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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下文為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副理事長,光大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在7月17日「陸家嘴資本夜話」系列講壇第13期的演講記錄稿。
近期市場關注美國對中國增加關稅帶來的貿易摩擦，甚至有擔心「貿易戰」的可能性。我們回頭想一想的話，「全球化」包含兩個重要的方面，即貿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在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觸發全球金融危機以後已經有所回調，全球範圍內都在加強金融監管，尤其是巴塞爾協議三的出台，中國從去年開始也在加強金融監管，可見金融自由化往後回撤的現象已經發生了。而貿易自由化似乎是從今年開始有所退步，集中體現在美國特朗普總統不僅對中國，也在對其他的貿易夥伴增加進口關稅。
我們要從大的趨勢來理解全球化這兩個載體——金融和貿易正在發生的變化，那麼應該怎樣理解，以及對我們的影響會怎麼樣呢？最近很多人擔心中美貿易摩擦對全球經濟的衝擊，甚至有人拿現在和1930年代比較。1930年代的貿易戰，國家之間相互報復互加關稅，被認為是導致1929年美國股市崩盤以後經濟長時間陷入蕭條的重要原因。所以現在全球會不會面臨這樣一個風險？我的觀點是，摩擦難以避免，但蕭條是可以避免的。我們對經濟的看法不要因為貿易摩擦而變得太悲觀，現在和1930年代存在重要差別。
美國保護主義抬頭
首先，我想大致回顧一下貿易全球化的歷史。美國有著貿易保護的傳統，歷史上美國幾任總統尤其是共和黨，主張實行貿易保護。早期美國和歐洲，尤其和英國競爭的時候，美國為了保護國內幼稚產業實施貿易保護主義。
從歷史上看，1860年英國和法國簽訂貿易協定開啟雙邊自由貿易，這個協定就是降低關稅，同時引進「最惠國」的概念，並自此開啟了從1860-1910年的全球自由貿易時代。尤其是在1860-1880年，當時英國在全球經濟中最富競爭力，極力主張自由貿易，但到1880年以後，隨著英國經濟優勢的降低，貿易保護的勢頭慢慢地就起來了。尤其一戰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1920年代美國和歐洲國家開始增加貿易關稅。當時的背景和現在有點類似，1920年代美國貧富差距非常大，和現在金融自由化、貧富差距、資產泡沫的情況類似，當時有些人把社會分化問題怪罪於國際貿易的競爭。1929年美國股市崩盤對經濟衝擊很大，1930年6月美國國會通過Smoot-Howley Tariff Act，該法案就是對美國幾百種進口商品大幅增加關稅，當時美國的關稅政策主要是國會來決定的，法案通過以後，有幾年時間國際貿易大幅萎縮，對經濟的衝擊很大。所以1934年美國國會通過the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 Act，把關稅決策權授予總統，開啟美國戰後推動自由貿易的大時代。
二戰後自由貿易最具代表性的是1948年成立的關貿總協定（WTO前身），它最重要的特徵是多邊機制，通過多邊相互制約、相互降低關稅，降低非關稅貿易壁壘，進而推動貿易自由化。而1995年WTO的成立，可以說是貿易自由化達到了一個頂峰。貿易自由化尤其是多邊機制對全球經濟在戰後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貿易自由化也帶來一些問題，對社會的不同階層、不同行業的影響是不一樣的，有的人受益多一些，有的人受益少一些，有的人甚至是受損，所以帶來一些爭議。
