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婧宸：藤花榭本《說文解字》底本及校刊考

藤花榭本《說文解字》底本及校刊考*

董婧宸

內容摘要：清嘉慶十二年（1807）額勒布主持刊刻的藤花榭本《說文解字》，是清代第一部依宋小字本行款翻刻的《說文解字》。根據《說文解字》的版本系統、行款比較、文字比勘可知，藤花榭本刊刻的主要底本，當為刊刻主持者額勒布舊藏的宋本《說文》。藤花榭本刊刻時，並未依底本的板心刻工、大小字數、避諱翻刻，既保留了底本的一些訛字，同時又據通行的汲古閣剜改本校改篆形和說解，並間有據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所言的「宋本」校改說解之例，形成了複雜的文字面貌。考察藤花榭本的校刊情況，一方面可以明確乾嘉時期宋本《說文》在汪灝、鮑漱芳、額勒布處的遞藏情況，另一方面也有助於深化對清代相關仿宋刊本的認識。

關鍵詞：《說文解字》藤花榭本；《汲古閣說文訂》；額勒布；仿宋刊本

嘉慶十二年（1807）由額勒布主持刊刻的藤花榭本《說文解字》[1]，內封題「仿北宋小字本說文／嘉慶丁卯年開雕藤花榭藏板」，書末牒文後有「秣陵陶士立臨字」字，板框高21.5公分，寬15.0公分。在清代《說文》學史上，藤花榭本是第一部依宋本行款翻刻的《說文》[2]，受到了當時學人的廣泛關注。如王筠道光八年（1828）作《覆翟文泉先生書》，道光十四年（1834）作《說文系傳校錄序》，道光末年著《說文解字句讀》，在言及《說文》版本時，均曾提及藤花榭本[3]。

關於藤花榭本的刊刻底本，額勒布序雲：「茲見新安鮑君惜分家藏宋板《說文解字》一書，悉心點檢，亥豕無訛，洵堪珍秘，緣重為雕鐫，用廣流布。」故學界亦稱藤本為「鮑本」。鮑氏藏本的下落何在，藤花榭本刊刻中是否忠實地反映了底本的面貌？前人對此說法不一。嘉慶十四年（1809）孫星衍刻平津館本《說文解字》並撰寫《重刊宋本說文序》，其中曾委婉地提及：「近有刻小字宋本者，改大其字，又依毛本校定，無復舊觀。」孫氏所說的「改大其字」的版本，就是行字大小介於毛氏汲古閣本和宋本之間的藤花榭本。孫星衍提出，藤花榭本據小字宋本刊刻時，有「依毛本校定」之成分，但並未舉出具體案例。之後，學界對藤花榭本的底本研究，主要從《說文》遞藏源流、文字異文、宋代避諱等方面入手。楊紹和在獲藏了鈐有額勒布印章的宋本《說文》後，提出藤本以額勒布舊藏本為底本刊刻[4]。周祖謨根據文字比勘，指出藤本文字介於汲古閣本、王昶藏宋本之間，又有與平津館本一致之處[5]。王貴元從額勒布藏本與藤花榭本的異文出發，並根據額勒布藏本未見鮑惜分印，對楊紹和說持否定意見[6]。申紅義根據藤本宋諱避諱較為嚴格，認為藤本不從額勒布藏本而出，「藤本《說文》究竟直接源自哪一版本，由於資料所限，不好判斷」，其底本當是「另外某一北宋刻本」[7]。

遺憾的是，藏印只能確定經眼、遞藏，不能作為底本的確切證據，宋刻本避諱不嚴，清人翻刻中統一刊改宋諱的情況亦不鮮見，而藤本刊刻過程中，又曾據他本校改文字，這為後人了解藤花榭本的具體底本，罩上了層層迷霧。筆者擬從《說文解字》的版本系統出發，探討藤花榭本的底本及其校改來源。這一研究，一方面有助於認識藤花榭本《說文解字》的版本性質，另一方面也可以為今人探討清代仿宋刊本的校刊情況提供參考。

藤花榭本《說文解字》

壹

清代前期《說文解字》的傳播與藤花榭本的刊刻背景

藤花榭本的刊刻，是以清代《說文》版本的流傳和《說文》學的發展為契機的。

明末以訖清初，舊本《說文》流傳不廣，顧炎武即未見過「始一終亥」本的《說文解字》。康熙年間，秀水朱彝尊歸里後，在江南結識毛扆、張士俊、曹寅等人，勸刻小學書籍。毛扆約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前後刊成汲古閣本。汲古閣本《說文解字》內封題「北宋本校刊／說文真本／汲古閣藏板」，板框高21.3公分，寬16.1公分，每半頁七行，大字十五字，小字雙行，行約二十字，板式舒朗，清人多稱為「大字本」。汲古閣本是清代第一個「始一終亥」的《說文》刊本，也是清代前期影響最大、流通最廣的《說文》刊本。李文藻記載，乾隆年間，惠棟、戴震倡導《說文》之學，故京師地區的「毛刻北宋本」一書難求，王念孫乾隆三十四年（1769）科舉落第時，只能「稱貸而買之」[8]。陳康祺言，嘉慶五年（1800）阮元督學浙江後，「時蘇州書賈語人曰：‘許氏《說文》販脫，皆向浙江去矣。’」[9]這說的也是當時書板在蘇州的汲古閣本。

