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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第二十離休幹部休養所裡,老兵郎東方為我們找出了他保存的從抗美援朝戰場上帶回來的東西——一枚勛章和一些戰場上拍的舊照片。他顫巍巍來回走著,急迫地翻找,努力地辨認,一次次地拒絕我們每個人的攙扶。
在郎東方的記憶裡,那段「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所唱的歷史,是格外沉甸甸的——無論戰士還是軍官,都背著武器和能維持一周的糧食,負重八九十斤,蹚水渡過工兵搭建的浮橋進入朝鮮。盡管入朝前已經寫好未註明歸期的家信,做好了與家人訣別的準備,可他們對此都不以為意,認為那些美國佬沒什麼了不起。但很快,隨著第二天友軍某團二營遭遇美軍B-52轟炸機轟炸傷亡很大的消息傳來後,他們很快就收到一道「死命令」:嚴禁出現煙火、嚴禁高聲喧嘩……郎東方和戰友們才意識到,他們入朝時帶的六零炮、八二炮、重機槍、步槍等簡陋裝備,對抗的是美軍的榴彈炮、坦克和飛機。「美軍有上百架飛機來支援,有坦克,我們這些都沒有,打得很艱難。」白天不能燒飯,他們只能把煙打散燒開水;夜裡看地圖時,得用布把手電光遮嚴實;不能烤火的連綿雨天,只能找貓耳洞躲雨,任憑周身潮濕,泡得白脹的腳和解放鞋黏在一起……
那時他們沒有能在戰時辨別身份的標識牌,只能把自己的姓名、籍貫、單位等信息寫在白布上,縫在衣服內襟,沒有入團入黨的戰士還隨身帶著申請書。裝備差距的懸殊加上環境的艱苦,讓他們更加堅定了為國赴死的念頭,「沒準備再回來,都準備隨時犧牲。」
在朝鮮戰場,郎東方經歷了兇險的第五次戰役。其間,無線電失聯,通信兵全部犧牲,作為團參謀的他冒著槍林彈雨,跳了5裡地的彈坑將信息送達,累到吐血;美1師封鎖渡江口,他們兩個團冒著大雨蹚水過江,被沖走、淹死不少人,齊胸的江水中他是和五六個戰友互相緊緊拉著手才過了北漢江;他曾試圖用一周未進食的身體,扛起中彈的戰友在敵軍機槍掃射中突圍,最後卻只能含淚為戰友留下一顆手榴彈……即使戰況這般兇險,郎東方卻沒有如他預想的那樣壯烈犧牲。他活了下來。
他說,歸國後,見到老母親時是無比高興的,但在歸途中看著身邊的物是人非,想起那些同往而未能同歸的戰友,更多的是因為自己還活著而感到愧疚。
當他陸陸續續從部隊留守處取回戰前寄管的個人物品時,那些沒能盼到自己孩子歸來的母 大家,只能收到一張兒子在戰前統一拍的照片。之後的兩三年裡,他一躺在床上就想起那些死去的戰友。他記得大部分犧牲戰友的姓名,覺得自己必須做點什麼。休假期間,他到附近的縣城去拜訪了一些犧牲戰友的親屬,但他沒辦法給他們帶去任何遺物,「好多戰士的遺體都殘缺不全,只能把好幾個人埋到一起……」對於那些犧牲時知道姓名的戰友,他能做的,就是告訴其親屬,他們埋在哪個山頭,那裡插著一個個簡單的木牌,上面用小刀刻著戰士的名字。只有這樣做,他才能在夜夜夢回時抓住點什麼,讓自己的靈魂得以安放。
郎東方現在還記得一些朝鮮語,「大嫂」叫「阿幾姆尼」,「相片」叫「查濟」。他輕撫著那些黑白色寶貴的「查濟」,上面註有「1951.8.16 入朝分別紀念」「於前線」「為解放朝鮮而奮鬥」等字樣。他向我們指著一張與戰友們的合影,「這個不在了,這個、這個都不在了……」指到最後,活著的只剩他一個人。
他告訴我們,每場戰鬥他們都會經過一番情感變化——戰前怕仗打不好緊張,戰時忘了一切只想消滅敵人。戰後的總結大會總是折磨人的,一個連隊有時只剩下二三十個人,大家抱在一起失聲痛哭,吃不下飯,「想想這個戰友,那個戰友,都不在了,難受啊……」
他和我們聊起臨死前把入黨申請書和黨費托付給他的老戰友張小山,聊起膽大心細組織他們突圍的「郭大炮」郭兆林……他稱這些人為「生死戰友」,與他們的交情是「生死交情」。
除了那些殘酷的回憶,郎東方的那段歲月中不乏一些輕鬆的小插曲。當年21歲的郎東方還是愛玩的年紀,作戰間隙,他會貓在戰壕裡和戰友下象棋、跳石頭。但空餘時間,除了休息,他們大多還是用來學習。行軍時,他們把寫著大字的紙貼在前面戰友的背包上,邊走邊念。他說,在戰火紛飛中讀書,會暫時忘了戰爭,心裡就沒那麼害怕了。不論在戰爭還是和平時期,他都不怠於學習。直到今天,他的字跡仍然是清晰娟秀的。原來,戰場給他留下的印跡,除了身體上的傷痕和夢境中的戰爭,還有這些伴隨後半生的習慣和素養。
有些歷史是需要不厭其煩地被講述的。如今的90後、00後,很多人對抗美援朝的歷史認識是模糊的。盡管很多像郎東方這樣的老兵所受的戰爭創傷並沒有完全被撫平,每次講述時都會牽動內心深處某個深藏的痛點,但他們還是會不厭其煩地叮囑我們:要孝順父母,熱愛家國,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也許,在聽了他們的戰爭故事後,我們才能在這些簡單樸素的叮嚀背後,領會其真摯的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