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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皇后吃到新鮮的荔枝，讓福建巡撫將荔枝樹種在桶里走水路從千里之外直送京師；皇后生日時，除了專門派人送上千秋壽禮，還特意將祝壽鐘改良為妝奩，讓其他嬪妃嫉妒得直接說自己染病要走；在即位第一年，就秘密下召立皇后之子為太子……近來熱播的電視劇《延禧攻略》中這些情節雖不乏戲說的成分，但是乾隆與富察皇后極為恩愛的戲碼，曾經在紫禁城真實上演。
乾隆一生中冊立過三個皇后，富察氏、烏拉那拉氏和魏佳氏。前兩者是在她們生前冊立的，《延禧攻略》主角原型魏佳氏、歷史上聞名的「令妃」則是在去世之後，乾隆冊立永琰為皇太子時追封為後。魏佳氏以皇貴妃之儀下葬，烏拉那拉氏由於後來被打入冷宮，也沒有按照皇后的禮儀而是按照皇貴妃的喪儀舉行葬禮。與魏佳氏、烏拉那拉氏的待遇相比，只有富察氏的葬禮舉辦得十分隆重，乾隆非但下令進行國恤，而且還嚴厲懲治了一大批沒有足夠重視皇后葬禮的臣子，在乾隆十三年引起了舉國上下官場的政治動蕩。乾隆朝的統治也由皇后喪葬為轉折點，在此之後，皇帝拋棄了寬仁的面具，拋棄了統治初期「以禮治天下」的理想，逐漸成為了一名嚴厲而殘酷的君主。
孝賢皇后畫像
孝賢皇后喪葬的餘波
乾隆和富察氏大婚時，乾隆16歲，富察氏15歲。兩人的婚姻生活十分美滿，無論弘歷前往何處，都有富察氏陪伴左右；弘歷生病時，她也會盡心服侍直到弘歷痊愈。富察氏能夠維持後宮和睦，對待婆婆十分盡責，而且她還和乾隆一樣，非常重視滿洲傳統中的簡樸觀念。《清史稿》記載她平居以通草絨花為飾，不禦珠翠。一次，乾隆告訴她，早期的荷包不像乾隆朝時的那般奢華，是用鹿羔沴毧制成的。於是，皇后就仿照先祖在關外的遺制，「以鹿羔絨制為荷包進上」，以示不忘本。乾隆對此事十分看重。
據歷史學者張宏傑在《乾隆：政治、愛情與性格》中考證，作為史上產量最高的詩人，乾隆的詩作大部分很平庸，但是他為富察氏寫的一百多首詩卻「寫得非常好，情真意切」。乾隆也曾先後秘密地立富察氏的兩個兒子為儲，可是兩個孩子早早就夭折了。他們的第一個兒子永璉在八周歲時患風寒而死，第二個兒子永琮則感染上了天花，在除夕夜夭折，這或許給皇后造成了巨大的打擊。乾隆認為富察氏之死與兩個兒子的早夭有關，他寫了一首詩，表達出早知如此，寧可不要兩個兒子的心情。詩曰：「早知失子兼亡母，何必當初盼夢熊」。
富察氏離世時年僅36歲。當時，乾隆帶著皇后和皇太后前往山東的孔子故里，以振作皇后精神，但他沒有想到，皇后在山東返京的途中，病情惡化，在船上離世。這讓乾隆極為悲痛，因此他的第一道旨意是讓皇后的遺體連同整艘船立刻運回京城。美國清史學家歐立德在《乾隆帝》中指出，為了把船拖出水面，並穿過門洞狹窄的城門，乾隆甚至想把城門樓拆掉，幸而禮部尚書想出了其他方法。他們命人架起木架從城牆垛口通過，上面鋪設木軌，木軌上鋪墊鮮菜葉，耗費了千餘名人工推扶拉拽，才把船運入城內。此後，皇帝一生幾度途徑山東，卻再也沒有去過皇后病倒的濟南城。
過去皇后謚號都是由禮臣草擬，由皇帝挑選的，而富察氏的謚號「孝賢」並非由大臣擬定，而是乾隆直接賜給，這本身就是破例的舉措。接著，乾隆又宣布為孝賢皇后舉行盛況空前的國恤，罷朝9日，在京王宮百官皆著素服齋戒27日。他還下令京城一律不得嫁娶，各省嫁娶不得作樂，此外，還頒布了嚴格的剃發規定：皇室男性必須截髮辮，他們的夫人需要剪頭。所有滿、漢男性，根據滿洲祖制，百日內不得剃頭。乾隆不斷為此頒布禦旨，且使用的不是常見的朱批，而是表示哀悼的藍筆。
