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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克念《東方歷史評論》
西元1872，在中國史上為清朝同治十一年。對於清廷而言，本年有兩件大事值得記錄：一件是喜事，皇帝載淳在10月15日迎娶了已於前一天冊立為皇后的阿魯特氏，她是蒙古正藍旗人，慈安太后的姑表外甥女；另一件則是喪事，3月12日，「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一等毅勇侯、兵部尚書銜兩江總督、南洋通商大臣兼兩淮鹽政總辦、江南製造總局督辦」曾國藩去世，近代史上最為堅忍潑辣的軍政集團——湘軍系統，終究沒有一位代表人物能夠進入朝廷中樞。
這兩件事有著十足的指標意義。就喜事來說，慈禧的兒子以慈安的親戚為妻，象徵著兩位曾並肩垂簾聽政的皇太后團結融洽，當然也意味著整個滿洲貴族統治階層的合衷與共；就喪事來講，那些為朝廷敉平太平軍、捻軍的所謂「中興名臣」中，資望、名位、功勛，曾國藩遠邁同儕，他一去世，真正能威脅到朝廷統治的漢族大臣，就一個都沒有了。如此，清廷反而在內外都消弭了猜忌爭鬥，倒也能上下一心，勵精圖治，繼續朝著「自強」的既定政策奮進。
但從後世看來，本年還有三件大事非常重要。直至百年以後，閱讀近代史的人們早就忽略了同治帝大婚和曾國藩去世的具體時間，但卻牢牢記住了中國的民營企業、國資企業、現代傳媒，都在這一年發端。
——就在今年，華僑商人陳啟源在廣東南海縣開設繼昌隆繅絲廠，為中國第一家民族資本工業企業；而名為官商合辦實則官府控制的輪船招商局成立，這是清政府經營的第一家近代民用企業；也是在今年，《申報》創刊，開啟了其近八十年的記錄中國的偉大歷程。
然而，1872年還有兩件大事——那就是外資銀行開始操控中國金融市場，和清廷實施「留美幼童」計劃——既沒被當時所注重，也沒被後世所研究，卻在暗中長久地影響著中國歷史的進程。
1
創辦《申報》：背後的金融因緣
英國商人安納斯托·美查剛來上海的時候，從沒想過自己會在十餘年後創辦一份中文報紙。他從事的是茶葉棉布生意，也就是將中國的茶葉販運到歐洲，再將英國的布匹販運到上海。當時中國經商的洋人在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尤其是兩次鴉片戰爭的後果——《江寧條約》和《北京條約》的保護下，於上海的貿易是公平而高效的，但美查的生意卻波折重重。這當然也是彼時在華所有洋商的困境，那就是同中國本土資本相融接的過程中，外來金融體系還需要長久的調適和糾偏。
1861年美國內戰爆發，斷絕了對於倫敦市場的美棉供應，棉花價格頓時上漲三四倍之多。於是印度和中國的棉花成為了搶手貨，在華的洋商和洋行，無一不卷入瘋狂的棉業投機熱潮中。可以料到的是，迨四年後南北戰爭結束，棉價應聲回落，全部參與棉花貿易的上海洋行都陷入了絕大的困境。
更有甚者，在上海的外資銀行也集體參與了匯兌投機。那些大量吸納棉花的洋行既需要充裕的現金，也需要經匯票交易，使得上海外資金融市場每天的交易額高達百萬元計，因此市場利率竟盤旋在18%—36%之間。到美國內戰結束，棉業和匯兌的雙重投機崩盤，最嚴重的還是當時的世界金融中心倫敦。馬克思在其《資本論》第三卷就提到了這一金融慘狀：「由於棉荒，把許多資本從通常的投資領域趕到了貨幣市場的大中心」，「因而主要帶有金融的性質」。在提到倫敦最大的投機公司因虧蝕近兩千萬英鎊而倒閉後，馬克思接著說道：「繼這家銀行之後，無數在金融進行欺詐的公司也接著倒閉了。」
上海於此同時出現了開埠二十年來第一次金融風潮，許多老牌洋行倒閉，連怡和洋行也「大有不堪之勢」。在銀行方面，半數因欠債而閉歇。雪上加霜的是，由於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大部分從蘇南各地逃亡到上海的鄉紳地主陸續還鄉，租界的地價房價大幅度回落，也給外國投資商造成巨大損失。
