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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無同:
中古史研究論文集
胡寶國著
中華書局
2020年1月出版
406頁，6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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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於 溯
古代政權的誕生，總要伴隨權詐血腥，對相幹史事的敘述，則常有諱莫如深和繪聲繪色兩種截然相反的風格。在西晉永嘉之亂、衣冠渡江之初，王導建議啟動修史工程，以追記「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禪於魏，至德大勛，等蹤上聖」的偉業。還是王導，在明帝問晉何以得天下時，卻拿司馬懿誅夷名族、司馬昭弒殺高貴鄉公曹髦作答，把明帝嚇得「覆面箸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可見西晉的創業史，也同樣自帶兩種切入方式。不過常理來說，所謂諱莫如深者，是官修本朝史的品格；所謂繪聲繪色者，是野史小說家的路數。但西晉創業史在這一點上，卻呈現出獨特的龐雜性。
一
兩晉官修史事業都起步於開國之前，最終的結果卻是「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開端和結局，都不尋常。
正始十年，司馬懿發動高平陵政變（249），應璩很快受詔典著作。嘉平六年司馬師（254）廢曹芳，又有王沈受詔典著作。這兩次史官任命都發生在重大歷史事件的時間點上，其選員對司馬氏而言，則一個是政敵的異見者，一個已是己方親信。這說明在推進魏晉革命進程的同時，司馬氏也對歷史將如何書寫這一進程保有高度敏感，並作了具體的干預。王沈最終修成的《魏書》，今雖不存，但其中對廢曹芳事件的記載尚可見於《三國志》裴註，其立場完全是司馬氏的。因此可以說，曹魏末年的國史修撰，名義上是魏修魏史，實質上已經是晉修晉史了，西晉創業史的初步形態，就在官修《魏書》中。
西晉建國後，修《晉書》就提上了日程。《晉書》在起年問題上糾纏了很久，最終確定取泰始元年（265）。《晉書》體例的確定，可能導致《魏書》要尷尬刁難應的增改，所以到元豐年間，史官還在同時「草魏、晉紀傳」。總之，在中朝，西晉創業史是通過《魏書》《晉書》聯合完成的。但《晉書》隻完成到三祖紀，就被動亂打斷，而三祖紀並各種記註，亦在永嘉之亂中下落不明。
因此建興年間（313-316），有人出於對「舊事蕩滅」的焦慮，倡議坐鎮建康的司馬睿重修國史，但當時江左草創，司馬睿無暇顧及於此。不過到了建武元年（317）十一月，經王導提議，江左設置了史官，至少在形式上做出重修中朝史的姿態了。江左對修史態度的轉變，應該和時局的變化有關。本年晉愍帝被俘，帝位虛懸；南陽王司馬保控據秦州，頗有號召力；而司馬睿自保東南，正在為登基作全面準備。在這麼一個「三家分晉」的非常時期，江左突然關心起修中朝史、修司馬懿父子的創業史，恐怕是意識到晉史在茲，能營造一種晉統不絕而在茲的效果，這正是當時司馬睿、王導迫切希望天下州縣和各路割據看到的。
所以與西晉不同，東晉修史的起點，不在曲護篡殺，而在自明統緒。換言之，對於修史，中朝要的是史，江左要的是修。由於關註點不同，當然也加之局勢始終不穩定，東晉政府既未像西晉那樣組織過修史大綱問題的討論，也沒有留下責修、規劃方面的記載，修撰進度亦斷續無常，中間還發生過史官傾軋、剽竊的醜聞，最後「竟無一家之史」的結果，當與這種組織不力有關。
不過，東晉史職設置延續不廢，前後史官王隱、幹寶、朱鳳、虞預、鄧粲、孫盛、徐廣、王韶之等人，各自寫有一種晉史。如果從修史動因、物質支持、資料來源這些影響史書本質的要素來看，這幾家晉書也不能概視為私修；但它們既不前後遞接，又非統一體例，顯然也不是官修史預期的結果。
總之，相對於中朝時期，江左政府對國史編寫的關註和干預都十分有限，而且這種有限，不僅體現在組織動員上，也體現在意識形態把控上。後人稱晉武帝之失政「並見前書」，「誠有玷於徽猷，史氏所不敢蔽也」。即是指東晉諸家晉史而言。所謂不敢蔽，其實還是沒有導致不敢書的壓力所致。像孫盛作為本朝史官，甚至去記載夏侯太妃與小吏牛欽私通而生司馬睿的傳聞，其無所避忌如此。至於日益久遠的晉三祖建國往事，自然也就逐漸脫敏。如諸家晉史可以直敘蔣濟參與高平陵政變之後的受騙感：
蔣濟以曹真之勛力，不宜絕祀，故以熙為後。濟又病其言之失信於爽，發病卒。（幹寶《晉紀》）
蔣濟之辭邑，可謂不負心矣。語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蔣濟其有焉。（孫盛《晉陽秋》）
可以直說王經死因：
（司馬昭）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幹寶《晉紀》）
也可以反過來指責當年王沈《魏書》「多為時諱，非實錄也」。這也可見「為時諱」的標準已然下降不少。
