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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法爾加戰役》
[英] 朱利安·S. 科貝特著
陳駱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甲骨文
2016年4月出版
544頁，7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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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 碩
「亞馬孫」號巡洋艦給納爾遜帶來了驚悚的消息：十天前，那支在他眼皮下失蹤的法國艦隊已經與西班牙艦隊會師、駛向外海。現在，它可能正在去往愛爾蘭、甚至倫敦登陸的途中。即使納爾遜艦隊火速回師英國，他們看到的可能是已經被拿破侖占領的倫敦，或者樂觀一點，是英國軍事法庭的審判……
百年前的海軍戰史經典
這是英國海軍戰史研究者朱利安·科貝特的名著《特拉法爾加戰役》（陳駱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中展現的一幕場景，但並非該書原文，而是本文作者的提煉改寫。
朱利安·科貝特（1854-1922），生於英國倫敦富商家庭，受過典型的英國上層教育，年輕時曾遊歷世界，熱衷文學創作；中年後對英國海軍戰史產生興趣，1898年出版《德雷克與都鐸海軍》一書，隨即被英國海軍檔案協會吸納，利用英國海軍檔案進行戰史研究工作，1902年成為格林尼治海軍學院講師，相繼撰寫了多部風帆時代海軍史著作，其中的《特拉法爾加戰役》出版於1910年。此後科貝特的研究轉向更晚近的蒸汽戰艦時代，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被英國國防委員會和海軍部委托，撰寫關於「一戰」中的海軍戰史，這項事業到他離世尚未完成。
在科貝特的諸多作品中，目前有中文譯本的是《特拉法爾加戰役》一書，它的高潮和結尾，就是1805年10月21日發生在西班牙南部特拉法爾加海角的大海戰，納爾遜指揮的英國艦隊擊敗了法國、西班牙聯合艦隊。納爾遜之前曾在埃及殲滅拿破侖艦隊（1789年），已經在英國聲名赫赫，他戰死於特拉法爾加，也和這場戰役一起載入了英國史冊。
但特拉法爾加這場只進行了一天的戰役只是該書的一小部分，《特拉法爾加戰役》一書的主要篇幅，都在展現戰役之前近一年時間里雙方海軍的對峙與備戰。因為戰役在何時、何地展開有一定的偶然性，而兩方統帥的決策都有更長的背景，兩國海上力量的長期對峙、追逐、集結過程，都使會戰的發生具有不確定性。嚴格來說，此書命名為《1805英法海戰：走向特拉法爾加》更為恰當。
《特拉法爾加戰役》的特點是嚴謹、權威，因為科貝特是服務於英國海軍的專業研究者，能夠查閱海軍官方檔案，如從首相、海軍大臣到各艦隊司令、艦長的各種手令、報告，各軍艦的航海日志；當時法國、西班牙方面也已經公布出版了關於1805年海戰的各種戰史檔案，此外還有各種參與人士的回憶錄、書信，《特拉法爾加戰役》對史料的運用極為充分，是從英國視角描寫這場戰役的經典作品。
科貝特此書的第二個優點，是不局限於戰役本身，而是盡量展示當時影響海戰的諸多國際因素。特拉法爾加戰役的緣起，來自拿破侖試圖打破英國海軍封鎖、登陸英國本土的設想，而拿破侖的對英作戰計劃又和他在歐洲大陸上的軍事、政治活動互相影響，比如：拿破侖吞並義大利半島，與奧地利、俄國的陸地戰爭，這些因素時而促使拿破侖試圖盡快攻占英國，時而又使他無暇顧及。從英國方面看，在防備拿破侖的集結艦隊、登陸英國之外，還要提防法軍在其他方向的攻勢，比如攻擊中美洲的英國殖民地，或者入侵西西里，甚至經奧斯曼帝國遠征英屬印度，需要這些可能的軍事威脅做出反制措施。
