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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詹姆斯·約爾
翻譯：陶小路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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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舞台》1929年3月12日刊封面
魏瑪共和國存在的時間不到十五年，但在近百年的歷史中，能夠留下如此有生命力的傳奇的歷史階段很少。「魏瑪文化」成了激進藝術與激進政治融合的象徵。魏瑪德國拒絕了一群陷入困境的激進分子和藝術家，並最終摧毀了他們，而這些激進分子和藝術家的思想和品位如今被視為這個社會的典型。五十年過去，魏瑪共和國依舊吸引著很多人的想像力；一個最近的證據是，1920年代德國最著名的評論雜誌之一《世界舞台》（Die Weltbühne）影印本的出版取得了很大成功。（本文撰寫於1980年——譯註）伊斯特萬·迪克（Istvan Deak）在其出版於1968年的《魏瑪德國的左翼知識分子》（Weimar Germany’s Left-Wing Intellectuals）一書里很好地闡釋了《世界舞台》的政治思想歷史；另外，迪克在書中附錄了一些傳記，還詳細說明了《世界舞台》撰稿人所使用筆名，是閱讀《世界舞台》的寶貴指南。
《世界舞台》不僅限於政治評論。它是一面鏡子，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一群睿智、富有批判性的知識分子怎樣看待魏瑪文化和1920年代。在翻閱這一卷卷雜誌時，我們看到他們對1918年德國革命的結果的失望，看到他們大聲疾呼，反對右翼民族主義勢力，卻眼看著這股力量將自己壓倒，先是難以置信，繼而感到絕望。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們對包豪斯設計的反應，對《尤利西斯》或《查特利夫人的情人》或貝特·布萊希特早期作品的評論，對克倫佩勒（Otto Klemperer）在克羅爾歌劇院時期所取得的成就的評價。很少有一份周刊能將這個催生自己的社會以及撰稿人的品味和信念展現得如此生動。
《世界舞台》最初的名字叫《戲院》（Die Schaubühne）。改名發生在1918年初，此舉是為了表達雜誌想要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後幾個月的事件保持同步。當時雜誌的主編和所有人是西格弗里德·雅各布松（Siegfried Jacobsohn），他的才智和正直給他的同事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也給雜誌帶來了一種獨特風格；1926年，雅各布松過早離世，他的繼任者庫爾特·圖霍爾斯基（Kurt Tucholsky）和卡爾·馮·奧西埃茨基（Carlvon Ossietzky）將這種風格繼承了下來。雅各布松原本是戲劇評論家，他後來把《世界舞台》變成了一個不僅批評文學和戲劇，而且日益強烈地批評整個德國社會的刊物。《世界舞台》的基調是對一戰及其責任者的厭惡以及對德國革命的失望，這兩方面也為其提供了許多內容。
西格弗里德·雅各布松
庫爾特·圖霍爾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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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沒有發生過革命，但是我們有反革命。」圖霍爾斯基早在1919年5月如此寫道。1914年的精神似乎仍然沒有消退，《世界舞台》決心提醒公眾，哪些人要為戰爭負責。
對於所有那些需要對一千萬生命的殞滅——整個世界歷史上最巨大的罪行——負責的人來說，無論是他們是集團還是階級，都會希望人們埋葬死者，然後就此沉默。但是命運不會順遂他們的心意。
《世界舞台》決心不讓德國對戰爭的責任被遺忘；它繼續譴責那些將德國拖入戰爭並在戰時誤導德國人民的當權者。【隨著德國外交部關於戰爭起源的文件在1920年代公開，《世界舞台》令人信服地論證了德國對戰爭爆發負有責任；1960代，弗里茨·費歇爾（Fritz Fischer）教授重新提出這一議題，詳細論證德國對一戰的爆發負有責任，引發了曠日持久的論爭。】
