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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諒妻馬氏墓志銘拓片
文︱鄭子寧
1955年冬天，西安市土門村附近挖出了一塊奇怪的墓志。這塊墓志正面上半部分是某種在場者誰都不認識的文字，下半部分則是漢文。漢文部分表明，墳墓的主人是唐朝人蘇諒的夫人馬氏，墓建於鹹通十五年（公元874年），女主人死時年僅二十六歲。
隨後，奇怪的外文經日本京都大學的伊藤義教博士確認為中古波斯語巴列維文。馬氏實際上是波斯人的後裔。而「蘇諒」和「馬氏」這兩個名字也暗藏玄機——這兩個表面上再正常不過的漢名在巴列維文部分中，蘇諒寫作swryn，馬氏為m’syš。
薩珊波斯於公元651年被阿拉伯人征服後，一批波斯人隨同王子卑路斯流亡唐朝。墓志寫於公元874年，距薩珊波斯滅亡已超過兩百年。從姓名來看，入華兩百年後，波斯人仍然頑固地保留著自己的語言傳統。
當然，要想看出這兩個名字實際是胡名也並非易事，如果沒有巴列維文對照，蘇諒和馬氏很可能會被當作一對普通的唐朝夫妻。可以想像，唐朝人和今天的中國人一樣，大概也會把蘇諒當成姓蘇名諒，馬氏則是他娶的馬家的小姐。
像蘇諒和馬氏這樣，移居異國兩百多年名字還有母國痕跡的人尚屬少數，更多情況下，人名的變化在幾代內就有可能把祖先的痕跡抹得一乾二淨。後唐莊宗李存勖出身於西突厥沙陀部，本姓朱邪，曾祖父名朱邪執宜，祖父叫朱邪赤心，漢名李國昌，父親李克用。短短三四代人，就基本完成了從習用胡名到常用漢名的轉換。
采納中國式人名是中國化的重要標誌。然而，在多數情況下，人名能提供的線索其實相當有限。作為一種在幾代內變得面目全非的專名，如果不是知名人物或留下能表明身份的墓葬，其變化過程很難追蹤。然而，另一類專名則為中國化提供了近乎截面切片式的標本。
層疊的地名
人名的使用時間在很大程度上受人的壽命制約而難以長久流傳，然而山川地貌、城邑鄉村的名字在這方面的限制則要小得多。中國中原地區的一些地名，如河南洛（陽）、溫縣，山東莒縣，陜西豳縣都是明文可考從上古一直沿襲到現代的名字。甚至於真實存在已經湮沒許久的地方，地名往往也能提供線索。如湖南澧縣城頭山，山上本有一座新石器時代的城址，距今大約六千五百年。城市早已消亡，地名卻一直帶著「城」字。
總體而言，地名是專名中最為穩定的一類，地名中又以大河的名稱尤其穩定：現今歐洲東部頗有一些名字里帶d-n的河流，如多瑙河（Danube）、頓河（Don）、德涅斯特河（Dniester）、第聶伯河（Dnieper）、北頓涅茨河（Donets）。當地現代居民的語言里很難找出這些河流命名的理據。但是在古代塞人的語言里面，河流就是Dānu。
塞人熱愛黃金，有較複雜的黃金文化。
塞人屬於伊朗人的一支。今天和塞人有密切關係的奧賽梯人只分布在高加索山俄羅斯和格魯吉亞交界的一小塊區域。乍一看，離奧賽梯人千里之遙的地方出現d-n類河流名稱是個很難解釋的現象。實際原因很簡單，當廣袤的東歐草原還是塞種人遊牧的牧場時，他們用自己的語言命名了這些河流，塞種人從這里消失千年後，地名中仍然保留著他們的痕跡。
當新的居民到來時，本來的通名往往會演變成專名。今天英格蘭有數條叫做Avon River或者River Avon的河流。Avon來自不列顛島原住民凱爾特人語言里的河流。日耳曼人抵達後不知Avon的詞源，就把這些Avon當作河流的專名了，再加上新的通名River，成為這些河流的新名字。
