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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特色的綏靖主義
史達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史達林經常批評英法的綏靖政策，理由是，對希特勒的讓步只會吊起他的胃口，要求得到更多的領土。然而，在1941年6月22日前的三個月中，這樣的考慮卻被棄之不顧了。當時史達林做出了一連串的誇張的友好姿態，想要證明他對德國的和平誠意，從而打消希特勒的戰爭念頭。
在這些姿態中，首先是1941年4月13日與日本簽訂中立條約。由於日本是德國三國條約中的夥伴之一，蘇聯與日本簽訂條約顯然是要向希特勒傳遞這樣一個信息：史達林對於與軸心國談判並達成協議仍然是感興趣的。
實際上，在蘇聯的報刊當中，中立條約被說成以前提議蘇聯加入三國條約的合乎邏輯的結果。當然，如果萬一與德國發生戰爭，與日本的條約對於蘇聯的遠東側翼也可以起到保護作用。不過，那種情況下，對於日本是不是還會保持中立，史達林是沒有多少信心的。該條約在政治上的象徵意義要大於它的戰略意義。
在4月13日日本外相松岡洋右乘火車離開莫斯科的時候，史達林公開表明他對德國的喜愛，從而親自進一步證實了給柏林傳遞的信息。在車站送別松岡洋右之後，史達林找到舒倫堡（二戰納粹情報頭目），並當眾擁抱了他。史達林對舒倫堡說，「我們必須繼續做朋友，你要盡一切可能做到這一點」。後來他又轉向德國武官克瑞伯斯上校，並告訴他說，「不管怎樣，我們都會與你們繼續做朋友」。
松岡洋右
5月7日，蘇聯報刊宣布，史達林已被任命為人民委員會主席，也就是說，他在保留蘇聯共產黨總書記職務的同時成了政府首腦。從1930年起一直擔任蘇聯總理並在1939年5月被任命為外交人民委員以後身兼兩職的莫洛托夫，成了史達林的副手。根據做出這一決定的5月4日的政治局決議，史達林之所以被任命為人民委員會主席，是因為在國際形勢緊張、要求大力加強國防的情況下，需要進一步提高黨與國家機構的協調性。
長期以來，莫斯科一直在把史達林塑造成和平的製造者和調解人。舒倫堡給柏林的電報十分肯定地說，他「確信，史達林會利用他的新職務親自參與維護和發展蘇德之間的良好關係」。史達林在被任命為總理之後，接著就發出了一連串的進一步採取綏靖政策的信號。5月8日，蘇聯的塔斯社否認了軍隊沿蘇聯邊界集結的傳言。
第二天，蘇聯人取消了對被德國占領的比利時、挪威、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外交承認。5月12日，蘇聯承認了伊拉克的反英政權。5月24日，舒倫堡向國內報告說，史達林的政策「首先是旨在避免與德國發生衝突」，「蘇聯政府過去幾個星期的態度、蘇聯報紙的調子……以及對與德國達成的貿易協議的遵守」，都說明了這一點。在6月初克裡特島落入德國人之手以後，蘇聯迅速取消了對希臘主權的承認。
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
史達林的綏靖主義活動在1941年6月13日達到了頂點：塔斯社公開發表聲明，否認蘇德之間存在衝突和戰爭即將來臨的傳聞。塔斯社說，蘇聯在遵守《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德國也如此，相反的說法完全是謊言和挑撥。聲明否認德國向蘇聯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是暗示說，如果有這樣的事，可以進行談判。在所剩無幾的和平的日子裡，蘇聯人又繼續給德國人發出了許多暗示，說他們願意進行談判。