與此同時，乾嘉之際的江南一帶，舊槧《說文》也在藏書家和學人之間流傳。宋本《說文解字》，板框高約18.1公分，寬約12.8公分，每半頁十行，大字行十六至二十字左右，小字雙行，行二十字至三十字不等，板式狹湊，清人多稱為「小字本」。根據記載，時在江南的錢聽默、周錫瓚、王昶、黃丕烈等藏書家，均曾藏有宋本或影宋抄本《說文解字》，錢大昕、段玉裁、袁廷檮、顧廣圻、鈕樹玉等學人，則在友朋的幫助下得以借觀宋本《說文》。

嘉慶二年（1797），以《說文》研究蜚聲海內的段玉裁，在藏書家周錫瓚、袁廷檮等人的幫助下，得見趙均抄本、毛扆汲古閣校改第五次本兩個大字本《說文》[10]，並王昶本、周錫瓚本、葉萬抄本三個小字本《說文》，與通行的汲古閣本比較後，段玉裁發現，汲古閣本有初印本和剜改本的區別，乾嘉時的通行本，為經過毛扆五次剜改以後的印本，實際上是混合了《說文》大字本、小字本及《系傳》的刊本，非宋本舊貌。段氏撰《汲古閣說文訂》，以校記的形式，擇要錄出各本異文。

在清代中期《說文》研究史上，段氏《說文訂》不僅奠定了《說文》校勘的范式，也激發起當時學人對段氏所述的「小字宋本」《說文》的強烈興趣。正如黃丕烈所說，「金壇段茂堂先生玉裁來寓吳中，遂有《汲古閣說文訂》之作，宋本之妙固已洗剔一新」[11]。嘉慶年間，藤花榭本以「仿北宋小字本說文」為題刊刻，便是這一歷史背景下的產物。

貳

藤花榭本《說文解字》的底本

藤花榭本以小字本為底本，翻刻時板式一律作左右雙邊、單魚尾，板心書「說文卷某」及頁碼，但未翻刻宋本板心中的刻工和大小字數。由此，考察藤花榭本的底本，不能從翻刻本的板心樣式入手，而需要從《說文解字》的版本系統和文字異文著手。

清代流通及流傳至今的宋本《說文解字》，約開雕於南宋初年並迭經宋元遞修，有早修本和晚修本的版本差異。早修本經過元代一次修補版，保留了較多早期文字、反切的面貌，晚修本經過元代兩次修補版，與早修本相較，計補刻六頁，並有剜去刻工、修改文字、增刪墨釘的修版現象。周錫瓚舊藏本及毛晉、額勒布舊藏本為《說文》早修本，王昶舊藏本及葉萬抄本的祖本，為《說文》晚修本。各本上又間有因墨筆描潤而形成的非版刻異文[12]。

汲古閣本《說文解字》有試印本、初印本和剜改本的印次區別[13]，乾嘉時期通行的《說文解字》，為汲古閣剜改本及由之而出的翻刻本[14]。關於汲古閣本《說文》的文字底本，據毛扆題識雲：「先君購得《說文》真本，系北宋板，嫌其字小，以大字開雕。」然而，汲古閣本的底本究竟是否是小字本？段玉裁在參考趙均抄本、小字本後即注意到，「考毛氏所得小字本，與今所見三小字本略同，又參用趙氏大字本。四次以前，微有校改，至五次則校改特多，往往取諸小徐《系傳》，亦間用他書」[15]。今梳理《說文解字》和《五音韻譜》的版本系統，考察趙均抄本和汲古閣本《說文解字》不同印本的異文可知，汲古閣本《說文解字》的刊刻，歷經毛晉、毛扆父子的前後努力，其底本當以趙均抄大字本《說文解字》（或其錄副本）為主底本，刊刻時曾參考毛氏舊藏的宋早修本《說文解字》及《系傳》抄本在內的其他字書、韻書校改[16]。然而，趙均抄本並非如段玉裁等人推測，徑自宋刊本而出，而是趙均參考趙宧光家藏的宋晚修本《說文》篆次，以半頁七行的行款，據明刻《五音韻譜》抄錄篆形及正文而成[17]。從版本系統和文字異文看，汲古閣本的篆形和說解，主要與趙均抄本所據的明刻《五音韻譜》同出一源，又與刊刻中曾經參校過的宋早修本《說文》及《系傳》《集韻》《類篇》等字書、韻書有著複雜的糾葛。