經此一役，上海的外資銀行和洋行痛定思痛地決定回避類似的投機生意，自己既不參與，也不把資金放給華商參與。
到1871年，受普法戰爭影響，中國銷往歐洲的絲茶跌幅巨大；在國內，長江中遊爆發前所未有的洪災，商路斷絕，人民困頓，既無法也無力購買洋貨。由此造成的進出口貿易萎縮和銀根收緊，外商非常理解。（也正是因為生意萎縮，英國商人安納斯托·美查才不得不退出茶葉棉布市場，於次年創辦《申報》。）但在冬天發生了一件事，令他們猝不及防。
申報創刊號
在近年底的時候，中國鹽政管理當局要求揚州鹽商立即補繳承運食鹽保證金，迫使以販賣淮鹽為業的千名鹽商急忙通過匯兌，由上海外資銀行支付了三百萬兩現銀。其結果自然是上海金融市場銀根極為吃緊。這件事使得外資銀行對於中國各級政府和主管部門影響經濟、財政、金融的能力，印象深刻。
然而，也是在1871年，受到國內工農業普遍向好的鼓勵，中國商人擴大了洋貨的進口。但外資銀行顯然並不樂觀，在第二年大幅度抑制了向華商的拆借，存現銀九十萬兩，就是不肯放出。在外資銀行看來，1871年中國外貿結果是淨進口值三百萬兩，失去了進出口平衡，因此1872年寧可「銀根緊張的壓力在中國商人面前成為一種恐慌」，也不願因投機而產生重大損失。
金融運作原本就是邏輯閉合的有機體，外商既在市場中，那麼他們有再大的宏願，也只能用市場規律解決。由於中國的進口商得不到外資銀行的資金挹註，只能拍賣匯票渡過難關。如此，造成匯率降低，使得出口商反而有著充裕的資金吸納中國農產品以販運海外。由此，1872年中國在二次鴉片戰爭後首次做到了貿易順差，且出超額竟然達八百萬兩之巨。
由外資銀行的緊縮銀根，反而造成了中國的外貿出超，這是1872年發生的金融界大事，卻不為人重視。即使在當時，也僅僅引起了英文媒體《字林西報》的注意。在解釋為什麼「外國銀行扣住現款不放」的時候，這份報紙冷靜地分析道：「中國錢莊由於對貨物進行押放，把自己的資金擠得一乾二淨。而這些貨物卻正是同一市場的另一方（指外商）把現款扣住要買而還未買的貨物。而在正常情況下，這些資金本可以來周轉出口貿易的。」所以問題來了，「由於通過中國錢莊所進行的放款，難以保證準時收回，這就使得這樣一個過程在目前不能不具有危險性。」這份報紙最後說出了外資銀行的心聲：「如果有一個強大而有力的外國金融組織來占領這個陣地（指上海金融市場），情況就會大為改善。」
這個「外國金融組織」已經誕生了，那就是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當時雖然還僅僅只有八歲，並不「強大而有力」，但只要再經過幾年的磨練，就將成為控制上海金融界的王者。
2
匯豐銀行的買辦：從錢莊到政府
清康熙廿三年（1684），清廷開放海禁，並改變了元明二代北洋航線只許官船官運的規定，允許商船商運。北洋航線的北端，由天津上延至營口，同遼河聯運。如此，由沙船（「防沙平底木帆船」的簡稱）每年向上海運送的貨物，「關東豆麥，不下千餘萬擔」。而由上海運往遼東、京津，主要以松江棉布為主，雜以絲茶糖。上海在鴉片戰爭之前成為南北航運業的要沖，「實緣（松江）布市」。
江南的沙船業到嘉道年間臻於極盛，上海一直聚集有三千六百號，以每號船造價為萬兩計，其船商所投放的固定資本為天文數字。正因如此，其在船只投入經營後，資金難免捉襟見肘，因此所需的流動資本一般都由錢莊融資。一般的操作慣例是這樣的：沙船在出海前向錢莊借入大宗款子，在上海備齊貨物（如棉布、絲茶等），前往南北洋銷售。往北地去的沙船，運回大豆、食油，往閩粵去的沙船，則運回木材。此為無抵押信用貸款，若沙船平安歸來，則船主和錢莊均獲厚利；若遇到風浪沙船傾覆，則錢莊血本無歸，很可能就此破產。
到嘉慶初年，上海錢莊已經有一百二十多家，大多跟航運業關係密切。這或多或少養成了後來上海灘的金融業性格，那就是以信用貸款為手段，大膽冒險，投機為主。