科貝特把上述因素都納入了研究和敘事范疇，在更廣闊的時間、空間背景上展示了英法海上爭霸全過程，只有了解歐洲當時整體軍事形勢，才能真正理解特拉法爾加戰役為何、如何發生。
不過，國際政治格局並未占據《特拉法爾加戰役》太大篇幅，它著墨最多的，還是英法兩方（還可以包括西班牙）從最高統帥到艦隊司令、艦長們的戰爭行動。這可能是《特拉法爾加戰役》最難讀懂的部分——該書中譯本出版以來，受到的關注並不算多，讀者評論普遍認為過於艱深、枯燥，但這恰恰是全書最有趣、有價值的內容，因為它暗藏著理解「前現代戰爭」的密碼。讀者如果能夠理解《特拉法爾加戰役》為何顯得如此晦澀，也就理解了在電報、電話產生之前的傳統時代，軍事統帥、將領們面對的真實世界是如何難以捉摸——這將是本文將重點介紹的內容。
「信息傳導延遲」與戰爭決策
《特拉法爾加戰役》表現的拿破侖時代，距離有線電報的產生還有三四十年時間，當時只能用人力傳遞信息，所以必然有「信息傳導延遲」。當時西歐陸地上的馬車交通，列國之間的通信一般要花費數日，稍遠的會超過十天；大海之上的信息傳遞更為困難、脆弱，如，當時風帆艦隊從歐洲跨大西洋去往美洲，單程也需要一個月左右，所以艦隊出海之後基本處在「全失聯」狀態。
身處這種通信的遲滯和不確定狀態，傳統時代的統帥摸索出來一些應對辦法，比如在制定軍事計劃時，要提前規劃好不同港口內各艦隊的通盤行動原則；發給艦隊司令的行動規劃往往比較寬泛，還會預設若干可能出現的意外情況，分別列出應對策略，這和計算機編程工作有些類似。另外，事先制定的作戰計劃只是一種簡略的任務要求，它的落實還要靠下級主官的工作，這同樣是對抗「信息傳導延遲」的努力：艦隊或艦艇在出海之後，要探聽各種信息，與後方或友鄰艦隊盡量保持聯繫，針對變動的敵情隨時調整己方行動，並盡量取得後方統帥、友鄰艦隊的知情與配合；艦隊司令派遣軍艦離隊執行任務，也要提前約定好匯合的時間、地域。
上述只是「信息傳導延遲」時代的總體戰爭規則，而《特拉法爾加戰役》展現的主角很多，從兩方統帥到大洋上正在獨自航行的某一位艦長，他們每個人都有其獨特的「信息進程」特點。比如，一位艦長在若干天前離開了主力艦隊，從此就與主力艦隊斷了聯繫，也許在最近這幾天內，主力艦隊已經被敵軍殲滅，對於更遙遠的後方國土上發生的動態，艦長更不可能得知；但艦長在單獨行駛途中，可能發現敵軍大艦隊的蹤跡、去向，這很可能是己方艦隊司令未能掌握的信息；艦長在遇到商船或者靠港補給時，也會聽到各地或海洋上的各種信息（往往是若干天前的內容，它的後續進程只能靠猜測），其中有些信息會對己方艦隊司令很有價值，艦長必須想辦法盡快通知自己的司令；同樣，己方艦隊這些天來的最新動向，也是這位放單的艦長急需了解的……
一位艦長面對的「信息傳導延遲」已經如此複雜多變，構成整場戰爭的雙方統帥、各艦隊司令，都處在各自的小信息世界內，同時都在盡量獲取新、推導構建出最新的全局實時情況，並將自己獲取的信息盡快發送給上下級。對於當時的軍事統帥或者各級主官，如何建構「現在的世界」是一大困難。因為視野之外的敵軍或友軍的當下狀態都不可認知，有限的情報能夠提供的，只是那些敵軍、友軍若干天前的狀態，軍事主官只能通過這些極為有限的過時信息努力構建出「當前的世界」，這種構建越接近「真實」，其行動方案才更有可能成功，也就是變成未來的真實。從這個層面說，只有善於構建「當前世界」，才能做到自己想要的「未來世界」。
可以說，試圖完整再現這種傳統時代的一場海上戰爭全景進程，是一個異常「燒腦」的工作，讀者理解一位艦長、一位司令官的信息世界尚屬困難，何況要了解大大小小的多個「敘事線頭」，這對讀者的理解力、記憶力都有很高的要求，往往要前後翻閱幾次，才能理解《特拉法爾加戰役》書中展現的一個片段。
可以做一個古今對比：在無線電技術普及之後，戰爭就告別了「信息傳導延遲」，而進入了「共時性世界」；到今天的移動互聯網時代，人已經習慣了全球信息的共時性，生活於其間的不自知狀態，而從現在回望，我們才能感受到「信息傳導延遲」的特性，它是傳統和現代社會的重要區別。
