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大明寺《重修平山堂記》與清末民初旌德旅揚紳商的活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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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甜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三、汪時鴻家族與揚州

汪時鴻所屬的汪三暉堂,出自寧國府旌德縣板橋汪氏一族。據《旌德板橋汪三暉堂家乘》記載,其祖上在唐末五代時期由徽州歙縣的黃墩遷往旌德,最終定居新建村。第70世汪璿入贅江村,是為遷江村始祖。在明代後期,江村汪氏第76世汪伯瑛、汪伯珍兩兄弟遷往板橋,是為板橋汪氏之始。汪伯瑛之父汪永通隨葬新水亭,汪伯瑛的兄弟汪伯琦也葬蓮塘墜,汪伯瑛、汪伯珍兩人及其後代的葬址大都位於上述地點。新水亭、蓮塘墜皆附近小地名。發展至清代中期,汪氏已經成為旌德西鄉的大族,獲得了地方大族的認可,「吾旌西鄉各村率多聚族居一村,恒無二姓,以汪、呂、江、王、譚數姓為最著世,世聯婚姻」,結成了穩定的地緣婚姻圈。其簡略世系見下表:

揚州大明寺《重修平山堂記》與清末民初旌德旅揚紳商的活動(二) 歷史 第1張

汪時鴻的父親汪承翰,生於乾隆四十年(1775),死於鹹豐四年(1854),年輕時在揚州府屬的泰州某布莊當學徒,後開張承茂布號所,在通倉橋北置廒房屯積谷,以至於被人稱為「八房三省堂擁貲有數十萬之厚」。汪承翰的長兄汪承澤,乾嘉年間在揚州的泰州、東台等地開設布號,獲利亦很豐厚。汪時鴻之祖籍雖系皖南旌德,但一生多半在揚州活動,按照碑記中的說法:「而吾家桃花潭水間,亦先後具有微緣若此。」

揚州大明寺《重修平山堂記》與清末民初旌德旅揚紳商的活動(二) 歷史 第2張

太平天國戰亂以降,旌德汪氏族人多從家鄉出逃至揚州府避難。鹹豐十一年(1861)的夏秋之際,汪時鴻全家一時四散,其長兄汪時培奉其大伯母「竄入寧國山裡,繞建平、東壩、溧陽,由江南偷渡江北,適乾淨土之泰州,長、次兩嫂各挈一嬰孩與俱來,幸無恙」。在烽火連天的動蕩歲月,創造了一個逃難奇跡。徽州商編路程《摽船規戒》中有「徽州府至揚州陸路圖」:

徽州府 六十裡至 績溪縣 七十裡至

主嶺 九十裡至 寧國縣 四十裡至

塘泥嶺 五十裡至 張沖嶺 六十裡至

建平縣 三十裡至 梅渚鎮 用艮[銀]二錢五分,雇舡至鎮江府。九十裡至

溧陽縣 九十裡至 金澶[壇]縣 九十裡至

七裡橋 此橋下出,七裡至 丹陽縣 三十五裡至

新豐鎮 三十五裡至 丹徒鎮 十五裡至

鎮江府 用元錢卄文,雇船過江,勿答[搭]船。十八裡至 瓜洲鎮 用元錢卅文,雇小船進揚州。四十裡至

揚州府 出曬白布、暑襪、手巾、履鞋、麻窩,東水關買。

由此可知,汪時培一行人所走的路線大致如斯。這段路程偏離水道和陸路交通幹道,走向系沿著山脈和分水嶺,行程雖然辛苦,卻是一條逃亡的捷徑。此後大量族人相繼赴揚州府投奔,給汪時鴻一家帶來很大的經濟壓力,「群萃於斯,年深月累,遂不支」,布號先後易主,只有承茂號店還在勉強維持。後來布業衰歇,全家搬至揚州,「專以館谷為家計」,生活上陷入困境。汪氏族人多經營布業,其中也有參與經營典當業的。 汪時鴻的兒子汪爾玲即是如此,先是「習賈於高郵之臨澤鎮為典業」,之後又調江都縣仙女鎮「改業揚州城市之衣莊」,此後到南陵縣學習典業。由於汪時鴻「以客為家,久僑寓揚州」,為方便照應,遂謀調回揚州左衛街的典當鋪。

此外,汪氏族人亦有專攻學問者。汪時琛(原名汪時深)「在揚州處館」,光緒元年(1875)中舉,光緒九年(1883)進士。族裔汪聲玲為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據《安徽白話報》1908年9月報導:「有一位旌德人汪勛,寄寓揚州幾十年了,前年他同一位丹徒人華君朗三,開辦了一所求是兩等小學堂,規模美備,聽說明明年還要大加擴充呢。」根據其信息推測,汪勛很可能也是汪時鴻家族人士。