藤花榭本的刊刻底本，到底是早修本還是晚修本？由於藤本刊刻時，所能依據的版本，主要即宋本《說文解字》和汲古閣剜改本《說文解字》，排除汲古閣本與宋本一致造成的干擾，宋本《說文》由於修補版造成的異文，是探求藤本底本的重要線索。

首先，宋早修本、宋晚修本有六頁不同版，其中，藤本與宋早修本、宋晚修本、毛剜改本存在異文的，如下表所示[18]：

（註：表中「／」代表換頁，「█」表示墨釘，「□」表示壞字。據篆文、說解看，藤本刊刻時，所據為毛剜改本，故表中僅列毛剜改本文字，若毛本有初印本、剜改本異文者，以「※」標記。）

藤花榭本與其它版本的文字差異，有兩種情況：（一）藤本與宋早修本相同，與宋晚修本、毛本不合。如卷五上第五頁「管」下行款，宋早修本、宋晚修本有明顯區別，藤本同宋早修本。又「茲、蘀」二例，為宋早修本獨有的異文，「囷、燊」二字，宋早修本有訛字，晚修本、毛本不誤，藤本則同早修本。（二）藤本與宋晚修本、毛本相合，與宋早修本不同，見「蒔、菸、笭、賴」下，這幾例中宋早修本有明顯訛誤，藤本與晚修本、毛本相同。

其次，宋早修本、宋晚修本同版但有修版異文，藤本與宋晚修本及通行的毛剜改本不同，僅與宋早修本相同，如下表所示：

其中，闋，宋早修本反切中的「雲」為訛字，當如宋晚修本、毛本作「傾雪切」，

，宋早修本「偏」為訛字，當如毛本作「帀徧也」，二例為早修本有誤，而藤本與早修本之誤相同。「稔、裼、濥、媭、

」五例，早修本與晚修本、毛本互有出入，藤本均與早修本一致。

古籍刊刻時，一般會依照底本行款和文字謄錄寫樣，經校改後上板。就宋本《說文》因修補版而形成的差異看，藤本的行款與早修本一致。同時，有多例藤本與晚修本及通行的汲古閣本不同，獨與早修本相同，甚至沿用早修本誤字，這些現象表明，藤花榭本寫樣時的抄錄底本，實為宋早修本《說文解字》，而其與宋晚修本、毛本一致的例子，當是刊刻時據清代通行且文字正確的毛本校改。

叁

藤花榭本《說文解字》的校改來源

藤花榭本自宋元遞修本的早修本《說文》而出，但比較藤花榭本與《說文》宋元遞修本的晚修本、毛剜改本，也會注意到，藤花榭本的刊刻時，曾經參考毛剜改本，對篆形、訓釋、反切做了大量校改；此外，藤花榭本還曾參考過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所引的宋本異文，對底本的文字做過改動。具體如下：

汲古閣剜改本《說文解字》

（一）藤花榭本據毛氏汲古閣剜改本校改

藤花榭本與《說文》小字本的差異，多出於毛剜改本。概而言之，約有兩類主要的現象：

其一，就篆形而言，藤花榭本基本依毛剜改本篆形。其中，藤本與毛本相合，而與小字本有明顯差異的，共有三十餘處。以下，依《說文》篆文、古文、籀文之次，羅列如下：

案，「

、

、

」篆形，毛初印本與宋本一致，藤花榭本據毛剜改本校改文字，可知藤本刊刻時所據，為毛剜改本。藤本依據毛本改篆，形成了小篆結構、構件篆形、篆形筆法上的差異。首先，小篆「脠、貿、

、

、嚚」等例，藤本構件承毛本，與宋本不同。脠，宋本、《五音韻譜》皆從「延」，趙抄本、毛本、藤本從「㢟」；貿，宋本、《五音韻譜》「貿」均從「丣」，毛本、藤本從「卯」；

，宋本誤與「彖」篆形混同，《五音韻譜》、毛本、藤本不誤；

，宋本、毛初印本從「昏」，毛剜改本、藤本從「昬」；嚚古文，宋本從「土」，《五音韻譜》各本、毛本從「𡈼」。段玉裁《說文訂》雲，「《佩觿》、《古文四聲韻》皆從𡈼，恐從土誤」，藤本與毛本一致。其次，小篆「氐、䄏、璱、踣、呻、腴、耕、食」等例，宋本在構件相同而部首不同的文字下，篆形微有差別，藤本則依毛本，分別校改了各字中所從的「氐、夭、瑟、咅、申、臾、井、食」等字的篆形，使藤本的篆形系統更加勻稱統一。再者，就古文、籀文而言，「彗、戴、鵬、鈞、陳」中所從的「竹、異、鳥、金、申」，宋本與毛本筆法略有差異，藤本則承毛本而來。

