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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於溯
西元548年，東魏軍隊趁著侯景反梁的機會南下略地，一年後基本控制了原屬於梁的淮南地區。對魏軍長官辛術而言，這次出征不僅給他帶來了事業上的成功，還帶來了一份意外財富：
及定淮南，凡諸資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馀卷，並顧、陸之徒名畫，二王已下法書數亦不少。具不上王府，唯入私門。及還朝，頗以饋遺權要，物議以此少之。（《北齊書·辛術傳》）
而對於想了解六世紀蕭梁王朝文化生活的讀者來說，辛術的收獲同樣是一份意外財富：和建康、三吳、荊州那些發達都會不同，淮南早在劉宋丟失淮北以後就成為南朝的北境，兵亂頻仍，是一片屬於軍鎮與荒邑、邊民與豪帥的土地；當辛術到來時，不要說沿淮地區，就連靠後方的廣陵、合肥也已經被侯景屠掠過——所以誰能想到，就是在此時此地，尚能找到萬卷佳本和法書名畫。
萬卷
在古代中國的任何時段，萬卷都是個不可小覷的書籍體量，直到明清，「萬卷樓」這種名號仍以其簡單直白的炫耀效果而廣為藏書家青睞。即使不去與卷容量彈性更大的後卷軸裝時代相比，就在辛術南下之時，西魏的國家藏書還沒有超過八千卷，而南朝宋齊兩代國家藏書都在一萬多卷，梁初始突破兩萬，這樣看來，淮南的萬卷書，當真是十分可觀的。
事實上，生活在中古時期，坐擁千卷就可能被載入史冊了。自宋齊好書之士如謝弘微、沈亮、褚淵、柳世隆、劉善明、沈驎士等，至唐之韋述、柳公綽，後梁之孫隲，後唐之張憲、賈馥，藏量都在千卷級。晉人范蔚有書七千馀卷，吸引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馀人；北朝魏齊間，鄴（今河北臨漳）令宋世良家有書五千卷，渤海（治今河北東光）人劉晝亦因往求觀。這說明千卷書已經可以輻射到一個相當的地理範圍、或者說可以承擔起一個區域圖書館的角色了。
萬卷藏書家的現身，似乎比千卷者還要早。桓譚在《新論》中提到，他的朋友梁子初、楊子林二人平生「所寫萬卷」，那麼東漢初就有萬卷藏家了。又據《博物志》，蔡邕也有書近萬卷。但是此後，這個級別的藏家就從史料中消失了，再出現的萬卷主人——陸澄、崔慰祖、沈約、任昉、王僧儒、李業興、張緬、張纘、蕭統，蕭繹，蕭勱，許亨等等，上距蔡邕皆已二三百年。而這些人裡除了陸澄、崔慰祖時代稍早卒於蕭齊末、李業興是北朝人外，其馀全部活躍於梁代。
在三至五世紀之間，可能還有些藏書家的藏量數據未被史籍記錄，但由已知資訊勾勒出的藏書力從高峰到低谷、從低谷再到高峰的趨勢，大體是有參考意義的，而且，它也可以與國家官藏的變動曲線相印證。西漢末年，國家藏書整理後計為一萬三千兩百十九卷，西晉達到了兩萬零九百三十五卷，永嘉南渡後猛跌到三千零十四卷，宋元徽間有一萬五千零七十四卷，齊永明間有一萬八千零十卷，梁天監間，新建立的國家藏書機構文德省有書兩萬三千一百零六卷（秘閣還另有一份收藏），數量重回峰值。現代國家藏書機構和出版方之間有穩定的供應渠道，但是在中古時期，官私收書路徑並不差別太多，差別更多體現在實力上，換言之，秘閣不過是力量通常更雄厚的藏家。所以正常情況下，公私收藏意願和收藏能力的變動趨勢，應當是基本一致的。
不過，無論公藏私藏，蕭梁藏書只是在數量上恢復到了過去——東晉以前的書籍，經過漢末和永嘉之亂亡佚慘重，漢晉之書很多已經不再會出現在梁人的書單裡了。舊書漸亡，新書漸出，看似同一數量級的古今目錄，裡面暗暗發生著新舊迭代。
新書越出越多，而且越寫越大。如果以554年蕭繹被俘為限，尋找《隋志》中此年以前的大書top15，那麼梁人貢獻了一多半：
漢唐間書籍，絕大多數是二十卷以下的小書，超過百卷者在《隋書·經籍志》中隻占百分之一點五，參照這個數據，可以感受梁人制造的大書到底有多大。如上表所示，大書多是國家工程。而國家工程的組織者自己也特別能寫，《梁武帝集》四十卷，《梁簡文帝集》乃有九十卷。清代學者趙翼做古今作者產量排行，梁武帝和簡文帝分居帝王代表隊頭二名。而梁武帝經史子集儒釋道書法繪畫音樂無不染指，文治武功都要，誠可謂中古時期的乾隆。
國家工程極具視覺沖擊力的大成果豐盈了官藏目錄，但這些大成果未必會進入私人藏書，私藏的新寵兒是現當代個人著述尤其是詩文作品。魏晉南北朝史籍但凡講到某書導致洛陽紙貴、都下風靡，除了名人八卦書裴啟《語林》外，基本都是單篇詩文或別集。引領風尚的暢銷作家，則有謝靈運、謝莊、劉孝綽、徐陵、陽休之、邢邵等等。魏收攻擊邢邵，說他在沈約集中做賊，《沈約集》一百卷，居《隋志》別集之冠，可見無論剽竊還是抓剽竊，沒有豐厚的收藏是不行的。
