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P暴雷、去杠桿存爭議、股市風雨漂泊，聽聽黃奇帆一年前是怎麼說的

今年以來去杠桿問題引發了巨大的爭議，甚至引發了部門之間的大討論。黃奇帆去年曾經就去杠桿做過分析，要通過資本資產解決自有資金的問題，而關鍵就是要實施嚴格的退市政策。同時，由於外匯占款被動增發基礎貨幣，建議外匯儲備由財政部門管理。當前P2P暴雷很多，黃奇帆在一年前的一次講話中就說了P2P公司99%都要倒閉，並建議地方政府禁掉。

來看看黃奇帆一年前在江蘇調研時候的發言。

今天很高興利用全國人大財經委到江蘇調研上半年經濟形勢的機會，和南通的同志交流一些經濟方面的情況。按照書記、市長給我出的題，主要是在經濟發展當中作為一種動力的投融資方面希望我專門講一下，我就不展開說別的事，就從今年重中之重的任務，就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開始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里邊涉及到有效的增長、有效的供給，增加有效供給、消除無效供給這一方面，是在產業方面的，也涉及到去杠桿方面產生的各種資本的融資問題，當然也包括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給，改革開放創新都屬於制度供給上的方方面面。所以我想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大題目，著重圍繞和金融去杠桿有關聯的內容，涉及到一個城市一個地區投融資方面的一些情況，跟大家作一個專題的報告。

一、關於西方供應學派相關理論。

從經濟學的原理上說，從亞當斯密開始到現在各種各樣的經濟學流派，如果歸大類就是三大流派，第一個是純市場經濟，純自由市場的一種流派，從亞當斯密開始一直到60年代的弗里德曼，這些都是純自由的市場派，這是一塊。第二個是強化政府調控，以凱恩斯為代表，三駕馬車的調控，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這個從40年代戰後美國的調控形成了一個潮流，也對全世界經濟40年代以後的幾十年起了重要作用。第三個就是供應學派，供應學派其實也是從亞當斯密開始，在西方的經濟學里邊一直有的，這個供應學派講的是小政府，他對政府的作用看得比較低，要尋求市場的配置，主要靠市場來配置，另一方面他比較相信供給創造市場，而不是凱恩斯的政府調控市場，那麼供給可以創造市場，供給可以創造需求，在這方面他強調得比較多。有效的制度供給會產生生產力，這一概念也歸在供應學派的重要原理里。主要就這三個。

小政府有效的制度供給，低成本，政府收稅費少了政府就小，否則大政府如果很少的稅收就維持不了政府的正常運轉，所以低稅費政府一定是簡政放權，精兵簡政，提供創新。創新不僅是技術創新，也包括因為低成本以後產生了更多的中小企業，企業不斷創造，又創造出更多的企業，這些企業又創造產品，所以技術的創新、產品的創新、企業的增長，從這些角度形成了所謂供應學派。

二、關於大陸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根本性不同的問題。

中央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不等於是供應學派的簡單拿來。我們提出來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跟西方的供應學派在三個重要原則問題上有根本性的不同。

第一個不同，就是在私有制還是公有制等方面，西方供應學派的原理，供應學派的政策基礎一定是推動私有制，認為只有私有制才能把供應學派的原理貫徹到底。所以撒切爾有一個很重要的措施，在80年代把英國的國有產業國有企業國有經濟全賣掉了，這是撒切爾乾的活，里根那時候也是這麼乾的，他認為只有私有化才能搞供應措施。大陸始終堅持公有制經濟和民營經濟，兩條腿走路，共同發展，堅定不移地推動公有制國有經濟的發展，把它搞活，也堅定不移地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支持它健康發展。所以大陸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在公有制和私有制混合所有制並存的條件下展開的，這是和西方供應學派經濟基礎上一個很重大的原則性區別。

第二個不同，就是西方的供應學派是在和凱恩斯需求側拉動對立之中產生的一個學派，所以它強調供給，否定需求。我們現在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央認為市場當中需求有需求側的作用，供給有供給側的作用，兩側都少不了，這兩個學派中各有它應用的地方，某一階段需求側為主，某一階段供給側為主。比如現在我們兩端都需要，但以供給側為主，這就是辯證法，不走極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在我們世界觀、經濟學理論里顯得非常的從容周全。

第三個不同，就是西方供應學派強調純市場的作用，強調政府只做經濟的守夜人，遊戲規則的一些制定，否認政府對經濟的一些調控，因為它反對凱恩斯，凱恩斯是講政府調控的，所以它當然就否認政府的任何調控。大陸的經濟學是認為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政府更好的做好服務，在某些情況下政府的有效服務有效調控是可以避免許多市場的盲目的，避免許多市場經濟走向極端，闖了很大的禍再進行調控，再進行市場本身的調節，避免更多的損失。

我這麼講，就是說大陸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跟西方供應學派有經濟學上對應的一面，也有三個根本性的不同。