那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中美貿易摩擦成為一個問題？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變成很大的爭議點？這背後當然有政治、國際環境變化的因素，但根本原因還是反映了中美經濟相對的變化，尤其是美國國內不同社會階層的分化。這里有一個統計分析，2000-2014年間美國229個都市區有203個的中產階級數量萎縮。如果以實際收入來衡量的話美國不同階層的中位數收入是下降的（見圖1），而平均數可能上升，這背後的原因就是貧富差距加大，這是美國國內的背景。特朗普的支持者多為是白人中產階級，他們在過去二三十年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中可能感覺受損最大，當然這不僅是國際貿易的問題，技術進步、金融自由化等因素都有影響。但一般來講，把這個責任推給外國人更為容易。
中國和美國占全球GDP的比重此消彼漲，就中國經濟的定位來講是種非常特殊的情形。從人均GDP來講，中國只有美國10%多一點，我們還是典型的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但同時我們又是第二大經濟體，經濟規模大（見圖2），導致我們的經濟規模和發展水平之間的反差。
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再來看特朗普貿易保護主義的特徵。第一個特徵就是從多邊回到雙邊，比如說要求和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談判北美貿易協定，甚至威脅WTO必須改革，否則就要退出，而且他等不及改，現在直接就雙邊採取措施。為什麼要回到雙邊呢？因為回到雙邊，對美國有利。貿易問題如果多邊談，他的影響力就小了，雙邊談判的話美國是超級大國，可以逐個擊破，這是美國特朗普的一個策略。
第二個特徵就是「美國優先」，利用其超級大國的經濟優勢，採取強硬甚至威脅的手段。歷史上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多數是共和黨推動的，這次也一樣。共和黨在2016年大選之前就提出一個建議叫「邊境調節稅」，簡單來講，要對稅制進行改革，對進口征收關稅、對出口提供補貼。也就是說與特朗普向貿易夥伴征收進口關稅的做法相比，共和黨的邊境調節稅往前更走了一步。總體來看共和黨的訴求就是要保護國內的產業。
我們看到美國今年以來的一些措施，比如說1月份對太陽能組件、洗衣機征稅，3月份對鋼鐵、鋁制品征稅，這些並不僅僅針對中國。再有4月對從中國進口的500億美元商品征稅（其中340億已經落實），6月份針對歐盟汽車進口征稅，而特朗普下一步的威脅就是針對從中國進口的2000億美元商品加征10%關稅。
美國從多邊回到雙邊，對解決它認為的核心問題更有優勢，另外其實也不僅是針對中國。大家說戰略競爭、體制競爭，中國的經濟發展目前給美國很大的競爭壓力，這個因素是有，但不完全，根本上還是反映了共和黨或者特朗普從自由貿易主義往後退，回到過去貿易保護主義的狀態。
具體到中國，特朗普對中國的抱怨似乎主要在以下方面。第一是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規模特別大。也有不少人講，其實問題不在於這，而是中國的競爭減少了美國的就業機會，比如抱怨我們的鋼鐵產能過剩對其鋼鐵行業的負面影響。
第二是貿易條件不利於美國，因為美國現在製造業的優勢降低了，他更有優勢的產業是高科技，甚至是一些無形的資本，而不是有形的資本。他認為主要是因為對知識產權的付費沒有得到保障，以及被強迫通過技術來換取中國市場。一般意義上國際貿易理論講的貿易條件是指一個國家出口價格對進口價格的比例，比例上升就代表貿易條件就改善，因為可以用更少的出口來換取同樣的進口量，這是傳統意義上的貿易條件。那麼現代的國際貿易，涉及到服務業，涉及到一些無形的東西，涉及到知識產權，它也有一個貿易條件，出口價格和進口價格。美國認為在這些方面吃虧了，貿易條件對自己不利。
第三就是國家安全問題，中國在目前在製造業的全球產業鏈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美國很多生活、生產的環節都對中國的產業鏈有依賴，所以一旦有什麼衝突，會對國家安全有影響。比如中國的糧食一定要靠自己，土地18億畝紅線不能突破，理論上講國際分工可以減少國內糧食種植，但這會帶來國家安全問題。美國現在也有這個擔心，在產業鏈上對中國的依賴越來越多，怕情況有變，而最近中興事件也值得我們反思國家安全問題。所以對國家安全的擔心，可能帶來對全球產業鏈、國際貿易等問題的重新思考。