人們清楚地看到，帝國的道德和政治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下來，許多舊政權的官員和法官仍在任職，因而《世界舞台》的主要工作之一揭露法院的不公正：以德國民族主義名義實施的犯罪——例如謀殺庫爾特·艾斯納（Kurt Eisner）、沃爾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以及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的兇手被輕判，這還只是一些最臭名昭著的例子。《世界舞台》不時會刊出法院對輕罪作出的判決的對照表格，從而讓讀者看到，相比於左翼，右翼一直被輕判。扯下房屋上懸掛的旗幟的共產黨員被判處八個月至兩年半徒刑；毆打「黑-紅-金色國旗團」（ReichsbannerSchwarz-Rot-Gold，社民黨軍事翼——譯註）成員，踐踏其徽章的納粹黨成員僅被罰款。一家報紙稱德國是詐騙犯和猶太人的共和國被罰款100馬克。在一次政治會議上，一名男子稱軍隊主管人是屠夫，稱興登堡是屠夫頭子，被判入獄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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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舞台》不僅認為德國需要對一戰爆發負責，而且還指出政府違反《凡爾賽條約》的裁軍條款，秘密進行重新武裝活動，令數屆政府感到難堪。因為發出這樣的批評聲音，引起了世人對這些問題的關注，《世界舞台》的編輯和撰稿人旋即被相當多的德國公眾和民族主義媒體認為是叛徒。
1932年，當時的主編卡爾·馮·奧西埃茨基和撰稿人瓦爾特·克賴澤（Walter Kreiser）被指控犯有叛國罪（「Landesverrat」）和從事間諜活動；三年前，《世界舞台》刊載《德國航空界的浮誇風》（”Windiges aus der deutschen Luftfahrt”）一文，披露國防軍正在加強空軍軍備，而這是和平條約所禁止的。奧西埃茨基被判處18個月監禁，盡管他可以像克賴澤那樣離開德國，但他還是勇敢地選擇入獄。當時政治犯定期會獲得大赦，幾個月後他即被釋放（大赦通常令右翼更受益，另外，這種做法也損害了魏瑪法律的尊嚴。）奧西埃茨基於1933年2月28日再次被捕，那是在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幾周後，國會縱火案剛發生沒多久，希特勒有了讓自己眾多對手閉嘴的趁手借口。
三年後，奧西埃茨基從一個集中營獲釋，他在集中營里患上結核病，生命垂危，先是被送到一家監獄醫院，然後被送往一家私人診所。與此同時，他被授予1936年諾貝爾和平獎——與後來的一些獲獎者比起來，奧西埃茨基得此榮譽實至名歸。那個時候，《世界舞台》一貫抨擊的政策致使的後果已徹底顯現出來。奧希埃茨基以及《世界舞台》的編輯和撰稿人以及其他左翼知識分子遭受的命運表明，早在希特勒崛起之前，做一位魏瑪共和國的批評者需要怎樣的勇氣。《世界舞台》許多作者的人生以悲劇告終——埃里希·穆薩姆（Erich Mühsam）等人死在獄中。恩斯特·托勒爾（Ernst Toller）、圖霍爾斯基和茨威格自殺⾝亡。
1935年，奧⻄埃茨基在ESTERWEGEN-PAPENBURG集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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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多時候，《世界舞台》的基調沒有那麼陰鬱。直到魏瑪共和國的最後兩年，奧西埃茨基寫道：「翻開雜誌，滿眼都是政治和經濟相關的內容，這里曾是美的避難所，現在成了各種焦慮情緒的聚集地，」但是你仍然可以把《世界舞台》形容為「一個做工精美的金屬碗，里面收集了最美好的東西，在資產階級時代的晚霞中，閃耀著誘人的光芒。」這本雜誌到現在依然重要，因為它能讓人們看到魏瑪文
化、德國社會以及政治領域的諸多面向，這也是這套影印本如此有價值的原因之一。在它所經常討論的題目里面，許多是我們會想到的，比如：對包豪斯學派所取得的進展的報導；人們發起運動，要求就墮胎或同性戀議題在法律上進行改革；對國家劇院和博物館經營狀況的擔憂；圍繞著喬治·格羅茲（George Grosz）的畫作《戴防毒面具的基督》被控瀆神所引發的爭議。
《戴防毒面具的基督》
但是雜誌里也有讓人意外的內容。並非所有作者都對前衛藝術持讚許態度。1920年，左翼藝術家團體「十一月學社」（the Novembergruppe）在柏林展出時，《世界舞台》發表了一篇文章，作者以社會關切為由，猛烈地抨擊了這些藝術家，用語像是納粹大批判的先聲：
這些人打個嗝，放個屁，裝裱起來就成了藝術品，他們成了科學、藝術和教育部的座上賓。這是怎麼一回事？面臨著如此嚴重的住房短缺問題，普魯士政府卻允許這些完全處於其控制之下的公共空間用來存放這些馬糞——如果是真的馬糞還有農業價值——不肯將這些地方用來作為數十個無產階級家庭的緊急住所。