揚州大明寺《重修平山堂記》與清末民初旌德旅揚紳商的活動(二) 歷史 第3張

汪聲玲日記

汪時鴻家族仍與祖籍地保持著密切的聯繫。雖然從揚州到旌德的路程頗為艱苦,汪氏家人仍堅持將亡人靈柩運回故鄉。汪時鴻的兒子汪爾玲自揚州攜母親和妹妹的棺櫬歸裡,詳細記載了行程經過:

計從揚子江而大江,而蕪湖內河,而涇縣灘河、簰河,以達旌德之三溪河,既復水又重山,夫然後抵我板橋故裡。筮期在冬月,河流已淺涸,須預籌歸母櫬。母有少女瑢玲,已及笄,在室亡,權葬海陵十餘年。堯孫其奉祀猶子,先於八月遷小姑櫬來揚,遂於九月廿六日同移櫬上宣船。宣船者,我宣州郡平底船,能行長江入內河至灘河,再由灘河前行,則非竹簰不可,俗謂之簰河。行簰河靡定期,或十日八日到三溪。從此登陸,山路崎嶇,雖日行三四十裡,不啻百數十裡,以見長途不易,又皖南一蜀道之難也……時在初冬十月,於涇鄉簰河中與仆子玉祥,霜天露宿沙灘七八夜。

這段路程耗費近二十天,路途可謂艱險至極,漂江過河,跋山涉水,甚且在初冬十月間露宿灘頭。而在此前,汪時鴻還千里迢迢返鄉數次,花費不少心血,預先將妻子的墓修得頗為壯麗。他在傳記中細微地描繪了欣賞家鄉風景的感受:「從揚州來者,頗似睹隋堤煙景,而木橋,而水碓,而遠近大小村落,望去更如輞川圖畫中。」專門將風景與揚州做了對比,顯得直觀而親切,也折射出汪時鴻對兩地的感情。

四、旌德商人、文士與揚州

與徽州府毗鄰的寧國府,明清以來逐漸形成了寧國商人這一群體,與徽商一同構成皖南地區外出經商的主體。寧國商人出自寧國府南部丘陵山地的涇縣、旌德、太平等三縣,它們靠近徽州北緣,與徽州地理環境相似,人文相近,明清以來亦發展出一定規模的經商風氣。但作為徽州的鄰居,來自寧國府的商人群體也被徽商的輝煌業績所掩蓋,以至於後人在盤點「中國十大商幫」時,並沒有為之單列一個位置。當前學界對寧國商人和「徽寧商幫」的宏觀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但相關領域的微觀研究卻寥寥無幾。

明代中後期以降,寧國府南部丘陵山地開始出現一定規模的經商行為,其中旌德受到人口增長、生態壓力和徽商交通線商業文化輻射等因素的疊加,商業化氣息表現得尤為明顯。早在康熙間,寧國知府佟賦偉就稱:「惟旌地狹人多,田土磽確,物產無幾,故富者商而貧者工,往往散在京省市肆間,居積通易,以致富厚。」在他看來,旌德外出經商風氣之所以非常突出,應該與生態壓力密切相關。旌德在寧國府各縣中自然條件最差,人口壓力最大,這是本地經商風氣濃厚的地域背景。

揚州大明寺《重修平山堂記》與清末民初旌德旅揚紳商的活動(二) 歷史 第4張

在清前中期,旌德商人的活動範圍主要集中在江蘇、浙江、江西、福建、湖廣等長江中下遊地區,其中蘇北主要集中在揚州、泰州兩地。旌德江氏在揚州開有數家藥肆,其一為多子街(即今甘泉路東段及附近)的天瑞堂藥肆,其二為小東門三之棧藥肆。旌德江秋元的堂侄江某,「向習成衣,寄寓揚州,鹹豐初為賊擄去,日久得官」,原系在揚州當學徒。西關人汪上珍年少時僑居揚州。呂廷榮繼承父業「理鹺政」,在揚州享有聲譽,其人可能為旌德籍商人後裔。

傳統時期揚州作為蘇北中心城市,在經濟、金融等方面頗具優勢,「揚子江流域,由漢口至上海,南北兩岸各省市之銀錢業,吾揚濱江洲中人占多數,向有「洲幫」之稱,與浙省寧幫,皖省徽幫,足以相埒。」旌德朱氏兄弟二人是金融商人與政客維持利益關係的典範,朱德沛曾在安慶習典業,受到李鴻章之長兄李瀚章的賞識,派他前往揚州左衛街創設濟源公典;其弟朱德澍亦被李鴻章的外甥張士珩委以重任,負責管理淮鹽業和揚州典業,著有又作《典業四箴》一書,對業界形成一定的影響力。此外,朱德澍書法亦佳,獲得揚州文人之認可。

