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寧老師：從漢字改革史看漢字規范和「簡繁之爭」

導語

最近，教育部針對政協十三屆全國委員會《關於在全國中小學進行繁體字識讀教育的提案》作出了答復。是恢復繁體字還是堅持簡化字的爭論再次熱化，對漢字簡化的懷疑論也再次提出。漢字簡化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是幾代愛國者和民主的追求者不懈努力的成果，也是語言文字現代化、國際化的一項重要措施。本文對漢字改革、漢字規範的歷史進行了簡要的概括，並說明在信息時代，對漢字規範不但應有正確的認識，還應有責任感和緊迫感。

從漢字改革史看漢字規範和「簡繁之爭」

文 / 王寧

從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實行的漢字簡化問題，到80年代，由於文化發展進入新時代，在漢字使用問題上，發生了觀點分歧。很多人對漢字簡化產生了懷疑，認為這項措施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普及文化的權宜之計」，甚至有人認為簡化字「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產生了負面作用」。最近，在《規範漢字表》研制的過程中，是堅持簡化字還是「恢復繁體字」的問題再次提出，已經是一個不可不面對的問題。這個問題看似是一個十分簡單的普及層面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社會問題與學術問題。它不僅涉及國家與民族的振興和發展，而且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要了解漢字問題各種爭論的實質，必須回顧歷史。

中國古代崇尚漢字的兩重性

中國是一個崇尚文字的歷史古國。遠在周代宮廷教育的科目「禮、樂、射、禦、書、數」中，識字（書）和數算（數）就是當時小學教育的基礎科目。漢代的文字學稱作「小學」，已經有了分析漢字形體結構的科學內容。漢代經今古文鬥爭中，一批古文經學家利用表意漢字因義構形的特點，從分析漢字形體結構出發，來解釋詞語的意義，文字學因此成為解讀儒家經典的津梁，取得了與儒家經學同等崇高的地位。對漢字的崇尚，逐漸變成一種具有統治地位的文化觀念，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敘》里說：「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就是這種，上層文化觀念的集中反映。這種上層文化的觀念，對底層文化的影響是無形的。民間的「敬惜字紙」之風，便是這種崇尚漢字的觀念對民眾心理的浸透。

對漢字的崇敬，帶來了兩方面的效果，一方面含有對中華文化的熱愛與繼承的理念，但另一方面由於漢字被少數人占有，暗含著兩個不適合新時代的因素，那就是壟斷與復古。

漢字改革經歷的三個30年

中國的現代新文化建設，從1919年算起，剛好經歷了三個30年：這三個30年，漢字問題都是中國新文化建設的重要間題。

第一個30年，1919-1949年，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在這一時期，漢字面臨著命運的抉擇。有關漢字的三次大辯論，矛盾的尖銳性逐步升級。但是，當時的漢字改革還只是一種理想。為了教育的普及和大眾文化的振興，許多提倡新文化激進的知識分子，為漢字走出復古和壟斷的歧途而呼籲，而奮鬥；但是。他們尚處在摸索一種漢字改革的可行性的階段，行動還帶有一定的盲目性。

第二個30年，1949-1979，從建國到改革開放。漢字改革綜合了前30年的經驗，匯聚了多方面的隊伍，落實了推廣普通話、推行漢語拼音方案、推行簡化漢字的三大政策。這30年，漢字整理與規範成為有組織的國家行為對新中國文化教育的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第三個30年，1979-2009，改革開放到今天。從1979年開始，中國改革開放，世界同時經歷了一場革命性的變化。在全球展開的信息和信息技術革命導致了信息社會在全球的做到，在這個全球性的大變革中，漢字進入了計算機，成為傳播漢語信息的最有效的載體。漢字的命運由歷史、文化和科技聯合做出了結論——它在信息社會的存在已毋庸置疑。

