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國戰爭中的蘇聯穆斯林

作者：彼得堡的肥天鵝

德國法西斯將一場可怕的戰爭強加給了蘇聯，給這個國家的人民帶來了嚴峻的考驗。鑒於蘇聯時期，許多民族和許多宗教的信仰者遭到了當局的殘酷鎮壓，特別是穆斯林 —— 在沙皇專制統治制度下以及蘇維埃政權上台後一直推行的俄羅斯化政策，造成衛國戰爭爆發前，大規模的清真寺被關閉和大批宗教人士被鎮壓。阿道夫·希特勒和其追隨者認為，進攻蘇聯將有助於使蘇聯境內原本已經緊張的各民族矛盾更加激化，猶如在蘇聯後院放一把火，導致穆斯林、佛教徒、天主教徒、路德教徒揭竿而起反抗蘇聯政府，最終導致政權瓦解。

希特勒將最大的希望寄托在穆斯林，這個遭受最大壓迫的少數民族身上，然而他的這個期望最終化為泡影。戰爭爆發後，十數萬的蘇聯穆斯林放下成見，以大局為重，堅定的站在祖國捍衛者的行列中。普通信徒和他們的精神導師的愛國立場通過他們自己的各種方式得以展現：積極參加前線和敵後的戰鬥；為國防基金籌款；為紅軍提供武器、設備、糧食；對軍人家屬的支援和幫助；奔赴前線；照顧數百萬從戰區疏散到後方的同胞們。穆斯林宗教組織的領袖們、伊瑪目（伊斯蘭教徒的宗教首領）在清真寺布道時呼籲自己的忠實信徒們應不遺餘力地抗擊法西斯侵略者，對紅軍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為蘇維埃國家在爭取解放敵占領土和在抗擊法西斯侵略者鬥爭中取得勝利而祈福。

1942年5月，在烏法召開了國家伊斯蘭宗教領袖和信徒代表大會。談到它，穆斯林宗教中央管理局主席穆夫提·加布德拉赫曼·拉蘇列夫說道： 「今時今日，任何一個信徒，無論他的身份是兒子、兄弟或是父親，都會為保衛我們共同的家園拿起武器抗擊德國侵略者， 正如那些在工廠中辛勤勞力，默默在背後幫助自己的祖國贏得勝利的人們一樣。對於我們這些蘇聯的穆斯林而言，還記得偉大的先知默罕默德（真主阿拉保佑和祝願他）曾經說過： 「Хуббуль ватан миналь иман」，意思就是：熱愛和捍衛祖國是信仰的一部分。為前線戰士提供武器等同於參戰；不參戰的勞力男女，誰把前線戰士的原來的活兒幹了，無異於參戰。」 上述這種呼籲激發了穆斯林們的愛國之心，滿腔熱血，無懼痛苦和死亡，渴望盡一切可能打敗敵人。為了打敗敵人僅僅有一顆愛國之心是不夠，還需要具有頑強精神、掌握軍事技能和技巧，以及不同教派和種族的人們放下成見攜手作戰。

伏爾加河地區、烏拉爾山脈地區和北高加索地區的穆斯林們曾在沙皇俄國軍隊中參加過軍事行動，積累了不少戰鬥經驗。中亞、哈薩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的穆斯林們則不像前者，過去不曾經歷過戰鬥。從法西斯手中維護祖國統一是他們的願望，在蘇聯和平時期，平時的勞力、學習和生活中實踐，幫助他們迅速掌握軍事技能，使他們能夠與其他民族和不同宗教的戰友共同攜手與憎恨的侵略者戰鬥。蘇聯的穆斯林兒女們在戰鬥力強大的敵人面前表現出了眾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主義奇跡。來自穆斯林戰士們的同胞的信件鼓舞了他們的士氣，特別是因為這些信件中告知他們，祖國對他們的家庭的關懷。例如：1943年6月，一封信寄到了前線巴巴庫爾·阿布紮洛夫大士手中，這名來自布哈拉州吉日杜萬地區的穆斯林大士曾因作戰勇敢榮獲2級衛國勛章。同村的村民們寫道，他們已經為他家修建了一所新房子，提供了兩頭奶牛，還給他的孩子們添置了新衣服，讓他放心。這封信的內容刊登在1943年6月16日發行的《真理報》上。