把目光轉回中國，會發現在重慶有一條叫瀨溪河的河流，它是沱江的支流。在沱江水系，瀨溪河並不是孤例。在它附近還有釜溪河、濛溪河、龍溪河。
不難看出，溪與河的意思頗為重復。如此畫蛇添足之舉，說明先有一群習慣把河流稱為「溪」的人群在此居住。後來當地人群發生了語言文化上的轉變，才加上了「河」字。翻閱史料可以知道，瀨溪河以前叫過赤水溪、瀨波溪、龍溪、嶽陽溪等，正式改名瀨溪河，已經是1949年以後的事了。
那麼「瀨」呢？
字典對「瀨」的解釋為沙石上流過的急流。用來命名一條河流，還算說得過去。不過，見載於宋朝《寰宇記》的瀨溪河，名字卻是「賴婆溪」。非但如此，四川重慶以「賴」打頭的地名遠不止瀨溪河一處。四川簡陽是古代的簡州，簡州之名得自境內的賴簡池，賴簡一說源自當地發展仰賴於三國時在此駐防的簡雍。然而，除了賴簡之外，川渝一帶還有賴倫、賴賓、賴黎、賴母、賴王、賴逆等地名。
現代的瀨溪河並沒有什麼急流
除了四川「賴」字頭地名眾多之外。中國還有一片有著大量「賴」地名的地方——廣西。與四川不同的是，廣西的「賴」來源很清晰，基本都可以歸結於壯語Raiq，意思是河灘。
當今四川人口以漢族為主體，並不是壯族的分布區。然而在公元四世紀成漢政權時，原來居住在牂牁（今貴州境內）的數十萬僚人在李壽招攬下北上入蜀。這些僚人和現代壯族、布依族較近的親緣關係，入蜀後主要集中於四川中南部地區。該次移民事件對當地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雖然唐以後入蜀的僚人逐漸漢化，但是「斯」、「羅」、「賴」打頭的地名則在四川盆地紮根，存留至今。
瀨溪河的變化是中國西南地區的縮影。單就地名信息的豐富程度，恐怕全世界都很少有地方能和中國西南相比。這片被崇山巨河切割成無數碎片的繽紛土地，自上古以來就是整個東亞地區人口、語言、文化複雜程度最高的地方。將這片面積和人口都占今天中國約三分之一的地區整合進入中國，經歷了極其曲折的過程。西南地名，則是這個持續數千年的浩大過程最好的註解。
從「昆明」說起
中國西南的地形決定了其族群多樣性極高。中原政權對西南的經略起自東周，巴蜀地區至戰國時期的整合已經頗為成功。然而更加偏遠、地理阻隔更為嚴重的雲貴地區則始終遊離於中原政權之外。史料記載中，華夏人對雲貴最早的一次開發嘗試應屬戰國楚威王時期楚人主導的「莊蹻入滇」，不過「莊蹻入滇」一事撲朔迷離，真假難辨，也並未形成持久影響。
漢武帝時期，「氐羌人冉駹、嶲唐、昆明之屬，擾隴西巴蜀」，武帝派司馬遷「南略邛、筰、昆明」，大量西南夷地區的專名也開始被記錄。《史記》中司馬遷還記下了「夜郎」「滇」「同師」「葉榆」等名。自然，這些名字都非漢語，而且不少專名既是族群名，也是其活動地區的地名。其中，「昆明」尤其值得注意。
叫過「昆明池」的湖中，洱海可能是最早的。
昆明在今天的中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它是雲南的省會，著名的「春城」。然而，在早期記錄里，現在滇池邊的雲南省城卻和「昆明」並無太大關係。
在司馬遷時代，昆明本是某種氐羌人的稱呼，在另一些史料中這群人亦稱「昆彌」。這個族群名稱的含義至今仍未能完全得到解釋。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昆」是南亞語（高棉語、孟語、佤語等）的「人」，而明/彌則是某種藏緬語（藏語、羌語、彝語、納西語等）的「人」。
