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之前的周作人：和平觀念和悲觀預測

撰文：黃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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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提到‘合作’時，立即就會給研究者冒著風險描述的政治現象施加了人為的道德框框，因此就會導致僅從道德角度來解釋合作政治，阻止了從其他方面進行考察。歷史研究者必須設問，合作者預先假設的道德準則是如何形成的，而不能根據這個道德準則來判定他們的行為。我們既不能接受在歷史真實面前添油加醋，也不能對已發生的歷史事實置若罔聞。」

——卜正民（Timothy Br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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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北京大學師生廢名和樂黛雲等到江西吉安專區參加土改工作。許多年後，樂黛雲回憶了她與老師廢名之間的一次對話——

他又問我對周作人怎麼看，我回說他是大漢奸，為保全自己替日本鬼子服務。廢名說我又大錯特錯了，凡事都不能抽空了看。不能只看軀殼。他認為周作人是一個非常複雜而有智慧的人，他寧可擔百世罵名而爭取一份和日本人協調的機會，保護了北京市許多文物。廢名先生說，義憤填膺的戰爭容易，寬容並做出犧牲的和平卻難。事實上，帶給人類巨大災難的並不是後者而是前者。廢名先生關於已知和未知的理論至今仍然是我對待廣大未知領域的原則，他的關於戰爭與和平的理論，我卻始終是半信半疑。如今，恐怖與反恐怖之戰遍及全球，我又不能不常想起先生「和平比戰爭更難」的論斷。

廢名是周作人著名的弟子。1930年代中期，他甚至把周作人與孔子相比，認為知堂是儒家，在他的文章里，「隨處感得知者之言，仁者之聲」，從中可見他的心情，然而這是難以企及的。」抗戰結束後，周作人淪為階下囚，而廢名在長篇小說《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第十一章《一天的事情》中，借人物的口吻對周氏大加讚美。他為周作人滯留北平、出任偽職辯護，稱其「注重事功」，「忠於道理」，「只求有益於國家民族」；甚至說，「知堂老簡直是第一個愛國的人，他有火一般的憤恨，他憤恨別人不愛國，不過外面飾之以理智的冷靜罷了。」 盡管世事滄桑，但學生對老師的高度信任和崇敬之情一如既往。他的態度著實令人稱奇。尊崇一個人自然容易看到他身上別人看不到的東西，但也容易放大一些東西，甚至以他的是非為是非，以他的話語為真實。

廢名

廢名的話使我意識到盧溝橋事變發生前和淪陷時期的周作人思想中，是有一條和平觀念的線索的。然而，這條線索迄今不為人關注。究其原因，一是他的和平觀念不像其「人的文學」觀、言志文學觀、婦女論與兒童論等理論主張那樣，可以找出顯豁的外在標誌，它更多地潛存於波詭的水面之下；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的相關研究受到了一些觀念的束縛，一頂「漢奸」的帽子往往遮蔽了研究對象的複雜性。加拿大學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談到「漢奸」一詞對研究的影響時說：「在無辜者與混蛋之間沒有留下中間類型，沒有留下不確定的空間，沒有留下理由來回憶和追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他還說：「當一提到‘合作’時，立即就會給研究者冒著風險描述的政治現象施加了人為的道德框框，因此就會導致僅從道德角度來解釋合作政治，阻止了從其他方面進行考察。歷史研究者必須設問，合作者預先假設的道德準則是如何形成的，而不能根據這個道德準則來判定他們的行為。我們既不能接受在歷史真實面前添油加醋，也不能對已發生的歷史事實置若罔聞。我們的任務是透過這些人為設置的道德框框，審視其背後的政治事實，來了解實際上到底發生了什麼。」我並不認同作者書中所體現的非道德化傾向，但他所指出的問題在我們的研究中是明顯存在的。具有濃厚政治、道德色彩的標籤容易導致對歷史人物的類型化認知和漫畫式處理，忽視、誤解甚至曲解其真實性和複雜性。與其進行簡單化的道德審判，不如暫且把那些道德觀念懸置起來，深入到特定的歷史情境之中去，考察制約人物選擇的動機、知識結構、人際關係及其行為準則。俗話說，天下的烏鴉一般黑。而實際上，烏鴉是有不同的顏色的。基因變異而產生的白烏鴉自可不提，達烏里寒鴉的頸部、胸部和腹部是白色的，白頸鴉也有著白色的頸部和胸部。

