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敗前後日本知識人的心路歷程

撰文：徐靜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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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光的流逝，自1937年開始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乃至1941年末爆發的太平洋戰爭這兩場動員了日本所有人力物力資源的浩大的對外戰爭，其原因、過程和結果，對於近現代日本人的精神史究竟具有怎樣的意義這樣的一個重大的命題，在今天的日本，似乎已經逐漸被人們所遺忘或忽視了。在很長的一段時期，作家高見順（1907~1965）自1941年元月開始直至去世為止的日記（勁草書房出版，共八卷九冊，後又有《續高見順日記》出版，最後形成兩者合一的十九卷本的《高見順日記》），被稱為是昭和歷史的生動資料，同時又是考察這一時代日本知識人心靈史的原始文獻。其中最為人們所看重的，是日本近現代史迎來了巨大轉折的1945年這一年的日記，部分在《文藝春秋》1958年7~月號上連載發表後，又在翌年加以補足並輯錄成《敗戰日記》由文藝春秋社出版。

高見順是一個昭和時期頗有代表性的作家，1907年出生於相對偏遠的福井縣，父親曾出任過福井縣的知事和名古屋的市長，並當選為貴族院的議員，也算是官宦家庭出身。在東京府立第一中學求學時期，曾一度醉心於具有人道主義思想的武者小路實篤（1885~1976）等的「白樺派」，後又為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1885~1923）所吸引，在第一高等學校念書時，一度參加過「社會思想研究會」，1927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學習時，與同道組成「左翼藝術同盟」（該組織後加入由日共主管的「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即「納普NAPF」），開始發表文藝批評文章。後擔任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城南支部的負責人，並參與金屬工會等的實際活動。其時日本的政治已經相當黑暗，1929年前後對日共等左翼組織的幹部進行了全國性的大逮捕，左翼組織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高見順也在1933年被當局逮捕，在拘留期間獲知小林多喜二被拷問致死的消息後，表示將脫離革命運動，於是被保釋出獄，在入獄期間妻子已離他而去。此後高見順便不再參與實際政治，潛心於文學創作。1935年，以小說《忘卻故舊》獲得第一屆「芥川獎」的提名，在文壇嶄露頭角，陸續出版《起承轉合》《虛實》《人間》等短篇集，但因此前曾與左翼有染，一直受到當局的暗中監視。1941年11月被征用為陸軍報導班員派往南方，在香港迎來了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不久經泰國進入緬甸，隨作戰部隊與英軍正面交鋒。1943年初，自緬甸經中國回日本。1944年6月再度被征為報導班員派往中國，在上海等地滯留多時，並曾作為日方代表參加11月在南京舉行的「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同時擔任由內閣情報局主導的類似於全國作家協會的「日本文學報國會」的審查部長，該年底，經滿洲、朝鮮回到日本。

高見順

高見順的《敗戰日記》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

1945年初的日本，盡管一度曾在中國的湘粵桂戰場獲得勝利並幾乎逼使陪都自重慶西遷，但在太平洋戰場以及東南亞地區則是節節敗退，主要軍力幾乎消耗殆盡，國內經濟瀕臨崩潰，物資嚴重匱乏，可謂民不聊生。同時，美軍加強了對日本的空襲，整個日本已經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但當局仍然試圖隱蔽真相，製造虛假的豪言狀語來欺瞞民眾。高見順於1943年4月自東京的大森遷居至東京西南面的神奈川縣鐮倉郡大船山，鐮倉距東京約六十公里，大致相當於昆山或嘉興與上海的感覺，《敗戰日記》的主要舞台即是鐮倉與東京。

