道，人人都說白朗好，兩年以來，貧富都勻了。
圖：白朗墓，位於河南省平頂山市
中國土匪其實與霍布斯鮑姆所說的社會土匪概念並不太對應。據說白朗幫「非常殘暴，他們在攻陷一個城市後，更像是惡魔」。 還有自稱綠林好漢的臨城土匪在接受政府招安，釋放俘虜後被改編為政府軍的一個旅，為此他們接受了政府支付的8.5萬兩銀元的贖金，匪首孫美瑤也被提升為旅長。相形之下，只有那些當年是因遭受不公平待遇或政治迫害，而不是因為貪婪而當了匪首的人才像是社會土匪。大部分迫於經濟壓力成為匪首和普通土匪的人與霍布斯鮑姆所說的社會土匪的理想型有很大差距。
一般來講，對普通守法民眾來說，土匪會給他們造成可怕的傷害乃至毀滅性打擊。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個在福建工作的醫生兼傳教士在回憶錄中描述了當地民眾遭受土匪寶雲 （Precious Cloud） 的殘害的場景，一次，一個男人帶著兩個兒子來急診：
兩個小男孩一個五歲，一個八歲，爸爸帶他們來治臉上的傷。孩子們臉上的傷長約十五公分，而且傷口很深，都露出了骨頭。我問他們：「怎麼弄的？」一邊同時給他們縫合了傷口。
那個爸爸悲傷地說：「我們付不起土匪攤派的捐稅。」
我給兩個孩子治好傷之後，又檢查了他們臉上燒傷留下的疤痕，問：「那這些傷又是怎麼回事？」
「去年我們也交不起捐稅，寶雲的人把兩個孩子拖進稻草堆，然後放了火。」爸爸說到這里臉色慘白，很是絕望。那個五歲的孩子已精神失常了。
寶雲匪幫是一個有上千土匪的匪幫，因奸淫擄掠而臭名昭著，很多村子的人只要聽到這個匪幫要來就會全村逃走。當地民眾對這個匪幫毫無好感，並且在當局抓到寶雲匪幫某個分會的匪首時明顯地表現出這種情緒：
軍隊抓住寶雲把他送到三都，讓三都的婦女來懲罰他。此前，這個人曾在這個地方抓了七十個婦女，所以軍隊才特意做出這種帶有傾向性的審判。
當地婦女決定用鞋錐子紮死他，她們先是把他綁在椅子上，然後輪流拿著錐子紮他。這種酷刑持續了三天三夜之後，他終於死了。
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而所有的故事都表明，匪患對土匪及受害者都造成了嚴重的損害。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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