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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貨幣裡拉最近持續貶值，讓土耳其政界措手不及，也進一步加深了土耳其與美國之間的緊張關係，更可能成為土耳其自身政治身份變遷的重要節點。對於土耳其來說，與西方漸行漸遠似乎已經成為「定局」，而通過拉近與俄羅斯等「東方國家」的關係，卻並不代表著土耳其會成為「東方陣營」中的一員。
美國與土耳其關係不佳，其背後原因是美國和土耳其雙方結構性的矛盾與對立。首先是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主管的「正義與發展黨」政府在土耳其國內政壇地位日益鞏固，其外交上秉持「新奧斯曼主義」，「政治伊斯蘭化」和「社會伊斯蘭化」導致其土耳其身份的「去西方化」。土耳其強調「伊斯蘭」而非西方政治傳統話語中「自由民主」。在上世紀20-30年代，土耳其先後放棄了今天伊拉克北部包括摩蘇爾在內和敘利亞北部的一些土耳其人聚居區的主權，希望通過「和平國內，和平國外」（這是凱末爾對其睦鄰、友好、和平的外交路線的概括）的原則建立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現在土耳其不再甘於這一原則，也不再是地區事務中西方世界「小跟班」的土耳其，必然會迎來其與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的矛盾和衝突。
另外自2011年以來，土耳其與美國在敘利亞庫爾德問題上矛盾重重也加劇了土美關係緊張。土耳其認為，活躍在敘利亞北部的「民主聯盟黨」與活躍在土耳其南部的「庫爾德工人黨」屬於「兩塊牌子，一套人馬」，因此土耳其不惜出兵敘利亞北部直接打壓當地的「民主聯盟黨」及其主管的武裝團體；美國則認為，敘利亞戰場的首要目標是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民主聯盟黨」可以作為打擊極端組織的盟友，因此主張合作與協調。土耳其認為美國是在支持「恐怖主義」，試圖擾亂土耳其國內局勢，而美國則認為土耳其試圖獨霸敘利亞北部，阻礙打擊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戰爭。
與此同時，土耳其與美國關係最為敏感的議題，就是協調抓捕和引渡「葛蘭運動分子」。埃爾多安認為，發生在2016年7月的土耳其未遂軍事政變，就是僑居美國的土耳其伊斯蘭學者法士拉·葛蘭「遙控指揮」的，因此要求美國引渡葛蘭給土耳其受審，而這遭到了美國的拒絕。今年以來，土耳其以清理國內「葛蘭運動」網路為由，先後逮捕美國駐土耳其使館的土耳其雇員梅庭·托普茲和美國傳教士安德魯·布魯森，引發美國的不滿。在此背景下，葛蘭本人是否真的在土耳其國內擁有自己的「國中之國」，或者葛蘭本人真的直接指揮或者授意他人參與了2016年的軍事政變已經不再重要，「葛蘭運動」成為了美國和土耳其暗中角力的一個縮影。
與西方尤其是美國矛盾重重，土耳其也必然「向東看」，謀求來自於俄羅斯的幫助和支持。應當注意的是，一個「向東看」的土耳其，所謀求的並不是成為「東方國家」尤其是俄羅斯在地區事務上的「小跟班」。政治身份定位與現實實力之間的差距，才是土耳其未來戰略面臨的最大挑戰。（王晉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西北大學敘利亞研究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