本文試圖通過考察周作人的和平觀念與時局變化、他的個人選擇之間的互動，尋繹其思想觀念的內在聯繫，試圖找出一個可以闡釋他在附逆期間思想和行為的整體框架，從而加深對其附逆事偽問題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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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東北淪陷。1932年又發生一二八淞滬抗戰。日軍進逼華北，虎視平津，進一步入侵中國的企圖昭然若揭。一方面，全國上下抗戰的呼聲高漲；另一方面，由於中日國力懸殊，中國國防薄弱，不少政界、知識界人士認為中國無力支撐抗戰，應該主動求和。抗戰還是求和，這是擺在中國人面前的嚴峻挑戰。周作人無疑是主和的，不過他很少直接議論戰爭與和平，而是借助於談論文化、歷史問題關注現實。從1932年到1937年，周作人在文章中重點關注了日本問題、對秦檜的評價、民族氣節、國民性以及國防實力等問題，從不同的側面表達了他關於戰爭與和平的思想和對於中國抗戰前途的悲觀預測。

周作人1934年赴日，日本文藝家為其舉辦歡迎宴會

1935年到1937年間，周作人連續寫了多篇談論日本問題或回憶在日本生活的文章，除了《懷東京》《東京的書店》，四篇「日本管窺」和兩篇「談日本文化書」的重點都在於對日本的批判，揭露日本方面對於中國的惡意。

《日本管窺》一文雖然表達了對於日本故鄉式的感情，肯定日本國民性的優點，卻意在批評日本人的缺點。他舉了日本人在中國的行徑作為例子。早在1933年10月所作的《顏氏學記》中，他就旁敲側擊地指斥日本右翼的法西斯思想：「現時日本之外則不惜與世界為敵，欲吞噬亞東，內則敢於破壞國法，欲用暴烈手段建立法西派政權，豈非悉由於此類右傾思想之作祟歟。」又在《日本管窺》中寫道：「我覺得日本這幾年的事情正是明治維新的反動，將來如由武人組織法西斯政府，實際即是幕府復興」。「日本人是單純質直的國民，有他的好性質，但是也有缺點，狹隘，暴躁。……日本人的愛國平常似只限於對外打仗，此外國家的名譽仿佛不甚愛惜。」他還抱怨關於日本的文章不好寫：「抗日時或者覺得未免親日，不抗日時又似乎有點不夠客氣了。」 「日本管窺」第二篇《日本的衣食住》雖談日本日常生活的美感和自己的愛好，而結尾處陡轉：「但是，我仔細思量日本今昔的生活，現在日本‘非常時’的行動，我仍明確地看明白日本與中國畢竟同是亞細亞人，興衰禍福目前雖是不同，究竟的命運還是一致，亞細亞人豈終淪於劣種乎，念之惘然。因談衣食住而結論至此，實在乃真是漆黑的宿命論也。」有感於「心中文化與目前事實」的矛盾，周作人在《日本管窺之三》中表示，探討日本文化不應「以學術與藝文為限」，試圖擴大考察的範圍。到了《談日本文化書（其二）》，則明確指出：「一個民族可以有兩種，一是政治軍事方面的所謂英雄，一是藝文學術方面的賢哲。」要研究或理解日本文化，不能「把那些英雄擱在一旁」，「無論這是怎樣地可怨恨或輕蔑。」他這樣談到日本對中國的醜行：「二十年來在中國面前現出的日本全是一副吃人相，不但隋唐時代的那種文化的交誼完全絕滅，就是甲午年的一刀一槍的廝殺也還痛快大方，覺得已不可得了。現在所有的幾乎全是卑鄙齷齪的方法，與其說是武士道還不如說近於上海流氓的拆梢，固然該怨恨卻又值得我們的輕蔑。」憤怒之情溢於言表，差不多要破口大罵了。