以上這幾個擔心，比如減少就業機會、貿易條件不利於美國和國家安全問題，最終還是體現在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很大。貿易爭端不僅僅是貿易逆差、順差的問題，但最終載體還是體現在貿易不平衡問題上。
所以我們分析中美貿易摩擦，還是要看它的載體，即貿易差額的來源是什麼。經濟學有三個不同的視角，這些視角其實都對，但強調的側重點不一樣。第一個就是很多人都熟悉的傳統微觀的視角，即貿易差額就等於出口減進口。通常我們把進出口和關稅、貿易壁壘、貿易條件、匯率這些問題聯繫在一起，所以大家很容易想到特朗普看貿易差額這個視角，他從關稅入手，從貿易保護壁壘入手，這是一個比較微觀的分析框架。
在過去四十年全球自由化強調市場的環境下，做經濟分析的通常會從宏觀的視角來看，即貿易差額等於儲蓄減國內投資。一個國家每年生產多少東西，其中消費了多少，剩下的就是儲蓄，儲蓄就要用來投資，如果國內的投資需求不強，就要把這些儲蓄出口到國外來消化這些儲蓄，也就是說必須要有一個順差。從這個視角來看，貿易差額是一個宏觀經濟平衡的問題。美國有貿易逆差，不能簡單地說他的出口沒有競爭力，是美國整個國家的消費、儲蓄、投資不平衡所帶來的結果，這應該說是過去幾十年主流的觀點。現在市場上也有一些分析，有人講看關稅沒用，而是美國的消費和投資行為決定的，這話對不對？這話對，但也不對，因為這兩者實際上是不同的側面，這兩者最後可能都有影響。
還有第三個視角，就是儲蓄和投資視角延伸一點，認為貿易差額是對外淨資產的變動，美國貿易逆差意味著美國對外負債越來越多，中國貿易順差意味著中國對外的淨資產越來越多。什麼因素決定一個國家的對外負債和對外資產呢？有很多因素，比如說發展階段不一樣，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階段資本回報率可能比較高，可能願意借一些外債，而到了發達階段，收入高了且國內投資機會少了，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國家投資回報率更高一點，就願意持有更多的海外資產。那如何來獲得海外資產呢？一個國家要獲得更多的海外資產，只有用商品、用順差來換取海外資產。那麼美國本身的特殊情況，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大家都要美元，都要用商品換，所以美國有逆差。其實不僅僅是國際儲備貨幣這個狹義的概念，它反映了美國的資產回報率總體來講比較高，所以全世界的人不僅願意買美元資產作為流動性資產，比如買美國國債，也願意買美國的風險資產追求高回報。所以其他國家對美國資產的需求不僅是因為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還因為美國的資本市場提供了有深度、有廣度、回報率相對比較高的資產。大家都去買美國的資產，你就要用商品去換，所以美國必然是逆差，這里面和其技術進步和創新能力有關係。
所以這三個視角都是恒等式，但是看問題的角度不一樣。第一個是微觀的，第二個是宏觀的，第三個是金融的概念。這三個視角告訴我們，從不同的側面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現在的貿易摩擦、貿易衝突問題。
微觀與實體視角：關注貿易條件
我們首先從微觀和貿易的視角，就是貿易差額等於出口減進口的視角來看。我們講為什麼要有貿易保護主義？基本上有兩個大的邏輯，一個就是保護幼稚產業，比如我們中國汽車行業剛開始發展的時候關稅比較高。這一理論是美國早期貿易保護主義的重要邏輯，但現在不成立了。歷史上還有個理論叫最優關稅論，即關稅有時候是合理、有利的，看起來似乎和自由貿易理論有點違背。
那麼最優關稅理論是怎麼來的？我們可以看一下圖3，橫軸是進口的量，縱軸是進口的價格，向下傾斜的曲線是進口需求，比如美國國內對進口的需求，進口供給比如說中國提供給美國的進口，這條曲線是往上傾斜的，這兩條曲線的交叉點就是自由貿易平衡點。所謂的最優關稅理論，在這個自由貿易點的上下征收一個關稅，征收關稅的結果使得進口的需求價格和進口的供給價格不一樣了，變成一個是a，一個是b，a和b的差距價格就變成關稅交給美國政府了。這個關稅是不是合理的呢？按照最優關稅論的分析，我標①的部分就是美國國內消費者給美國政府交的稅，②的部分是他國的生產商交給美國政府的稅，體現為生產商供貨價格下降了。起初均衡的價格是自由貿易的價格，但加關稅以後為了維持對美國一定的出口，中國的生產商可能把供貨價格降下來，降到低於自由貿易點的位置。