這部日記的價值，在於真實地記錄了戰敗前後日本社會的眾生諸相的同時，如實地記錄了在這樣一個非常時期中一個有著前述思想背景的日本知識人內心的苦澀、酸楚、憤懣和掙扎的心路歷程，表現出了對自己以及日本民族和日本國家的反思和批判，展示了這一時期日本人精神史的重要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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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這場戰爭，日本人的風俗恐怕會發生徹底的變化。穿著裙子和襪子的西洋式的女子形象如今已經完全看不見了。也許是因為缺乏裙子的布料和襪子，現在看見的都是田野的勞力褲和褲子形式的決戰服。」（高見順《敗戰日記》，中央公論新社2005年，1月9日，頁13。以下僅註明日期和頁碼）物資的嚴重匱乏是主因之一，但戰爭爆發前後當局竭力擯斥英美色彩的政策是直接的原因，「華盛頓鞋店」被改成了「東條鞋店」，東京等大都市的酒吧和咖啡館都遭到了關閉，僅有當局許可的所謂「國民酒場」在艱難地苦撐著。2月某日，高見順等來到了東京赤坂的一家以前常去的「國民酒場」：「說是五點半開始的，可此時只有四點半，已經在巷子里排起了長隊，二列縱隊。人們的服裝，與半年前相比大相徑庭，都是帶著防空頭巾、裹著綁腿的嚴肅的戰時服裝，而且都一樣的臟兮兮的。就像以前建築工地上的隊伍。……排隊的人時刻在增加，見到隊伍中有熟人，就悄悄地夾在他後面，我們前面的人越來越多了。咳，不要插隊！後面響起了憤怒的吼聲。」（2月9日，頁58）排隊是為了領到一張酒票，每人限一張，一張限一瓶啤酒，另加酒錢。酒票有限，排在後面的人就沒有了，因為加塞，有時會發生爭吵甚至鬥毆。所謂喝酒，也不是悠然的享受，屋內沒有像樣的桌椅，往往是站著一氣喝完。

像樣的餐館也消失了蹤影，偶爾看到一家賣吃食的店，門口也排著隊，「從隊伍快速移動的情形來看，供應的食物顯然相當粗陋而且量少。排到付款的帳台前，果然看見貼著一張紙，上面寫著‘代用食一元’，準備了零票往里一瞥，果然量很少，盤子里裝了一點點，這代用食到底是什麼東西，光看也看不清楚，白乎乎的里面夾雜著黑黑的、像是洋棲菜的東西，顯然很難吃，看著都讓人倒胃口。」（2月13日，頁71）

自1939年起當局便陸續開始了大米和谷物的配給制度，以後配給涉及到了幾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隨著戰爭的進行，物品的供應越來越緊張，為了省電，街頭都是暗暗的。難怪作家武田泰淳（1912~1976）1944年6月到了上海後，發現上海盡管物價高昂，與東京等相比，物資倒是相當充裕，大米對日本人並不實行配給，也無空襲之憂，繁華的大街上，依然是霓虹閃爍，令他感慨無限（武田泰淳《上海的螢火蟲》，中央公論社1976年）。高見順本人1944年的下半年也在上海，與作家阿部知二（1903~1973）等在四馬路的杏花樓吃飯時，深深感嘆「什麼物品也不缺的上海的不可思議，說是日本贏了支那敗了，可戰勝的日本卻處處不自由，而支那卻像是戰勝了似的呈現出豪奢的場景，真是令人費解。」（《高見順日記》第二卷下，勁草書房1966年，頁840~841）這實在是頗具諷刺意味。

1942年4月18日美軍首次對日本本土發動了空襲，44年11月起空襲的頻率便漸次加大，到了1945年時，東京等地沒有空襲警報的日子已經很罕見了。3月10日凌晨開始的「東京大空襲」，美軍出動了數百架次的轟炸機，投放了大量的燃燒彈，摧毀了東京四分之一的建築物，死者將近十萬，有一百萬人流離失所，小說家永井荷風（1879~1959）在日記中記述了這一天他從居所中匆忙逃出躲過一劫的情景：「夜半有空襲，翌曉四時偏奇館（荷風寓所名）遭焚燒。……戶外火光自窗戶映照至餘枕邊，並為鄰人的大聲呼叫驚起，匆忙將日志及草稿裝入皮包內奔至庭院，見谷町一帶火光沖天，又遙遠的北方亦有火光映照，火星隨烈風紛紛落至庭院，餘環顧四方，心想恐怕難避一劫，遂匆匆穿過煙火奔至大街……。」（永井荷風《斷腸亭日乘》第二十九卷，收錄於《永井荷風全集》第二十五卷，巖波書店1994年，頁306）。

永井荷風

幸好高見順與其他一批文人居住在鐮倉，附近並未直接遭到空襲。3月12日他坐車前往東京察看究竟：「到了東京站想換乘山手線，走到站台一看，滿是受災者的人群，就像是乞丐一般的慘淡模樣，不覺使我倒吸了一口冷氣。男的女的全都臉色蒼白，隨處有燒傷的痕跡，即使沒有燒傷，鼻子周邊也被煙火熏得發黑，垂著紅紅的雙眼。有的人眉毛也燒著了。有的穿著水跡斑斑的棉背心背負著小孩，小孩的防空頭巾被燒焦了，很多人只穿著日本式的布襪，還有人光著腳。」到了淺草一帶，「街邊的房屋都燒毀了。全都。從車站向前望，一片焦土。太可怕了，真是難以言說的可怕。超出想像。」（3月12日，頁126~127）東京在4月13日和5月24日又遭到了地毯式的轟炸，城市的一半成了廢墟，受災人口達到了三百萬。