最終，《日本管窺之四》離開了前幾篇管窺從藝文學術、日常生活方面談日本，而直擊日本現代的武人。他指日本所謂的「大陸政策」其實就是中國所稱的「帝國主義」。他寫道：「近幾年來我心中老是懷著一個大的疑情，即是關於日本民族的矛盾現象的，至今還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愛美，這在文學藝術以及衣食住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為什麼對中國的行動顯得那麼不怕醜。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藝美術都可作證，行動上卻又那麼拙，日本人喜潔淨，到處澡堂為別國所無，但行動上又那麼臟，有時候卑劣得叫人惡心。這真是天下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說是奇跡。」他舉出的事例有：藏本事件，河北自治事件，成都北海上海汕頭等事件，走私事件，白面事件等。這些事例，「可以證明其對中國的行動都是黑暗污穢歪曲，總之所表示來全是反面。」他以比較宗教信仰的方式，從神道教崇拜儀式中尋找原因：「日本民族與中國有一點很相異，即是宗教信仰，如關於此事我們不能夠懂得若干，那麼這里便是一個隔閡沒有法子通得過。……中國的民間信仰雖多是低級而不熱烈者也。日本便似不然，在他們的崇拜儀式中往往顯出神憑或如柳田國男氏所雲‘神人和融’的狀態，這在中國絕少見，也是不容易了解的事。」他指認神道教精神是日本右翼運動的靈魂：「神道教精神……是大可表彰的，日本如要為右傾運動找一個靈魂，這就是的，亦不妨稱之為國粹。……日本文化可談，而日本國民性終於是迷似的不可懂。」他說：「不懂信徒的精神狀態便決不能明白日本的許多事情，結果我不得不絕望，聲明我不能懂，……這一句話卻是很有價值的，或者在我的《管窺》四篇這是最有價值的話亦未可知。」圖窮匕首現，點出日本右翼的精神支柱和行動上的醜都源自神道教的精神，揭批日本軍國主義的非理性。到此，話說到底了，這篇文章便結束，四篇「日本管窺」也就結束了。然而，給讀者留下了思考的空間。晚年，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寫了四篇《日本管窺》，將日本的國民性歸結到宗教上去，而對於宗教自己覺得是沒有緣分，因此無法了解，對於日本事情宣告關門不再說話了。」他的「日本研究」小店就此關門。其實，他是以委婉的方式表示該說的話已經說完。他後來說在摘抄「日本管窺」而成文的《日本之再認識》中沒有「頌聖」，而是「意在訕謗」。這「訕謗」很好地概括了「日本管窺」的用意。

四篇「日本管窺」顯示了高度的文化政治策略，這從文章的結構、手法、修辭等方面均可看出。在當時，談論日本是一個十分敏感的話題。周作人在《讀禁書》（1935、8）一文中，說到刊於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署名「易水」的《閒話皇帝》，該文涉及日本天皇的文字被認為「不敬」，遭到日方的強烈抗議，主編被判刑。這幾年，國民政府對日方針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壓制各種帶有抗日傾向的文章。「這些抗日時或者覺得未免親日，不抗日時又似乎有點不客氣」的言論，盡管看起來既表揚日本的優點，又指出其缺點，似乎兩不偏向，然而最後由日本宗教崇拜儀式上神像出巡所顯示出的非理性，歸結出日本不可知，從而宣布「日本研究小店」關張。這樣戛然而止勢必予人以深刻的印象，令人警醒。