我們把第一個30年稱作漢字改革的醞釀時期，第二個30年稱作漢字改革的實施時期，第三個30年稱作漢字改革的轉型時期。

漢字改革醞釀時期的三次大辯論

20世紀初，在兩個並行的潮流下，展開了三次關於漢字問題的大辯論。當時的背景是：一方面強大的文化壟斷與復古勢力，還籠罩著民主革命推翻帝制以後軍閥混戰的中國：另一方面在反封建的同時，全盤否定中華傳統、把國家現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全盤西化的思潮也在抬頭。這三次辯論的思想衝突，內涵複雜，意義深刻。

第一次，19-20世紀之交，在普及文化教育前提下發生的切音字運動。首先去搖撼傳統的漢字觀念的，是清代末年極少數懂得西方拼音文字又關注教育普及的知識分子代表人物是盧戇章和王照。他們發動了切音字運動，特別強調復古思潮在主觀上加深了漢字學習的難度，主張以拼音輔助漢字教學，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漢字的繁難。從這些主張中可以看出他們普及教育、發展科學、振興國家的愛國主義初衷。

第二次，20世紀初，在維護國家獨立、振興民族文化前提下，產生了漢字的存廢之爭。吳稚暉發表《評前行君之「中因新語凡例」》一文，認為中國應廢除漢文漢語，改用「萬國新語」（即Esperanto世界語）。同年，章炳麟發表了萬言長文《駁中國改用萬國新語》，對漢字的優劣和是否能夠廢除的問題，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論爭，批駁了「漢字落後」論，提出三個論點：（1）漢字繁難，無表音機制難與語音溝通，對普及教育很有妨礙，需要制定一套標音符號來輔助掃盲和初等教育。他「取古文籀篆徑省之形」制定了36聲母、22韻母的切音方案。後來，這個方案中的15個字母為註音字母所採用。（2）漢字適合於漢語，並與中國歷史文化產生了難以分割的關係，漢字與拼音文字比較特點各異，優劣互補。漢字是不能廢除的。（3）在強調便於掃盲教育與初等教育時，還必須考慮到高等教育與高深的文化歷史學習。對於後者來說，漢字的功能仍是無法取代的。這三點現在已經取得多數人的共識。

第三次是20世紀20年代以後，伴隨新文化運動出現的漢字改革思潮。1923年，《國語月刊》出版《漢字改革號》特刊，錢玄同發表了《漢字改革》一文提倡改用拼音文字，他認為：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語決不能統一，國語的文學決不能充分發展，世界公有的新道理、新學間、新知識決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國語寫出。與提倡萬國通用語的吳稚暉有本質不同，這次漢字改革的提出，是與推行白話文、實行文藝大眾化緊密相連的，它是以反封建為主要目標的新文化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瞿秋白曾說，提倡漢字改革的目的，是打破軍閥、學閥對知識的壟斷，使中國工農群眾能夠得到教育的機會。這次漢字改革的思潮，帶有崇高的愛國主義動機，帶有對封建文化和教育進行反思的批判精神。雖然各種主張、方案都在這一時期提出，許多有關文字改革的組織也相繼產生，他們的聲音很高，態度激烈迅猛，但這次改革又是科學慎重的。錢玄同曾說，改用拼音字母需要10年的準備，因此他提出了十項籌備事項和五項「補偏救弊」的辦法。章太炎對改革論持否定態度，他主張維護漢字以傳播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用本國的語言文字來激勵種性，帶有反對帝國主義亡我文化的愛國主義精神；同時，他強調漢字與中華民族歷史的難以分割以及在更高層次教育中不可取代的作用。

這三次大爭論，兩種主張，截然相反當時看來是極端對立的，今天看來，章太炎的論辯和錢玄同的呼喊，都出於強烈的愛國動機——一方面存在反對文化復古與壟斷的現代化意識，另一方面，又有保存文化精華，維護民族文化的愛國意識。他們為漢字走向現代社會設計的道路對今天都有參考價值。

這是海峽兩岸的前輩共同經歷的歷史，這段歷史我們是不能忘記的。

章太炎為代表的維護民族文化、保存漢字改進教育的主張，與他用語言文字激勵種性、提高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的主張直接相關，後來漢字問題的發展更加證明了他的主張是非常有遠見的。

