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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期的國內電影,頗像莫斯科世界盃:老手頻遇阻擊,新人高歌猛進。如果把姜文比作實力雄厚的西班牙隊,那麼文牧野就相當於幾乎墊底的俄羅斯隊。
按理說,老江湖的姜文只要用三分力,就可能把文牧野揍得滿地找牙。但現實就是這麼富有戲劇性:文牧野一出手,就拿出了一個現象級的《我不是藥神》(下稱「藥神」)。
其魅力、內涵、話題性、時效性、思想性不但不輸《邪不壓正》,似乎還有全面封蓋之勢。
套用知乎的一句讚嘆:想不到有生之年還能看到豆瓣9分的國產電影!這句評價,有且只有是說給《藥神》的。
電影是文藝的一種。但凡經典電影,總會或多或少透出一些文學經典的「梗」。《藥神》亦不例外。
小說也是文藝的一種,其魅力之一就在於人物形象的塑造。豆瓣給了《藥神》9分,絕非空穴來風。我認為,這個分值,應該主要是打給以勇哥為首的幾位劇中人的。
藝術源於生活,高於生活。《藥神》中的程勇原型,源於同樣罹患慢粒白血病的、江蘇無錫某針織品出口企業的老板陸勇。
但電影之所以給他塑造成一個靠賣印度神油糊口的落魄個體戶,無非想讓這個來自弱勢群體的小人物在成長為一個大英雄時,具備更鮮明的對比反差,擁有更震撼人心、更吸引眼球的「梗」。這一點,跟目前許多功成名就的企業大腕那不堪回首的「創業史」一樣,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但《藥神》中的程勇,從一開始,就像《辛德勒名單》中的德國企業家奧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一樣,並沒自我定位為「俠」。
相反,二者的目的只有一個:掙點兒必需的錢。所以,程勇在鼓足勇氣撥通患者老呂的手機時,做了好大一番思想鬥爭——他覺得,那些來自鄰邦的藥可能是假的。
但一番實地考察後,他釋然了,開始全身心地在「禁區踢球」了。
英雄人物之所以動人心扉,就是因為他們不僅有壯舉,而且接地氣。同奧斯卡·辛德勒一樣,程勇一方面在為「禁區開拓」獲得「財務自由」而欣喜若狂,一方面也在忐忑不安。
所以,他在得知銷售「假藥」的刑罰信息後,立馬打了退堂鼓。原因很簡單,他是人,不是神,「兩害相權取其輕」,他不可能義無反顧、勇往直前的。
所以,在那頓散夥飯的飯局上,面對大家的不解,他發飆了——
「那關我什麼事?我又不是白血病人!我上有老下有小,我要是被抓了,他們怎麼辦?」
不違禁,就要斷了許多病人的生路;違禁,當事人就自身難保。一字一句,盡是血淚。
對於病人來說,不吃藥就要等死,繼續吃藥卻吃不起——又一對難解的矛盾。
對執法者來說,不追查不懲處就意味著不負責不盡職、有損法律尊嚴,但盡職盡責地執行了,卻可能像化療一樣,傷害無辜者。
三組矛盾策層層交織,反復糾纏,最終將不可避免地相互碰撞,導致悲劇產生,然後進入總爆發階段——這就是文學的獨特魅力。
辛德勒在影片最後,獲得了集中營幸存猶太人的集體救贖;現實中的陸勇,也獲得了300多名白血病病友的聯名信,請求司法機關對其免予刑事處罰;但在《藥神》中,不惜讓企業巨虧的老板程勇,卻被司法機關判刑了。
盡管電影一再強調「希望」,盡管在囚車中,導演安排無數白血病患者在目送他們心目中的「藥神」離去時,以集體「摘罩」的方式表達了他們心中的敬意,但程勇的被法院判刑,是在老呂自殺、黃毛意外身亡之後,再次給予受眾的一次巨大的心靈震撼。
現實中的患者、企業家陸勇,因為生病而破產,影片中的程勇,無災無病卻因救助別人而導致自己鋃鐺入獄,雖然他是在救人,但他的企業呢?他雇傭的那些員工呢?影片沒有交代,但結局可想而知。
魯迅先生說,「悲劇就是把有價值的毀滅給人看」。一部《藥神》,凸顯了人與人、人與法、人與國家的三組矛盾。矛盾的最終消解,卻以不必要的、本可避免甚至可控可預估的悲劇的產生為代價。這,大概是《藥神》想告訴時代、傳遞給國家的深刻含義吧。
