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閃 | 最具創造力的歷史書寫是怎樣煉成的

手捧《行者詭道》方才驚覺，娜塔莉·澤蒙·戴維斯 （Natalie Zemon Davis）今年91歲了！在世的歷史學家中，像她這樣集勇氣、活力、激情和想像力於一身的女性實在太少，以至於我甘心犯下一廂情願的錯誤——相信她的生命和她的學術一樣年輕，希望她的人生與她的著述一般永恒。

1928年，娜塔莉·澤蒙出生在底特律的一個猶太中產家庭。她在高中時期就對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為此她研習拉丁文、法文，還攻讀莎士比亞戲劇，打下了良好的學習基礎。在這個過程中，她對雅典民主、啟蒙運動、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的興趣格外濃厚。因為她認為，這些截然不同的歷史事件擁有一個共同之處，它們都昭示著人類改變世界與完善自我的偉大抱負。

高中畢業後，娜塔莉·澤蒙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著名的女子文理學院史密斯學院。1948年夏天，19歲的她在哈佛大學上暑期班的時候遇見了當時正在攻讀數學碩士的研究生錢德勒·戴維斯（Chandler Davis）。兩人一見鍾情，飛快地結了婚，此後娜塔莉·澤蒙以夫姓戴維斯著稱於世。

當丈夫在哈佛大學攻讀數學博士期間，娜塔莉也考上了哈佛的研究生。一開始，她對思想史研究頗有興趣。不過很快她就意識到，王公貴族學者牧師，這些精英的觀念和思想不是歷史變遷的唯一力量，也不應該是歷史研究的唯一課題。這一轉變，既源於她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也受到法國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關鍵啟發。從此，她對歷史傳統敘事中往往被人忽視的底層、女性和邊緣人保持著經久不衰的探尋熱情。

錢德勒·戴維斯在密歇根大學拿到了教職，娜塔莉也隨他轉校，並在那里取得博士學位。1952年，她第一次踏足歐洲，在法國里昂做了半年的研究工作。這段經歷讓娜塔莉如魚得水，用她自己的話講，她在法國不僅猶如返鄉之人，甚至看上去就是「地中海的一個小小居民」。正因這趟學術之旅，她才真正確定以法國歷史為核，以地中海歷史為主的研究范疇。

不僅如此，她還養成了一個與眾不同的工作方式，即對原始檔案資料的重視和熱衷。在大多數歷史學家還在依賴出版物的時代，這種超前的工作方式一下子使娜塔莉·澤蒙·戴維斯的歷史研究走在了歷史理論的前邊。特別是20世紀的六七十年代，在歷史哲學的領域發生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理論轉型，名為「敘事的轉向」（narrative turn），這時候不少人才注意到，戴維斯的歷史研究為這一范式轉換提供了難能可貴的早期典範。

不過對戴維斯本人而言，「敘事」沒那麼簡單。當她回到美國，恰逢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步入高潮。聯邦調查局找上門來，沒收了這一對政治立場激進的夫婦的護照。之後錢德勒非但遭到密歇根大學解雇，還被控藐視國會坐了六個月的牢。獄中這位傑出的數學家還在發表論文，只不過有特別標註：「該研究得到聯邦監獄系統的支持，但本文表達屬作者本人意見，不代表監獄看法」。

由於找不到工作，戴維斯從事匿名的科幻小說創作，數十年後為此還獲得過科幻小說界的榮譽。

彼時娜塔莉的日子當然很難過，但也不乏收獲。夫婦倆生育了三個孩子，政治迫害的痛苦、養育子女的辛勞，加上學術鑽研的磨礪，把娜塔莉錘煉成一個更加堅韌的學者。她可以在前一分鐘陪著孩子在沙坑里玩耍，後一分鐘立刻回到書房研讀加爾文教徒的禱文。她可以一邊給坐在膝上的孩子唱兒歌，一邊在打字機上寫作關於16世紀法國民間社會的論文。娜塔莉不僅把生活中遇見的種種干擾視為生活本身，而且把它們當作專業研究的最佳訓練。她甚至認為，這樣的生活使她成為了更理解人性、更富同情心也更加稱職的歷史學家。

1961年錢德勒·戴維斯出獄，夫婦倆雖然還在黑名單，總算拿回了護照。1962年，他們舉家遷居加拿大。錢德勒擔任多倫多大學數學教授，娜塔莉也離開了短暫執教的布朗大學，先是供職於多倫多大學政治經濟系，1968年轉入歷史系從事教學工作。

在多倫多大學，娜塔莉終於擺脫了多年來外界強加於她的學術孤立，其歷史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更進一步。她還跨出傳統學科的藩籬，從社會學、人類學和民間傳說中汲取營養，以圖更全面更有效地理解和闡釋歷史。與此同時，娜塔莉強健的行動力也使她成為婦女史研究當之無愧的開拓者之一。