漢字的復古與壟斷對文化的大眾化和教育的普及起到了極大的促退作用，一大批站在新文化運動前沿的知識分子，對自己所受封建教育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勇敢地向自己最熟悉、最擅長的舊文化反戈一擊，這樣做必然會受到崇尚漢字的強大傳統勢力的反對，他們需要有很大的勇氣，這種勇於抗爭的愛國精神是值得欽敬的。盡管偏激與急躁會導致對科學的偏離，但是，那種出於善良願望的矯枉過正，又是我們應當懷著敬意來理解的。

在這場關於漢字的辯論中，有兩個措施是同一立場兩種觀點的前沿人物都認為應當做的：一個是研制一套拼音的符號來輔助漢字教育；另一個是對由於復古和壟斷造成的漢字無限制走向繁難加以抑制。這兩個主張產生的漢字改革具體成果，就是漢字簡化和拼音方案的推行。20世紀的漢字簡化方案產生於多途——不但激進的知識分子有簡化方案，段祺瑞執政府的教育部、蔣介石提倡的新生活運動，以及當時比較傾向西方的學者如胡適等人，都設計過一些簡體字方案。有人說，簡化漢字是極「左」思潮的產物，這完全是不了解歷史的誤解。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漢字改革是世紀初歷史的延續

在第二個30年里，20世紀中期——也就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字改革運動，幾乎在所有的問題上，都是初期運動的延續。文字改革的骨幹隊伍，實際上是初期運動各方主力的合流；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務——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正是初期運動所提出的主要措施的做到。所不同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字改革，從有組織主管的群眾運動，轉變為順應民意、依靠專家的國家行為。正是因為國家行為帶有政策的強制性，才能使有志之士半個世紀以來所從事的文字改革工作在較短的時間內邁出了一大步；另一方面，也由於接受了前半個世紀對漢字問題慎重的態度，在三大任務取得決定性的成功，掃除文盲、普及教育全面做到以後，漢字拉丁化的改革也就不再進行。

有人認為大規模的掃盲運動已經結束，義務教育的普及已經做到，應當把漢字的應用層提高到專業領城。誠然，由於急於擺脫「一窮二白」的命運，簡化漢字的設計確有一些不盡如人意之處，一批專業領域的漢字使用者，對簡化漢字不夠完善之處不斷提出意見。這些專業領域中有屬於大量運用漢字、以運用漢字為主要職業手段的階層，他們面對各種文本的起草，操作印刷過程，進行漢字教育，從事古籍整理和古文字解讀、考據，編寫漢字辭書……這些人為數僅僅是一般漢字使用者的千萬分之一，他們面對海量的漢字，對漢字的科學規律有著極大的敏銳和要求。對這些專業層面人員使用漢字的要求，必須加以考慮，因為，這正是章太炎早已經預見到的中華文化高層次的發展，是中華民族歷史傳統繼承必然要顧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語言文字法》已經考慮到了這層需要，專業古籍印刷、書法手寫都可以使用繁體字、異體字，就是照顧不同需要的積極措施。

但是我們絕對不能忘記，在一個文化強盛的大國，90%以上使用漢字的人處在普及層面。漢字是在這個人文社會中被全民使用著也改變著的符號。這種符號系統是否好用，對於這個領域，「習慣成自然」是最現實的原則。對於一般的使用者來說，掌握2500-3500字就可以得到一般生活領域幾乎全部的社會信息，也完全可以傳達現代人複雜的思想感情。簡化漢字順應時代的要求，已經成為普及古代文化傳承和現代文化記載的工具，必須保持穩定。我們還必須看到，在第二個30年里，經過十年文化大革命，原來掃除文盲取得的成果有所倒退，在農村城市化的過程中，新的文盲群又有產生，普及教育的任務仍然非常艱巨。簡化漢字在基礎教育中所起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視的。