周作人寫於1930年代中後期的一系列文章的中心主題是揭批日本軍國主義的真實意圖和現實醜行，然而還有一個貫穿始終、使人印象深刻的副主題，那就是對日本與中國同為亞細亞國家命運共同體的體認，特別是日本賢哲所表達的「東洋人的悲哀」使他產生強烈的共鳴。他在《懷東京》中說：「中國和日本現在是立於敵國的地位，但如離開現實時的關係而論永久的性質，則兩者都是生來就和西洋的運命及境遇迥異的東洋人也，日本有些法西斯中毒患者以為自己國民的幸福勝過至少也等於西洋了，就只差未能吞並亞洲，稍有愧色，而藝術家乃感到‘說話則唇寒’的悲哀，此正是東洋人之悲哀也，我輩聞之亦不能不惘然。」他始終對日本懷有故鄉般的感情，對日本文化也深致敬意，對東亞共同體的夢想難以釋懷。

1935年、1936年，周作人替秦檜翻案顯然與當時日本大兵壓境和周氏自己的失敗主義思想密切相關。其核心的觀點是強調議和可以保存民族實力，甚至認為和比戰難，主和更需要政治的定見和道德的毅力。

杭州嶽王廟的秦檜夫婦跪像

1935年3月，報載南京市政府呈請教育部通令查禁呂思勉著《自修適用白話本國史》。該書指南宋末年大將宗澤、韓世忠、岳飛等的軍隊「將驕卒惰」；又說，「秦檜一定要跑回來，正是他愛國之處，始終堅持和議，是他有識力肯負責之處」。教育部通令指責呂持論大反常理，詆岳飛而推崇秦檜。周作人在《岳飛與秦檜》中引前人俞正燮、朱熹的言論，肯定呂「意思卻並不會錯，至少也多有根據；而人們崇拜岳飛唾罵秦檜的風氣是受了《精忠嶽傳》的影響。」文末引用清代學者趙翼《二十二史札記》卷三十五中的話：「書生徒講文理，不揣時勢，未有不誤人國家者。宋之南渡，秦檜主和議，以成偏安之局，當時議者無不以反顏事仇為檜罪，而後之力主恢復者，張德遠一出而輒敗，韓侂胄再出而又敗，卒之仍以和議保疆。」 這文末的話才是作者要重點表達的意思，與當時面臨的和戰情勢以及周作人的思想狀況直接相關。為秦檜翻案自有思想史、文化史的價值，然而聯繫周作人後來附逆下水來看則是不祥之音。接著他又在《關於英雄崇拜》中說：「中國往往大家都知道非和不可，等到和了，大家從避難回來，卻熱烈地崇拜主戰者，稱岳飛而痛罵秦檜，稱翁同龢劉永福而痛罵李鴻章，皆是也。」《再談油炸鬼》評論道：「秦檜主和，保留得半壁江山，總比做金人的奴皇帝的劉豫張邦昌為佳，而世人獨罵秦檜，則因其殺岳飛也。」「……但見墳前四鐵人，我覺得所表示的不是秦王四人而實是中國民族的醜惡……這種根性實在要不得，怯弱陰狠，不自知恥……如此國民何以自存，其屢遭權奸之害，豈非所謂物必自腐而後蟲生者也。」他引用朋友的話說：「和比戰難，戰敗仍不失為民族英雄，……和成則是萬世罪人，故主和實在更需要政治的定見與道德的毅力也。」 這是周作人在幾篇為秦檜翻案文章里所要表達的核心思想，也似乎是本文開頭所舉廢名觀點的來源。