①是美國老百姓交給美國政府的部分，美國政府可以通過減稅或增加社會保障支出的方式還給老百姓。②是中國生產商交給美國政府的部分，這就是美國淨得的。但美國也要付出代價即③，叫做無謂的損失，失去了國際自由貿易帶來的一部分消費者剩餘，中國本來可以提供進口給美國老百姓更多的選擇，但現在這個選擇少了，國際競爭小了，也帶來效率的降低。按照最優關稅論，如果②比③大，對美國來講是有利的。
那麼②和③哪個大取決於什麼呢？應該是取決於這兩條曲線的斜率，即商品需求和供給的價格彈性怎麼樣。假設美國加征關稅，商品價格提高，如果美國的需求不變，中國的生產商就不需要降低價格，所有的成本都是美國消費者承擔，美國消費者給美國政府交稅，這個交稅實際上內部是相互抵消的。另一方面，如果中國的供給彈性很大，即美國加征關稅中國並不降低商品價格而是轉售其他國家，這種情況下美國也不能獲利。對誰有利取決於進口和出口的彈性。
關稅是不是有利於征稅國？需要滿足以下幾個條件才可以。比如說美國，第一是關稅必須在溫和水平，如果關稅太高—a和b非常高的話，③的面積就越來越大，國際貿易量的萎縮帶來的「無謂損失」就越大，對美國就不利。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貿易戰兩敗俱傷呢，因為雙方報復性加關稅，超過了合理的水平，對美國也不利。這也是為什麼國際貿易摩擦往往都有報復，因為報復使得對方難以獲利。回到中美貿易摩擦問題，中國有這麼大的貿易順差，而且中國的產品比美國的替代性高，真正打貿易戰對我們肯定是不利的。但是如果不跟對方打，不報復對方，就很難止戰，因為對方會覺得有所獲利。所以這就是貿易衝突的複雜性。
所以對征稅國來講，第一個條件就是關稅的水平最終不能太高，要在溫和的水平。第二個條件是本國對進口需求的彈性大於零。也就是關稅帶來的消費者價格上升會導致進口的需求下降，進而迫使中國的生產商降低價格。或者說價格高了以後，美國的消費者必須降低需求，給中國的生產企業帶來壓力。第三個條件是進口供給的彈性不是無窮大。中國的生產企業被迫降低價格以後，價格對出口量的影響不是很大，如果中國企業可以在其他地方把產品賣掉，對我們也就沒有影響了。
把後兩者加起來，意味著關稅對美國有利的一個必然體現是，就是美國貿易條件改善，進口商品的價格相對於出口價格下降。所以我們需要仔細想想美國加關稅的邏輯是什麼，美國認為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夠、通過市場換技術等問題，不利於其貿易條件，怎麼辦呢？就通過加關稅降低從中國進口商品的價格，進而改善自身的貿易條件。等於說，按照美方的邏輯，美國在高技術環節貿易條件受到的損失，要通過製造業或者一般商品的關稅把它補回來，這是從微觀的貿易角度來理解它的邏輯。
那麼貿易條件的改善，進口需求和供給的彈性，最終取決於什麼呢？其實還是取決於商品的可替代性。商品如果很容易找到替代品的話，我們的生產企業就沒有議價的能力。貿易戰對雙方都不利，但並不是同等的不利，誰的商品可替代性大些誰就處在不利位置。所以貿易戰雖然兩敗俱傷，但真要打起來，我們中國受損更大，因為美國出口給我們的東西是難以替代的，包括大豆都是難以替代的，不要小瞧農業，土地的供應是有限的，更不要說美國的高科技。總體來講，我們提供給美國的商品可替代性比較大，貿易摩擦、關稅的相互報復對我們更為不利。
談到中美貿易的時候，美國對華的一些具體商品貿易逆差很大，比如電腦、電子產品、電器設備等等這些跟科技有關係的商品（見圖4和圖5）。美國對我們的依賴很大，似乎像單邊貿易，但背後其實是跟全球產業鏈有關係的。在中國組裝的蘋果手機出口到美國，背後這些組件則是來自於其他國家甚至美國自身。這又帶來一個很複雜的問題，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並沒有那麼多，中美貿易摩擦實際上是美國和中國以及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尤其是東亞的貿易夥伴之間的矛盾，只不過最終商品出口到美國是以中國出口的形式來體現的，這是一個全球產業鏈專業分工的結果。