上海開埠後，隨著洋商而湧入的，一部分是廣東人，他們之前便是洋行買辦；另一部分則是福建人，他們多是南洋航線沙船上的海員。1853年，借著太平軍東來的大潮，小刀會的福建人和洪門的廣東人聯合起義，攻占上海縣城。這讓租界管理者和上海地方當局於起義失敗後大規模驅逐閩粵人士。於是，蘇州、鎮江、寧波、紹興的財經界精英就逐漸取代其地位，成了上海洋行和外資銀行的新任買辦。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的首任買辦便是浙江餘姚人王槐山，錢莊夥計出身。據說他「利用匯豐牌子做洋厘生意。在匯豐全日收解中了解到全市現銀存底，從而買進賣出，穩操勝算。前後僅六年，就賺得白銀八十萬兩」雲雲。其繼任者，是蘇州洞庭東山的席正甫。席氏生於商貿世家，其父、兄、母舅都是錢莊業者，他跟後二者進入上海租界闖世界之初，也是錢莊夥計。正是他的助力，將匯豐銀行帶進了亞洲第一銀行的地位。
匯豐銀行創立於1865年，前十年發展得並不理想。尤其是1872年，匯豐銀行參與了外商對華商的金融杯葛，先是不願放款，拆息行市虛高，最後只能自動調低匯率。由於上海錢莊感覺外資銀行不再像以前那樣有求必應，因此對其也逐漸疏遠，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國內土特產出口和國外工業品進口均大幅度降低，1873年進出口總額減少近七百萬兩。在當年英國駐華官員的商務匯報中，無論是廣州領事還是上海領事，都哀嘆道：「在從事對華貿易的商人的記憶裡，不論在中國或在英國，貿易都從沒像過去十二個月裡那樣下降得厲害。」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大樓
對於中國商人而言，絲茶的銷量驟減使他們無法償付年初獲得的錢莊貸款，這令慣常給予錢莊短期信用貸款的外資銀行分外緊張。到九月份，出口貿易沒有復蘇跡象，錢莊儲備日益枯竭。於是外資銀行下定決心同合作了十多年的上海錢莊徹底翻臉，無條件收回一切信用貸款。秋冬連續三個月的追欠收銀，使得金融市場一片混亂。到1874年新春，人們發現上海的大錢莊一半以上擱淺，其中南市的劃匯莊由五十家縮減為二十家，北市則由七十三家縮減為三十八家。
匯豐銀行當然也受創嚴重，非但損耗了大量貸款，還失去了在華商中培植多年的信任感。最顯然的指標是股價，原本一直升水80%，而在1874年初，竟然跌破了面值。為此，第一代買辦王槐山黯然離場，將買辦間的這把交椅傳給了席正甫，讓他重新殺出一條血路。
席無意修復同錢莊和華人出口商的關係，他知道他們投機性太重，很容易就會把銀行拖進泥坑。而且中國的慣例，貸款無需抵押擔保，銀行在發放信用貸款時，只要有一次判斷錯誤，就可能會萬劫不復。
於是，席正甫將眼光投向了清政府。
此時的清朝經過洋務運動的生聚教訓，十年時間已經漸漸恢復了國力。但無論是開辦工廠還是培訓子弟，都需要巨額經費。同時期的日本正在進行明治維新，靠著發行紙幣才勉強度過財政危機，但此事清廷萬萬不敢學。
早在二十年前，也就是鹹豐三年（1853）冬天，朝廷就強行發行過不兌現紙幣「官票」和「寶鈔」，但由於缺乏準備金，剛落地就大規模貶值，物價則飛速上漲。到1862年，紙幣已成廢紙，清廷不得不明令廢止，鹹豐朝的幣制改革徹底失敗。這場十年前的鬧劇還歷歷在目，因此再怎麼缺錢，朝廷也沒人敢提再次發行紙幣。如此，只能靠向外資銀行謀求貸款，以解決燃眉之急。
這正是席正甫的業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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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一場中飽私囊的盛宴