與重新評價秦檜問題相關，周氏又指責了不注重事功的偏激的氣節觀。他對人們崇拜關羽、岳飛、文天祥、史可法不滿，認為前兩者的名譽多是從說書唱戲上得來的，文、史雖有氣節，但「這種死於國家社會別無益處。……我不希望中國再出文天祥，自然這並不是說還是出張弘范或吳三桂好，乃是希望中國另外出些人才，是積極的，成功的，而不是消極的，失敗的，以一死了事的英雄。」《英雄崇拜》一文說，崇拜英雄本來也是一件好事，不過英雄的行為應滿足兩個條件：「其一是他們的確是可以佩服，第二是可以做模範」。而關羽、岳飛只是盡職的武將，他們之所以著名是因為小說的關係。時人崇拜文天祥、史可法，兩人的忠烈固可佩服，但中國未亡，需要的是「救亡扶危」的英雄。在他看來，這四人的事跡均不足法，於是推出越王句踐與大夫范蠡，特別標舉他們報仇雪恥中所表現出的「堅忍」。這種品格正與現實中「大都輕躁、浮薄和虛假」的各種運動形成鮮明的對照。越國君臣堪為模範的還有一點，「即是他們的沉默，不亂嚷，不空宣傳」 。這表揚他們的韜晦和腳踏實地。國難當頭，而現實中中國上下所表現出的喧囂、輕躁、虛妄等使他憂憤難平。

在《顏氏學記》中，周氏指氣節「有好些流弊」，「其最大的是什麼事都只以死塞責，雖誤國殃民亦屬可恕。一己之性命為重，萬民之生死為輕，不能不說是極大的謬誤。」顏元《性理書評》有一節關於尹和靖（焞）祭其師伊川（邵雍）文，周氏說「習齋所批首數語雖平常卻很有意義」。顏文雲：「吾讀《甲申殉難錄》，至愧無半策匡時難惟餘一死報君恩，未嘗不泣下也，至覽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師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二語，又不覺廢卷浩嘆，為生民倉惶久之。」周作人說：「那種偏激的氣節說雖為儒生所唱道，其實封建時代遺物之復活，謂為東方道德中之一特色可，謂為一大害亦可。……若在中國則又略有別，至今亦何嘗有其氣節，今所大唱而特唱者只是氣節的八股了，自己躲在安全地帶，唱高調，叫人家犧牲，此與浸在溫泉里一面吆喝‘沖上全去’亦何以異哉。」

1935年6月，周作人寫作了《醉餘隨筆》《責任》兩文，由遺民的話引發出自己的觀點。前者引用洪允祥一則隨筆中的話：「《甲申殉難錄》某公詩曰，愧無半策匡時難，只有一死報君恩。天醉曰，沒中用人死亦不濟事。然則怕一死者是歟？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此語極精。《顏氏學記》中亦有相似的話，卻沒有說得這樣徹透。近來常聽有人提倡文天祥陸秀夫的一死，叫大家要學他，這看值得天醉居士的一棒喝。」後者由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話，引出他對救亡責任的思考，再引洪允祥《醉餘隨筆》中的話。在幾篇關於遺民的文章里，周氏引人註目地提出「氣節」問題。他沒有否定氣節的價值，甚至對顧炎武表現出的氣節表示讚賞，只是如《顏氏學記》所說反對那種偏激的氣節說，所以他要對氣節進行了限定。比如在《責任》中提出了幾條責任，「一是自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知忘說，誤人子弟，該當何罪，雖無報應，難免灰心，但當盡其在我，鍥而不舍，歲記不足，以五年十年計之。三十言行相顧。中國不患思想界之缺權威，而患權威之行不顧言，高臥溫泉旅館者指揮農工與陪姨太太者引導青年，同一可笑也。無此雅興與野心的人應該更樸實的做」。

不同的氣節觀顯示出面對國家危亡之間時兩種對和平截然不同的選擇：一種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式的拒絕，一種是忍辱負重的堅持，——甚至不惜與敵人協力，爭取和平的空間和時間，最大限度地保存民族國家實力，以圖東山再起。周作人擔心過於強調氣節，缺乏韌性，容易導致失去和平的機會，不利於民族的自我保存。