讓人誤解的信號
像史達林這樣一個極為現實的人，真的會相信這樣的姿態能夠對希特勒的行動進程產生什麼影響嗎？在德國人進攻蘇聯之前，史達林內心的想法和算計如何，現在仍不得而知，但他似乎是真的以為希特勒不會在1941年夏開戰，真的相信通過外交手段就可以維持和平，至少是維持得再長一點點。
首先，從史達林的角度來看，《蘇日中立條約》發出的信號是互諒互讓。為了解決有關邊界、捕魚權以及日本在北薩哈林的石油和采礦特許權等種種爭端，莫斯科與東京談判了18個月，簽訂了蘇日版的蘇德條約。
最終的談判是在松岡洋右1941年3～4月的歐洲之行中進行的。松岡洋右在3月訪問了莫斯科。4月，他在剛剛到柏林去跟希特勒會談之後又一次訪問了莫斯科。松岡洋右並不知道希特勒打算對蘇聯發動戰爭，在他4月12日與史達林的會談中，也絲毫沒有暗示，他認為蘇德關係即將出現什麼麻煩。
史達林一定是這樣想的：如果希特勒鐵了心要開戰，他肯定就讓他的日本盟友不要與蘇聯簽訂條約。日本願意簽訂中立條約，不僅是東京也是柏林發出的積極信號。在南斯拉夫事件之後的緊張氣氛中，史達林感覺到向希特勒傳遞他的和平誠意的機會來了。他收回了蘇聯長期以來一直都在堅持的要日本人放棄其在北薩哈林經濟權利的要求，並同意簽訂一份簡單明了的中立條約。
簽訂《蘇日互不侵犯條約》
再來看舒倫堡的作用。他是個堅決認為蘇德之間應該建立拉帕羅式關係的人，而且是真的相信德國的外交政策應該側重於東方，認為應該與蘇聯結盟。在他給柏林的報告中，也常常對蘇德關係做出正面的描述。1941年4月中旬，他回國進行協商。4月28日，在他會見希特勒時，這位元首嚴厲指責了蘇聯在南斯拉夫危機期間的舉動。舒倫堡為蘇聯的行為進行了辯解，並試圖讓希特勒相信，「史達林甚至準備做出進一步的讓步」。
但這次見面結果並不明朗，舒倫堡只好於5月初返回莫斯科，內心充滿了對蘇德關係的未來的不祥預感。在與從柏林回來度假的蘇聯駐德國大使傑卡諾佐夫的連續幾次會談中，舒倫堡想讓蘇聯人在外交上主動做出重大的讓步，以緩解蘇德之間的緊張關係。在5月5日的首次會談中，舒倫堡向傑卡諾佐夫相當準確地通報了他與希特勒討論的情況，並特別強調了元首對蘇聯與南斯拉夫簽訂條約這件事的關切。
不過，舒倫堡更關心的是有關蘇聯與德國之間即將發生戰爭的傳聞，並且說必須做點什麼來消除這些謠言。傑卡諾佐夫問能做什麼，但舒倫堡只是說，他們雙方都應該考慮一下這件事，以便再次會談，做進一步的討論。在5月9日的第二次會談中，舒倫堡提議由史達林給希特勒和其他軸心國主管人寫信，表達蘇聯的和平意願。在傑卡諾佐夫方面，他建議蘇德發表聯合公報，而舒倫堡也認為這是個好主意，但行動必須得快點。
舒倫堡
在5月12日他們的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會談中，傑卡諾佐夫說，史達林已經同意發表聯合公報和與希特勒通信討論有關戰爭的傳聞，但內容要由舒倫堡與莫洛托夫協商。舒倫堡在這個問題上退縮了，他說自己沒有得到授權進行這樣的協商。當天晚上，傑卡諾佐夫與史達林談了將近一個小時，可能是匯報他與舒倫堡交談的內容。