然而，前衛藝術家逐漸被主流社會所接受，到1931年，「十一月學社」至少有兩名成員，奧托·迪克斯（Otto Dix）和建築師埃里希·門德爾松（Erich Mendelssohn）被選入普魯士藝術學院。這種成功沒有長久，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前衛藝術取得勝利【同時被選入普魯士藝術學院的還有路德維希·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恩斯特·路德維希·克爾希納（Ernst Ludwig Kirchner）、卡爾·施密特-羅特魯夫（Karl Schmidt-Rotluff）和布魯諾·陶特（Bruno Taut）】之時，反動勢力已經站穩腳跟，沒過多久，前衛藝術便遭到全面肅清。
《世界舞台》對待藝術表現出的矛盾態度可能是源自雜誌在政治立場上的矛盾。一直以來，《世界舞台》的基本立場是反對共產主義，因此，它可能淡化了俄國對20年代德國藝術所產生的影響——約翰·威利特（John Willett）在其最新著作《新即物主義》（The New Sobriety）對此作了精彩分析。但是，《世界舞台》的作者群體至少有些時候還是會承認，藝術和他們的批評文章都會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最重要的是，他們深信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
在《世界舞台》在作者看來，並不是所有的前衛藝術家在政治上都是可以接受的。1932年納粹的勢力進一步擴大，在其影響下，左翼在價值觀上出現混亂；這種混亂在《世界舞台》的一位作者對幾位包豪斯學派成員的強烈批評中可見一斑。這位作者寫道，路德維希·密斯·凡德羅、康定斯基和約瑟夫·亞伯斯（Josef Albers）「不是公開的法西斯主義者。但是，他們屈從於法西斯主義的壓力，改變了包豪斯風格，以適應第三帝國的要求，就這點而言，他們實際上是在支持法西斯主義。」
《世界舞台》從未對劇院和表演藝術失去興趣。維也納評論家阿爾弗雷德·波爾加（Alfred Polgar）撰文討論經典德國戲劇或者表現主義劇作家格奧爾格·凱澤（Georg Kaiser）時好時壞的聲譽，分析易卜生、路伊吉·皮蘭德婁（Luigi Pirandello）和蕭伯納的作品。馬克斯·萊茵海特（Max Reinhardt）和艾爾文‧皮斯卡多（Erwin Piscator）的戲劇實驗，恩斯特·劉別謙（Ernst Lubitsch）和弗里茨·郎（Fritz Lang）的電影都成為了《世界舞台》審視的對象。英語戲劇在德國的流行令人驚訝，而這些劇作在英國或美國沒有那麼受歡迎；例如，王爾德的
《無足輕重的女人》（A Woman of No Importance）上演次數非常多，而且還很被重視。有些藝術家當年的聲譽比現在高：費盧西奧·布SONY（Ferruccio Busoni）似乎是1920年代初最重要的作曲家；阿圖爾·施納貝爾（Artur Schnabel）的作曲那時與他的鋼琴演奏一樣受到重視；讀完一些文章對弗朗茲·施雷克爾（Franz Schreker）創作的歌劇的描述，人們會希望其他歌劇院也效仿法蘭克福歌劇院，將施雷克爾的《被污名化的人》（Die Gezeichneten）或者《遠方的聲音》（Der ferne Klang）重新搬上舞台。
《世界舞台》的編輯們成功地將一種特定的語調加諸大多數作者的文章上，雜誌的風格因而非常一致。一位作者經常以不同的筆名在同一期刊物里發表幾篇文章：庫爾特·圖霍爾斯基有四個筆名（包括「Peter Panther」和「The obald Tiger」）。他不僅撰寫措辭嚴厲的政治分析，還用柏林方言寫諷刺詩和歌曲，連續幾期的刊物里散落著他寫的滑稽仿作和格言，一旁是如埃里希·卡斯特納（Erich Kästner）的嚴肅詩歌，還有沃爾特·梅林（Walter Mehring）的夜總會歌曲。
沃爾特·梅林
一小群關係緊密的人經營著《世界舞台》，這可能是它得以存在那麼久的原因；盡管在它停刊的最後幾周，奧西埃茨基聽從勸說，斃掉了論戰性很強的政治文章，但直到他1933年2月被捕，《世界舞台》的出版一直沒有停過。《世界舞台》在財務上並不依賴廣告，它只刊登過很少的廣告，有時它的廣告讓人驚訝，例如在1923年通貨膨脹最嚴重的時候，有幾期雜誌里刊登的是減肥藥廣告。相比之下，自由派的報紙日漸陷入困境。我們從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Modris Eksteins）在他的《理性的極限》（The Limit of Reason，這本書的主題是民主社會的媒體和魏瑪共和國的崩潰）一書了解到，許多自由派日報的職員成了納粹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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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0年，種種跡象表明，魏瑪共和國一旦崩潰，取而代之的將會是一個更糟糕的政權，一直嚴厲批評魏瑪社會的《世界舞台》的編輯和作者此時似乎處於絕望無助之中。