昆明人於西漢早期以洱海地區為核心遊牧生活，其分布範圍「西自同師（今保山），北至葉榆（今大理）」。由於昆明本是對人的稱呼，所以昆明人活動的範圍也稱作昆明。洱海古稱昆明池，漢朝昆明人逐漸向東擴張。東漢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姑復（今鹽邊）、葉榆、弄棟、連然（今安寧）、滇池（今晉寧）、建伶（今昆陽）的「昆明諸種」。三國時期諸葛亮南征，李恢在向建寧（今曲靖）進軍途中於昆明被圍。說明當時滇東北已有叫做昆明的地名。唐朝則在今天的鹽源設置了昆明縣，屬嶲州。今天滇池附近的昆明設置為昆明縣的歷史則要遲至元朝。
不得不說，昆明作為一個本出自夷語的名字，卻能長久流傳，避免了很多非漢語地名在中國化的過程中被更改的命運。其妙處在於，雖然這個名字本非漢名，但寫作「昆明」後卻因字面意義的美好，甚至反傳入內地。漢朝長安的人工湖即叫昆明池，北京頤和園內的湖泊也叫昆明湖。
但是，與昆明同時的不少夷語地名並不如昆明一樣幸運。這些名字因為夷味過於明顯，要麼被迫修改，要麼乾脆遭到棄用。
嶲和昆明有著密切的關係，《史記》中有「嶲昆明」的用法，唐朝昆明縣也屬於嶲州。然而嶲州後來先後更名為建昌、西昌。1949年後，越嶲縣也更為越西縣，「嶲」作為地名也就消失了。
西昌邛海，邛也來自族稱。
這個過程在西南地名的變遷之中不斷重現。諸葛亮南征以後，南中地區共設置牂牁、建寧、朱提、越嶲、永昌、興古、雲南七郡。建寧、永昌已明顯是華夏政權懷著邊境安寧繁榮的期望而起的名字。在日後的歲月中，牂牁、朱提、興古等地名，也漸為漢名所取代。
以夷變夏、以夏變夷和以夷變夷
然而，與北方和東南地區不同，西南地區的中國化是個漫長的拉鋸過程，其中多有反復。華夏政權也並不始終占據優勢。僚人入蜀就導致四川出現大量的壯侗語地名。晉朝以後，今天川南、貴州、雲南地區則長期為南詔、大理地方政權控制。作為烏蠻、白蠻控制的政權，南詔領土中包括如太和賧、苴咩賧、鄧賧詔、越析詔、施浪詔、浪穹詔這樣的地名。甚至有改為蠻名的，如南詔王勸豐祐就把拓東城改名善闡城，今天大理白族仍然把昆明叫做善闡（sitcei）。
只是，此時華夏文化已逐漸在西南地區樹立權威。南詔大理均習用漢文。南詔設置了雲南、拓東、永昌、寧北、鎮西、開南、銀生七個節度使，可以看出，這些地名中不少都有濃厚的開疆拓土、祈求安寧的含義，與中原政權別無二致。建立大理國的段思平生於大厘瞼，奪取政權後，將國號從「厘」改為「理」，更是取「理」字之義。
南詔和唐雖屢屢戰爭，但是卻有密切的依存關係。
一如中原對西南失去掌控，南詔大理對雲南南部的控制能力也是頗有問題。銀生城位於今天的景東縣錦屏鎮，開南城則位於景東縣文井鎮開南村。銀生，開南後來均為金齒白蠻攻陷。歷經整個南詔大理時期都未能成功收復。
對牙齒做文章是壯侗人群的典型特徵。今天的景東是彝族自治縣，傣族人口並不多，可是景東卻有好幾條名為南某河的河流，如南洋河、南線河、南普河、南困河。如果不局限於景東縣，南某河的數量就更多了，如南臘河、南捧河、南宛河、南町河、南壘河。甚至今天流經曼谷的大河名叫湄南河，其實湄南意思就是「河（母+水）」，其正式全名則是แม่น้ำเจ้าพระยา （Maenam Chao Phraya）。
在西雙版納地區的傣語里，河被稱作nam4 mae6。「南某河」是傣語地名是無可置疑的，仔細觀察卻可以發現，它們並不都在現今說傣語的地區。騰沖和順古鎮前的河流叫南底河，這里現在是漢族居住的地方。紅河州的南昏河流經區域現今主要是彝族和哈尼族。