其二，就說解而言，藤花榭本主要依宋早修本文字，然據毛剜改本校改者，亦多達數百處。其中典型之例，如下表所示：

案，「澥、沖」等例，毛初印本與宋本文字一致，藤花榭本據毛剜改本校改文字，亦可證藤本刊刻時所用為毛剜改本。

「福、嘑、樕、

、晻、沸」等例，毛本固有訛誤，而藤本則誤從毛本校改。其中，「福、嘑、樕、晻、沸」，宋本《說文》與宋本《五音韻譜》同，毛本異文則自明刻《五音韻譜》、趙抄本而出。如福，宋本《說文》及《集韻》《類篇》所引《說文》均作「祐也」，趙抄本、毛本、藤本誤作「祜」；嘑，宋本《說文》及《集韻》《類篇》作「唬也」，與《系傳》「號也」為異體，趙抄本、毛本、藤本誤作「嗁」。又《說文》中樕、速、藗等六字反切同為「桑谷切」，晻、罯、黭三字反切同為「烏感切」，可知「樕、晻」二字毛本反切有誤，藤本系誤從毛本校改。

，宋本、《五音韻譜》俱作「讀若艸苺苺」，《系傳》抄本作「讀若莓之莓」，毛本校改作「讀若艸苺之苺」，段玉裁《說文解字註》：「汲古閣作‘艸苺之苺’，‘之’字誤剩，今依宋本。」藤本系誤從毛本校改。

「球、中、熏、㹌、趞、

」等例，宋本說解有誤，藤本從毛本校改。球，宋本作「玉聲也」，《系傳》作「玉也」，藤本同《五音韻譜》、毛本作「玉磬也」。中，宋本作「而也」，藤本同《五音韻譜》、毛本、《系傳》作「和也」。「熏、㹌、趞」下，宋本分別誤作「熏黑也」「畜牷」「趞趞也」，藤本則同毛本、《系傳》作「熏象也」「畜牲也」「趬趞也」。

，宋本作「下哂」，《系傳》作「一色」，毛本及《廣韻》《集韻》引《說文》均作「下色」，藤本同毛本。

從整體上看，藤花榭本據汲古閣本校改時，正文說解和反切固然曾依毛本校改，然比重並不算很高，宋本的一些明顯訛誤，藤本亦並未盡改[19]。但在篆形方面，藤本則主要依據毛剜改本而非宋早修本，這或許主要是由於宋本的板式較小、篆形模糊，毛本則板式疏闊、篆字清晰，刊刻時倘直接依據小字本摹寫篆形，可能有一定的難度，故而依毛本篆形者為多[20]。

（二）藤花榭本據《汲古閣說文訂》所引「宋本」校改

值得注意的是，藤花榭本雖以《說文》早修本為底本，然亦有個別文字，與《說文》晚修本一致，且與毛本不一致，從清代《說文》學的發展看，藤本的這些異文，均本於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中所引「宋本」。《汲古閣說文訂》是段玉裁根據趙均本、毛初印本、宋本《說文》所撰的校勘毛剜改本的校勘記。覆核王昶本及與周錫瓚本同版的宋早修本，可知段氏《說文訂》中，存在部分失校和誤校，而這些校語曾影響過藤花榭本的刊刻。具體如下：

「

、怚、或、轢」四例中，段氏《說文訂》中明確指出了周錫瓚本、王昶本和葉萬抄本有異文[21]。從版本上看，段玉裁在此四例下用「宋本」所稱的，均為晚修本的王昶本，而用「周氏宋本」等指稱的，則為周錫瓚本。「

、橦、庾、㶇、抌、媛、輨」七例中，《說文訂》並未出校周錫瓚本，僅據王昶本出「宋本」異文[22]。今考段玉裁校語，這幾例中，《說文訂》所說的「宋本」，均與王昶本相合，但段氏卻失校了本應有早修本異文的周錫瓚本。藤花榭本刊刻時，上述十一例下的文字，與其底本宋早修本不合，而與段氏所說的「宋本」（實即晚修本的王昶本）一致。