1929年，希特勒成功地使他的政黨廣受尊敬，這些編輯和作者當時就認識到希特勒構成的威脅以及納粹所帶來的愈加嚴峻的危險。《世界舞台》的一篇評論這麼寫道：「這些人不是你聳聳肩、開個玩笑就可以擺脫掉的。」但是，議會政府那時候實際上已經快到盡頭。奧西埃茨基1929年寫道：「自1924年以來，這個能將這個國家保持穩定的體系日益強大。現在，它的受益者瓦解了這個體系。」議會制度盡管有其不足之處，雖然《世界舞台》對魏瑪德國制定針對英法兩國的友好外交政策不甚滿意，包括對英法兩國政府感到不滿，有它們存在總是好的……然而此時，兩者都已經被棄之一邊。「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Gustav Stresemann）才死了不過三個月，他的大部分遺產已經被揮霍掉了。」（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1923年任德國魏瑪共和國總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使德國恢復國際地位的主要人物。他最引人註目的成就是德國和法國之間的和解，因其主張和解和談判的政策，與法國外交部長⽩里安於1926年同獲諾貝爾和平獎。——譯註）
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右）
從那時候開始，面對這個自己所生活的社會，編輯和作者心中只有揮之不去的焦慮和悲觀情緒，失去了拯救這個社會的意志。有時候，即使在1932年這個絕望的時刻，他們仍然會嘲笑起自己所處的困境：「根據政府的緊急命令，本來安排在今天上午8:30的亂局將被推遲到明天。」
這種無助感是無可避免的嗎？是否如歷史學家戈登·克雷格（Gordon A. Craig）等人所暗示的那樣，對共和國政府的不斷批評導致其缺乏積極支持，最終導致其垮台？在魏瑪共和國成立之初，圖霍爾斯基曾寫道：「我們並非生活在一個共和國里。我們生活在一個企圖成為一個帝國的國家，它的君主只是離開了而已。所謂的受過教育的階級的全部同情都在被驅逐和逃亡的君主那邊。」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弗里德里希·埃伯特（Friedrich Ebert）1925年去世，他的繼任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老英雄興登堡元帥，他的失敗被遺忘了，人們只記得1914年他作為坦能堡包圍戰指揮官取得的勝利。《世界舞台》寫道，興登堡的當選意味著「一千萬人枉死，人們在7年中為正義、理性和進步所做的艱苦奮鬥只是徒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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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9年初，圖霍爾斯基就很清楚地知道，他和他的朋友們會受到怎樣的批評：「我們這些《世界舞台》的同仁正遭到指責，因為我們對一切都說‘不’，因為我們發出的聲音不夠積極。」他的回答是悲觀的，但並非絕望。他認為，在一種新的真誠和正直精神成為這個國家的主流之前，發出積極聲音沒有任何意義。而這正是《世界舞台》想要去做到的，盡管它經常提出實用的政治意見，也會加入到某些政治活動之中，但其⾸要目標仍然是道德上的。《世界舞台》敬佩的是這樣一些人：有著一貫的道德價值觀，努力避免卷入日常政治的妥協和半真半假，最後為此付出生命代價的左翼人士。他們的英雄是巴伐利亞⾸任共和制總理庫爾特·艾斯納以及無政府主義者哲學家古斯塔夫·蘭道爾（Gustav Landauer），而對其他一些死難者——比如羅莎·盧森堡和卡爾·李卜克內西——的感情要淡薄一些。他們的價值觀一直很單純，這點很是奇特。《世界舞台》的評論欄目時常會讚美休·洛夫廷（Hugh Lofting）在他的⼉童讀物《怪醫杜立德》中傳達的寓意（主人公杜立德醫生對所有動物都抱有簡單的善意和寬容，但對人類缺乏熱情），這或許是這份雜誌獨特之所在。
庫爾特·艾斯納
有時人們會感到，因為批評無法產生任何改變，《世界舞台》的火力反而愈猛烈。隨著無助感越來越強，政壇上得到編輯和作者支持的人越來越少。他們的敵人不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大，潛在的盟友——自由主義左翼和社會主義者——在他們看來已經叛變，至於共產黨，派系鬥爭令其無法採取有效行動。
馬克西米利安·哈登
無法改變社會，連有前景的政治盟友也找不到——在德國陷入這種困境的批判性雜誌，《世界舞台》不是第一份。馬克西米利安·哈登（Maximilian Harden）的《未來》雜誌（Die Zukunft）在一戰爆發之前的處境與1932年的《世界舞台》相似。當然，兩份刊物的基調大不相同，哈登喜歡尖刻、嘩眾取寵的文字，而《世界舞台》的編輯沒有這個愛好，同情心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對人性的信任緩和了他們的憤怒。
