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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行在陽秋
建文改制並未失敗，只是被朱棣的軍事勝利和暴政暫時終結。明朝中後期的制度轉型，正是朝建文帝規劃的道路上回轉，因此帶來了社會文化經濟的大發展。朱棣把這個大發展推遲了上百年，可以說是逆歷史潮流而動，帶來深重的災難。
建文改制失敗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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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改制是失敗還是成功？它給明代以至後世留下了什麼？
當然，就政治史而言，建文改制已經隨著建文朝廷的覆滅而灰飛煙滅，於事實上確已失敗。不過，建文朝的覆滅極其偶然，它亡於軍事，並非亡於政治。以建文朝失敗而推出建文改制失敗的結論，無疑屬於事後歸因謬誤（post hoc,ergo propter hoc fallacy）；此外，以建文改製作為建文朝失敗的原因，無疑又是過度簡化因果謬誤（causal oversimplification fallacy）。
對建文改制持負面態度的論者，多半堅持這兩種論調。
建文改制並未失敗
陳建、高岱、何喬遠便認為建文改制失敗了，朱鷺也認為建文改制是悖逆太祖祖訓。《明史》也認為， 「時井田雖不行，然孝孺卒用《周官》更易制度，無濟實事，為燕王藉口。論者服叔英之識，而惜孝孺不能用其言也。」晁中辰等現代論者，也認建文改制為不切實際，間接導致建文朝的失敗。
建文朝確實亡於軍事，不過軍事上的失敗亦極其偶然。實際上，朱棣軍隊在建文四年，仍然遭遇了小河之戰的重挫，朱棣本人甚至對前景都並非樂觀，賴朱能勸阻方堅定南下決心：
進戰小河，為敵所乘，稍卻，諸將遽請班師。獨王（朱能）力勸上行，曰： 「用兵未必常勝，豈可因小挫系自沮？項羽百戰百勝，竟亡，漢高屢敗而終興，自殿下舉兵以來，克捷多矣，此小挫何足置意，但當以宗社為重，整兵前進耳。」上撫掌嘆曰： 「爾言深合吾心。」遂行。
南京的陷落由一連串偶然因素導致（陳瑄、童俊的水師叛降，李景隆、谷王打開金川門）。政治上，建文朝並未失敗。顧起元《客座贅語》載：
父老嘗言：建文四年之中，值太祖朝紀法修明之後，朝廷又一切以惇大行之，治化幾等於三代。一時士大夫崇尚禮義，百姓樂禮而重犯法，家給人足，外戶不闔，有得遺鈔於地，置屋簷而去者。及燕師至日，哭聲震天，而諸臣或死或遁，幾空朝署。蓋自古不幸失國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
顧氏的說法容可能有誇大之處，但這段文字能夠證明：建文四年內外施政頗得人心，且成效斐然， 「四載寬政解嚴霜」。
軍事上的失敗不能抹煞政治上的成功。如果以軍事上的失敗而否定建文改制，顯然不能成立。問題逼到這一步，第一個謬誤，不證自明。
筆者認為，以建文改製作為建文朝失敗的原因也不成立，並且犯了過度簡化因果謬誤，這則需要多費筆墨證明。攻擊建文改制者多以建文改制為不切實際、書生誤國，然持此論調者，亦不免多發空論，說服力有限。
改制的效果如何，前引《客座贅語》足以說明。第二個論調若以 「建文改制在政治上失敗，建文朝亡於政治」作證據，已經不成立。那麼， 「建文改制影響了軍事，而招致建文朝覆亡」，這個證據需要認真對待。
有一點是站得住腳的：建文改制重文輕武，卒使武臣寒心，揚州、鎮江鎮守將領叛變，多投效燕王，與之相關。在邏輯和事實上，它都成立。因此，以建文改製作為建文朝軍事失敗的部分原因，是可以的。
但如前所述，這屬過度簡化因果謬誤（causal oversimplification fallacy）。事實上，改制對軍事上的影響有限。軍事上的失敗，多半還屬於作戰策略之誤：
撤徐輝祖還京，犯兵家有進無退之大忌；主要兵力駐守淮安、鳳陽而被朱棣繞開，徒費兵餉；使李景隆、谷王守城，則根本是用人不當。決策接連失誤，造成了南京陷落的小概率事件。