周作人認識現實，往往由歷史現象作參照，這是其一個重要的思想方法。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久，他在北大發表了一次關於征兵問題的演講。除了談論現實的征兵問題，還談及抗日亂象所反映出的國民性問題。「近來中國不知道從那里得來了一件謬誤思想，迷信‘公理戰勝’，與原有的怯弱，取巧等等劣根性相結合，這是一個大錯。」當兵需要誠意，不是簡單地穿上漂亮的軍服，威風像一名勇士，還得不怕苦，不怕死。「我覺得大陸人缺少的便是誠意，上上下下都是你騙我我騙你，說誑，用手段、取巧」。有幾個地方訓練壯丁，用意與待遇未始不好，然而有些農民寧願逃亡，流落外地作苦工，卻不肯在鄉里訓練拿薪水，原因是不相信。定縣農村說全村的戶口有多少，但官廳的記錄則更少，因為各種支應攤派按戶口計算，這也是不信任的例子。

現實的亂象、敗象使得周作人痛感國民性遺傳之可怕。《關於命運》雲：「好幾年前我就勸人關門讀史，覺得比讀經還要緊還有用，因為經至多是一套準提咒罷了，史卻是一座孽鏡台，他能給我們照出前因後果來也。我自己讀過一部《綱鑒易知錄》，覺得得益匪淺，此外還有明季南北略和《明季稗史匯編》，這些也是必讀之書，近時印行的《南明野史》可以加在上面，蓋因現在情形很像明季也。」「我說現今很像明末，雖然有些熱心的文人學士聽了要不高興，其實是無可諱言的。我們且不談那建夷，流寇，方鎮，宦官以及饑荒等，只說八股和黨社這兩件事吧。……明季士大夫結黨以講道學，結社以作八股文，舉世推重，卻不知其於國家有何用處」。「代聖賢立言，就題作文，各肖口吻，正如優孟衣冠，是八股時文的特色，現今有多少人不是這樣？功令的時文取士，豈非即文藝政策之一面，而又一面即是文章報國乎？讀經是中國固有的老嗜好，卻也並不與新人不相容，不讀這一經也該讀別一經的。」文章結尾處引用日本的一首小詩：「蟲呵，蟲呵，難道你叫著，‘業’便會盡了麼？」 在該文中，「業」指的就是一種遺傳的國民性。《苦茶隨筆·後記》寫道：「五月三十一日我往新南院去訪平伯，講到現在中國情形之危險，前日讀墨海金壺本的《大金吊伐錄》，一邊總是敷衍或取巧，一邊便申斥無誠意，要取斷然的處置，八百年前事，卻有昨今之感，可為寒心。」周作人從野史、筆記上關於晚明的圖像來對照現實，從而指斥現實的敗象，表現出濃重的悲觀情緒。

《苦茶隨筆》

周作人又以遺民的文章所記明末的亂象與現實相對照。《拜環堂尺牘》抄錄明末陶崇道尺牘，反映出當時敵強我弱，一片敗象，而「朝士作高奇語」。周作人解釋道：「高奇語即今所謂高調，可見此種情形在三百年前已然。」他在《苦竹雜記·談禁書》再引拜環堂尺牘，認為所述當時的情形與現今頗為相像。周作人於1933年1月14日致曹聚仁的信，信中說：「榆關事起，平津騷然，照例逃難如儀，十日來要或能逃者各已逃了，似乎又靜了一點下來；如不佞等覺得無可逃，則仍未逃耳。中國大難恐未有已，上下虛驕之氣太甚，竊意喪敗無妨，只要能自反省，知道自己的缺點何在，可望復興。……五四時自己譴責最急進者，（原刊此處留有六字空白——引者）都變成如此，他可知矣；他們雖似極左，而實在乃極右的一種國粹的狂信者。不佞平常為遺傳學說（古人所謂‘業’）所恐脅，睹此更為栗然。中國如亡，其原因當然很多，而其一則斷然為此國粹的狂信與八股的言論，可無疑也。此刻現在，何處可找理性哉！且坐看洪水——來或不來，此或亦虛無主義之一支配！」歷史與現實驚人地相似，話說得很沉痛。從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到七七事變之間，周作人寫了二十來篇關於遺民及其遺民著作的文章。在國家危難之際，周作人借對遺民生活及其言行的思考，執著地想著亡國後個人的選擇，其背後反映出他對民族前途深刻的悲觀和焦慮。