陷入悲痛的乾隆帝心情十分惡劣，經常處在煩惱與焦躁當中。據歷史學者張宏傑考證，侍候乾隆的老太太監注意到，皇后死後，乾隆的精神狀態變得有點不正常，走到某張桌子前，卻想不起來自己到這兒是想幹什麼，每天不停地發火，沖誰都發火，情緒特別惡劣。
《乾隆：政治、愛情與性格》
張宏傑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8-2
這本來是個人情緒的爆發，可是，誰也沒有想到，這竟然成為了從皇家到全國官場的一次災難。乾隆對那些沒有重視皇后葬禮的人採取了十分嚴厲的措施。一些皇子因為死去的不是親生母親，而且又由於皇后之死讓庶妃之子有了繼承皇位的機會，因此沒有哀傷的表示，乾隆對此十分憤怒。他斥責皇長子永璜「於孝道禮儀，未克盡處甚多」，皇三子永璋也「於人子之道毫不能盡」。二位皇子的師傅因此受到了罰俸的處分，乾隆甚至還公開宣布「此二人斷不可承繼大統……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殺伊等，伊等當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兩個孩子因為這件事失去了競爭皇位的資格。
皇帝又發現，皇后的冊封文書在翻譯為滿文時，「皇妣」被譯成了「先太后」。乾隆帝龍顏大怒，不僅判了譯者斬監候（死緩），而且認為刑部有包庇之心，因此將刑部全堂問罪，多人革職留任。如此嚴厲的處分讓官僚們膽戰心驚。
盡管多數官員謹遵禦旨行事，對皇后之死表達了悼念和悲痛之情，但乾隆覺得這還遠遠不夠。他對那些沒有上奏的官員，尤其是滿洲官員十分不滿，認為這些人「義當號痛奔赴」。因此，各省滿洲的督撫、將軍、提督、都統、總兵，凡是沒有奏請赴京的，各降兩級或銷去軍功記錄，有53名滿族文武大員遭到了這樣的懲處。
因孝賢皇后喪葬而掀起的風潮至此還沒有結束，在皇子和大批官員被卷入政治漩渦之後，乾隆又發現有官員蔑視了百日內不得剃發的規定。乾隆的怒氣、怨恨、痛楚徹底爆發，他大發雷霆，聲稱喪期內剃頭按「祖制」應立即處斬——就像清軍進關時下令漢人剃發，不剃發者無不處斬之理——只是後來發現剃頭的大有人在才作罷。其實，這種「祖制」十分模糊，就連雍正皇帝去世時，很多人沒有遵守「祖制」，也未曾有人追究，可是在皇后去世時，乾隆卻展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冷酷。在此次風波中，有官員被革職、被抄家，甚至被賜自盡。朝廷的氣氛變得格外緊張。
乾隆十三年的政治動蕩
在即位之初，乾隆廢除了雍正時期那些標誌性的威壓政策，以寬仁的政策服眾。在雍正的嚴刑峻法之下，大批官員都待罪獄中，而乾隆則本著「寬則得眾」的原則，對那些受罰過重的官員都予以開釋，得到了官僚集團的歡心。甚至連朝鮮使臣都為之感慨：「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寬大之政……可謂賢君矣。」