準此，第二種論調也不能成立。
建文改制本身成功；建文改制間接導致軍事失敗，不過對其影響堪稱微弱；建文改制因軍事失敗而間接失敗。——這就是筆者的結論。
如前所述，建文改制雖然本身的運行尚稱良好，但仍因軍事上的失敗，而連帶失敗了。
除了朱棣保留的部分制度，建文改制還給明代制度留下了什麼遺產？
鄭曉曾總結道：
靖難後，復洪武舊制，惟存大理寺，不設斷事官及斷事司。正統（明英宗年號）中復京衛武學。
鄭氏其時不能讀到《明太宗實錄》，故而對朱棣保留的制度，只看到大理寺的存續。而後世又向建文回轉的制度，確有正統中京衛武學的設立。不過，筆者以為，就明朝制度而言，對建文制度的回轉，還不止於此。
建文制度正是明朝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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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以為，就制度條文而言，建文改制確實已隨著建文朝的覆亡而消亡，不再留存。明人在公開場合對建文改制幾乎不提，明代官方政書正德《會典》、萬歷《會典》，都不載建文制度。建文朝特有的機構名、官名，甚至終清末，再未出現，也不再引人注意。近年來編纂的大型辭書，也見不到這些新設的官名。
筆者遍檢《歷代職官表》、《中國官制大辭典》、《中國歷代官制辭典》、《中國歷代官制大辭典》，均沒有哪怕一個字涉及到 「文學博士」、 「資政上卿」、 「通政寺」等建文新制。
制度條文上，建文改制成果迅速瓦解，並未給明代留下遺產。準此，筆者嘗試用 「抽象回轉」，來形容建文改制對明代制度的影響。必須首先鄭重聲明的是，在本項研究中，這個論斷實證性有所缺乏，只是筆者的一點推測，證明它的工作，還需要繼續努力才可告成。
相較於明前期，明中後期發生了廣泛而深入的變革，簡直如同兩個朝代。這體現在：
內閣制逐漸有真宰相之勢，政治制度已經深刻轉變；白銀貨幣化，商品經濟發展；海上貿易興盛，工商業勃興；人身依附減弱，賦役制度變革；科學技術進步，西學東漸開始；思想文化領域多元開放，異彩紛呈，鬥奇炫博的時代來臨，完全掃除了明初的 「古拙」之風。
「晚明」既區別於明前期，也與清前期有著顯著的區別。 「明中後期」足以構成一個獨立的歷史單元。
若將明代中後期巨變與建文改制合觀，我們無妨說， 「明中後期」對洪武永樂鮮明的反動，恰恰屬於向建文改制的 「抽象回轉」。
法定制度，也即制度條文上，建文改制的成果固無存世者。不過，制度外緣第一圈——制度運行狀況、制度外緣第二圈——經濟、文化社會狀況，這制度的另外兩圈均已幾乎完全從洪武、永樂制度中 「抽離」。洪武祖制、永樂 「復舊制」均已名存實亡，起碼是面目全非。
《南都繁會圖》
明朝中後期的的大變局與建文制度相合
準此，明中後期之巨變，恰可與建文改制相合：
建文帝提高六部品秩，令翰林官得參國事，在事實上已經向丞相制回轉。建文朝於中央決策機構之重組，雖然沒有形成永樂時固定的內閣制，但確然已經造成大臣柄政的事實，齊黃二人的權力決不下於丞相，對比明中後期，確有異曲同工之處，此其一；
「蘇州的豪族自明初開始受到了嚴厲的鎮壓。……明初的蘇州如此劫難不斷，不僅在經濟上，文化上亦受到彈壓。」建文朝蘇州的短暫復興，為朱棣奪位所中止。不過，明中後期江南社會經濟大進，江南勢力勃興，蘇州成為明代典型城市，這均於建文朝可尋到先聲：建文改制，取消蘇松重賦，令蘇松人仍得官戶部，政權之本位落在江南。甚至在宣德、正統年間，況鐘、周忱居官蘇州，即已用平米、濟農、兌運、折征等經濟政策，曲折做到了向建文改制精神之回轉，此其二；
明中後期，宗藩制度名存實亡，瀕臨崩潰，朝廷不斷推出新政策（如嘉靖朝修訂《宗藩條例》、萬歷時始準宗藩應試入仕）建文削藩，早著先鞭，此其三；
依據現有的史料，已經可以得出結論：明中後期之巨變，差可視為向建文制度之回轉。易言之，因靖難戰事之失敗，建文改制之願景推遲了一個多世紀，方緩慢顯現。
《儒林外史》有言：
鄒吉甫又道： 「我聽見人說：‘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樣好的，就為出了個永樂爺就弄壞了。’