舒倫堡主動與蘇聯人會談完全是他個人自作主張，但他是德國大使，而且是剛剛到柏林見了希特勒後返回莫斯科的。史達林如果把他主動與傑卡諾佐夫的會談解讀為一種非正式的卻是官方的試探行為，那也是合情合理的。而且這種解讀也符合在莫斯科愈來愈流行的這樣一種說法：在德國統治集團中存在分裂，一些人鼓吹與蘇聯開戰，還有一些人讚成與蘇聯進一步加強合作。
按照這種看法，舒倫堡的試探可以被解讀為柏林的「和平」派所採取的行動。自從希特勒上台以來，「分裂理論」——這是加布裡埃爾·格羅迪特斯基命名的——就一直以這樣那樣的形式在莫斯科流行。這種看法是德國擁護拉帕羅式關係的強大傳統的現實的反映，但也得到了馬克思主義信條的支持，即德國資本主義可以分為讚成向東方擴張領土的經濟集團與主張跟蘇聯發展貿易的經濟集團。莫斯科相信柏林存在「鷹派」和「鴿派」，而蘇聯得到的許多情報，包括一名滲透到德國在莫斯科的間諜網的蓋世太保雙面特工送來的情報，都證實了這種先入為主的看法。
魯道夫·赫斯
另一個戲劇性的事件似乎也加強了這種分裂理論，那就是希特勒的副手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在1941年5月10日駕機飛往英國。赫斯飛往英國是負有一項私人的使命：為英國與德國之間的和平協定牽線搭橋。關於這一事件，在莫斯科有傳聞說，赫斯的目的是締結和約，為英德建立反布爾什維克蘇聯的同盟鋪平道路。
一種較為樂觀的解讀是，赫斯的叛逃進一步證明，在那些想要對蘇聯發動戰爭的人與那些仍然把英國視為首要敵人的人之間存在分裂。赫斯的叛逃影響了史達林對當時送給他的許多關於德國人即將發起進攻的情報的看法。這些情報是真的呢，還是由那些想要挑起蘇德戰爭的人散布的謠言呢？史達林在這方面的懷疑並不是太錯。
英國人的確利用了赫斯事件在蘇德關係中製造不和：他們散布謠言說，他是在執行建立英德反俄同盟的官方任務。極具諷刺意味的是，當英國人確信德國人真的將要入侵蘇聯並試圖向史達林警告這一危險的時候，蘇聯人卻不相信他們了。在與麥斯基6月2日、10日、13日和16日的會談中，英國官員向他出示了關於德國軍隊沿蘇聯邊境調動的確切證據。麥斯基及時地向莫斯科報告了這一情報，但它沒有起到什麼作用。
在這種撲朔迷離的形勢下，史達林只能依靠自己的推理來評估希特勒可能具有的各種意圖：在英國被徹底打垮之前德國就掉頭進攻蘇聯，這樣做不合情理。在蘇聯對德國顯然並不構成直接危險的時候，為什麼要兩線作戰呢？史達林在1941年5月告訴即將畢業的紅軍軍校學員們說，德國在1870年之所以能夠打敗法國，是因為它只是在一條戰線上作戰，而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之所以輸了，是因為它不得不兩線作戰。某些送給他的那些情報報告中的評估，也強化了這種對合理性的理解。
例如，1941年3月20日，蘇聯負責軍事情報的菲利普·戈裡科夫將軍提交了一份有關德國人對蘇聯展開軍事行動的時間選擇的情報概要。不過，戈裡科夫認為，「對蘇聯開始採取軍事行動的時間，最有可能是在英國被打敗或者與德國締結了體面的和約之後。有關德國人在今年春季肯定會對蘇聯發動戰爭的傳聞和文件證據，一定是英國，甚至也許是德國情報機構散布的假情報」。
但是，戈裡科夫後來給史達林的報告卻不偏不倚地提供了有關德國（和羅馬尼亞）軍隊沿蘇聯邊界集結的消息。例如，戈裡科夫在5月5日的報告中說，沿蘇聯邊界集結的德國師的數量在過去兩個月裡已經從70個增加到107個，坦克師的數量也從6個增加到12個。戈裡科夫還指出，羅馬尼亞和匈牙利在它們之間也有大約130個師，而且在南斯拉夫戰爭結束之後，沿蘇聯邊界的德軍數量可能會進一步增加。