現在全球分工越來越細化，好處是提高了效率，但在有些人看來不好的地方就是相互之間依存度越來越高了。這也是本次貿易摩擦對全球經濟衝擊的一個重要方面。過去傳統的理解，中國和美國打貿易戰，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減少可能其他國家受益，但現在來看問題沒有那麼簡單，因為其他國家對美國的出口本來就包含在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里面。這次中美貿易摩擦是帶有全球性的，尤其是中國產業鏈鏈條上的國家是會受損的，這並不是兩個國家本身的問題。1930年代美國國會通過法案加稅，是針對歐洲很多國家加稅的，類似全面的貿易戰，假設美國以後就限制在和中國的貿易摩擦里，是不是和三十年代相比影響範圍就小了？其實不一定，因為全球產業鏈帶來的相互依存影響，使得貿易衝突如果惡化，對全球應該都不是好事情。
下圖我們對美國征稅對中國出口和經濟增長直接影響的估算（見圖6和圖7），如果不考慮第二輪貿易報復僅考慮對500億、2000億美元商品的征稅，總體影響還是比較溫和的。當然很多人講了關鍵還要看間接的影響，比如雙方若互相報復、互相加碼，可能帶來未來營商環境巨大的不確定性，進而對企業的投資行為和未來的發展規劃產生很大的負面衝擊。這個衝擊可能比直接的比如說美國給中國加10%關稅影響要大。10%的關稅肯定有影響，但我們的經濟里面自身就有扭曲的因素，並不會因為加了10%的關稅就垮下來，關鍵是不能互相加碼。
剛才講了溫和的關稅對征稅國是有利的，尤其是征稅國的產品有優勢、可替代性低的情形。但為什麼今天中美貿易摩擦，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反對呢？我剛才講的最優關稅論是理論上的概念，實際上很難做到。為什麼呢？第一個原因，貿易夥伴報復是兩敗俱傷，而且報復導致的關稅水平上升後負面影響會越來越大。第二個原因，理論上講溫和水平的關稅是有利的，即使對方不報復，是不是就意味著征關稅是好的呢？也不是，因為關稅這個東西涉及到經濟結構，涉及到不同行業的利益，很多時候不是一個經濟成本和效益分析的問題，是一個利益集團的博弈，所以往往就會導致利益集團的遊說，就使得關稅水平超過了最優的溫和水平。這可能對單個企業或行業有利，對整個經濟是不利的。第三個，關稅具有很明顯的以鄰為壑特徵，我剛才講的②大於③，②是其他國家的生產企業給征稅國交的稅，這個不符合帕累托最優原則，所以主流經濟學都是反對關稅，主張自由貿易的。這是從微觀的角度來看。
宏觀與金融視角：關注匯率
下面我想從宏觀和金融的角度看貿易摩擦的問題。我首先講一個重要理論叫做Lerner Symmetry Theorem——關稅的對稱假說，美國經濟學家Lerner於1936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從功能上來講，對進口征稅等同於對本國的出口征稅，也就是說美國現在對中國的商品征稅，效果等同於對美國的出口征稅。乍聽起來好像不對，但仔細想想是有道理的。為什麼？美國征收進口關稅之後，進口商品價格上升，進口需求就下降了，進而貿易夥伴收入減低，對美國的進口需求下降，美國的出口也就少了。所以對稱理論重要的結論是什麼呢？增加關稅並不能改變貿易差額。但貿易平衡不變，不代表貿易條件不改善，貿易條件是可以改善的，改善的要求必須是進口的需求彈性大於出口的需求彈性，這跟市場的壟斷性、產品的可替代性有關係。
那麼貿易條件改善，它必然的結果就是征稅國的貨幣升值，因為出口價格相對於進口價格上升，可以用更少的出口換取更多的進口。這種情況下，要達到貿易平衡的話，必然征稅國的貨幣要升值抵消貿易條件改善的影響。所以說對稱假說意味著征收關稅對美國的貿易平衡是沒有影響的，但美元是要升值的。我們可以從宏觀角度再仔細地分析一下，我這里用Mundell-Flemming開放經濟模型分析。
