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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漱石生的《海上繁華夢》是清末民初抄襲、盜版的對象之一
清末民初滬上報刊發達、出版繁榮，競爭亦就自然激烈。再加上上海居大不易，而文人雅士羈旅滬上，當時可供養家糊口的技藝也實在不多，於是已經嘗試稿酬制度的滬上報刊業，自然也就成了文人雅士廁身其間或活躍於上而尤受青睞的空間領域。
或許是因為競爭激烈，亦或許是迫於養家糊口，於是乎文稿抄襲、書刊盜版之風也就甚為猖獗，而且難以根除。盡管當時已有版權保護方面的相關律法，但各種抄襲、盜版之行為依然屢禁不絕。一般以為，抄襲、盜版，一來為名，二來為利，歸根結底可能還是為利。而當時大量出版掮客或各種出版小作坊的存在，也為抄襲、盜版提供了另一種現實「土壤」。
海上漱石生的《海上繁華夢》，就曾是當時抄襲、盜版的對象之一。據海上漱石生《退醒廬著書譚》中記載：
餘創辦之《笑林報》上，每日出版一頁，脫稿後即在《笑林報》館出版，風行於時。然以初次試筆，竊慮貽譏大雅，故署名曰海上劍癡。初版印三千部，未三月而即罄。正欲再版，而市中已有翻版書出現，查即青蓮閣小書販所為。乃以原本之鉛印照成石印。經餘向之交涉，其人匍匐求宥，自願悉獻其未售之書，請免控辦，並丐理文軒書房主戎君文彬向餘緩頰，並言此書外間尚有翻版。廣東多至二家。餘向戎君索閱，果然又得一書，乃思究不勝究，不如放棄版權，使此書得以暢行。爰徇戎君之請，釋放小販，且講交出之各書發還，惟訂以後餘再有他書出版，不得復萌故智。經戎君力保改過，此小販再三稱謝而去。其事乃寢。此書翻版而見其多，石印鉛板，滿街皆是。而餘則反終止再版，不與若輩爭蠅頭之利焉。
上述文字，較為真實地記錄了當時像《海上繁華夢》這樣的「熱銷書」屢遭盜版翻印而給著作者所帶來的尷尬與煩惱。
不過有時候似亦有例外。
1914年5月23日，《申報·自由談》登載「鈍根」（即專欄主編王鈍根）的告示文字，涉及鄒弢的長篇章回體小說《斷腸碑》，茲錄如下：
某某君鑒，來函詰責「自由談」曾載酒丐之《絳珠嘆》，謂抄襲《海上塵天影》，不知塵天影實為酒丐十八年前在湘所作，原名《斷腸碑》，後為古香閣主改為《海上塵天影》。足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酒丐老成碩學，決非拾人牙慧者。敬為代白，並告閱者。鈍根。
文中所提酒丐，即為鄒弢，而《海上塵天影》，其原書名即《斷腸碑》，只是當時向《申報·自由談》主編去信檢舉揭發者不知而已。
眾所周知，清末民初滬上小說生產繁盛，而盜版翻印之風也委實甚囂塵上。把原著書名改頭換面之後大肆翻印，似乎是一種穩賺不賠的無本生意。當時西方人傅蘭雅在滬上報端發起「新小說競賽」，其中有一部小說因誤過征文時間而未能入列，該小說原名《除三害》（亦名《醒世新編》），是一部貨真價實的諷時勸世的「啟蒙」讀物，作者為浙江衢州人詹熙，著作署名「綠意軒主人」。詹熙一家父母、兄弟均有文學著述行世，這在當時浙西南的衢州並不多見。有意思的是，這部醒世之作，亦未能逃脫盜版翻印之厄運，而被盜用之書的署名，竟然為《花柳深情傳》《海上花魅影》等，如此之類坑蒙拐騙讀者的招數，在當時滬上並不鮮見。百年之後，哈佛東亞系韓南教授、衛斯理學院魏愛蓮教授先後對詹熙的這部小說予以重新「發掘」、闡釋，不過他們似乎並沒有怎麼關注在意這部小說的「盜印史」。
不僅如此。百年之後，當筆者與來自台灣的詹熙後人在滬上相見，談及其祖上這部著作時，來客竟言上世紀40年代上海光復之後，他曾在一地攤上看到過《花柳深情傳》這部小說，但當時並不知道這部小說就是其祖上的《除三害》之盜版。
1914年8月20日，《申報·自由談》之「小說」欄，登載「酒丐」之筆記《朱素芳》一篇，文首有按語，言明此作曾被天南遯叟采入其《淞濱瑣話》。翌日，《申報·自由談》中續載此篇，並轉載鄒弢有關其著述小說被抄襲之告白：
自小說周刊「禮拜六」載《粉城公主》，而同社諸君愛酒丐名譽，往往責以直言，謂先生素恨他人抄襲，今乃改頭換面，將《淞濱瑣話》抄作己文，且下列漁郎之名，此何說耶。按二十年前，酒丐在山左般陽礦次，空山孑影，事簡無聊，曾著《續澆愁集》數卷（初集作於同治八年，今為他人翻印，卷少而無力付刊。曾在撫署將草稿呈弢園先生。時先生由王菊人延聘《點石齋畫報》主筆，將餘稿《朱素芳》《因循島》《粉城公主》等五六篇借抄入畫報中，旋竟刊入《淞濱瑣話》。餘見之，向之交涉。先生乃薦餘梵王渡一館，以為塞責。然酒丐終不甘心，只以師長恩重命嚴，不敢斤斤計較。迨弢師物故，丐屢在報館從事，時出舊稿為報上附張之點綴，是則《粉城公主》諸稿乃《淞濱瑣話》抄襲酒丐，非酒丐抄襲《淞濱瑣話》。其筆墨若何，識者自可一辨而知也。至下署漁郎者，實為兒子所乞妄冀後起揚名，未免舐犢之愛也。今澆愁續稿只存五六篇，已將原稿寄送鈍根，俾釋群疑。其稿概不受酬，其所以附驥之意，酒丐殘漏向盡，留此以表著述之辛苦，亦藉此以結文人翰墨緣耳。酒丐上白
上述告白，可以作為鄒弢、王韜師徒之間幾篇筆記小說之版權歸屬之「當事人說」，而當時除另一當事人王韜去世廿年外，其他一些相關人則尚在世。故鄒弢之說，有值得重視之處。且當時鄒弢在《申報》重刊這幾篇筆記小說，概未取酬。故時人及後人所謂逐利或「欺世盜名」之說，似難足信。事實似乎是，作為名作家、老師的王韜，抄襲、剽竊了自己弟子、文名地位顯然不及之的鄒弢的作品，而王韜在鄒弢與之交涉之時，僅僅是以薦職一類的敷衍塞責打發了事。
對於王韜的筆記小說，魯迅、周作人評價都不低，只是他們或許不曾想到，其中《淞濱瑣話》還涉及「抄襲」這樣素為正派文士所不齒的行為。而素來自視風雅又敢於特立獨行的王韜，卻在其晚年與及門弟子鄒弢之間，生發出這樣一樁「筆墨官司」。盡管在王韜去世二十年後即由鄒弢登報予以說明，並為後來王韜及其著述的研究者留下了一個「註腳」。但這一師徒之爭行為本身，卻注定會作為此間抄襲、盜版之案例史料一則而流傳後世了。
本文刊於2018年7月18日《文匯報 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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