另一個一直警告說德國人準備對蘇聯發動戰爭的情報來源是在德國的兩個蘇聯高級間諜：在德國空軍大本營工作的「斯塔辛娜」和在德國經濟部工作的「柯西卡奈茲」。他們給莫斯科發送了大量情報，包括德國人即將發動進攻的證據。
德國空軍
在一份基於這兩人提供的日期為1941年6月17日的情報的報告中，史達林給他的情報主管米爾庫洛夫寫道：「也許你可以讓你的‘線人’從德國空軍參謀部滾蛋了。他不是‘線人’，而是‘送假情報的人’。」但對於來自柯西卡奈茲的那份同樣是說德國人即將入侵的情報，史達林卻沒說什麼。加布裡埃爾·格羅迪特斯基認為，史達林發火表明他被德國即將發動進攻的報告弄得驚慌失措，開始擔心這些報告可能是真的了。
遠東也傳來了一連串的警報。理查德·佐爾格是一名蘇聯間諜，他以德國記者的身份在東京工作。他的主要情報來源是東京的德國大使和德國使館武官。佐爾格的報告是以這兩人的口頭意見為基礎的，事實證明，它們並不全都是準確的。
佐爾格早期的報告建議說，德國只會在徹底打垮英國之後才會入侵蘇聯。至於德國發動進攻的日期，他最初的可能是在1941年5月。遲至1941年6月17日，佐爾格還報告，使館武官不能肯定會不會開戰。但是在6月20日，佐爾格報告說，大使認為，現在戰爭不可避免了。
傑卡諾佐夫跟國內的關係更緊密，但他從柏林送來的情報也有些模棱兩可。6月4日，他報告到處都在謠傳蘇德戰爭已經迫在眉睫；但他又報告有傳聞說，在蘇聯對德國做出讓步、簽訂劃分勢力範圍的新協議、莫斯科承諾不干預歐洲事務的基礎上，這兩個國家將重修舊好。6月15日，傑卡諾佐夫打電報給莫斯科說，丹麥與瑞典的使館武官都相信，德國在蘇聯邊界集結軍隊不再是為了迫使莫斯科讓步而進行的示威，而是「馬上就與蘇聯開戰的準備工作」的一部分。但他沒有明確表示他同意這些看法。
為了打消蘇聯人的疑慮並解釋自己的軍隊為何在蘇聯邊界進行大規模的集結，德國人散布了大量的假情報，這也使得事態變得更加的迷霧重重。德國人起初一口咬定他們的軍隊集結是一種防禦措施，後來又說他們在東線集結是一種計策，以誘使英國人產生虛假的安全感。另外一種說法是，德軍在那裡並不是為了入侵，而是為了威逼蘇聯人在經濟和領土方面做出讓步。最流行的傳聞之一是，即使希特勒真的要發動進攻，他也會首先給史達林下最後通牒——這是為了掩蓋德國人實際上正在策劃的出其不意的進攻而故意這樣說的。
在事後要看出這些報告的真假以及史達林的許多情報來源的模糊性是很容易的，但這在當時不容易確定，尤其是在德國人會在何時發動進攻這個問題上。史達林可能希特勒當時還不會發動進攻，而相反的證據也可以用分裂理論或英國情報機構的詭計來解釋。但如果史達林不相信短期內有可能發生戰爭，而事實上又發生了，那後果他也擔當不起。史達林從來不是個有勇無謀的人，所以，盡管他會輕視國外的情報，說它們是愚蠢的間諜或者挑撥離間的特務送來的假情報，但蘇聯邊界偵察人員提供的德軍集結的證據事關重大，他不能對此坐視不管。正如在戰爭中擔任帝國總參謀長的陸軍元帥阿倫·布魯克後來提到史達林的那樣：
史達林是個講究實際的人……只考慮事實……計劃、假設、將來有可能發生的事，這些對他來說都毫無意義，但他總是準備好面對現實，即使是在不愉快的時候。
雖然史達林可能希望，甚至是相信希特勒不會發動進攻，但證據很明顯，這位德國獨裁者有可能正在策劃很快發動進攻。對於這種可能性，史達林做出的反應是，繼續——實際上是加速——他的備戰工作，包括大量增加蘇聯的前線兵力：
——5～6月，征召了80萬預備隊。
——5月中旬，28個師接到命令開赴蘇聯的西部各軍區。