自金齒白蠻攻陷南詔南境後，在從雲南南部延伸到今天泰國的廣大地區，傣族政權一直有著極深的影響。今天的景東一帶則長期為傣族陶氏土知府所統治。清朝中後期的戰亂讓景東大部分傣族散逃，然而地名卻仍然保留了傣族人活動的痕跡。
詭異的是，雖然地名證據顯示傣族分布區域向南縮減了不少，但是在更南方卻有所斬獲。現在傣族集中的西雙版納於1180年建立起景龍金殿國，然而根據傣族傳說，現在的勐臘縣磨憨、勐滿、勐捧以前並不是傣族人的地盤，而是以磨歇鹽井為中心的克木人的地盤。
現今克木人已在發展特色旅遊業
克木人在中國人口稀少，沒有列入五十六個民族之中，他們是佤族、布朗族的近親等，和更加南方的孟人、高棉人有比較近的親屬關係，可能也是古代百濮的後人。克木人當中也流傳著被傣人鳩占鵲巢的故事。時至今日，西雙版納尚有一些如「南黑」這樣的傣語、克木語合璧的地名。
飛速「中國化」
如果說之前西南地名的變遷，反映了當地各個族群勢力此消彼長的拉鋸式變化的話。從明朝開始，中國化則進入了快車道。
明朝時，內地人口迅速膨脹。又因明朝對西北、東北的經營都不很成功，這兩個擴張方向被封堵。崇山峻嶺中的西南地區雖然路途險阻，但因為此前的開發強度低，尚有餘力吸收外地移民，於是，明朝有意識地建立衛所制度，並逐漸開始改土歸流，西南地區的各土官不斷為流官所替代，內地化的進程迅速加快。
明朝的西南移民過程，帶有非常明顯的軍事色彩，尤其是今天的貴州一帶，由於自然條件限制，本是人煙稀少、天高皇帝遠之地。明初沐英率領三十萬大軍征伐蒙古梁王勢力，經過貴州，不僅安排下大量駐防士兵，還在今天安順一帶留下許多帶有「屯」「堡」的地名。永樂年間廢除思州思南宣慰司，貴州建省，設立銅仁、烏羅、思南、鎮遠、石阡、思州、新化、黎平八府，並於貴州等處設承宣布政府使司，總管八府、貴州宣慰司及安順、鎮寧、永寧三州。不難看出，這些邊地府州的名字中「安」「順」「寧」「鎮」「定」「化」等字反復出現。在平定播州之亂後，明朝又設置遵義、平越二府，命名仍然一以貫之。
安順屯堡村落建築明顯有便於防禦的設置
而在雲南，移民的軍屯色彩也在地名中有頗深的體現。
今天雲南大理洱源縣有左所、中所、右所、中前所、西中所等村莊。在這個白族為人口主體的縣里，帶「所」的村不但在公路沿線，而且都是漢族村莊。這些村都來自於當時衛所制度下設置的百戶所，村民幾乎都是明朝遷入大理地區的軍屯人員後代。
在發展軍屯的同時，明朝也積極在雲南利用機會實行改土歸流，如曲靖府羅雄州土知州繼榮之亂於嘉靖十三年（1535年）平定後，巡撫劉世曾請求在羅雄築城、改流。後來在萬歷十五年（1587年），羅雄州更名為羅平州。
入清之後，西南地區的改土歸流進程加快，與之相適應的地名更改也屢見不鮮。雍正時期對烏蒙改土歸流後，雲貴總督鄂爾泰望文生義，竟將烏蒙曲解為「烏暗蒙蔽」，要求「舉前之烏暗者，易而昭明，前之蒙蔽者，易而宣通」，將烏蒙改成「昭通」。也有改名相對合理的，如從唐朝到明朝一直被稱作「都泥江」的廣西紅水河，在清朝先後意譯為「紅水江」和「紅水河」。
比之數千年來中原與北族互動的波瀾壯闊，西南地區的中國化似乎是個自然而然甚至「自古以來」的過程。然而，這片斑斕的土地和生活於其上的繽紛族群，卻是真正意義上的一座大熔爐。漢朝《白狼歌》唱道：「徵衣隨旅，知唐桑艾。」（聞風向化，所見奇異）史書之外，數千年來西南居民賦予壯麗山川的諸多地名，也在向今天的我們娓娓道來，這里曾經演繹的無數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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