在固定匯率制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不變的情況下，進口價格上升，美國老百姓發現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價格上升了，他會把需求轉移到其它的商品，包括美國國內生產的商品上。所以需求轉向國內商品，再疊加一個乘數效應（國內生產替代品的企業受益，進而利潤增加，工人薪水可以提高，並進一步增加消費需求），導致的結果就是美國的產出實際上是可以增加的，大家看到加關稅不一定帶來國內的增長要下降，它可能會帶來總需求下降，但是總需求是分布在國內產出和國外進口這兩個方面。我們現在說的加關稅是降低了國外的進口，但不一定降低了國內的產出。所以不能簡單的說美國政府加關稅，美國經濟就一定不好了，它有一個需求轉移的影響。這是從實體經濟來看。從貨幣來看，進口價格上升，需求轉向國內商品，貿易順差改善，在固定匯率制下，貿易順差改善往往帶來貨幣供給增加，是通脹的影響。當然它對貿易夥伴是不好的，等於是把貿易夥伴，比如本來對中國商品的進口需求轉移到美國國內了，所以對中國來講就是一個通縮的影響。在固定匯率制下，對美國經濟增長是有利的，對中國當然是不利的，對中國經濟增長是一個下行甚至是有通縮的壓力。
在浮動匯率制下，進口價格上升使得需求轉向國內商品，貿易條件改善、順差上升的結果是美元要升值，美元升值導致需求回歸到進口商品，美元升值，人民幣貶值，中國商品的價格又回到有吸引力的水平了，導致的結果就是美國的GDP不變，貿易差額也不變，但是美元升值。
也就是說加征關稅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與匯率制度有很大關係。固定匯率制下，美國加關稅對美國的經濟增長是好的，對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不利的。但如果是在浮動匯率制下，這兩國可能都不受影響，但美元對人民幣要升值。這是從總量來分析。
那麼，結構性的影響是什麼呢？美國加關稅，首先受益的是美國政府，因為征收了關稅。其次受益的就是進口替代產品的生產者，美國國內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其實最終還是體現為美國國內的。那麼受損的是誰呢？美國消費者，但此處要打一個問號，要看什麼樣的匯率變化，如果美元升值的話，美國消費者面臨的價格也不會上升。一個流行的觀點說美國加關稅，美國消費者會受損，不一定，要看美元匯率怎樣變化，如果美元升值，美國消費品的價格就不會上升。還有美國的出口商品生產企業也會受損，對進口征稅實際上就是對出口征稅，這是從美國的角度來講的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最關鍵的就是匯率制度和匯率的變化。
這就涉及到美元的匯率問題和美國的貿易差額相對中期的一個觀點。我剛才提到從宏觀經濟平衡來講，貿易差額是儲蓄和投資之差，如果關稅不影響美國的儲蓄率和投資率的話，那麼必然意味著美元升值，抵消貿易條件改善的影響，使得美國的貿易差額不變。這就帶來一些問題，到底什麼因素決定了美國的儲蓄率和投資率？最近我在青島參加中國財富論壇，當天早上格林斯潘從美國視頻講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發了一個圖，他認為加關稅沒用，不會降低美國的貿易逆差，原因是什麼呢？他認為美國的貿易逆差和美國的社會福利支出有關係，美國在過去幾十年社會福利支出越來越多，隨著美國社會福利支出增加，美國私人部門的儲蓄率下降，所以他的貿易逆差就增加了（見圖8）。
為什麼美國私人部門的儲蓄率會受社會福利支出的影響呢？就是政府給低收入階層的社會保障支持和福利支出，錢給到低收入階層之後，他們的消費傾向高，所以平均來講，資源沒變，但整個社會的消費多了，所以貿易逆差就多了。這是和美國政府財政的二次分配有關係的，圖9體現美國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市場分配收入的差別。我不太認同格林斯潘的這個觀點，將貿易逆差歸責於對窮人的幫助是有問題的，還有其它方面的原因。比如說美國家庭財富的增加降低了私人儲蓄，我們為什麼要儲蓄？儲蓄是為了累積資產，如果我的資產價值上升了，就沒那麼大動力增加儲蓄。假如說你買的股票突然翻了一倍，財富大幅增加，你明天可能就買一輛新車，你的消費行為就發生了變化。
大家看美國家庭部門的淨資產和儲蓄，幾乎完全是相互抵消的關係（見圖10），不是美國人不理性，而是他們的財富增加。他們的財富為什麼增加？就是貿易差額的第三個視角，貿易差額等於對外淨資產。因為大家都來買美國的資產，美國資產的估值就比較高，當地人的財富就會自然而然增加。美國的財富是因為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高科技以及有深度和廣度的資本市場帶來的。所以它會體現為美國的對外負債增加，但老百姓私人部門的淨資產是增加的，美國的對外負債很多主要是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美國國債很多是外國人持有的（見圖11）。