信息時代是漢字規範必要性更加凸顯的時代

第三個30年可以分成兩半。第一半是改革開放後的前15年（1979-1994年）。「文革」以後，原有的漢字規範需要重申，更需要整頓，1986年國家語委重 新髮表《簡化漢字總表》，對1964年公布的《簡化漢字總表》所規定的簡化字作了某些調整。1988年3月25日，國家語委和國家新聞出版總署聯合公布的《現代漢語通用字表》、《現代漢語常用字表》，綜合了前三項字表的規定，是對80年代以前關於漢字規範的一個總結。

同時，在這15年里，信息革命席卷全球，在中國，王選於1981年主持研制成功中國第一台計算機漢字雷射照排系統原理性樣機華光I型。1985年至1993年，他又先後主持研制成功並推出了華光II型到方正93系統共五代產品，以及方正彩色出版系統。鉛與火的時代在中國從此結束。漢字隨著信息革命的成功完全改變了舊有的姿態。1980年制定的國家標準字符集《GB2312》收入了3500常用字和其中的簡化字對應的繁體字，一共收入6763個漢字字符，到1990年，《GB13000.1》已經收錄了20902個漢字字樣。在第一個15年里，漢字多了一個重要的屬性，形、音、義、用之外，還有碼。

第二個15年（1995至今）給漢字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是國際化——國際標準漢字的《通用多八位編打字符集（UCS）》有了擴充集A、B、C（1-4）、D，已經多到近8萬字。古今兼有、國別各異。中國在世界上已經是特別被關注的新崛起的國家，它的文字已經跟隨漢語在向海外傳播，龐大的8萬字的字符集能讓非漢語母語國家的學習者用來學習嗎？我們必須有適應新時代的、適合中國內地應用的字符集，而在這個字符集的每個碼位上，字形的標準化應當有更高的要求。這是信息傳播速度和信度的要求，是漢字教育的要求，不論人們是否認識到，它都是國家富強的必須，更是人民的長遠利益的體現。

在信息時代，發展政治、經濟、文化的重要條件，是及時和準確地獲得必要的信息，並把需要傳播出去的信息及時和準確地傳播出去。計算機成為傳播信息的工具，做到了信息傳播的高速度、遠距離和高度的社會化。由於信息的遠距離傳播，輸出者與接受者是兩頭不見面的；在重大問題上，信息傳播的兩端已經不是一人對一人，而是一國對另一國、一個群體對另一個群體，信息的社會性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在這種情況下，漢字規範的作用就更加突顯出來；可以說，有了漢字這種傳播載體的標準化，才能做到信息傳播的速度和信度。何況，經濟建設的高潮，必然帶來文化建設的高潮，母語教育的發達和文化事項的增多，必然使漢字文本在網路上的傳播數量激增。眾多信息是利用互聯網傳播的，漢字問題會直接影響漢語信息向全世界傳播的速度與信度。漢字作為信息的載體，如果沒有規範，各自為政，對整個社會會產生多大的負面影響，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應當說，信息時代是漢字規範的必要性更加突顯的時代。

信息時代的漢字規範對個人的影響也是十分直接的。在我們國家，戶籍、郵政、金融、保險等行業的信息貯存和檢索已經數字化，人名與地名不再依靠手動填寫，已經全部進入計算機。過去，普通人名、一般地名用字的範圍非常小，取名字採用生僻字的影響離不開自己的生活圈；現在，如果採用了一個計算機字庫里沒有的字，報名、取錢、發報、貸款、登機……都難以辦成。過去，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專有名詞術語只被科學家和專業人員使用，現在，由於科技知識的普及，技術應用的擴展，大量人才的培養要通過遠程教育來做到，科技用字再也不能僅僅由某個行業中的少數人來確定。計算機成為人與人交流的重要工具，漢字不但不能有一個兩個的差異，連一筆兩筆的差異，都會給信息傳播帶來阻塞，甚至釀成大小不等的事故。除了規範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以外，由於姓名、地名、科技用字的規範不容忽視，已經作為規範字的7000通用字的數量也遠遠不夠用了，漢字「通用」的概念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它必須包括計算機儲備的通用性在內。在這種形勢下，漢字的規範已經是有關國計民生的大事，在信息傳播的普及領域里，漢字必須有現代化的形式。已經被多數民眾和國際上使用的簡化漢字，必須保持穩定，否則，基礎教育和新文化的普及與建設將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關於簡繁字爭論的幾個問題

