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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日本關東軍10900人，國民黨東北軍19萬人，就兩天時間，丟掉了奉天，即今天瀋陽。一周丟掉遼寧，兩個多月東三省淪陷。
齊齊哈爾馬占山奮起抗日，打響了抗日第一槍，時間是1931年11月底，都退到了齊齊哈爾，快到俄羅斯了，才正式反抗。
而且馬占山還是違令開槍，張學良不讓他開槍，他卻開槍了。
七七事變，日本在華北駐屯軍，最多也就8400人，日本方面的統計數是5800人，宋哲元部二十九軍有10萬人，但一個月華北就淪陷了。
近代以來，中國之衰弱狀態到了何種地步，這就像是我們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階段，近代史學家蔣廷黻所講的那樣。
1938年在抵抗日本侵略者最艱苦的階段，蔣廷黻用兩個多月、三個月不到的時間寫了本《中國近代史》，使他享譽史學界。
蔣廷黻，湖南人，在《中國近代史》 一書中他提出了一個問題，問得非常深刻，可謂中華民族根本之問，我稱之為「蔣廷黻之問」。蔣廷黻說：
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的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民族積弱之源，失敗之根本，所有的核心問題，就在於我們不能組織起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
第一次鴉片戰爭時，像廣州三元里人民的那種抗英活動是非常少的，很少見的，大多數民眾就地觀戰。英軍登陸後，民眾主動向其出售蔬菜、牲畜和糧食。普通百姓認為這是洋人在跟皇帝打仗，與我何幹？打敗了是割皇帝的地，賠皇帝的款，與我又有何幹？我還是得過自己的日子。用孫中山的話講，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
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一些普通民眾也加入了哄搶圓明園財物的行列。
1900年八國聯軍，我前面講了只有1萬多人，10天內卻攻下北京。八國聯軍是怎麼占領北京的？
當時我們中國民眾之中有給八國聯軍後勤輜重推小車的；
北京城高尺厚，有給八國聯軍通風報信提供情報的，告訴他們廣渠門下水道未曾設防；
八國聯軍從廣渠門下水道魚貫而入，排著傘兵隊形，順著土坡、斜坡往上爬，周圍有那麼多中國民眾，卻揣著手，站在旁邊，麻木觀看的；
攻陷皇宮，有民眾幫著填平壕溝，幫著架梯子，扶梯子的，還有民眾坐在城頭上幫著八國聯軍了望，傳遞信息的；
八國聯軍在北京殺人，指定中國人捆中國人，中國人砍中國人腦袋。
真是一盤散沙之慘狀。
人數多就有力量嗎？沒有有效組織的民眾就是一盤散沙。
所以，近代大思想家嚴復在《孟德斯鳩法意》 卷五按語中說：
「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已。一姓之興則億兆為之臣妾。其興也，此一家之興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
中國的積弱之源，是因為王朝的變換就是家族的變換。劉姓的漢朝變成李姓的唐朝，趙姓的宋朝，朱姓的明朝，愛新覺羅姓氏的清朝，就是姓氏的變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我們這種封建王朝制的分散性，根本無法與西方的現代民族國家抗衡。他們已形成了統一的國家利益、國家意志，而我們只是一盤散沙。
這一點也被敵人所窺破。
板垣征四郎，1948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的7個日本甲級戰犯之一。
1931年8月，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前的1個月，當時馬上就要採取侵華軍事行動，關東軍心里也沒底，他們就1萬多人，而東北軍將近20萬人。
板垣征四郎給關東軍做最後的戰鬥動員，信心滿滿地說：「從中國民眾的心理上來說，安居樂業是其理想，至於政治和軍事，只不過是統治階級的一種職業。在政治和軍事上與民眾有聯繫的，只是租稅和維持治安。
因此，中國是一個同近代國家的情況大不相同的國家，歸根到底，它不過是在這樣一個擁有自治部落的地區上加上了國家這一名稱而已。
所以，從一般民眾的真正的民族發展歷史上來說，國家意識無疑是很淡薄的。無論是誰掌握政權，誰掌握軍權，負責維持治安，這都無礙大局。」
他認為中國民眾是無所謂的，不就是繳稅嗎，繳國民黨也是繳，繳滿洲國也是繳，繳日本人也是繳，只要能活命就行。中國無非是個徒有國名的部落。
另一位九一八事變的元兇，被稱為日本最富戰略頭腦的人物石原莞爾，他講，我不用拔劍，我只用竹刀就足以嚇退張學良。
抗日戰爭開始，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及其以下有20多位中央委員投敵，58位將官投敵，一些國民黨部隊成建制投降嘩變。14年抗戰期間，協助日軍作戰的偽軍人數高達210萬人，超過侵華日軍的總人數，使中國成為唯一一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偽軍數量超過侵略軍的國家。
德國進攻法國，法國雖有偽軍，但數量沒多少；德國進攻蘇聯，烏克蘭出現偽軍也沒有那麼多人；義大利進攻今天的埃塞俄比亞，也有偽軍，但也沒有那麼多人。
唯有我們中國，偽軍人數超過侵略軍。
當時出現這種整個意志上的崩潰和動搖，首先不是民眾，而是精英，精英層、主管層出了問題。
國民政府黨政軍的精英，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王克敏、殷汝耕、梁鴻志、王揖唐、齊燮元、龐炳勛，都投降日軍了。
龐炳勛剛剛獲得台兒莊會戰的勝利，還被授了勛，卻帶領整個部隊嘩變，變成偽軍。
王克敏自恃資格老，還看不起汪精衛。什麼是資格老？投降日本早，這叫資格老。
他碰到汪精衛，傳授他跟日本人要怎樣打交道，說你不知道的，你得跟我學。汪精衛回敬：
我是南京中央政府的，你是華北地方政府的。可見偽政府都要爭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汪精衛在南京炮制議案，把王克敏的權力盡數剝奪。在議會通過提案時，王克敏正打瞌睡，糊里糊塗跟著舉手，提案就通過了。
王克敏一覺醒來，發現權力全沒了。
於是，他找到南京偽政府宣傳部長周佛海發牢騷，說我當漢奸無所謂，我都六七十歲了，我哪天腿一蹬就死了，隨便你們怎麼罵，可汪精衛拉著那麼多年輕人跟你幹，那些年輕人是要有將來的。
連漢奸自己也知道當漢奸不光彩啊。
汪精衛用王揖唐取代了王克敏，可王揖唐那點中國古詩詞的功底全都獻給日本天皇溜須拍馬用了，去見日本天皇時還極其肉麻，說什麼「八綋一宇浴仁風，旭日縈輝遞藐躬。春殿從容溫語慰，外臣感激此心同」。
這夥漢奸，把中國傳統文化演繹到如此醜陋的地步。當時可以說出現了集團性的精神沉淪和人格沉淪，不是一個、兩個，是一大批，黨政軍一大批精英。
在那個綱常錯亂、廉恥掃地的暗無天日的年代，清華大學教授俞平伯不禁仰天長嘆，說了這麼一句話：「我們的英雄不知在何處？」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沒有英雄，想的都是「人在屋簷下，哪能不低頭」，「好漢不吃眼前虧，活麻雀比死老鷹強」，只要活著，退一步海闊天空，這些怪誕理論竟長期橫行於中華民族的思想意識形態中。文化的陰暗面，束縛、消滅了全社會的意志。
100年前的中國脆弱的讓如今的人們難以想像，但是我們仍然從近代的苦難中蘇醒過來，趕走了侵略者，經過70年的建設，特別是40年的改革開放重新復興，到底是什麼讓中華民族從水深火熱中被喚醒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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