但當局還在做垂死掙扎。報紙上依然充滿了欺瞞的謊言。當局還在動員「文學報國會」的成員去做些鼓動人心的演講。對此，高見順內心十分矛盾。年初時石川達三（1905~1985）等曾勸誘他擔任報國會的調查部長，「固辭。倒也並非沒有經綸、抱負和野心，且就生活而言也是有一份固定職業比較保險，但眼下的心境還是願意在孤獨中多讀些書。」（1月22日，頁38），並且以與川端康成（1899~1972）等一些文友開設鐮倉文庫出借藏書來維持生計，但後來為了能有正當的理由乘坐火車和軌交（時局緊張時車票不向一般人出售），竟也應允了，雖然內心對當局者一直心存抵觸，內心充滿了苦悶。5月9日他知曉了德國投降的消息：「德國終於輸了，該來的一天終於來了。可對這一如此重大的事件，大家都閉口不談，好像這不是件什麼大事，真令人難以理解。」（頁190）7月26日，當局召集情報局主導的各文化藝術團體開會，要求各團體在鼓舞國民士氣的宣傳方面予以合作，當場就有人對此表示異議，高見順聞後覺得替自己抒發了一口怨氣：「對人民充滿了不信，還有什麼資格來侈談鼓舞士氣？來侈談什麼啟發宣傳？這樣的呼聲在我胸口也淤積許久了，說得太好了。」（頁259）對當局叫囂的「本土決戰」，高見順在日記中表示「將本土作為戰場的做法未免太過草率了。一旦將本土辟為戰場，身處在戰場的日本國民就必然會因此而陷入生靈塗炭的困境，不，不只是困境，而是要將他們逼入死境了。」（頁260）

2

高見順在7月28日從《讀賣新聞》上讀到了中美英25日發布的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的要點。翌日他在日記中披露了這樣的心跡：「心情一片煩亂。不知所措。心緒不定。心里滿是怨憤。對誰的？因為什麼？沒有對象。因此才更加覺得煩躁憤懣。昨天川端（康成）說，齋藤茂吉（1882~1953）將藏書都燒光了，哭了一整天。我理解。真的能理解。……我也想哭，心里真想哭。為了人類，為了世界。我現在心里一片憤懣，也是因為有一種想哭泣的衝動。」（頁266）值得注意的是，當高見順獲知《波茨坦公告》的內容時，他心頭的憤懣和痛苦是緣於人類和世界，而非日本。雖然作為一個日本人，當自己的祖國被打敗時，他的心情也絕不會愉悅：「我也想喝酒，喝醉後說些醉話，如果這樣能讓我心里爽快些的話……。哪怕不能爽快些，現在我也真的想喝酒。嗓子覺得很幹渴。想喝，白天就想喝。不是為了說醉話。不是想要排泄心頭的鬱悶。就是想喝酒。酒真是個好東西。我不是酒鬼。也不好酒。可我現在拼命地在叫喊酒！酒！我想靜靜地坐著喝。悠然地喝。酒精流遍了我的身體，我就變得昂然向上，生命欲求發展，向前奮進，不再害怕，不再鬱悶，只望向前方，夢想的痛快。現在我就想達到這樣的生理狀態。」（頁267）這些邏輯有些破裂的文字，真切地流露出了高見順和許多與他具有相似精神軌跡的日本知識人的內在心聲。