那麼關稅對中國有什麼影響？第一步初始的影響，出口會下降。本來是出口到美國的，現在出口到美國的少了，國內的供給就多了，進而國內價格就有下行的壓力。有人說，我們不能出口到美國可以出口到其他國家，但這改變不了基本的情形。我們現在不是固定匯率制，但我們還是可以劃分兩種情形，一種是匯率靈活性不夠，也就是說貶值幅度較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面臨的問題就是總需求下降，經濟增長有下行甚至通縮壓力，貿易條件惡化。但如果匯率有足夠的靈活性，匯率貶值能夠抵消美國關稅增加對我們出口商品價格的壓力，則總需求不變，經濟增長不變，貿易差額不變，但我們的貿易條件也是惡化的，就是出口相對於進口的價格下降。這是總量的影響。
加征關稅對結構也有影響。中國的受損者是企業，尤其是出口企業，當然這是在匯率不貶值的情況下，如果匯率貶值這個影響就會被抵消。還有一個受損的是美元債務人，如果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其債務償還負擔就高了。那麼中國有沒有受益者呢？其實有可能是有受益者的，中國的受益者是消費者，國內的商品價格可能會下來。
剛才我也提到匯率的因素，假設人民幣有足夠的靈活性，那10%的美國關稅的影響，差不多人民幣也要貶10%，實際上過去幾個月人民幣已經貶了將近10%，已經提前貶了。貶值從貿易管道來講是好的，能夠抵消美國關稅增加的影響，但從金融管道來講有緊縮信用的作用，這可能是貿易摩擦帶來的金融管道的影響。中國和日本不一樣，日本的非政府部門有很多美元資產，而中國的非政府部門即企業部門多擁有美元債，這些企業尤其是一些房企過去兩三年甚至更長時間借了很多美元債，現在如果匯率貶值的話，那他們的償債負擔就增加了，償債負擔增加意味著淨資產下降，信用條件惡化，進而信用緊縮（見圖12）。
也就是說我們可能在去杠桿緊信用這個大環境下，多了來自外部的緊信用的影響，但這不一定都是壞事情。假設我們經濟還不錯，外債帶來的信用緊縮對去杠桿是好事情，但如果內部信用條件已經很緊了，這時候再加個外部衝擊，那這個影響可能不是好的了。我個人認為，總體來講不是壞事情。因為過去這幾年，主要是國企和房企是主要的美元債務人，這個信用緊一緊，對國企降杠桿、對防控房地產的風險是有幫助的。另一方面，前面提到，中美之間貿易摩擦不是兩國的，是美國和以中國為代表的其他貿易夥伴之間的，再加上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美元對人民幣的升值可能會對新興市場帶來一些衝擊（見圖13），當然這要看未來整個貿易摩擦演變的路徑。
應對之策
最後講一點應對之策的思考，在剛才講的背景下中國可能怎樣來應對。圖14是1930年代國際貿易大萎縮時期金德伯爾格畫的一個圖，國際貿易從1930年到1931、1932、1933年大幅度萎縮，呈螺旋式下降。後來好多人總結為什麼戰後走向多邊的貿易機制，走向國際貿易的自由化，就是因為吸取1930年代的教訓，貿易國相互報復導致國際貿易崩潰，進而對經濟帶來很大的衝擊。所以現在的問題是，會不會發生同樣的事情？我看現在也有人把當前和1930年代比較，我認為不會，為什麼不會呢？因為現在的制度環境和1930年代已經非常不一樣了，大家都知道宏觀政策是凱恩斯1936年在戰後才逐漸成熟的，1930年代西方國家並沒有宏觀政策，現在我們有財政貨幣政策來穩定經濟。
1930年是金本位，是固定匯率制，固定匯率制的含義是如果被征稅國不報復的話，對征稅國是有利的，經濟增長是好的，被征稅國是通縮的影響，經濟增長是不好的。所以在固定匯率制下，是真正以鄰為壑的轉嫁。也可以說1930年代西方國家匯率是固定的金本位，金本位固定匯率制當然沒有貨幣政策了，也沒有財政政策，所以關稅成為那些國家試圖穩定國內經濟的政策工具。所以1929年股市崩盤以後，經濟更不好了，想辦法怎麼穩定，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加關稅。