東晉重修創業史，面對的不僅是一個弱管理的環境，還是一個弱文獻的環境。西晉官修史和各種記註在永嘉之亂中丟失，江左並沒有接收到這批國史，時過境遷，文獻又不足徵，在建康重構中朝往事，談何容易。東晉諸家晉書中，王隱、幹寶、朱鳳、虞預、孫盛五史都從司馬懿寫起，這裡面幹、朱、虞生長江南，孫盛過江時只有十歲，中朝往事對他們而言，不僅在時間上，而且在地理上都有隔膜。所以東晉史官中，成年過江又有些家學的王隱，優勢就格外突出，乃至成了同事剽竊的對象。但王隱的史料來源也無非是其父的「私錄」，而他父親也不過是個歷陽令，遠離洛陽官場，又兼門第微賤，從未進入世族累代婚宦結成的社交網路，資訊來源亦有限。這樣的個人條件，和當年王沈作為歷史參與者而修魏史、陸機據秘書而修晉史相比，差距太大。總之，東晉人修西晉史，已經不可能太多指望一手資料，處理聽聞甚至輾轉聽聞而來的資訊，在史官工作中應該占有相當比例。
由於諸家晉書已經亡佚，今日已不可能再做史源分析。但是一般來說，有豐富檔案支撐的史書多具備準確的時間線、數據、履歷表和文書；而據回憶、傳聞、訪談而形成的記述，則多體現出情節化的特征，並且在內容取向上有對秘聞的偏好、在敘述方式上有對細節性和戲劇性的追求。後一種特性，在殘存諸史佚文中仍然體現得相當明顯。如其敘司馬懿詐殺牛金：
宣帝既㓕公孫淵，還，作榼兩口，二種酒，持著馬上。先飲佳酒，塞口，而開毒酒與牛金。金飲而死。（王隱《晉書》）
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為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佳者，以毒者酖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氏通小吏牛欽而生元帝，亦有符雲。（孫盛《晉陽秋》）
敘山濤識破司馬懿詐曹爽：
（山濤）為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蹋鑒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虞預《晉書》）
敘司馬懿夢王凌、賈逵為癘而死：
淩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淩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唯爾有神，知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夢淩、逵為癘，甚惡之，遂薨。（幹寶《晉紀》）
敘諸葛誕麾下寧死不降：
數百人拱手為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時人比之田橫。（幹寶《晉紀》）
敘曹髦事件的善後：
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召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鹹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曰：「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幹寶《晉紀》）
這就使晉史有了些小說家言的味道，「繪聲繪色」起來。我們現在把好用小說家言視為唐修《晉書》的一個特點，實際上，唐修《晉書》既以臧榮緒《晉書》為基礎，臧書又以東晉諸家晉史尤其是王隱《晉書》為遠源，那麼這個小說家言的特點，可以說在遠源中早有痕跡。
「繪聲繪色」，其實是對「諱莫如深」的一種反彈。一旦進入弱管控和弱文獻的環境，反彈就有了契機。從悲觀的角度說，這可能意味著「裴郎學」進入了歷史。但是從樂觀的角度說，在具體事件的真實性之上，更有一層社會記憶的真實，繪聲繪色者雖然魚龍混雜，卻並不妨害這一層真實。
二
魏晉雜傳盛興，有一人之史，一類人之史，一家之史，一地之史，倘合而觀之，則可謂又是一種「魏書」「晉書」。其事在魏晉間者，筆觸也會碰到司馬氏的創業過程。比如東晉習鑿齒在《漢晉春秋》中記載：
安定皇甫謐以九年冬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眾，以物呈廟雲：「誅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彊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謐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茍失天機則離矣，何恃於彊？昔漢之閻顯，倚母後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重矣，閹人十九人一旦屍之，況爽兄弟乎？」
這個正始九年的夢，就出於皇甫謐自己的記錄。皇甫謐之子因永嘉之亂遷居荊州，而習鑿齒正是襄陽人，他後來能讀到皇甫謐的書，或是由此機緣。這也可見私人著述散在人間，復本多而流動性強，扛災變能力要勝於官修官藏。