也許此前已經有了如此的內心掙扎，到了8月15日那天，他的心情倒反而顯得很平靜，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十二點。報時。演奏君之代。朗讀詔書。果然是宣布戰爭結束。——終於戰敗了。已經被戰爭拖得疲憊不堪了。夏日的太陽灼灼發光。令人眼睛發痛的光線。在烈日之下獲知了戰敗的消息。……車站上，與往常無異。一位中年女子對著中學生問道：‘說是中午有重大的廣播，什麼事呀？’中學生顯出尷尬的神情，低下頭輕聲作了回答。‘啊？啊？’那婦女大聲追問道。軌交車廂內也與平日無異。比平時稍空些。」（頁310）「都在互相欺騙，政府欺騙民眾，民眾欺騙政府。軍部欺騙政府，政府欺騙軍部。」（頁311）「新橋的站台上出現了憲兵，檢票口也站著憲兵。但民眾的氣氛極其安穩。平靜。沒有看見一個激動的。…嗚呼，八月十五日。不管日本將變成怎樣的形態，東亞必須獲得解放。為了人類的利益，東亞也必須獲得解放。」（頁312~314）。軍隊中出現了部分的騷動。他們四處散發傳單，號召人民起來抵抗。各個車站布滿了憲兵，氣氛森嚴，在公共場合，人們對於戰敗的消息緘口不言，害怕遭到軍警的暴戾行為。

另一位同樣居住在鐮倉的作家大佛次郎（1897~1973）在他的8月15日的日記中如次記述道：「十二時新聞，吹奏君之代，主上自行廣播大詔，接著公布波茨坦的建議和開羅會談的諸條件。台灣滿洲朝鮮均被剝奪，暫時允許敵軍統治本土。……這對世上完全如同一個突然襲擊。……上床就寢，卻無法入睡。這不僅是一前所未有的革命性事件，對於這一屈辱，流血甚多的日本人，尤其是那些少壯軍人能夠忍受麼？」（大佛次郎《敗戰日記》，東京草思社1995年，頁308）與高見順相比，文辭表述有較明顯的不同，也表明了兩者心境姿態上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永井荷風的日記，那一天他正避難至岡山市嚴井三門町的一處旅舍：「S君夫婦告知，今日正午的廣播，公布了日美戰爭突然停止的消息。是該停止了。傍晚洗染店的老婦攜來雞肉葡萄酒，於是擺開酒宴，慶祝停戰，人人皆醉，就寢。」（《永井荷風全集》第二十五卷，頁356）荷風一直是一個堅定的消極反戰者，拒絕加入幾乎所有的文人均被網羅在內的「日本文學報國會」，以風花雪月、醇酒婦人的姿態與主流陣營保持著遙遠的距離，平日不參加當局舉行的任何活動，也不讀報，那天他居然還有閒心留下了「農家的庭院內夾竹桃盛開，稻田間開著荷花」這樣的文字，意味深長。

大佛次郎

還比較值得對比的是海外的日本文人。後來成為戰後派作家主將的武田泰淳和堀田善衛（1918~1998）那時都在上海。據堀田當時留下的日記，他們在8月11日就已從外國通訊社獲知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那天他和武田等在上海看到了這樣的場景：「隨著電車漸漸從靜安寺駛近南京路，從車窗向外看，商店幾乎都關上了門，不時地從里面一個個掛出了青天白日旗。盡管南京路的商店全都打了烊，但滿街都是人。……人們帶著異樣興奮的表情在行走。確實這是不容易的。……虹口方面支那人的商店也都一家家地關上了門，不過日本人的商店都開著。……過了一會兒詩人路易士（即後來前往台灣的詩人紀弦，日本占領上海時期曾與日本方面合作——引譯者住）來了，張開著雙臂，滿臉興奮，仿佛要與在座的所有的人擁抱似的。一靠近我們，便高聲叫道，和平！和平！和平了！說著從口袋里掏出《中華日報》的和平號外，發給大家。坐在那里的我們這些日本人，人人都面色凝重，同時一種說不出的苦澀湧上心來，眼睛不知往哪邊看好。武田睜大了眼睛，全身心地讀著號外。我也讀了。……天黑了，我和武田一起回家。回去的路上，兩人一時默然無語。過了一會兒，武田慢慢地說道，日本民族也許會消滅，倘若今後自己留在支那的話，就會告訴中國人，以前東方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國家，必須要由我們自己來告訴別人。」（《堀田善衛上海日記》，東京集英社2008年，頁17~24）堀田有些真誠也有些天真，他希望中國人相信，日本人並非都是魔鬼，他想對中國的知識人訴說一些心聲，期望得到中國人的諒解，於是他動員了一些在上海的日本知識人，緊急策劃編寫了一本小冊子《告中國文化人書》，並設法弄到了當時非常緊缺的紙張，準備印刷一百萬部通過日軍的飛機散發，結果因戰敗的到來而遭到中國印刷工人的怠工，該計劃也流產了（堀田善衛《在上海》，東京集英社2008年，頁120~123）。