以席正甫為首的外資銀行（及洋行）買辦意識到，同投機性十足的中國傳統錢莊比，唯有清政府才是最忠誠穩妥的客戶。當時的朝政在名為同治帝、實為兩宮皇太后的主管下，經恭親王奕?具體操辦，無不井井有條，頗具規模。而且總稅務司也由英國人（先是李泰國後是赫德）擔任，令人放心其數目之真實和操守之廉潔。於是，在王槐山即將引咎退隱前夕，1874年，席正甫代表匯豐銀行，同辦理台灣等處海防事宜的欽差大臣沈葆楨，簽訂了「福建台防借款」二百萬兩。這也是外資銀行對清政府進行大型政治借款的開始。
據說這項借款的幕後主張者是直隸總督李鴻章，因此協議的具體條款是席正甫去天津同李直接談妥，最後請沈葆楨畫押蓋印而已。此行也使得李鴻章對席極為賞識，如左宗棠籠絡胡雪巖一樣，想將其收入幕府作為財政幕僚。席對政治毫無興趣，婉拒了李的邀請，而兩人也因此結下了終身友誼。
在匯豐銀行以後幾次同清政府簽署的協定中，確定了後來政治借款的一些慣例，比如以關稅為擔保品，必須有「稅務司印押，方能兌銀」；以英國貨幣為計算單位，在借取時按匯兌實價將英鎊折算成銀兩，歸還貸款時仍按英鎊匯率折算銀兩；設立經手人制度，若朝廷（或地方政府）不能按時還款，首先向經手人催討。
在同左宗棠進行的西征借款中，這個經手人，就是胡雪巖。胡的身份很複雜，對民間而言只是阜康銀號的老板，但對外商和朝廷而言卻是有布政使頭銜的「江西候補道員」，作為左宗棠屬下的「糧台總辦」擔任「上海采運局」的「委員」，因此胡雪巖無論在政治上還是行政上，都是地道的清朝官員。
胡雪巖
然而，作為經手人，他堂而皇之地收取了巨額的傭金。以1877年第四次西征借款為例，匯豐銀行索取的利息是年息一分，即10%，而左宗棠向朝廷申報時，成了12%；其後又以德商洋行「包認實銀」為辭，將年息加到15%（據左宗棠解釋，因借款以英鎊計算，考慮到匯率有漲落，今後歸還時可能增累，因此加息包給德商以轉嫁風險）。事實上這家德商洋行背後還是胡雪巖。據統計，1867—1879這十多年時間內，由胡雪巖經手的對外借款大約有一千二百萬兩白銀，左宗棠為此要支付六百萬兩的利息。而這其中的一半也就是三百萬兩，作為外資銀行支付的傭金進了胡的口袋。胡雪巖的這種貪黷，連同樣處於湘系陣營的曾紀澤都看不下去了。曾紀澤是曾國藩之子，長期擔任駐外使節，有著豐富的國際知識和國際眼界，他的評論沒有通常士大夫那種顢頇迂腐。就連他也對胡雪巖極為不滿，在1879年11月15日的日記中他詛咒胡雪巖，說對於胡「雖籍沒其資財，而科之以漢奸之罪，殆不為枉」。
整個六七十年代，左宗棠都是國家柱石，為朝廷東征西討，匡復舊土，確實不可取代。因此他屬下的劣行朝廷雖然心知肚明，卻也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過無論中樞還是高層的清流派，對洋務派的惡感，也是一天甚似一天了。到1880年代初期，對於朝廷的保守派來說，洋務運動近二十年來產生的問題，似乎已經同成績一樣多，中國是否還應該照這路子走下去，需要慎重地再思考。
我們剛才說過，在1872年發生了兩樁既沒被當時所注重，也沒被後世所研究，卻在暗中長久地影響著中國歷史的進程的大事，其一是外資銀行開始操控中國金融，另一件就是派遣「留美幼童」出國。而八十年代初保守思想回潮，所開刀的，第一項就是於1881年召回這些即將學有所成的孩子，不讓他們進一步疏離「中國之倫常名教」。
真正驚天動地的大事則發生在兩年半以後，即1884年春的「甲申易樞」。以慈禧為主導的兩宮皇太后突然罷黜一直在中樞指導全面工作和外交工作的軍機處兼總理衙門負責人恭親王奕?，並更換了全部大臣，而易之以太后主管下的，由醇親王奕譞、禮親王世鐸、慶郡王奕劻具體負責的內政外交體系。其中世鐸掌管軍機處，奕劻掌管總理衙門，奕譞則作為外朝同內廷的聯絡員，負實際責任。
這是保守派對洋務派的全面反撲，跟後者關係良好的清流派也被一並打到。從此，洋務運動只能在技術面蹣跚而行，至於意識形態和政治倫理的思考，則再也沒有可能。十年後，甲申易樞時被罷黜的青年清流陳寶琛面對甲午新敗，不無諷刺地寫了首詩：