——5月27日，這些軍區接到命令成立野戰指揮所。
——6月，38500人被派往邊境地區的築壘地帶。
——6月12～15日，這些軍區接到命令把軍隊向邊界移動。
——6月19日，這些軍區的大本營接到命令移往新的指揮所。另外，各軍區還接到命令把目標偽裝起來並疏散飛機。
到1941年6月為止，紅軍有300多個師，大約550萬人，其中有270萬人駐紮在西部邊境地區。在6月21～22日這天夜裡，這支大軍處於戒備狀態，並得到警報說，要提防德國人的突然進攻。
1941年蘇聯紅場閱兵
但是仍然有一個問題：哪怕只是作為一種預防措施，史達林為什麼不在德國人有可能發動進攻之前早一點下令對蘇聯軍隊實行全面動員呢？部分原因在於，史達林不想刺激希特勒提前發動進攻。「動員意味著戰爭」，這是蘇聯戰略思想中老生常談的一句話。它是俄國從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危機的經驗中總結出來的。1914年7月，沙皇尼古拉二世決定對俄國軍隊進行動員，以防萬一。有人認為，正是他的這一決定刺激了德國人採取反動員，並因此把「7月危機」升級為一場歐洲戰爭。史達林決心不重復那樣的錯誤。
此外，他認為即使希特勒有能力發動突然進攻，也沒有多大關係，因為根據蘇聯的軍事理論，在與德國進入戰爭狀態之後，雙方會有2～4個星期的時間動員並集結它們的主力部隊投入戰鬥。與此同時，沿邊境還會有一些戰術性的作戰以及由機動部隊實施的有限的突破和襲擊，以尋找敵人的弱點並為重大的側翼包抄掃清障礙。
無論如何，決定性的戰鬥要在戰爭爆發幾個星期後才會打響，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這樣的。但史達林的將軍們並不愚蠢，他們不會只是準備按照老一套把上一次戰爭重打一遍。他們已經注意到德國人的閃電戰在波蘭和法國取得的勝利，注意到由德國國防軍高度機動的部隊實施的集中的坦克攻擊戰和大規模包圍戰的效率。但他們並不認為像法國和波蘭軍隊那樣的命運也會落到紅軍頭上。他們認為波蘭的軍事實力薄弱，而法國人則由於其「馬其諾心態」而毫無戰鬥的欲望。他們自信蘇聯的防禦工事能夠經受住打擊，並在紅軍動員其主力部隊準備作戰的過程中提供掩護。埃文·莫茲利認為，「史達林和蘇聯統帥部相信，他們在對付希特勒時是處於強勢而非弱勢的地位」。
延伸閱讀：
《史達林的戰爭》
[英] 傑弗裡·羅伯茨 著
李曉江 譯
由於對未來戰爭持有這樣的看法，所以史達林並不害怕希特勒的突然進攻。這種突然進攻最多使蘇軍在邊境地區輸掉一些戰術性的戰鬥。基於這樣的考慮，史達林把賭註壓在維持和平上就顯得比較合理了。這樣做有可能把戰爭的爆發延遲到1942年，到那時，蘇聯的防禦力量就會強大許多，而國家的備戰工作也會準備就緒。所以，看起來不合常理的是，誰也沒有，甚至史達林也沒有覺得德國人1941年6月22日的突然進攻出乎意料。出乎意料並讓人感到棘手的只是進攻的性質——它是一場戰略性的進攻，德國國防軍在戰爭一開始就投入了它的主力部隊，突破並摧毀了紅軍的防禦，用強大的裝甲縱隊突入蘇聯的縱深地帶，包圍了潰不成軍、坐以待斃的蘇聯軍隊。
本文摘編自《史達林的戰爭》，傑弗裡·羅伯茨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甲骨文2018年5月，首發於「國家人文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