在這一歷史大變動的時期，高見順的內心對日本的未來也是充滿了期待、惶恐和懷疑，他一直在思考著日本的命運：「之前可怕的軍部的力量是左右一切的。一個真正的健康的民主社會會出現在日本嗎？會成為現實嗎？這恐怕還只是一種幻想吧。我們畢竟是在這樣專制的社會中生活過來的。」（8月18日，頁323）「日本將會怎樣呢？不管一時怎麼樣，還是希望它能強盛健全起來。因為強盛健全的要素日本民族是具有的。雖然有著各種各樣缺點，但也不是一個沒出息的民族。缺點都來自於這個民族太年輕，沒有經歷過苦難。我相信日本人。」（8月19日，頁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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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美軍的占領，高見順與大部分知識人一樣，心情頗為矛盾，屈辱感和解放感交織在一起。「蔬菜魚類可以自由銷售了。可以自由收聽國外的廣播了。婦女的參政權也許可以得到認可。這都是令人開心的好消息。」（9月10日，頁363）「昨天報紙的發行遭到了禁止，麥克阿瑟司令部今天取消了這一禁令，並且發布了新聞言論自由的新措施。這樣一來什麼都可以自由寫了！什麼都可以自由出版了！有生以來第一次的自由！應該由本國的政府給予人民的自由，卻由占領自己國家的外國軍隊第一次給予了，想起來真令人羞愧難當。作為一個熱愛日本的人，我為日本而感到羞愧。戰爭打輸了，因占領軍的進入而失去自由，這是容易理解的，但我們卻是相反，占領軍保障了我們的自由。這是多麼令人羞愧的事！」（9月30日，頁366~367）「特高警察被廢止。心里一下子舒暢了許多。心頭的暗雲消失了。可是，為什麼一定要等到盟軍司令部發了指令才能實施，而日本人自己做不到呢？真是可恥。如果是日本人自己廢除了特高，我的喜悅就會更加強烈了，我在喜悅的同時就不會留下這種不爽的鬱悶了。」（10月6日，頁372）

同樣是過來之人的歷史學家家永三郎（1913~2002）曾這樣指出了美國占領軍對於一般日本人、尤其是知識人的意義：「長年在精神的牢獄中失去了思考力的人們正在一籌莫展之際，一個忍耐了許久之後終於可以一吐胸中鬱悶的時機到來了。即使這種自由是占領軍絕對統治之下的有限的自由，但對治安法的徹底廢除，將舊大日本帝國的統治者作為戰犯關入監獄，實施婦女參政的大選，承認工會組織和罷工的合法，廢除國定教科書，解放農地，解散財閥等等，這些不斷推出的一系列的改革，使人們認識到一個劃時期的新時代來到了。」（《昭和的戰後史》第一卷，東京汐文社1976年，頁4~5）