伊斯蘭的象徵意義不僅僅存在於穆斯林宗教組織和伊瑪目的集會上，而且還對為打擊法西斯侵略者動員征兵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伊斯蘭象徵符號出現在文件上，在全體公民的大規模集會場所被大量派發並在大眾媒體上發表，這可以作為蘇聯主管層對待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的立場有一定程度變化的證據。例如：1943年1月31日，在塔什幹召開的反法西斯人民代表大會上，向烏茲別克斯坦族、土庫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族人喊道： 「親愛的兒女戰士們！希特勒打電話給我說，塔吉克斯坦族、吉爾吉斯斯坦族、烏茲別克斯坦族、土庫曼斯坦族和哈薩克斯坦族都是亞人類、是劣等民族，根本不配做人。希特勒讓自己強大的武裝牢記住土庫曼人、烏茲別克人、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和塔吉克人都是頭腦愚笨的野蠻人。你們的力量將成為我們的武裝，讓他們永記我們民族的名字！戰士—兒子！戰士—兄弟！丈夫們！你們現在正在參加一場偉大的戰爭，這是一場為蘇維埃祖國自由的聖戰， 「榮譽、自由、復仇」如此神聖的詞語將被載入這場宗教戰爭的標誌中。換句話說，蘇維埃政權允許黨和國家大眾媒體將抗擊納粹德國的戰爭思想作為一種聖戰信仰推廣到穆斯林中，因為在德國法西斯在蘇聯製造 「斯普特尼克反宗教人士」事件之前，經蘇聯黨政機關批准，對國民的宣傳是： 「宗教組織是反蘇聯戰爭教唆者的積極幫兇。」、 「伊斯蘭教，如同任何其他宗教對人民含有深深的敵意。」、 「穆斯林關於聖戰（吉哈德，昔時伊斯蘭教徒的護教戰爭）的教義幫助帝國主義煽動民族之間的仇恨」等。相對於當局此前的態度，很顯然，蘇聯當局構建的這種新關係態勢主要是出於對伊斯蘭的戰爭動員。

希望當局放寬國家自由化程度是穆斯林的精神需求、希望促進他們的神聖宗教發展。1943年3月，蘇聯武裝力量總司令約瑟夫·史達林發電報給穆斯林宗教中央管理局主席穆夫提·加布德拉赫曼·拉蘇列夫對穆斯林籌款參加坦克縱隊建設表示感謝。史達林與穆夫提的電報內容被廣泛登載在報紙等印刷刊物上。早些時候，俄羅斯東正教教宗也收到過類似的感謝電報。這些都是國家與宗教組織之間為了建立更好關係的徵兆。1943年秋，蘇聯政府同意在塔什幹市建立中亞和哈薩克斯坦穆斯林的宗教管理局。不久之後，在北高加索的布伊納克斯克和高加索的庫班市相繼建立了穆斯林宗教管理局；布哈拉的 「和平阿拉伯」穆斯林學校開始開班授課。

在蘇聯的城市和鄉村有上百座清真寺得以開放，事實上，有上千所各種穆斯林禮拜所和設施得以恢復，大量的伊斯蘭教服刑人員從監獄和勞改營中釋放。與此同時，蘇聯當局還授權伊斯蘭教恢復其五大支柱之一 —天課（伊斯蘭教的濟貧稅），收入用來發放給有需要的穆斯林，為此，該宗教組織挑選出來專職人員負責此項工作。此外，為了約束教眾，忠實執行正統古蘭經上規定，當局還允許宗教中心編寫和分發法特瓦（伊斯蘭教的教法官根據本教法學派的基本原則和案例做出的判決）。中亞和哈薩克斯坦穆斯林宗教管理局發行的法特瓦上稱，所有擁有1萬6千盧布和更多財產（1944年至1945年的價值）的穆斯林家庭除了保留冬夏季服裝、寢具、奶牛和10天的儲備糧食外，必須按照所擁有的財產價值中，每40盧布捐獻1盧布的比例每年捐款一次。