無線電產生之後的「共時性世界」只有一百餘年歷史，此前的漫長時代都處於「信息傳導延遲」之中，對這個古今差異，古人沒有做過太多研討，現代人也就沒有形成顯著的認知，這本身也是一個很有趣的課題。究其原因可能是：人類的多數信息，只有和現實的影響伴生才有真正意義，古代的「信息傳導延遲」本身也是「影響傳導延遲」，人們自然不會加以注意。用現代的例子說，對於南半球冬季的人，他知道現在的北半球正是夏季並沒有什麼意義，因為對他的生活沒有任何影響，只有準備去北半球旅行的人，才會注意攜帶冬裝。同理，古代的「信息傳導延遲」導致不同地域的人互相交流、影響很少，從而對信息的延遲不太在意，它決定了「古代」的特質，這是一種倒過來的因果關係。比如，商業界本應對各地物價差異比較敏感，但在全行業都無法實時獲得各地信息的條件下，這方面的時間差就不太重要了。
但古人對「信息傳導延遲」並非全然麻木，其中最敏感的就是戰爭，因為兩軍行動的一步之差，就可能決定關鍵勝敗，所以在軍事領域，古人一直在和「信息傳導延遲」作戰，這比尚未進入視野的敵軍更為直觀可見。但越是古代史料越少，軍事家們這方面的努力很少被記錄下來，只有更晚近的階段，這方面的史料記載才稍微多一些，拿破侖時代屬於電報產生前夜規模最大的戰爭（1830年代有線電報誕生；1850年代跨大西洋電報線鋪設），是記錄、研究古典戰爭好的案例，所以《特拉法爾加戰役》對此展現得最充分；而在此書寫成的1910年，無線電報剛剛進入實用階段，朱利安·科貝特顯然對這種即將改變海戰形態、也即將改變人類信息傳導方式的技術非常重視，他由此反觀百年前拿破侖時代戰爭，深入挖掘了「信息傳導延遲」時代軍事家們的種種努力。這兩個時間節點疊加，導致了《特拉法爾加戰役》的不同尋常。
案例：「納爾遜的驚恐」
本文開端展示的場景，就是「信息傳導延遲」時代軍事將領最容易遇到的困境。它的背景是：英國將領納爾遜指揮的艦隊本來在地中海內，負責防堵法國土倫港內的艦隊，但在3月30日，土倫艦隊尋找機會溜出，從此在納爾遜艦隊的視線中消失；在法軍土倫艦隊離港後的20天里，納爾遜都在誤判，以為法艦隊要攻擊地中海里的目標，所以他守株待兔多日，也沒能找到法艦隊的蹤跡。
到4月20日左右，納爾遜終於得到一艘巡洋艦送來的報告：法國土倫艦隊已經在十天前出現在直布羅陀海峽外的西班牙加迪斯港，和搭載步兵的西班牙艦隊會師，然後一起駛向外海；納爾遜判斷，這支聯合艦隊可能要在愛爾蘭登陸，或者前往英吉利海峽、威脅倫敦，所以納爾遜急忙率艦隊馳援英國本土，在出發前，他要用快船向海軍部報告自己的行動計劃，下面摘抄的這一段報告原文，能很生動地展示當時將領面臨的各種不確定性，以及在各種不確定性之中實施行動的原則（方括號內的解釋文字為筆者所加）：
敵軍艦隊[即法軍土倫艦隊]在很久之前就通過了[直布羅陀]海峽，並在[西班牙南部港口]加迪斯與一些西班牙戰艦會合。我已派「亞馬孫」號去[中立國葡萄牙首都、海港]里斯本打探消息，而我則將盡快駛向[西班牙西南端的]聖文森特角。我希望「亞馬孫」號能在那里與我會合，並帶給我關於敵軍目的地的確切信息。
考慮到他們[即法軍土倫艦隊]與西班牙戰艦一道從加迪斯出海，我認為他們並不是要駛向西印度群島，而是要與[西班牙西北部港口]費羅爾的艦隊匯合，再直接撲向愛爾蘭，或者布雷斯特[法國海港，在英吉利海峽南端入口處]——我相信法國戰艦上搭載了陸軍。
因此，如果我沒有得到足以改變目前推斷的有效情報，我就將從聖文森特角出發，前往[英國最南端的]錫利群島（(Scilly）以西50里格處，慢慢地駛近群島，以確保任何傳令的船只都能找到我的艦隊。之所以選擇這個位置，是因為一旦有需要，從這里去布雷斯特或愛爾蘭都同樣便利。
我相信這個計劃能夠得到各位先生的許可，我很樂於帶回11艘優秀的戰艦，在嫻熟的指揮之下，它們的秩序與狀態都像剛剛出海時那樣完美……