進行廣播錄音的裕仁天皇

但現實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就雲開日出。食物依然嚴重匱乏，人民普遍營養不良。森嚴的管制松緩後，在城市的廢墟上迅速出現了各種黑市的攤檔，熙熙攘攘地擠滿了人群，「骯髒的攤檔，擁擠在那里的衣衫破舊的人群，簡直就像乞丐市場。在賣著各種各樣的東西。食物，衣料，以及除了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外的幾乎所有的東西。不過幾乎都是些瑣碎的不怎麼值錢的東西，看上去都是些臟兮兮的舊貨。」（10月25日，頁388）而在另一方面，高大的美軍士兵卻在東京的街頭昂首闊步，夜晚滿是廢墟的黑暗的巷子里，只有美軍的吉普車照射出耀眼的燈光。前幾天還在咒罵著美國鬼子的日本人，如今卻在恬不知恥地向美國軍人索討香煙，在日比谷公園，「美國士兵和年輕的日本姑娘坐在長椅上開心地笑著」（11月9日，頁421）更讓高見順感到屈辱的是，當局為了迎合和安撫進駐的美軍以免發生性暴行，開設了多處慰安所，而應征的日本女孩竟然蜂擁而至。高見順在黑暗的街頭遊蕩，數度遇見了門口站著士兵和姑娘的ARMY PRO STATION（軍中妓院）的招牌。在銀座松坂屋的地下三層，他看到了一處特殊慰安設施協會開辦的夜店，門口的貼紙上寫著「僅限盟軍軍人」，「當年在上海的公園門口看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而憤慨的日本人，如今不得不在銀座最中心的地方遭遇日本人不得入內的貼紙了。」所不同的是，「日本人不得入內的夜店是日本人自己開辦的，這是要特書一筆的，還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些設施的企劃經營者是那些在戰爭結束前還高唱著‘尊皇攘夷’的右翼團體。」（11月14日，頁426）。與此形成諷刺性對照的是，在戰爭時期被壓制的英語教育，一下子紅火了起來，《日美會話手冊》是戰後日本第一部暢銷書，竟然行銷了360萬冊，電台的英語會話廣播也吸引了大批的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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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一個劇烈變動的時代，知識人扮演了怎樣的一個角色呢？相對而言，日本是除歐美之外近代西方思想最早得到廣泛傳播的國家。19世紀中葉以後，源於法國的啟蒙主義思想、自由民權的意識、國家主義思想、無政府主義、帝國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相繼或同時在日本登陸，1898年即誕生了社會主義研究會，其核心人物幸德秋水（1871~1911）在1901年和03年就分別出版了《廿世紀怪物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神髓》，可為東亞最早的社會主義思想經典著作。在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時，狂熱的民族主義思潮成了日本社會絕對的主旋律，但1904年日本對俄國宣布開戰時，就已出現了著名的活動家和思想家諸如堺利彥（1870~1933）、內村鑒三（1861~1930）和幸德秋水等人的反戰言論和反戰運動，其基本的出發點是社會主義和基督教思想。1920年前後的大正時期，曾出現過民主主義思想高揚的歲月，不久左翼思想與實際的社會運動相結合，1922年誕生了日本共產黨，對當局的內外政策時有質疑之聲。但隨即法西斯主義在日本抬頭，國家利益至上的國權主義再度成為絕對的主旋律，1930年前後當局對以共產黨為首的左翼運動進行了瘋狂的鎮壓，迫於殘酷的現實，大部分左翼人物紛紛轉向，或轉與當局合作（如作家林房雄、片岡鐵兵等），或放棄了原來的主張，與當局妥協，本文的主角高見順即是後者。因此當日本當局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及此後的一系列對外侵略戰爭時，反戰的言論幾乎完全失聲，思想界和文化界在「大政翼讚會」「言論報國會」「文學報國會」等旗幟下完全為當局所掌控，除了極少數大佬能以某種理由遊離於主旋律之外，幾乎所有的知識人都匍匐在軍部的淫威之下，左翼思想和自由主義都集體噤聲，失去了或收斂了理性的批判。

從上文引述的高見順的日記，我們可以窺見這一思想脈絡。日本宣布投降不久，具有左翼思想和自由主義思想雙重背景的高見順已經意識到了「把日本陷入如此悲慘境地的，就是那些時至今日仍在高叫抗戰的驕慢的軍閥。是軍閥將日本弄得了一團糟。這些軍閥難道還想把人民拖入苦難，將日本徹底滅亡嗎？」（8月18日，頁321）他甚至反省到了「將日本弄到如此的境地，我們自己也有罪責，必須痛加反省。」（8月12日，頁298）但他或他們更多地關注的，還是日本國家和民族的苦難及命運，對於受日本侵略的海外各國，尤其是中國等鄰國所遭受到的巨大的苦難，在他的日記中我們幾乎看不到絲毫的懺悔和痛苦，即使提及，也只是「一片亂糟糟的景象也絕不在戰亂後的支那之下」（4月21日，頁176），「眼前的景象讓我想起了緬甸戰線，還想起了支那戰線。——我從軍去湖南戰線，自東京車站出發，正是去年的今日。那時，我做夢也未想到國內、就在我家的旁邊，竟會變成如此的戰場風景。」（6月21日，頁224）這一類的表述。這實際上，也是當時絕大部分日本知識人的思想實態。由於當局的高壓政策和極端民族主義思想的泛濫，大部分知識人都或主動或被動地跟隨著當局的所謂「大東亞共榮」的主旋律搖旗吶喊，偶有冷靜的思考者如東京的東方文化學院的研究者宇佐美誠次郎在1942年試圖對日本的對華經濟侵略政策進行批評時，立即遭到了當局的鎮壓而被逮捕入獄，而周邊竟無一人表示同情或抗議（山根幸夫《東方文化事業的歷史》，東京汲古書院，頁131）。這在法西斯德國或其他專制政權中，情形也大抵相同。這或許是日本知識人的悲哀，在很大程度上恐怕也是整個人類的悲哀。

（作者為復旦大學教授，本文經授權刊發，原文首發於《日本問題研究》2012年第3期，註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