從皇甫謐所述，不難品出高平陵政變突發帶給社會的錯愕和震怖，但它被包裹於虛設之夢兆、假擬之問答、故托之廋辭，恐怕還是話題過於敏感，只能隱晦處理。按理說，「大時代」並不是雜傳這種體裁的主題，而且既然事涉敏感，更不必縱筆犯險。但是，魏晉間雜傳卻有很獨特的一種，是利用作傳來為政治「錯誤」洗白。如鐘會為其母作傳雲：
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沉醉，會兄侍中毓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為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眾人恐懼，而夫人自如。中書令劉放、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答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為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
此傳是甘露二年（257）鐘會因生母張氏亡故而作，但重點還是借張氏之口，說清高平陵政變時鐘會自己的歷史問題。
這類傳記，最精彩的要推夏侯湛為外祖母辛憲英所作的一篇。辛氏是辛毗之女，羊祜之姑，活了七十九歲。夏侯湛在她的傳記中主要寫了三事：一、辛毗雖然是曹魏元老，辛家卻早看出魏主不德、其祚不昌。二、曹爽專權驕奢，辛敞高平陵之變時奔赴曹爽，只是盡為臣之義。三、辛羊兩家早看出鐘會要作亂，羊琇隨鐘會伐蜀，情所不願，只是奉命不得不去。所以這個傳記借一長壽老婦把兩個家族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問題都說明白了，十分令人嘆為觀止。
眾所周知，《世說新語》有「賢媛」一門。賢媛一門收正始以下至西晉事凡十一條，其中許允妻三條，李豐女兩條，諸葛誕女一條，王經母一條，這些女性，全部出自魏晉之交顛簸在大時代風浪中的家族。而且她們的「賢點」也十分特別，所賢乃在政治洞見，正如鐘母和辛憲英一樣。因此有理由懷疑，這些條目的史源有可能是類似《辛憲英傳》這樣的傳記。蓋女性身處內闈，言論少為外知，通過她們完成家族政治史書寫，反而能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世說》有自身的結構和主題安排，來源總雜的素材一旦收編，也就「世說」化、同質化了。賢媛是這樣，像傅玄記述傅嘏拒交何晏、鄧颺、夏侯玄事，編入「識鑒」一門，也是這樣。這種主題標簽，很容易讓人忽略傅家人為什麼在意這件事、寫下這一筆。遭司馬氏大清洗而覆滅的家族，在《世說》中男為名士，女為賢媛；政治恐怖下急切洗白的話術，在《世說》中成了人物品鑒的清言。一旦失去史源的肅殺底色，那些本來如履薄冰、謹慎周延、不能有一字說錯的記述，也就變成了純粹的佚事。西晉的歷史見證者留在雜傳中的大時代痕跡，也許比官修史有更多的過江機會，但過江之後，卻面臨著被新興的閱讀趣味改造的命運。
三
官修國史，本來是以建構全新的歷史記憶為目標。司馬懿父子的創業史，一開始就受到了當權者的高度重視，得到了人事、制度上的周密安排，但卻因為永嘉之亂而完全偏離了原有的規劃。新的政治環境和文獻環境，使東晉諸家晉史呈現出獨特的品格，它們雖為官修而相對少避忌，雖少避忌而未必征實，雖未必征實，卻未必沒有呈現出某種真實的社會記憶。
永嘉前的私人著述，也多少參與了創業史的書寫，其中以女性為傳主、以政治洗白為目的的別傳，尤有特色。但是這些記述後來被不同性質的著述再收錄，適應新的主題需求，面貌發生了變化。像《辛憲英傳》在唐修《晉書》中節入列女傳，對讀者而言，即使大體事實不變，它也不再能釋放出在原初的政治環境、文檔環境中去閱讀的所能得到的資訊了。
總之，無論官私，西晉人留下的記述，在東晉人手裡多少發生了一些形變。形變的記憶紐合在一起，構成了我們今天所知的「中朝往事」的一部分。換言之，留下來的「中朝往事」，是文獻環境和政治環境共同造就的。近年來，史料批判研究在中古史領域備受重視，其方法論的核心是強調政治對歷史書寫的干預作用。然而，決定歷史書寫方式的除了政治環境外，還有文獻環境，我們對前者的分析常常不惜龐雜化，對後者的理解卻常常簡單化，尤其忽視了弱文獻環境對歷史面貌的塑造能力。
在弱文獻環境的影響下，佚事型史料成為晉史的一個特征。過去我們認為這是唐修《晉書》的特征，是它使用《世說新語》等小說素材所致，同時這類史料也被認為真實度不高。但是，東晉諸家晉史中已有大量佚事型史料，《世說》中的條目，反而很多是源自這些史籍的。佚事和檔案，可能代表著不同的史料來源，以及修史的不同組織方式。相比起官方檔案，佚事是社會記憶更好的載體，而且具有強大的傳播和繁殖能力。它可以播在人口，非必借紙筆流傳，也可以在傳播中衍生出諸多變體，事實層面的真實，反不是這類史料的第一要義。總之，中古史料的龐雜性，在於每一種史料可能都是主觀與客觀，有意與無意，口傳與筆授，不同目的，不同時地形成的資訊的拼接與組合。也許正是基於這種龐雜性，「中朝往事」才奇妙地擁有了血腥恐怖與風流蘊藉兩張面孔。
於溯
南京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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