1971年，娜塔莉重返美國，任教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在那里任教快結束的時候，她在法學院圖書館的一本藏書中找到了一個離奇的故事。書是16世紀一個法國法官寫的，其中講到比利牛斯山下一個小村發生的冒名頂替案：一個男子被一個女人誤認為是自己失散的丈夫長達三年之久。受此啟發，娜塔莉與法國導演合作，拍出了故事片《馬丁·蓋爾歸來》。該片由「大鼻子情聖」德帕迪約主演，反響相當熱烈。隨後，她寫出的同名專著，更是得到學界的高度評價，被譽為「微觀史學」的代表作之一。

《馬丁·蓋爾歸來》

理查·基爾+朱迪·福斯特《似是故人來》

1993年，馬丁·蓋爾的故事再度翻拍成電影，由理查·基爾和朱迪·福斯特主演，中文名為《似是故人來》。

娜塔莉·澤蒙·戴維斯的正式教職結束於普林斯頓大學。在那里，她的研究把歷史、文學、電影乃至時尚融合在一起。在這個時期，她的代表作是《檔案中的虛構》，講述的是16世紀法國司法制度的一個側面，即當時的罪人如何通過「講故事」的方式，以求司法機構赦罪的機制。戴維斯認為，這些所謂的故事，其實是由那些表面上一絲不茍的法律檔案構成的。此書一面市其影響力就溢出史學的范疇，在法學界、社會學界引發熱議。

之後戴維斯夫婦長居加拿大，但兩人都著述不輟退而不休。2010年，娜塔莉·澤蒙·戴維斯獲得人文領域的諾貝爾獎「郝爾拜獎」，獲獎理由是「作為今天寫作最具創造力的歷史學家之一，一個不受任何特定思想或政治思潮裹挾的知識分子。」

有趣的是，不管戴維斯的研究如何跨界，她的視野始終聚焦在16世紀的地中海世界，她的關心也始終著重於底層、婦女和邊緣人。例如我最近讀的《行者詭道》，也完全沒有超脫戴維斯的一貫旨趣。如果說略有不同的話，那就是《行者詭道》里的主角哈桑·瓦桑可能比她曾經處理的任何邊緣人物都更複雜、更神秘也更難捕捉。

故事始於1518年，彼時的地中海變化劇烈動蕩不安，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交互較勁此消彼長。一方面，曾經數百年占據大半個伊比利亞半島的阿拉伯人失去了他們在西班牙的最後一個據點逃回了北非；另一方面，奧斯曼帝國如日中天，在消滅了埃及的馬穆魯克王朝之後，他們在地中海的勢力從東向西迅速擴展。在此背景下，哈桑·瓦桑（al-Hasan al-Wazzan）受北非小國菲斯（Fez，今摩洛哥城市）所命，以外交使節的身份前往伊斯坦布爾，試圖與奧斯曼帝國達成聯盟，共同抵抗基督教世界，不料在返程途中遭到西班牙海盜的襲擊，在靠近突尼斯的海上被俘。

當瓦桑的真實身份暴露，海盜們大喜過望，將他作為禮物獻給教皇利奧十世。在長期審問的現實壓力下，同時也在終生監禁或賣身為奴的未來壓力下，瓦桑於1520年放棄原來的信仰皈依了基督教。此後他在這個異教徒的世界里生活了七年，直到1527年重返北非。在這一時期，瓦桑擁有多個基督教名字，按照戴維斯的說法，他的正式姓名為「Johannes Leo de Medicis」，意思是美第奇家族的約安尼斯·利奧，這是出身美第奇家族的利奧十世給予瓦桑的恩賜，後世之人則常常稱呼他為利奧·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而他本人更喜歡使用約安拿·阿薩德（Yuhanna al-Asad）這個仍帶有阿拉伯味道的姓名。

對於教皇而言，這個改宗的穆斯林有多重用途。他既可以為教廷提供伊斯蘭世界尤其是北非的各種知識，又能在各種儀式慶典上彰顯基督教的仁慈。雖說瓦桑的庇護因利奧十世的遽然離世有所波折，但對於西方而言，他的知識和見聞仍然是了解東方的重要指引，從而直接或間接地成為歐洲文藝復興的有機組成。他編撰阿拉伯語詞典，闡釋伊斯蘭經典，翻譯東方人的故事和詩篇，最重要的是他寫的《非洲寰宇地理書》，基本上是大航海時代之前西方人了解外部世界最倚重的指南。

Trickster Travels: A Sixteenth‐Century Muslim between Worlds/《行者詭道》英文封面

盡管如此，不管瓦桑也好，阿非利加努斯或阿薩德也罷，這些名字所意味的個人經歷卻很少被他同時代的權貴提及，也根本沒有被精英記錄。人們從這個改宗者的著述中獲取知識，卻對這個人的存在諱莫如深。而瓦桑為了應對外在的壓力和多重身份導致的內心衝突，也在刻意隱藏真實的自我。

很大程度上，《行者詭道》的主題就是想還原這個神秘人物的經歷、身份、處境，並通過這些問題的解答來折射當時地中海世界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其難度可想而知——全書420頁左右，註釋就有150多頁！

實際上我之所以要先介紹娜塔莉·澤蒙·戴維斯的學術生涯，就是要說明這一點，可能沒有誰比她更合適來處理這樣一個複雜的人物，以及這樣一個複雜的世界。因為一個傑出歷史學家的人生與學術是無法分割的。

原標題：《無法分割的學術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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