見存隋以前詩人和詩作量曲線。統計基於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因此，梁代的私人藏書家看似回歸到了東漢的萬卷水準，其實二者相當不同。除了藏品的構成差異外，私藏與官藏的關係也變化了。班固《漢書·敘傳》在介紹其伯父班斿得成帝賜以秘書之副後，特別補充一句「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來強調所得之珍貴，這一則可見當時私人藏書之少，二也可見書籍來源的單一。前文提到的東漢萬卷級藏家梁子初和楊子林兩人都是郎官，而蔡邕曾校書東觀，他們的萬卷書恐怕也主要是因接觸中秘書的機會得來（寫副或賜副）。魏晉以下，除了賜書外，很多士人的藏書是承自祖先，比如王弼、范蔚、謝弘微、褚淵等。和賜書一樣，繼承也是個比較封閉的流通渠道，而且往往要數代積累始陳規模。但梁人談論藏書，始愛用「聚書」一詞，聚，意味著渠道的多樣化。蕭繹在《金樓子·聚書篇》中透露他的聚書來源包括賜贈、借抄和購買，他沒透露的其實還有巧取豪奪。渠道多則見效快，蕭繹因此四十年聚得八萬卷書。值得注意的是，盡管蕭繹身份特殊，賜書卻並不是他收藏的主要渠道。秘閣不僅不再是人間藏書的主要輸出方，有時候反而還要尋求私藏輸入，任昉死後，梁武帝就使人查閱他的私藏書錄，「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梁書·任昉傳》）就算「秘閣圖書，例不外出」（《南齊書·羌傳》）的老規矩還在，私人收藏卻無須仰仗它。國家圖書館近乎寓禁於藏的壟斷性已成過去，藏書家不再是秘閣的衍生物了。
佳本
辛術北歸後又過了將近十年，北齊秘閣組織過一次校書工程。校書則要有校本，按照慣例，校本主要由多書之家出借，辛術和邢邵、魏收等六人都在此次被點名上借之列。辛術是否拿出了一些他在淮南的秘獲呢？其他五人中有沒有曾獲得辛術「饋遺」者，又貢獻饋遺參與了這次校書呢？淮南萬馀卷宋齊梁典籍，既是「佳本」，未始沒有可能通過「校」的門路，滲透到了北齊國家藏書中。
傳[北齊]楊子華《校書圖》,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宋摹本
國家藏書的校勘方式，也就是古人口中的「劉向故事」，它其實包括了採訪、剔復、校讎、抄寫、裝潢、分類、編目等一套全活。這樣的「校書」，按照現代理念，可能更接近於出版一套新叢書。因此，就像一套叢書一樣，最後形成官藏目錄的那些書籍，其用紙、書法、版式裝幀都是有統一規劃的。比如劉裕滅秦，得其官藏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唐人比較梁、陳、齊、周、隋五代官書，說：
梁代有大同、大通年所寫書，卷末有校書沈長文、孟寶榮署記。
陳代有太建、至德年所寫書卷，權端、胡琛、李真、戚邕、虞綜等校。皆用短幅黃牒紙，文字拙惡，書尾者名微位卑，多不審定。
齊、周書紙墨亦劣，可能用後魏時字……又無當時名輩書記。
隋代舊書最為麗好，率用廣陵麻紙抄寫，皆作蕭子雲書，書體妍妙可愛。有秘書郎柳調、崔君儒、明馀慶、竇威、長孫威德等署紀，學士孔德紹、彭季彰、李文博、袁公直等勘校。青赤二色琉璃軸，五色綺帶，織竹帙，紫玄黃表上織成有「禦正」「禦副」等字。（《集賢註記》）
官書有定式，私人手裡的書籍則未必，尤其到了「聚書」的時代，追求的就是八門五花。像蕭繹喜好元嘉版，在藩時「又於江州江革家得元嘉前後書五帙，又就姚凱處得三帙，又就江祿處得四帙，足為一部，合二十帙，一百一十五卷，並是元嘉書，紙墨極精奇。又聚得元嘉《後漢》並《史記》《續漢春秋》《周官》《尚書》及諸子集等，可一千馀卷。」又好小字書（細書），擁有《周易》《尚書》《周官》《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各一部。又好巾箱本，使人寫得《前漢》《後漢》《史記》《三國志》《晉陽秋》《莊子》《老子》《肘後方》《離騷》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書極精細。」可見私人收藏雖然和官藏一樣強調好紙張好書法，但並不追求後者那種定於一尊的統一美學，在版本上更能擁抱多樣性。
蕭繹以江革、姚凱、江祿家書辛苦補配得全帙，卻沒寫明這到底是什麼書。他的書單裡寫明書題的，倒有不少重復的常見書。這可見蕭繹搞收藏的一個主要興趣點就是「佳本」。好收佳本，就不免得到許多同書異版，這其實頗能給私人書目增添聲勢。蕭繹有元嘉版 《後漢》《史記》，有巾箱本《前漢》《後漢》《史記》《三國志》，在東州時還寫得過《前漢》《後漢》《史記》《三國志》各一部。《史記》一百三十卷，《漢書》一百卷，《後漢書》一百二十卷，《三國志》六十五卷，上列這些史書加起來已經超過千卷了。官目中諸書只有唯一版本，所以一書隻計一次，至於副本則不會參與正禦目錄的統計，而法書畫卷、內典道書通常獨立編目，亦不入四部目錄統計。但從《金樓子·聚書篇》看，私藏目錄是可以把副本、法書畫卷、內典道書一並列入的。以上這些區別，讓官私目數據比較時官藏可能要「吃虧」，畢竟在藏書卷數上超過了官藏，並不意味著在藏書種類上超過了官藏。