這反映民間長期流傳對建文朝的觀感，以及於朱棣的貶斥。
永樂 「繼統」，使建文改制這一歷史趨勢遭遇了一大回旋，延緩了建文改制之大趨勢。有明一代，建文改制之勢雖遭逆轉，卻仍緩慢回歸。其勢之至，則需要一百多年的潛滋暗長。
建文改制，實際制度條文雖然鮮有留存，但制度外緣的實際運行狀況，再外緣的經濟、社會、思想狀況，這些建文改制的施政目標和制度規劃目標，均於明中後期產生。質言之，建文改制在明中後期完成了 「抽象回轉」。
朱棣終結了華夏文明自我刷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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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亡政息。短短四年的建文改制，與建文朝廷一起淹沒於靖難的硝煙中。如何評價這場改制運動？
筆者嘗試用 「思想史上的三大特色、制度史上的三大概念」作結，庶幾可作為本項研究的結語，對建文改制的論斷。
建文改制，可稱者多矣。首先，就思想史而言，建文改制有三大特色，這三大特色均非常突出：
建文改制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儒家理想主義改革運動，自此之後，再無出現。建文改制，堪稱絕響，此其一；
吾國歷史上，道統、政統之最末一次合榫。質言之，如若 「道統」、 「政統」的解釋效力仍然成立，那麼在建文改制中我們看到，政統並非操縱、亦非利用道統，道統亦非俯就、屈從、諂事於政統。 「君臣際遇」之合作，自此再無出現。儒學士大夫再無機會取得君權的奧援，開展理想主義色彩劇烈的政治改革，以期做到他們心中不絕如縷之 「回向三代」政治理想，重建合理的人間秩序，此其二；
史上歷次《周禮》改革運動中，建文改制與新莽改制、北周革典、熙寧變法相比，具有絕無僅有的自身特質：與新莽改制之華麗鋪張、不切實際相比，建文改制呈現出合理化之實用色彩；與北周革典之粉飾虛張、 「陽傅陰適」相較，建文改制又展現出篤實切當之特質；與熙寧變法之務求財用、富國強兵對勘，建文改制又具備了 「義利雙行」、藏富於民之衡平特點。此其三。
朱棣才是損害文明前途的暴君
筆者嘗試從制度史角度，提出三大概念以論建文改制：斷裂，連續，回轉。筆者看來，建文改制實已涵蓋了這三大概念，而又不僅限於其中的每一個。當然，這三個名詞所指代的內涵和本身的語境並不完全相同，將它們並列到一起，只是出於排比概括的需要。
斷裂。就明史而言，如果我們接受 「明前期」、 「明中後期」的歷史分期法，認同這兩個時期的巨大斷裂，那麼，若將建文朝四年置於 「明前期」之內的話，建文朝無疑是洪武以至正德、嘉靖百餘年 「古樸」歷史中的一段短暫插曲。這四年時間裡，士大夫階層進入權力核心、經濟社會政策寬放，均與 「明前期」的其餘任何時段顯著相異。可稱 「斷裂」。
連續。仍從明朝一朝內部，如果縱向觀察，如前所述，建文朝實際上接續了洪武末期的種種演化趨勢。洪武一朝，朱元璋不斷創設、更迭制度，既否定前人，也在否定自己，有自我作古、上承三代之意。他晚年的諸多做法，已是為嗣君留下有利的政治環境，以做到安民求治之願望。建文朝改制，毋寧說是對朱元璋晚年政治的連續和完成。
回轉。方孝孺曾說：
至於近世，惟宋之俗為近古。尊尚儒術，以禮義漸漬其民。三百年之間，宰相大臣不受刑戮，外內庶官顧養廉恥。
若將建文朝放在整個中國歷史中縱向考察的話，它無疑是一次回轉——向宋代文人政治、以及秦漢以前 「三代」的回轉。
特別是後者。以 「回向三代」為己任的政治理想，自秦漢以來始終蕩漾於歷代儒生心中。建文改制，遂成為近世之前，儒家理想主義的最終一次機會，最後一次努力，最末一次實踐。
燕王篡位，方氏喋血。這個夙願終告徹底落空，在帝制時代它便永告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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