阿母歡娛眾女狂，十年養就滿庭芳。
誰知綠怨紅啼景，便在鶯歌燕舞場。
處處鳳樓勞剪彩，聲聲羯鼓促傳觴。
可憐買盡西園醉，贏得嘉辰一斷腸。
按照詩人及許多「事後諸葛亮」的判斷，只要還是維持恭王班底，內有清流派輔政，外有洋務派進取，中國的富強還將又上層樓，不會因對日戰爭的失敗乃戛然而止。然而，歷史既不能假設，也無法重啟。而且，即使已經深知大勢走向，但身在困局中的智者依然無能為力。
各國由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轉型的革新維新過程，都是金融先行。比如早洋務運動三十年的德國工業化運動，第一步就是完善金融體制，並完善公司制度。當然，也有資本主義革命倒逼金融體系近代化，比如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就由政商合力，營建西化的銀行制度，各司其職，互相配合，共同進取。然而，這一切都沒有在洋務運動中的清朝發生。這似乎同政治理念或技術手段無關。就在甲申易樞之前的三個月，一場金融風暴的點燃和蔓延，徹底改變了大清帝國的金融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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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巖：引爆自身的金融風暴
自1866年遭遇「棉花風潮」以來，上海的外資銀行就非常注意不再介入投機行為，對華商（及錢莊）的金融投機也分外警惕。不過，是銀行就要放款。一般而言，以匯豐為主的外資銀行在1870年代，於上海的放款額為三百萬兩白銀。但是整個上海灘，尤其是傳統金融業總還是銀根奇緊，捉襟見肘，經不得一點風浪，一旦外資銀行收款，便叫苦不迭，搖搖欲墜。那麼，他們這些錢哪裡去了呢？
——股票。他們用這三百萬，購買了洋務運動中出現的「官督商辦」國有企業在上海發行的股票。其中就有1872年成立的輪船招商局，也有赫赫有名的開平礦務局和上海機器織布局。這些由李鴻章親自過問的國有企業占著壟斷優勢和政治優勢，受到了一輪又一輪市場追捧。到1882年秋，尤其是招商局和開平局，股票分別上漲了2.53倍和2.16倍。所謂「追漲殺跌」，各華商更是傾囊而出，若上述幾個大公司的股票已經市場飽和，他們就會去搜尋其他省份在滬發行的國企礦業股票。這十四五家各省新礦局，也賺得盆滿缽滿。
另一方面，上海的遊資又被於1882年開始的貿易戰所吸引，因為這場隱形戰爭的中方主將，正是全國首富胡雪巖。
兩千年來，絲綢制品一直是全世界矚目的奢侈品，作為絲綢面料之原材料的生絲，只有中國的蘇南浙北和南歐的義大利能夠提供，而後者生絲的質量和數量又遠不及中國，因此當時上海洋行的重要貿易任務之一，就是採購蘇南浙北生產的生絲。這是洋行對華農產品依賴的最大宗交易。當時洋行和其國內的經銷商都簽有合同，每年都要向國內輸入一定份額的產品，否則就要賠款甚至破產。比如英國怡和洋行就跟英國許多絲綢面料生產商簽訂合同，每年都要向這些廠商提供規定數額的生絲原料。如果不能及時提供，怡和洋行就將向這些廠商支付巨額賠款。
胡雪巖深知這一行規，因此想通過壟斷手段控制整個江浙滬的生絲貿易，逼迫外國洋行退出中國生絲市場。現在想來，此一戰略完全不可能成功。當時集聚於上海的生絲，每年數量超過一萬包，每包收購價大概是四百兩銀子。也就是說，胡雪巖想壟斷一年的生絲交易，就至少需支付五百萬兩白銀。這僅僅是帳面數字。生絲本身不耐久存，兩三年以內就會泛黃而變成廢品，根本不適合長期持有；儲存這麼多生絲又須租用倉庫的成本；資金本身也有使用成本，即利息。更重要的是，各家洋行絕不會坐以待斃，生絲價格將會一路上揚，絕非五百萬兩銀子能夠應付。