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往往其塑造的成功人物不是單一的。《藥神》除了程勇,還塑造、創新了兩個固有形象:曹斌警官和老劉牧師。
說實話,一直到影片結束,我始終覺得,周一圍扮演的曹警官更像《悲慘世界》中的警官沙威。
為什麼這麼說?倒不是因為周一圍的帥,而是其飾演的警察,是近年來國產片里罕見的警察形象的突破。
警察,作為一種國家機器的符號,在世界各國,除非特定情節,一般都是以正義、精幹、法不容情的形象示人的。
但在《藥神》里,周一圍扮演的曹警官第一次出場,卻是以違紀的面貌出現的,而且還是在警察局里。當然,他攻擊程勇,固然有小舅子為姐姐打抱不平的親情身份,但這種大膽、罕見的犯忌的出場行為,已奠定了當事人的性格基調——每個人首先屬於人,其次才屬於他的社會角色,而不是完全被理性的、規則所束縛的。
這種特質的存在,也使鐵面無情的曹警官在耳聞目睹眾多病患慘狀、特別是直面老太太太的悲情哭訴後,其心態、執念發生了巨大的反轉——他以一個「放」字,也釋放了自己的良知和善意。
甚至最後面對上級,他更進一步,直接提出了放棄。這種角色的前後顛覆,不僅在中國近年來的銀幕上,堪稱罕見,也更為形象地凸顯了曹斌的自我救贖!
雨果在《悲慘世界》里塑造的沙威警官,就是個很工具化、很有代表性的人物,那就是——國家機器。
不同的是,《藥神》中的曹斌警官,是被當作正面形象來塑造的。他內心泛起的波瀾,跟反面定位的沙威的精神崩潰,完全是兩碼事。
前者是開始意識到人性的美好,後者卻是在情感的死胡同里無處可逃。因此,最終曹警官選擇了與自己曾經要追捕的對象的和解,後者卻不得不帶著無法釋懷的矛盾選擇了自裁。
由於歷史的原因及意識形態的作用,宗教在國產片中歷來是敏感元素。但出人意料的是,《藥神》卻極其罕見地讓牧師的角色長時間地登場曝光。
當然,我的推測是,由於電影的部分素材取自說英語的佛教國家印度,為了強化「拯救」和「希望」,所以導演刻意安排了新一組的「副矛盾」:在一個強調無神論的國度,讓說英語的牧師和信佛的鄰邦共同溝通、解決治病救人的事情,是不是蘊含了一種「國際主義精神」?不得而知。
但在砸張「院士」場子的環節,牧師的勇敢之舉一下子把人們心中那些對宗教的固有印象給徹底瓦解了。那位處處不忘說「God bless you」的白髮老者,以一種勇士的姿態無情地揭露了真騙子的險惡用心,他幫助賣「禁藥」、喝酒、進夜場等等,可能突破了教義,但顯示了一顆有血有肉、溫柔向善甚至充滿血性的心。
諸如程勇、曹斌、牧師等具有雙重甚至多重人格特徵的還有為女兒籌措治療白血病費用而被迫選擇跳艷舞的思慧;沉默寡言卻總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的的黃毛.
甚至那個曾經吃「人血饅頭」、招搖撞騙的「張院士」…… 沒錯,「院士」張長林在相當一段時期內,吃的是「人血饅頭」,的確可恨。但此人見解獨到,直接點出了總矛盾的根源——「窮病」。
依照「院士」唯利是圖的本性,他應該很快「招供」,但出人意料的是,直到最後,他也沒有供出程勇,倒讓我覺得頗為可敬。
與之形成對比的,則是局長的義憤填膺,盡管理直氣壯、義正辭嚴,但多少有些機械、討嫌。
當然,黃毛之死,就有點刻意了——在警察追趕的過程中,他把車開出一段距離,然後適可7而止即可,何必一味地悶頭狂奔!刻意製造的悲劇,有點匪夷所思。
最後再說程勇,雖然被譽為中國現代版的辛德勒,但現實中,可能嗎?特別是最後,甘願讓企業破產也要去賣藥,難道他不知道,經營好企業也是一種善意、一種企業公民責任嗎?
魯迅先生認為《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多智而近妖」,程勇這個人物形象,在最後拔得太高了,脫離實際了。
脫離實際的情節,則難免嘩眾取寵,有故意感動受眾之嫌。 不過在「看病難、看病貴」的當下,《藥神》的深刻呈現和市場的優異表現,都有著里程碑式的意義。文/蔡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