六朝人中，周作人最欽佩的是陶淵明和顏之推。顏之推一生中由梁入北齊，再入北周，後又入隋，三次經歷亡國。周氏特別珍重《顏氏家訓》，稱該書，「積其一身數十年患難之經驗，成此二十篇書以為子孫後車，其要旨不外慎言檢跡，正是當然，易言之即茍全性命於亂世之意也。」他特別對明朝遺民有好感。《關於傅青主》引傅山關於亂世之道的話，評價道：「遺老的潔癖於此可見，然亦唯真倔強如居士者才能這樣說，我們讀全謝山所著《事略》，見七十三老翁如何抗拒博學鴻詞的征召，真令人肅然起敬。」江南名士葉天寥日記詳盡記述其隱居生活，「可以見其閒窮與閒適之趣」。周對葉在亡國後的生活的藝術表現出深刻的同情和興致。也許周作人寫這些文字未必都是因為時局，然而由於所面臨的惘惘威脅，明朝遺民的人和文對他便有了特別的吸引力。周作人寫遺民的文章，反映了他試圖尋找茍全性命於亂世的生活之藝術。他在這些文章中對遺民們個體的自我保存予以肯定，而不是把氣節放在優先的地位。

鄭振鐸文章《惜周作人》是研究周作人附逆問題的重要參考資料。他記下了在七七事變之前和周作人的一次談話，周作人對中國抗戰的前途持「必敗論」，這是他墮落下水的主要思想原因之一。「他說，和日本作戰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軍。沒有打，人家已經登岸來了。我們的門戶是洞開的，如何能夠抵抗人家？他持的是‘必敗論’。」「‘必敗論’使他太不相信中國的前途，而太相信日本海軍力量的巨大。」鄭振鐸的記述是可信的，因為可以從周作人自己的文章里得到充分的印證。周氏在《棄文就武》中向當局提出質問：「第一是想問問對於目前英美日的海軍會議我們應作何感想？日本因為不服五與三的比例把會議幾乎鬧決裂了，中國是怎樣一個比例，五比零還是三比零呢？其次我想先問問海軍當局，……現在要同外國打仗，沒有海軍是不是也可以？據我妄想，假如兩國相爭，到得一國的海軍消滅了，敵艦可以來靠岸的時候，似乎該是講和了罷？不但甲辰的日俄之戰如此，就是甲午的中日之戰也是如此。中國甲午以來至於甲戌這四十年間便一直保有講和狀態的海軍，……現今要開始戰爭，如是可能，那是否近於奇跡？」

日本對中國虎視眈眈，而中國國防力量薄弱，國民性的痼疾又根深蒂固，幾個方面因素合起來就產生了他的必敗論。正因為如此，他才急於替秦檜翻案，為議和正名，對偏激的氣節論提出質疑。

周作人對本民族抗戰持「必敗論」，他無疑是主和的。在1934年7月6日致梁實秋的信中，周作人說：「本來想一說和日和共的狂妄主張，又覺得大可不必，故復終止。」簡單的一句話，卻實實在在地表明了他的政治主張。可能正是由於這個主張，他還試圖與左翼作家和解。他在《苦茶隨筆》的後記中說：「我以前以責備賢者之義對於新黨朋友頗怪其統一思想等等運動建築基礎，至於黨同伐異卻尚可諒解，這在講主義與黨派時是無可避免的。」在日本占領東北、緊逼華北之時，提及「和日和共」，說明與日本議和是他長期思考的一個問題。上面所談日本研究、對秦檜的評價、民族氣節、國民性以及國防實力等問題都與他的主和思想密切相關，可以說主和思想是他認識和評論這些問題主要的思想語境和原則。這些問題或者揭示失敗的不可避免，或者試圖回答在失敗不可避免的形勢下應該何為。