1927年哈登去世，圖霍爾斯基發表了一篇用語極為含混的訃告。「我們當然應當向這位偉大作家的墳墓敬獻花圈。但是應該用哪種花呢？」他讚美了哈登的勇氣——哈登因批評德皇威廉二世被判入獄，戰後遭到右翼民族主義者暗殺——也對他的影響力表達了欽佩，同時他也這樣寫道：「如果可以用動物來形容作家，那麼哈登就是一條蛇。美麗，危險，毒辣，邪惡，捕捉獵物時激情萬丈，永不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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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盡管《世界舞台》努力在公眾面前展現自己是與《未來》完全不同的雜誌，盡管兩者在態度上存在著真實的差異，二者都提出一個同樣的問題：當一個社會不為批評所動，那麼一份批判性雜誌的作用是什麼？兩者都曾取得過一定的實際成功：哈登契而不舍的攻擊威廉二世的近臣圈子，令威廉二世的密友菲利普·馮·埃倫堡（Philipp von Eulenburg）名譽掃地；《世界舞台》揭露了魏瑪共和國秘密實施的重新武裝活動，報導了諸多司法不公的案件。但是從長遠來看，這些曝光幾乎沒有產生作用，德國的政治和社會一如既往地運行著。
當人們翻閱如《未來》和《世界舞台》這樣的雜誌時，有時會感覺得到，它們越是無能為力，批評起來就越是猛烈。無論是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國，還是魏瑪共和國時代的德國，一個悖論是，即使編輯和作者可能會受到騷擾，有時遭到監禁，但是此類批判性刊物卻被容許存在。這是當權者自信還是軟弱的標誌？它是否表明，這樣的批評只得到了不重要的少數人支持，而由於這些人影響力很小，所以被給與了一定的言論自由？無論我們怎麼評價那些有著很活躍的批判或諷刺雜誌的社會，歷史最終讓這些雜誌雪恥。與社會主流和激進民族主義右翼的文化產物相比，《世界舞台》因其複雜性和多樣性，似乎更能作為「魏瑪文化」的典型代表。
魏瑪共和國很可能是從一開始就注定要失敗的，因為德國社會的結構以及社會內部分歧太深，無法為自由民主制的建設提供堅實的共同陣地，可能為革命性變革提供有效的根基。「所謂的左翼都由哪些人組成？」一位作者1928年在《世界舞台》發問。「社會主義者，泛歐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民主黨人，自由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共和黨人？你會想，這些群體同屬一個陣線，只是立場上存在著細微差別？但是實際上，他們之間隔著深淵。」圖霍爾斯基以更籠統的方式表達了相同的觀點：德國人像是生活在一個個孤立的島嶼上，缺乏他所稱之為的「對話的文化」（Diskussionskultur）。而提供這種「對話的文化」正是《世界舞台》想做到的目標之一。1930年，為了紀念雅各布松的《戲院》創刊25周年，圖霍爾斯基寫道，「本刊的任務旨在展示，在1930年的德國，除了希特勒、胡根貝格以及大學里那些冷漠的人，還有其他德國人存在。」（德國國家人民黨主管人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在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原本想控制希特勒並讓他成為自己的「工具」。——譯註）《世界舞台》向世人展示了，即使在德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刻，還有另外一個德國存在著，僅憑這一點，它就值得被記住。
詹姆斯·約爾（James Joll, 1918-1994），英國歷史學家，著有《1870年以來的歐洲》（Europe since 1870: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第二國際》（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1889-1914），《「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祖——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等。
本文發表於《紐約書評》1980年11月6日刊，《東方歷史評論》受權譯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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