這里要討論幾個問題：

簡體字與繁體字孰優孰劣？這個問題要辯證地看。漢字作為信息的載體的使用，必須經過書寫和認讀兩個互相銜接的過程。使用者在這兩個過程中的要求是矛盾的。認讀時要求信息量大、區別性高，也就是繁比簡好；書寫時卻要求迅速、便捷，也就是簡比繁好。最優化的辦法是尋找一個簡繁適度的造型。有人說，現在都用計算機了，書寫不怕繁難。首先，漢字真的不需要寫了嗎？當然不是，日常生活中計算機不能代替手寫漢字的情況比比皆是，書寫對於個體交流、近距離交流、施教與受教、留言批註等實用文體的完成……都是不能或缺的。其次，當漢字做到在計算機里筆畫到了18劃以上，5號宋體的筆形已經難以辨識，更不用說做註的小5號字了。衡量利弊，優劣互補，孰留孰廢，不可以一言以蔽之。

簡繁字之間存在一對多的情況，有人要求恢復一批繁體字，為什麼不趕緊做？漢字的分布是一個完整的體系，牽一發而動全身，恢復幾組繁體字，專業領域內的人士恐怕還會認為是一種修修補補，沒有解決根本問題，而在大陸教育的普及還沒有完全到位，人民的漢字素質還不很理想的情況下，會在普及層面上引起什麼波動，卻是很難預料的。至於計算機簡繁字自動轉換產生的問題，並不都是簡化字本身的問題，很多是可以通過擴充和修改詞庫、設計更多的自動轉換技術來解決的，並不會過多地影響海峽兩岸的溝通。

照這樣說，漢字規範就不能改動嗎？規範漢字要不斷修訂。因為社會在變化用字必然有變化。新地名的產生、新科技概念命名等都有用字問題。但是，在處理一些問題、對某些已經規定的事情做個別調整時，最忌在沒有全面研究的基礎上，靈機一動，想到什麼就改動什麼，結果常常是改了這里，那里的矛盾又顯露出來，人們把這種缺乏總體規劃的個別改動稱為「添亂」。例如一對多的問題，對群眾的意見不能置若罔聞，但為了避免「添亂」，應當考慮到全民的需要，盡快加強研究後，再統一改動。這樣做，並不是有意違背漢字的科學性，而是避免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產生新的矛盾，造成社會的波動，將來有機會合理處理這一間題時，產生更大的阻力。

有人提出「識繁寫簡」，是否可行？提出「識繁寫簡」這個口號意義不大，有兩點需要注意：第一，「識繁寫簡」在專業層面實際上已經做到了，高等院校學習歷史、古漢語的學生由於專業需要必須讀55年以前的書和港澳台的書，也要讀古書，識繁是必然的，無須再提。第二，在基礎教育層面，現在的孩子們負擔已經很重了，學習簡化字不影響他們閱讀現代書籍，長大了他們自然會認識繁體字，何那麼早去「識繁」。

作者簡介

作者：王寧

王寧，1936年生，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資深教授，北師大章太炎黃侃學術研究中心主任，章黃之學在當代中國的重要傳人。

特別鳴謝

書院中國文化發展基金會

敦和基金會

章黃國學

有深度的大眾國學

有趣味的青春國學

有擔當的時代國學

北京師范大學章太炎黃侃學術研究中心

北京師范大學漢字研究與現代應用實驗室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古代漢語研究所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古代文學研究所

微信號：zhanghuangguoxue

文章原創｜版權所有｜轉發請註出處

公眾號主編：孟琢 謝琰 董京塵

責任編輯：林丹丹

部分圖片來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