另外，「

、卒、麔」三例，《說文訂》的宋本校語有誤，而藤花榭本與《說文訂》所引的「宋本」一致，尤其能說明藤花榭本的校改來源。

，《說文訂》雲：「宋本、葉本、趙本、《五音韻譜》皆作‘市’，《集韻》、《類篇》及小徐及《玉篇》《廣韻》皆作‘帀’，作‘市’為長。」[23]考此字宋本各本作「帀也」。卒，《說文訂》雲：「‘隸人給事者為卒’，宋本如此。」[24]考此字宋本各本均作「隸人給事者衣為卒」。「麔」，《說文訂》雲：「宋本作‘牡’，與《爾雅》合。」[25]實則「麔」字宋本版刻文字作「牝也」，王本上以墨筆描改作「牡也」，段氏系失校周本，僅據經過描潤的王本出校。此三例中，藤花榭本與存世宋本的矛盾，實則是從《說文訂》所引「宋本」而來。

靜嘉堂文庫藏王昶舊藏本《說文解字》

從整體來源上看，排除汲古閣本的干擾，藤本與宋晚修本一致的例子，均見於《說文訂》，而藤本與宋早修本相合的例子，除「濥」例見於《說文訂》外，其餘則溢出於《說文訂》之外。這表明藤花榭本的主底本，事實上正是《說文》早修本，只是藤本刊刻時，刊刻者在不了解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所說的「宋本」的具體情況下，又曾據《說文訂》所言的「宋本」，將原本刷印更早、文字更準確的底本文字，校改為晚修本的文字或《說文訂》誤校的文字。

關於藤花榭本的底本，有的學者曾嘗試從避諱入手，根據藤本《說文》缺筆避諱比較嚴格，和額勒布舊藏本不同，推測藤本的底本乃是另一種北宋本[26]。但從清代仿宋刻本的避諱情況推斷底本的版本，無論是方法還是結論都不盡可靠。宋本《說文》避諱不嚴，是由於宋元時期的修補版造成的客觀情況，而藤花榭本中宋諱避諱嚴格，則是因刊刻時有意識地將底本避諱並不嚴格的文字，統一改作避諱缺筆而形成的[27]。

肆

藤花榭本《說文解字》的校刊情況

藤花榭本刊刻底本是宋早修本，而究竟是以哪一槧《說文》為底本？額勒布舊藏本上「鼻、幻、真」等字下的墨筆描改，是探討這一問題的重要線索[28]：

鼻之反切，標目下宋本版刻作「父二切」，毛本同；卷四正篆下，宋本作「入二切」，誤，《五音韻譜》、毛本作「父二切」。由於宋本正篆下反切有誤，標目下又作類隔切的「父二切」，額本上以墨筆描改作音和切的「必二切」；幻之篆形，宋本版刻與毛本相似，唯額本以墨筆描改；真之說解，宋本版刻漫漶不清，《五音韻譜》、毛本作「從乚，乚音隱」，額勒布藏本上，以墨筆將二「乚」字合描作一「上」字。此三例中，藤花榭本與經過墨筆描改的額勒布本最為接近，又與宋本版刻、毛本暌違。由於墨筆校改僅存於某一個特定印本上，只有以存有墨筆校改的印本為底本摹寫上板，才會產生與之類似的版刻現象，這說明藤花榭本實際的刊刻底本，即為鈐有額勒布藏印的宋早修本《說文》。

國家圖書館藏額勒布舊藏宋本《說文解字》

額勒布序中指出，其底本為「新安鮑君惜分家藏宋板《說文解字》」。鮑漱芳（1763-1807），字席芬，一字惜分，歙縣人，自幼隨其父鮑志道在揚州業鹽，嘉慶間議敘兩淮鹽運使銜，額勒布則於嘉慶十年（1805）到揚州出任兩淮鹽政，二人或由此相識。在額勒布藏本上，確無鮑淑芳的款印，但古人藏書而不鈐印的情況並不罕見。從遞藏源流看，額勒布藏本在明末清初藏毛晉處，毛扆所說的「先君購得《說文》真本，系北宋板，嫌其字小」[29]，實即此本。此後，該書經毛表、季因是、季振宜、戴大章遞藏後，流傳不顯，乾隆四十七年（1782）翁方綱曾寓目此本。約在乾嘉之際經歙人汪灝、鮑志道、鮑漱芳遞藏，至嘉慶十二年冬，宋本《說文》已歸額勒布[30]。

綜上所述，嘉慶十二年（1807）額勒布主持刊刻的藤花榭本《說文解字》，是在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影響下的《說文》刊本，其主要底本即額勒布舊藏的宋早修本《說文解字》。在具體刊刻中，藤本在承襲底本外，將底本並不統一的宋諱字，統一改作缺筆，並曾以毛剜改本及《說文訂》中所舉的「宋本」異文校改了部分篆形和說解。最終，藤本的行款大體依照宋早修本《說文》，而篆形和說解則與《說文》宋早修本、宋晚修本、毛剜改本互有出入，實為綜合了不同版本系統後的校改本。