可是，乾隆十三年的皇后之喪卻讓大清帝國上下重新刮起了恐怖之風。號稱「寬大」的乾隆因為皇后的喪葬，前前後後處分大員一百多人，小題大做、量刑從嚴。人們忽然發現，乾隆實際上與雍正頗為相似。歷史學家戴逸在《乾隆帝及其時代》中指出，這標誌著朝廷的政策方針從「寬」趨「嚴」，向著新的統治格局和統治作風演變。這起偶然的事件和皇帝的惡劣情緒，竟然變得一發不可收拾，讓這麼多人丟了前途和腦袋，可見，在封建統治之下，專制皇帝的權威難以得到真正的制衡，政治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
《乾隆帝及其時代》戴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8-3-1
在乾隆十三年，考驗皇帝的事情並不止這一件。耶穌會在中國的頭目、任職大清欽天監證的劉松齡記載：「正在皇帝在宮中對自己人發瘋的時候，四川發生了一場起義……這些起義者依靠很大的膽略把滿洲部隊打敗了，而且使他們傷亡很大。」這是乾隆前期的第一次大規模戰爭，即第一次金川戰爭。清廷投入了大量的兵力、財力，卻無功而返，大批官僚將帥因為失利而獲罪甚至被處死。歷史學家高王凌尤其指出，因金川被處死的最重要官僚是訥親，他的姑姑是康熙的皇后，過去他是「第一受恩之人」，現在則變成了第一「負恩」之人，他的「君前正法」讓滿朝震驚。可是實際上，金川戰爭本身是乾隆遙控進行的，訥親並不熟悉軍務，他甚至沒有來得及去臘嶺指揮戰役。乾隆竟然處決了他，簡直就是以之泄憤立威。這在過去都是沒有的。
由於家庭變故、軍事受挫，心情十分惡劣的乾隆在一年之內處死了多位大學士、總督、巡撫、提督，被貶者更不計其數。戴逸認為，這兩件事情雖然十分偶然、並帶有皇帝個人情緒色彩，但實際上也是皇權和官僚機構矛盾加劇的表現。在乾隆即位之初，為了糾正雍正的苛政而政局寬大，在讓乾隆獲取人心的同時，也讓官僚機構逐漸廢弛、貪污腐化現象滋長。
在高度的中央專制集權之下，皇權至高無上。它既是官僚的統治者，也是監督和調整官僚機器最強大的力量。君主為了保持官僚機構遵照自己的意志運轉，必須經常進行整頓，防止其失控。正如戴逸所說：「重要的不在於用什麼理由去懲罰官僚們，而在於牢固地掌握懲罰的權力，並毫不憐憫地赴之實施，就像驅使駿馬飛奔，離不開禦者的呼叱和鞭打一樣。」在這個意義上，乾隆因皇后喪葬和金川戰爭對官僚集團的處分，本質上與康熙捉鰲拜、殺索額圖，雍正處死年羹堯、隆科多是同一范疇的事件。乾隆十三年這場對官場的整頓，也讓本朝做到了兩代人的權力交替，讓雍正遺留下來的老臣換班給一批新人——而這批新人當中，最重要的當屬孝賢皇后的弟弟傅恒。
從乾隆十三年開始，乾隆拋開了刻意樹立的寬仁形象，轉身拿起了父親的鞭子。此後，他在各個方面，無論是懲治貪腐、整頓軍紀、進行文字獄，還是對待民眾反抗，都採取了更加極端的手段。如張宏傑所說：「乾隆回到了雍正的老路上。乾隆朝的君臣關係，從此變成了刁鑽刻薄的主子與屏息而侍的奴才之間的關係。」折磨大臣，越來越成為乾隆發泄情緒的管道，而生活在專制政治高層的官員，雖然一時風光，但其實與君主關係十分脆弱，宦海生涯步步驚心。
戴逸認為，孝賢皇后的喪葬、金川戰爭的失利引起的政海風波，不僅反映了皇權控制的整頓官僚機器的一種形式，其中，擁有至高無上權威的專制君主的意志和情緒這些濃重個人色彩的元素會對歷史產生很大的影響，它還展示了清朝政策演變的趨勢和一代新人的崛起。對理解清代政治史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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