在抗戰爆發前後，與周作人一樣，對抗戰前途缺乏信心，因而支持議和的知識界和政界人士大有人在。時任國民黨中央候補監察委員的王世傑在1937年8月3日日記中記：「二、三日來，首都一般人士，感覺身家危險，有知識者則對國家前途不勝恐懼。故政府備戰雖力，而一般人之自信力仍日減。今日午後與胡適之先生談，彼亦極端恐懼，並主張汪、蔣向日本作最後之和平呼籲，而以承認偽滿洲國為議和之條件。」又說：「胡（適之）、周（枚蓀）、蔣（夢麟）均傾向於忍痛求和，以為與其戰敗而求和，不如在大戰發生之前為之。」這種濃重的悲觀情緒在朝野上下蔓延，「八一三」事變後還形成了一個以汪精衛為中心的、主和派的「低調俱樂部」。胡適也是這個由周佛海主持的團體之一員。

汪精衛

據陳公博回憶，國民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衛對1932年「一·二八」之戰、1933年古北口之戰原是主張抵抗的，但古北口之戰又讓汪深受刺激：「因為前方將領回來報告，都說官兵無法戰爭，官兵並非不願戰，實在不能戰，因為我們的軍火因敵人的軍火距離太遠了，我們官兵看不見敵人，只是受到敵人炮火的威脅。汪先生聽了這些報告，以後便慢慢有主和的傾向。」他的對日方針便從「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轉向重在交涉。抗戰爆發後，開始形成他的「和平論」思想。廣州、長沙相繼失陷後，其「和平」的意見更加堅決，並付諸行動。曾仲鳴遇刺身亡後，汪精衛在《舉一個例》中堅定了他「和平」的思想信念：「我所誠心誠意以求的，是東亞百年大計。我看透了，並且斷定了：中日兩國，明明白白，戰爭則兩傷，和平則共存；兩國對於和平只要相與努力，必能奠定東亞百年長治久安之局；不然，只有兩敗俱傷，同歸於盡。」於是，汪開始了他的政治豪賭，建立傀儡政權。

陳公博說汪精衛：「他總以為中國國力不能抵抗，只求日本無滅亡中國之意，不妨講和平。……他總以為日本總說中國沒有誠意，我現在表示極大的誠意，這樣可以成立中日間的真和平。」周作人顯然不一樣，他始終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惡意有著清醒的認識。正因為如此，他才通過陶希聖轉告汪精衛不要上當受騙。據陶希聖回憶，他在從河內到香港時，派武仙卿前往北平，考察北平淪陷之後的情形，特別訪問了周作人。周氏對武說：「日本少壯軍人跋扈而狹隘善變。一個宇垣一成大將，被他們抬高到九天之上，又被他們壓制到九地之下。他們對本國的軍事首長尚且如此，對於外國的政客如何，可想而知。」他還托武給陶帶口信：「幹不得。」周作人在1963年致鮑耀明的信中又說：「當時有周化人氏曾來訪問，我告以日軍人素不講信用，恐難合作，便囑為轉告汪君，請其慎重，但不久而‘國府還都’。於事實毫無補益也。」這些材料很可以見出周作人對日方的警惕和敵意。

然而，周作人的和平觀念與汪精衛對日和談的政治主張之間是有著相通之處的，這或許在一定的程度上促成了他日後與汪偽政權的合作。

（本文原載《周作人國際學術研討會特輯》，《文化論集》第55號，早稻田商學同攻會2019年9月。原題《周作人的和平觀念與附逆》，文章對周氏考察為三個歷史階段，本文節選其中第一個階段，即從九一八事變到北平淪陷。註釋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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