道鹹年間，錢泰吉撰《曝書雜記》，言「自汲古閣大徐本流傳，學者始得見許氏真本，今仿宋之刻已有數本，幾於家置一編」[31]。錢泰吉所說的「仿宋之刻」，正是指嘉慶時期刻成的藤花榭本與平津館本。就在嘉慶十二年（1807）藤花榭本刊成後不久，孫星衍即商借額勒布藏本並交顧廣圻主持刊刻平津館本。為什麼時隔不久，孫星衍要以同一槧宋本另行開雕？比較藤花榭本和平津館本的校刊情況，正可以看出不同刊刻者的校勘理念及其影響——就篆文而言，藤本多據毛本校改，孫本則由顧廣圻「手摹篆文，辨白然否，校勘付梓」，基本依宋本篆形；就說解而言，額勒布在藤花榭本序言中所說的「悉心點檢，亥豕無訛」，實為據毛本和段玉裁《說文訂》點竄，有泯滅底本特質之弊，而孫星衍則秉持著「依其舊式，即有訛字，不敢妄改，庶存闕疑之意」的理念，故孫本多依底本文字，較少據毛本校改；就避諱和板式而言，藤本統一改動了宋諱字和板心樣式，而孫本則較為忠實地依照底本避諱，並逐一依宋本板式翻刻了底本的板心刻工、大小字數、魚尾等樣式。從這些對比看，孫星衍對藤花榭本「依毛本校定，無復舊觀」的評價，絕非苛刻之論。

明清時期，依照宋本行款文字翻刻的「仿宋」本書籍，對典籍傳播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不同的仿宋刊本中，校改情況不一：有的校勘審慎、摹印精工，較好地保留了宋本面貌；有的則魯莽妄改，一定程度上並非「仿宋」而是新刻。如清代的小學書籍刊刻中，張士俊刻澤存堂本《廣韻》和《玉篇》，祁寯藻刻《說文解字系傳》，皆依宋本或影宋抄本開雕，但都曾據他本校改底本[32]。今天，在使用清人的仿宋刊本時，應當盡可能地了解刊刻始末，探明刊刻底本和校改情況，以便準確把握各本的版本特點和學術價值。

文章來源：《文獻》2019年第6期

附註和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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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北京師范大學青年教師基金項目「《說文解字》與清代學術」（310422118）的資助。

[1]為行文方便，本文所引諸本，遵循前人習慣，使用簡稱。《說文解字》簡稱《說文》，《說文解字系傳》簡稱《系傳》，李燾編《說文解字五音韻譜》簡稱《五音韻譜》，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簡稱《說文訂》。《說文》刊本中，宋本指宋元遞修小字本《說文》，涉及印次差異時，以「宋早修本」「宋晚修本」加以區別；毛本指毛氏汲古閣本，涉及印次差異時，以「毛試印本」「毛初印本」「毛剜改本」加以區別，藤本指額勒布刊藤花榭本，孫本指孫星衍刊平津館本。藏本中，趙抄本指趙均抄大字本《說文解字》，額本指額勒布舊藏宋本（不指額勒布刻藤花榭本），王本指王昶舊藏宋本，周本指周錫瓚舊藏宋本，各本相關流傳情況詳見下文。

[2]嘉慶年間刊刻的仿宋刊本《說文解字》，另有孫星衍主持刊印的平津館本《說文解字》，內封題「嘉慶甲子歲仿宋刊本／說文解字／五松書屋藏」，署嘉慶九年（1804）。但孫本實際刊成的時間，約在嘉慶十四年（1809）前後，晚於藤本。孫本的底本實為孫星衍嘉慶十二年（1807）冬向額勒布借得的額勒布藏本，由於刊刻時間距藤本不遠而底本實同，孫星衍並未交代孫本的底本所出，相關情況參董婧宸：《孫星衍平津館仿宋刊本〈說文解字〉考論》，《勵耘語言學刊》第28輯，中華書局，2018年。

[3]王筠著，屈萬里、鄭時輯校：《清詒堂文集》，齊魯書社，1987年，第123-125頁，第55-57頁。

[4]額勒布舊藏本，今藏國家圖書館（善09558），影印本收入許慎撰：《宋本說文解字》，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該本鈐有「額勒布印」「額勒布號約齋」等額勒布印章，及「五峰寶奎之章」「寶奎號五峰」等額勒布之子寶奎印章。楊紹和《楹書隅錄》著錄此本，且雲「藤花榭所據之宋槧，即此本也」，收入王紹曾、崔國光整理訂補：《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齊魯書社，2002年，第65-68頁。