結果是，胡雪巖支付的收購費用高達二千萬兩。1882年，他收購了上海生絲市場的大半，即八千包，其他外商洋行只競爭到三千包。但這樣一來，生絲價格極速上揚。第二年春天，新絲上場，他又收購了六千包。平均算下來，這些生絲的價格高達每包一千四百兩，為原始價格的三四倍之多。
胡雪巖引以為後盾的，是手上充沛的現金流，因為他手握東南地區最大的錢莊，有著豐富的存款餘額供其調度。不過到了二千萬兩已經是最高限度，他再也拿不出現金了。此次商戰的要點就是「壟斷」。1882—1883年兩季新絲上市，胡雪巖收購了共一萬四千包生絲，這兩年上海市場的銷售總量是二萬二千包，也就是還有八千包生絲被洋行和中國其他投機商收購（其中，1882年洋行收購三千包，1883年中國投機商跟風收購五千包），胡雪巖既然不能形成壟斷，也就根本不能置洋行於死地，胡雪巖高估自己的實力了。而且1883年義大利生絲豐收，足以供應歐洲本地絲綢生產商的原料要求，洋行於是更有底氣拒絕收購上海所有的生絲原料。胡雪巖聚集了兩年的蠻力，一拳向洋行打去，不料卻撲了個空，自己卻下盤不穩摔了個大跟鬥。
1883年10月，也就是生絲貿易戰到達白熱化，胡雪巖在謀劃究竟是拋售套現還是再支持一下以求轉機的時候，江海關應該向匯豐銀行支付由胡雪巖作為經手人的借款之到期本息五十萬兩，可是該關監督邵友濂表示，江海關「恰好」沒錢，無力支付。此時席正甫卻一反常態，公開高調地向胡雪巖發出法律文書，要求其履行擔保人的義務，先行代償款項。
原本這五十萬兩對於前年甚至去年的胡雪巖來講，都根本不是問題。但是1883年10月的胡雪巖手上只有花二千萬兩白銀購得的一萬四千包生絲，現銀根本沒有。為了防止事態擴大以造成市場信心的崩潰，胡雪巖只有拋售套現。他11月拋售的手上生絲（據說對象就是怡和洋行），價格最低只有362.5兩一包。也就是一萬四千包生絲，胡雪巖賣得的現銀只有五六百萬兩。他至少虧掉了一千四百萬兩的白銀。而且各大商家對阜康的擠提更加猛烈，其現銀根本無法支付，於是，1883年12月5日，阜康銀號關門倒債，胡雪巖宣布破產。
這真是一場「雙核」金融風暴。1882年底最為關鍵——上海大小錢莊的現銀因急於短期獲利，紛紛向戰火正熾的生絲市場集結，許多華商立即拋售手上的洋務國企股票，套現而在絲市搶一個身位；另一方面，隨著投機商大幅度拋售股票，原本那些殷實穩重的投資者也擔憂套牢，於是跟著沽清股票。這首先造成了股市崩盤，所謂的「礦股虧敗」使得許多反應不及的小戶血本無歸，而發行股票的各省洋務國企也在自己完全沒有預料的狀態下瀕臨絕境。
也正是在同時，隨著生絲價格的瞬間跌落，那些將資金集中於絲市的華商和錢莊也紛紛破產。胡雪巖只是他們的代表。在這場「雙核」夾擊下，著名買辦徐潤跟胡雪巖一起破產，唐廷樞和鄭觀應則遭受重創。就全盤市場而言，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上海，傳統錢莊只剩下了十家。後來，鄭氏在其名著《盛世危言》中沉痛地回顧道：「中國自礦股虧敗以來，上海傾倒銀號多家，喪資百萬，至今視為厲階。」也就是說，自此以後，華商和錢莊對於洋務國企，畏之如虎，不再有投資的興趣。
反過來，朝廷及其洋務重臣對於職業買辦操持國企也失去了信心。自1883年後，國企由放權的「官督商辦」轉型為集權的「官員督辦」，中國的一流企業家也由買辦出身的徐潤、鄭觀應一變而為盛宣懷這種職業官僚。也就是說，經過1883這場「雙核」金融風暴，中國傳統金融業既失去了向西化銀行業轉型的動力和能量，也失去了挹註本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願望和平台。
從此，中國的洋務運動越來越遲鈍衰敝，隨著十餘年後的甲午戰敗，也就徹底煙消雲散了。
（本文由《同舟共進》授權提供，2018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