最終，不得不提到，自1944年以來，蘇聯當局準許穆斯林宗教組織可以組織信徒出國前往沙烏地阿拉伯的伊斯蘭教聖地朝聖，從而加深了長期以來在蘇聯境內，如同與世隔絕的伊斯蘭組織得以進入穆斯林世界。這與蘇聯當局政策的重大轉變息息相關。一般而言，對於宗教，特別是伊斯蘭教，這可以解釋為在戰時艱苦條件下，史達林為避免造成社會不安定和保持政權穩定的一種嘗試，利用宗教組織動員信徒參加反法西斯侵略者的鬥爭，以及他希望盡一切可能壯大反希特勒聯盟的力量。做到上述目標，可觀上在衛國戰爭期間為信徒營造了一個相對客觀的 「寬鬆」政治制度氛圍。當局對伊斯蘭教收集天課的許可、以及允許穆斯林在庫爾班巴伊拉姆節上祭祀牲畜、而每一個穆斯林在齋月（天課開齋節）結束之際被要求的必要性施舍，客觀上促進了宗教組織所需的物質支持，特別是對物資的極度需求兒女眾多的穆斯林軍人家庭，可以得到宗教組織的物資援助，對穩定後方社會安定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當作為全家養家糊口支柱的男人奔赴前線時， 家裡留守兒童的成為了一個重大問題，這就全得依賴於傳統穆斯林的慈善機構的資助。在一方面，清真寺已然成為了為這些家庭提供物資援助的重要中心。但是，在伊斯蘭教傳播的傳統地區，幾乎每一個村莊都有伊瑪目（而有時甚至更多），如果居民信徒遇到任何災禍和需求都可以去找他。對於前線戰士家屬的大力支持是由《祭祀牲畜和齋戒月節結束後的強制性施舍》等教義落實的。一些宗教仆人解釋稱，信徒不能有理由在庫爾班巴伊拉姆節舉行祭祀牲畜時，不為有需要的人進行施舍（садака）。其次，進一步考慮到戰時的特殊情況， 「允許」，與其祭祀牲畜不如把用於祭祀的牲畜或者等價的金錢交給前線戰士的家庭。這樣的做法促進和加快了 「每一個勞力集體的用自己的基金給予紅軍家屬幫助」、 「為每一個前線戰士家屬提供奶牛」等口號在伊斯蘭教傳統地區的擴大傳播。

伊斯蘭教可以將獲得牲畜、小牛、奶羊的前線戰士家屬發展成信徒。例如，塔什幹州揚吉尤利地區的尤蘇波夫穆斯林成員集體農莊發起倡議，幫助紅軍戰士家屬。集體農莊會議上決定提供給紅軍戰士家屬17只羊、1.5噸大米、1噸小麥、4.5噸蔬菜和2萬6千盧布，集體農莊的莊員們呼籲全體烏茲別克斯坦的勞力者以他們為效仿榜樣。這一崇高的倡議得到了全國各地數百萬穆斯林的支持。除此之外，中亞、哈薩克人、韃靼人、巴什基爾人在自己的家中接收了數以百萬計的因敵人占領而流離失所的蘇聯人民。孤兒受到了特別的照顧，例如，塔什乾的穆斯林鐵匠沙穆哈梅多夫的家庭收養了14個民族完全不同的孩子。蘇聯東部地區成千上萬的穆斯林以他們為榜樣。

蘇聯的穆斯林為打敗德國法西斯所做出的貢獻不會被遺忘。正如俄羅斯軍事科學院院長馬赫穆特·艾哈邁托維奇·加列耶夫曾寫道： 「我們獲得衛國戰爭的勝利具有全球性的意義。積極參加了這場戰爭的前蘇聯穆斯林民族和大陸信仰其他宗教的民族將被永遠載入這場勝利的史冊。數萬和數十萬奔赴衛國戰爭前線的穆斯林人獲得了政府的榮譽 — 勛章和獎章，僅獲得蘇聯英雄稱號的大陸少數民族韃靼人就超過了200人，他們中的許多人就是穆斯林。」

盡管穆斯林在反法西斯鬥爭中做出了偉大貢獻，然而史達林任然對其不信任和不友好。當國家需要 「管教他們」 時，讓人民絕對服從邪惡主管的意志並在即將粉碎納粹主義之後，再度向穆斯林揮起了皮鞭。受到非法鎮壓的不是個人，而是把伊斯蘭教一直作為自己傳統宗教的整個民族。1943年至1944年，大批的卡拉恰耶夫人、印古什人、車臣人、巴爾卡爾人、克裡米亞韃靼人、麥斯赫特土耳其人、庫爾德人被押解出居民點並被永久流放。他們被強行從自己的家園驅逐到數千公里外的其他氣候條件地區，他們中的三分之一至一半死去。史達林政權回應稱，這些幾乎所有的兒子都在紅軍中服兵役的民族，大多數都死於敵手。但迫害並不僅限於驅逐，戰爭結束後，韃靼人的《也迪古》、阿塞拜疆人的《科爾庫特之書》、烏茲別克人的《阿爾帕梅什》和吉爾吉斯人的《瑪納斯》這些民族史詩被當局宣稱為反人民和封建主義傳統史詩，而研究他們的人 — 是滋生伊斯蘭教意識形態的溫床。即使是著名的東方詩人，烏茲別克文學創始人，艾力西爾·納瓦依也被蔑稱為 「穆斯林蒙昧主義的布道者」，許多穆斯林文化知識分子階層的人民被活生生的鎮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