[5]周祖謨《說文解字之傳本》，《國學季刊》1935年第5卷第1期，修改後以《說文解字之宋刻本》為題，收入《問學集》，中華書局，1966年。

[6]王貴元《〈說文解字〉版本考述》：「今以二本對校，不同處特多。此本（指額本）內有‘額勒布號約齋’、‘額勒布印’等印跡，知曾為額勒布收藏，但據額勒布藤花榭本序，藤花榭本所據為新安鮑惜分家藏宋本，而此本之內並無鮑惜分印跡，則鮑惜分未必收藏過此本。因此，藤花榭本所據宋本定非此本。」《古籍整理與研究》1999年第6期，第43頁。

[7]申紅義《從避諱字看藤花榭本〈說文解字〉的版本來源》：「藤本《說文》所據新安鮑惜分家藏宋板《說文》並非丁晏跋宋刻元修本，而是另外某一北宋刻本。」《古籍研究》第65卷，鳳凰出版社，2017年，第131頁。

[8]李文藻：《南澗文集》卷上《送馮魚山說文序》，清功順堂叢書本，第26頁。

[9]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 二筆 三筆》，中華書局，1984年，第633頁。

[10]趙均抄本《說文解字》，今藏日本大谷大學，存標目、卷一至卷二上，卷十二上至十三下、卷十四上至卷十五下共三冊，何煌、朱奐、周錫瓚、段玉裁、蔡廷相、蔡廷楨、張之洞、王秉恩、王文燾、神田喜一郎等人遞藏或經眼，參《大谷大學圖書館藏神田鬯盦博士寄贈圖書善本書影》，大谷大學圖書館，1988年，第3-4頁。段氏所說的毛扆「汲古閣校改第五次本」，周錫瓚舊藏，原書今下落不明，有光緒七年（1881）淮南書局翻刻本。根據《說文訂》和淮南書局本的情況看，該本有毛扆「癸巳年修板第五次」等題跋，實為毛扆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以汲古閣初印甲本為底本，第五次校改汲古閣本時的校樣本。段氏對汲古閣本的版本源流認識基本準確，唯誤以癸巳為順治癸巳（1653），致清人多有沿誤。

[11]顧廣圻撰，黃丕烈註：《百宋一廛賦》，清士禮居叢書本，第4頁。

[12]關於宋本《說文》的版本源流及周錫瓚本、額勒布本、王昶本、趙宧光本、葉萬抄本的版本性質，詳董婧宸：《宋元遞修小字本〈說文解字〉版本考述》，《勵耘語言學刊》第30輯，中華書局，2019年。

[13]關於汲古閣本的印次問題，參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五硯樓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潘天禎：《汲古閣本〈說文解字〉的刊印源流》，《北京圖書館館刊》1997年2期；楊成凱：《汲古閣刻〈說文解字〉版本之疑平議》，《古典文獻與文化論叢》第2輯，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郭立暄：《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清初毛氏汲古閣刻本《說文解字》十五卷」條，中西書局，2015年，第347-349頁。諸家觀點各有不同，本文基本吸收段玉裁、郭立暄的考訂結論，根據文字的差別，將印次大體區別為毛試印本、毛初印本、毛剜改本三種。毛試印本專指南京圖書館藏毛扆康熙四十三年至四十四年（1704-1705）校跋汲古閣本（GJ115366），毛初印本概指包括初印甲本、初印乙本和段玉裁所見的毛扆康熙五十二年（1713）校改校樣（即淮南書局本底本，實為初印甲本）在內的，反映五次剜改以前的早印本面貌的版本，「毛剜改本」指經過毛扆五次剜改以後的後印本。

[14]乾嘉時的翻刻本，俱自毛剜改本而出。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朱筠刊椒華吟舫本，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即指出朱筠刻本為「重刊毛版《說文》」。此外，郭立暄《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中舉出的翻本甲，在乾嘉之際亦已刊行。

[15]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序》，《汲古閣說文訂》，第330頁。

[16]以存世最早的毛試印本與趙均抄本殘卷相較，毛試印本與趙抄本行款基本一致，且毛試印本中「

、妻、臻、申」等字下與其他各本《說文》不同而僅與趙抄本的抄寫行款及異文一致，說明毛本的主底本為趙抄本或其錄副本。同時，毛試印本中「

、螷」等字下與趙抄本不同而與小字本誤字一致，卷十五「同條牽屬」「據形聯繫」等與《系傳》一致，透露出毛本最初寫樣時，曾據宋本《說文》及其他字書校改。關於汲古閣本從趙均抄本到刊刻時各印次中的校改情況及校改來源，筆者擬別撰專文討論。