後來有很多研究經濟歷史的，1930年代的大蕭條，到底和1930年的貿易保護有多大關係？有兩派觀點，大部分人認為關係不大，為什麼關係不大呢？其實1930年代最後導致國際貿易大幅萎縮是金本位的崩潰和全球融資體系的崩潰。在固定匯率制下，征稅國的增長會上升，它的貿易順差也上升，金本位下黃金都流到美國去了。當時1930年代互相加關稅，當然都受損，但總體來講美國受損小一點，黃金都流向美國。金本位本來是一個貨幣的錨，突然崩潰了，導致全球的整個融資體系一下子失控了，所以國際貿易大幅下滑。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時候，國際貿易也是大幅萎縮，為什麼？那時候並沒有貿易戰，是因為全球的金融危機導致貿易融資大崩塌。所以1930年代大蕭條和貿易戰有沒有關係？有關係，但和當時的貨幣制度有更大的關係，當時金本位制度的崩潰導致貿易融資消失，進而全球貿易大幅萎縮。現在已經不一樣了，浮動匯率制下美元可以升值，如果貿易保護對美國有利的，其他國家可以通過對美元的貶值來抵銷或者部分抵消美國加關稅的影響。除了匯率制度外，還有財政政策可以用來穩定國內經濟。所以天塌不下來，不能簡單的和1930年代比較，整個制度環境已經不一樣了。
從我們的應對來講，我們可以思考貿易摩擦影響中國的三個維度，應不應該報復。第一個維度，短期的宏觀經濟穩定，我的觀點是報復和不報復差別不大。為什麼說差別不大呢？因為我們有財政貨幣政策來穩定短期的宏觀經濟，不會出大問題的。當然你會說，會不會影響國內其它方面的改革或者其它方面的調整，比如我們現在緊信用，現在是不是要放鬆？其實不一定，我們可以通過財政政策來發揮穩定經濟的作用，這是第一個維度，看它短期宏觀經濟的影響，我們都有宏觀政策工具，通過貨幣政策，尤其通過財政政策穩定經濟。
第二個維度，貿易條件。有時候貿易量越小，我們的貿易條件越改善，反而對我們是越有利的，不是說出口越多越好，我們如果能夠用更少的出口換取更多的進口，對我們是有利的。這次美國對我們抱怨就是貿易條件的問題，試圖通過加關稅改善它的貿易條件，從這個意義來講，中期來講，我們的貿易條件惡化，這個可能是難以避免的。我們不報復，他加了關稅，我們貿易條件惡化，我們報復，可能貿易條件總體也是惡化的，原因就是我們商品的可替代性比較高，美國商品的可替代性相對比較低。所以我們要做好貿易條件惡化的思想準備。怎麼來應對貿易條件惡化？還是要讓你的產品具有不可替代性，讓你的產品有差異性，這需要提高效率。
最後一個維度，就是我們要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怎麼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我們要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從這個意義來講，報復、貿易戰對我們絕對是不利的。這個世界上，我看從市場競爭的角度來看，大型經濟體里美國的市場競爭程度是最高的，所以說美國的資源配置效率可能是最高的，所以我們參與美國市場的競爭，對我們提高效率和質量，降低成本，是有幫助的。也就是說維持中美之間的經濟貿易關係，對我們來講不是一個短期的問題，短期其實是可以靠貨幣、財政政策來應對的，最主要是長期資源配置的問題，尤其是考慮到國內結構扭曲，尤其是房地產泡沫問題。所以從長遠的資源配置效率來講，我們就不應該報復，我們應該維持一個相對穩定的對美的經貿關係。
最後談一點應對的思考吧。總體來講，宏觀經濟應該維持「緊信用、松貨幣、寬財政」的組合。不要覺得貿易戰對經濟衝擊會很大，天塌不下來。短期內可以通過人民幣匯率貶值來對沖美國的關稅。當然也有一個問題，貶值對我們不一定是好的，貶值還有一個金融管道，起到緊縮信用的影響，緊縮信用是不是緊過頭了？其實我們也可以不靠匯率貶值，我們還有其它的辦法，可以通過財政擴張來增加內部需求，這樣的話，就不會帶來匯率貶值壓力。實際上從關稅來講，它帶來了我們匯率的壓力，但我們可以通過減稅來抵消它的影響，比如降低國內流轉稅，它的功能實際上可以替代匯率貶值的，給企業減負，尤其是給中國的消費者減負。需要強調的是，我們的稅收結構是以流轉稅為主，實際是對消費征稅，在我們國家，降低流轉稅，對促進消費的作用是有立竿見影的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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