與商人活動息息相關的旌德會館,主要分布在長江中下遊地區。其中揚州有兩座旌德會館,分別位於彌陀巷南頭和埂子街願生寺,後者一直得以保留至今,並列入《揚州市第四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名單》。商人對會館的捐輸也突破了地域限制,如前揭旌德鹽商朱德澍,「捐款修旌德會館於京師,蓋施舍不吝,見義勇為,天性然也」。旌德會館還得以吸納儀征縣樂儀書院的存款,每年利息銀十八兩。此外,在揚州附廓縣甘泉境內,旌德商人置有旌德義塚。以禮村戴氏宗族商人為例,該族在揚州北門和西郊外置買了數處墳塋。其中,商人戴申廷還在當地設立捐櫘公所。

太平天國戰亂對旌德商人的衝擊很大。戰爭初期太平軍直搗南京,很多人從蘇南戰區撤回家鄉。太平軍進占皖南後,大量居民被迫出逃至江右、江北。旌德商人的應對方式至少有兩種類型,一是躲藏本地或逃到徽州,這是鄉土居民的本能反應,但居民面臨長期頻繁逃亡和被各種勢力敲詐勒索「打秋風」的危險,商人與紳富大多難以生存。一是逃亡外地投靠經商的親族鄉人,於是揚州、六安、漢口、江西和福建等地成了避難地。在這其中,因緣際會,使揚州成為許多旌德逃難者的目的地。如旌德朱德沛一家則由原籍逃往江北,在常州奔牛鎮遇太平軍,夫人遇難身死,只身一人逃至揚州屬地仙女鎮,後又遷居揚州。

揚州大明寺《重修平山堂記》與清末民初旌德旅揚紳商的活動(二) 歷史 第5張

太平天國戰亂一結束,揚州商業立刻又活躍起來。朱則誠同治六年(1867)到揚州貿遷,發跡後於光緒十一年(1885)將商業拓展到廬州府,「筦合肥義和衣典業,兼管安慶、亳州、舒城、全椒、巢縣、五河等分肆十餘所,每歲出入數逾百萬」。由此可見,揚州一直是旌德商人的重要活動地。值得一提的是,旌德商人對揚州商界也有所影響,清末高郵縣的布業非常繁榮,據說該地布商「眼法在旌德幫之上」,可見「旌德幫」儼然成為這裡的行業標準。旅居揚州的旌德商人中,逐漸聚集和衍生出一批士紳文人。在揚州地方志書中,收錄了曾客居揚州五年的旌德名士姚配中,以及涇縣名士包世臣;《續纂揚州府志》所載戰時殉難流寓者中,就有來自旌德縣的江洪作、劉某、劉泮元、任錦祥、呂長祥等五人,以及相鄰的太平縣胡宏才一人。張鴻為揚州庠生。嘉道年間,旌德詩人汪坤交遊廣泛,曾在揚州集詩人為會。汪坤之弟汪圻出生於揚州,工於繪畫,有著作流傳於世。旌德旅揚士紳李根仙與揚州名士郭沅私交甚好。揚州著名文人社團冶春後社創於清末光宣之際,旌德江漢(即江石溪)是其中一員。旌德江漢(即江石溪)是其中一員。旌德秀才朱德頤在揚州開館授徒。

五、小結

清末以降,隨著徽商與鹽業城鎮、文化的衰落,揚州的市景發生了巨大變化。筆者根據文獻資料推測,旌德商人在揚州的活動比較廣泛,但一直沒有找到較為深入的個案。清末旌德商人汪竹銘的產業汪氏小苑雖然保留至今,似未看到與該家族相關的文獻材料。汪時鴻撰《重修平山堂記》的發現,客觀上反映了旌德旅揚士紳對民國初年揚州風貌的認知。作為外地客商的後裔,他在碑記中重點談到揚州一地之興衰,將之放到整個國家歷史的大局勢中予以觀察,體現了對於揚州經濟、文化的認同和關切之情。結合他所編撰的家譜文獻,可以構擬出汪時鴻及其家族在揚州的活動空間。綜而述之,此次考察所見的碑刻資料,有助於細化清末民初旌德旅揚紳商的活動狀況,並在一定程度上做到文獻材料與田野資料之間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