[17]白石將人《〈說文解字〉文本的歷史文獻學研究——以宋代校訂為中心》（北京大學2017年博士學位論文）曾探討了《五音韻譜》的版本情況和趙抄本特點，但未能全面考察各本之間的版本源流和異文關係。今案，李燾編《五音韻譜》亦祖出大徐本系統，從版本系統看，從《五音韻譜》宋刻本到弘治十四年（1501）車玉益藩本、嘉靖七年（1528）郭雨山本、明刻白口左右雙邊本、天啟七年（1627）世裕堂本，依次為翻刻關係，各本翻刻中又各有輾轉增誤。趙均抄本的篆形、說解，多與明刻左右雙邊本及從之翻刻而出的世裕堂本一致，但「瑗、莫、吾、濫、捦、媮、毐」等字下世裕堂本不誤而趙抄本與明刻白口左右雙邊本同誤的例子，說明趙抄本的主要底本即為此明刻本。但《五音韻譜》部首按「始東終甲」的韻次編排，各部下亦依《集韻》四聲改排，趙均抄本則「始一終亥」，其篆次當曾參考過其父趙宧光舊藏宋晚修本，如手部「搦、擣、㩃」三字，趙抄本篆次有誤，蓋因此三字宋本在同頁接近板框處，趙宧光藏本漫漶致趙抄本有誤。

[18]表中「／」代表換頁，「█」表示墨釘，「□」表示壞字。據篆文、說解看，藤本刊刻時，所據為毛剜改本，故表中僅列毛剜改本文字，若毛本有初印本、剜改本異文者，以「※」標記。

[19]如字形說解中，宋本「揱」下「削」誤「刖」，「捦」下「金」誤「今」，「彝」下「米」誤「永」，如此之例甚夥，而藤本多沿宋本之誤。

[20]檢視藤花榭本全書篆形，仍有個別篆形，藤本沿襲宋本之誤，如「

」篆誤從「古」，「䋭」篆誤作「統」，透露出底本的訊息。

[21]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第349、352、358、362頁。

[22]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第336、342、349、353、356、357、362頁。

[23]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第347頁。

[24]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第347頁。

[25]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第350頁。

[26]參申紅義《從避諱字看藤花榭本〈說文解字〉的版本來源》一文。案，文中討論宋元遞修本的避諱，系據李致忠《宋版書敘錄》之說而未核原書。今考額勒布本，《說文》五下、十三下首頁「慎」字缺筆，知額本因有元代補版，以致避諱不嚴，非純不避諱。

[27]藤本刊刻時，將宋諱字故意改作缺筆。最典型者，見卷二下頁一的「

」字，宋本、毛本、《系傳》及《集韻》引《說文》，均作「恭謹行也」，藤本作「恭敬行也」，「敬」字缺筆。此例當是由於寫樣時誤「謹」為「敬」，上版時又改「敬」作缺筆。

[28]為對比方便，宋本版刻以與額本同版的國圖藏宋元遞修本（善01117）作對照。

[29] 毛扆《跋說文解字》，《說文解字》卷十五下，汲古閣剜改本，第15頁。

[30]據翁方綱《書宋槧說文後》（《復初齋文集》手稿本，台灣「國家圖書館」藏，書號13335），翁方綱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經眼此本，並於稿本上摹錄款識，知當時有毛晉、毛表、季因是、季振宜、戴大章等人印章。今額本《說文》鈐有汪灝之「新安汪灝藏本」「竹農珍賞」印，從鈐印位置看，在季振宜之後，額勒布之前。李鬥《揚州畫舫錄》卷十五載，汪灝「字右梁，號竹農」，「西園曲水，即其別墅也」，卷六又載，乾隆末年，西園曲水由汪氏（汪灝）轉歸鮑氏（鮑漱芳之父鮑志道）。從這些線索看，大約乾隆後期至嘉慶初，宋本《說文》先後經汪灝、鮑漱芳遞藏。嘉慶十二年（1807）春，額勒布序藤花榭本，是年八月鮑漱芳卒，十二月孫星衍自額勒布處借得宋本《說文》，則至遲不晚於此時，該本已歸額勒布所有。參李鬥：《揚州畫舫錄》，中華書局，1960年，第351頁，第146頁。

[31]錢泰吉：《曝書雜記》卷下，清式訓堂叢書本，第27頁。

[32]澤存堂本《廣韻》、澤存堂本《玉篇》和祁寯藻本《說文解字系傳》的校改情況，分別參郭立暄：《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實例編）「宋寧宗時浙刻本《廣韻》五卷」條，中西書局，2015年，第190-196頁；馮先思：《澤存堂校訂〈玉篇〉考》，《勵耘語言學刊》第30輯，中華書局，2019年；董婧宸：《祁寯藻本〈說文解字系傳〉刊刻考》，《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18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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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婧宸，文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傳統語言文字學、《說文》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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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朱彩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