附記：我將把這封信的摘錄同時發送給愛爾蘭艦隊與[英吉利]海峽艦隊，讓他們的司令官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我。
從這個報告可見，艦隊司令要根據剛剛獲得的情報——其內容肯定是若干天之前的——推測當前和未來敵軍的位置，並由此制定自己的計劃；書面報告要盡量說明自己行程，以便友軍或信使能夠盡快找到自己，繼續進行聯絡。
而且，納爾遜寫這個報告時，正處在貽誤戰機的恐懼之中，他這個書面報告對可能已經發生的最壞結果都避而不談，比如，這時的納爾遜知道，一支運送英國陸軍的船隊正在駛向地中海，在他寫這份報告的時候，這支船隊很可能已經被法西聯合艦隊攔截並殲滅了；納爾遜艦隊從啟程到抵達英國近海，最快也需要十幾天時間，而在這段時間里，法西聯合艦隊可能已經在愛爾蘭或者倫敦地區登陸……
中國讀者的接受
人習慣的認知方式是「所見即所得」，「信息傳導延遲」很不符合人類的認知天性，《特拉法爾加戰役》恰恰是努力用文字展現這種遊戲規則，能夠進行解讀的讀者自然不會太多。
對於表現和研究「信息傳導延遲」時代的各種特徵，對比一下現有的各種表達方式，可能文字（書面作品）是比較適合、且成本最低的；用影視劇的視覺方式幾乎無法表現這種特徵，這也是視覺表達方式突出的短板（所以把《反恐24小時》翻拍成古代題材就像緣木求魚）；最適合表達這種特徵的媒介，可能是戰略類電子遊戲，從統帥到每一位艦長，每一個角色在特定時間、地點所掌握的信息，根據這些信息能做出的決策選項，都可以用數據庫記錄和表現，這也是軍事領域計算機模擬的對抗演習方式。
除了表現「信息傳導延遲」的難度，科貝特此書確實也寫得過於嚴謹，他的主要精力都用於在原始文獻中勾稽出各種戰爭要素，這導致他沒顧得上提煉出一條精彩、有懸念的敘事線，影響了作品的可讀性。
在科貝特寫作《特拉法爾加戰役》的時候，其目標讀者只是熟悉這一段海軍史的英國人，對於中國讀者自然顯得比較陌生。比如英、法、西、葡海岸線的各海港名稱，中國人大多聞所未聞；當時英國海軍主要將領的名字、各自統轄艦隊所在的海域，中國讀者也不可能太熟悉，《特拉法爾加戰役》書中習慣用艦隊司令名字代表其艦隊，且經常省略艦隊所在方位介紹，這難免讓中國讀者一頭霧水；書中有時還按地點稱呼艦隊，比如「布雷斯特艦隊」，這其實有兩種含義，一種是被圍困在布雷斯特港內的法國艦隊，一種是港外執行封鎖任務的英國艦隊，其具體含義要根據上下文來判斷。
幸運的是，該書中譯本的譯者很熟悉海軍史，翻譯得很準確，對書中主要人物都附有小傳，但為了方便更多的非英國、非專業讀者，此書還需要改寫成一個可讀性更強的通俗版本。
在電報、電話和網路普及之後，人類似乎進入了「共時性世界」，但即時性新聞能夠報導和改變的只是世界的表層部分，還有很多深層領域仍處在「信息傳導延遲」的遊戲規則之中。這有人為保密造成的影響，也有人類認知能力拓展的局限性和偶然性。比如，2001年美國911事件開啟了反恐戰爭，但基地組織首領賓拉登的行蹤一直不為外界所知；2011年5月2日，美國特種部隊擊斃賓拉登，2019年10月26日，擊斃ISIS首領巴格達迪，美國反恐戰爭已經持續近二十年，但它的開端的運行過程仍未被充分揭露。
再如，科貝特的《特拉法爾加》在問世一百零六年後才被翻譯成中文出版，而科貝特的更多著作、關於西方海軍戰史的更多著作尚未進入中文信息世界，這屬於遲滯上百年的「信息傳導延遲」。當中國海軍航跡已經遍布五洲四洋，中國人對海軍文化的探究才剛剛起步，它需要接續、重新解讀自古希臘時代以來歷經兩千餘年的的海洋歷史傳統；這也是一個例證，說明我們存在的世界並非只有共時性與線性進化，對於任何人群，「自身傳統文化」都不應該自鳴得意、故步自封的借口，而應該在更廣闊的文化場域中重新尋找、界定自我。
李碩
新疆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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