但梁代私人藏家亦有在種類上下功夫的，如上文提到的任昉，又如王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馀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睹。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世重其富。」（《梁書·王僧孺傳》）凡此「異本」型藏書家，所求重點就在稀見書，因此可以從種類上挑戰官藏。這樣看，蕭梁有佳本型和異本型藏家，不過蕭繹的聚書單中也有別人贈送的「異書」，藏家們並不非佳即異，只是各有側重罷了。後來北齊秘閣向辛術等人借校本，總共借來三千馀卷，就已經「五經諸史，殆無遺闕。」（《北齊書·樊遜傳》）以此推論，蕭梁動輒萬卷甚至兩三萬卷的藏家，藏品中佳異本占了很大比例。
書籍是知識的載體，也是「物」本身。如果異本代表著人們對知識的追逐（關於這一點，可以參胡寶國《知識至上的南朝學風》），佳本則代表著一種對「物」的欲望。在文學史上，蕭梁是一個對物有極高鑒賞力的時代，對好物，詩人歌詠之；對佳人，詩人將其物化以歌詠之。《顏氏家訓》說梁朝貴遊子弟「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這是梁人在歷史中留下的一個著名負面形象。但《顏氏家訓》這裡的觀察方式本也就是當時詠物詩的方式：堆積意象，羅列好物。無論貴遊子弟，還是他們的批判者，都在以捕捉「物」的方式感受這個世界。佳本，正是物的獵手走進書籍史的獵獲。
淮南
辛術在淮南的事跡，其實是借用《史記》的模板寫作的。《史記·蕭相國世家》說，劉邦入鹹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禦史律令圖書藏之。」律令圖書的書，是指戶籍簿冊、檔案文書之類，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書籍，但是到了魏晉南北朝，它常被史家偷換概念以刻畫愛書之人：
（呂）布之破也……太祖又給眾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唯其所欲。眾人皆重載，唯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三國志·魏書·袁渙傳》引《袁氏世紀》）
及克統萬，世祖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千卷。(《魏書·李順傳》)
不過，雖然事出同一模板，辛術和袁渙、李順還有些差異。一方面他所獲更多，一舉得到中古時期的最高級別藏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他那裡愛書籍和愛財貨不僅不構成強烈的價值取向對比，反而合一了——書籍就是財貨。來自蕭梁的書籍在北方可以饋遺「權要」，意味著它並非一般的禮物，而是功利性的期待著交換的貨物。這再次讓我們看到六世紀書籍史的新動態：書，至少某些書，已經不僅是閱讀物，還是收藏品，不僅是知識的載體，還是物本身，因此也是價值的載體。
《隋書·經籍志》盛稱梁武帝治下「四境之內，家有文史。」然而，讓辛術大獲豐收的淮南，並不是普通的「四境之內」；辛術的收獲，也不是普通的「文史」；這萬卷書的擁有者，也不會是普通之「家」。那麼，赫然出現在淮南的萬卷，它們曾經的主人都是誰？它們為什麼被帶到這裡、留在這裡？侯景之亂前，江淮間書籍和藝術品總量有多少？它們之間有沒有在此地通過公私渠道流入北方的？淮南，是否始終有一條通向北方的交易渠道？辛術帶走了梁人萬卷，卻給後人觀看梁代書籍史留下了一個窗口。在梁的淮南荒亂之地，東魏人尚有搜書意識，那麼當西魏軍隊攻入江陵，蕭繹四十年所聚並蕭梁官藏就在眼前時，北人豈能不全部打包帶走。然而，正如我們都已經知道的，蕭繹在被俘前焚毀了絕大部分藏書，他最後那句「讀書萬卷，尤有今日」的哀嘆，好像是對蓬勃發展的蕭梁藏書事業的一個總結。書被和國家前途聯繫在一起，這倒不是第一次。梁元帝焚書，很像是與秦始皇的隔空對話：書籍，其實根本無法使人變成虎狼。
於溯
南京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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