中央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供給側主要是講要素，包括資本的要素、金融上融資資金的要素、生產力當中人口紅利或者各種勞力力短缺或充分的要素，還有各種土地、能源等經濟要素。如果這些供給都短缺，比如人口紅利沒了，那經濟會下來，如果土地的資本搞得很高、短缺、供不應求，那經濟也會被拉後腿。所以在這個問題上，講供給側首先講的是要素供給，而不是常規的千百種商品，講的是戰略性要素資源的供給。其次講的是結構性，一般來說我們講動力的結構，是一個產業的結構、動力的結構，在這個結構上進行改革。還有講的就是制度方面，結構性改革，改革就改制度，這個制度主要是改革開放當中對生產力直接起配置資源作用的一些基本制度，包括稅收，國家的法治等等。

三、關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健全市場化資本補充機制的問題。

我們結構當中要去杠桿，國民經濟的負債率太高要去杠桿，企業的負債率太高要去杠桿，有些地方局部地方政府的債務比較高，要去杠桿。那麼這個去杠桿里邊，同樣的債務規模下，如果企業資本金增加了，這個社會的股權增加了，那麼負債率就會下降，債務問題杠桿問題就會緩解。所以去杠桿，企業也好、政府的債務平台也好、平台公司也好，要加資本，要補充資本，要增加企業資本的市場化補充的制度安排，不是靠我們一個一個去救活補資本，而是市場化資本補充機制，把這個機制搞起來，資本負債率就會下降，資本就會擴張。

比如美國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在40%左右，中國企業資產負債率在70%左右，全社會的。所以美國企業的債務總量在GDP里邊只占60%不到，中國企業的債務占了GDP的150%，這個債務就很高。原因就是中國企業不管民營還是國有，負債率很高資本金很小，說明中國的企業不管大的小的，總的負債率都比較高。要把負債率降下去擴大資本，最重要的市場化制度是資本市場制度、股票市場制度。不是我們政府看著這個企業資本金不夠了給他一些財政補助或者這幫點忙，那幫點忙，沒用，應該是一個市場化的資本補充制度，就是上市公司，就是股票市場。股票市場當然不僅是一種市場，它有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比如說我們的A股，A股下面有創業板或者有OTC板，美國股票市場有三板、四板等等，但不管哪一種市場都是補充資本金的市場。

大家有時候埋怨，中國的股市好像就是補不了資本金。從90年代到新世紀的十年再到現在27年的股票市場，每次發行新股，發半年一年就被抽血了，股市就趴下來了，趴下來了股民怨聲載道，指數跌了百分之二十、三十或者四十，政府部門受於壓力也就停發、緩發，停半年一年兩年又開始發，發了半年一年惡性循環又來一遍，這樣這十幾年發新股發了十來次，也停發緩發了十次以上，最近這半年大家又看到停發緩發。有說上市公司籌資天經地義，上市公司如果沒有籌資功能沒有IPO上市，資本市場還有什麼意義呢。還有說維護股市穩定，維護股民利益也是天經地義。其實兩邊說的都不對，沒抓住要害。任何一個股市資本市場不能只吃不拉，只進不出，一定死亡，一定憋死。

中國股市的要害是十年二十年直到現在27年，還沒有建立起正常的垃圾股企業退市機制。比如美國的股市2008年的時候道瓊斯指數幾百個指數對應的紐交所的全部股票，有近三千個，現在紐交所全部的上市公司企業數比2008年還少一點。說明什麼，說明他每年退市也有三四百家甚至四五百家，這個退市退出去的是什麼，一定是市盈率很高的企業。資本的利潤率1%，那市盈率就是100倍，如果0.1%市盈率就是1000倍，所以市盈率越高，企業越垃圾越沒效益。如果這個地方一共兩千個，每年進去三百個出來三百個，差的三百個出來，好的三百個進去，這一鍋菜總是越煮越好，所以美國股票市場的價格從2008年掉到6000多點，現在是22000點。美國人都富了，美國股市市值從2008年掉下來的時候是12萬億美元，現在是20多萬億美元，美國股市增長了10萬億。

我們20年來可能只退了一兩個，反正不超過十個，在這種情況下，幾百倍市盈率的多年虧損的在里邊趴著，長期待在股市里趴著，新的不斷進去，那麼這一鍋湯越煮越沒有味道。所以要解決的就是退市，不解決退市制度，註冊制也是沒用，新股IPO改革上市都是搞不好的。退市無非四種情況，也不是很複雜。第一種，上市公司如果到了破產邊上，由法院宣判破產，公司法破產法客觀有，本來就可以這麼做，一般企業破產還有不穩定，上市公司破產主要是股民不穩定，怕這個。第二種，如果不退市，可以股市重整。比如金融危機的時候美國福特、通用、克萊斯勒三大汽車公司都破產了，因為是太有名的汽車也不是簡單破產，董事會還是下決心通過重整，包括債務重整，壞掉一批帳，銀行妥協，給他們壞一批核銷一批，同時企業結構也調整，有些東西賣掉，有些東西處理掉，處理了一年多，三大汽車到了2010年以後都恢復上市，這叫做停產整頓。從市場里邊停盤整頓，整頓一兩年，股民不能運作了，但運作好了又恢復了，大家都高興。第三種，就是借殼上市，垃圾企業退出，戰略新興產業收購他股權上市。第四種，就是從主板退到二板退到三板，退到OTC市場板等等，企業還是可以交易，不再是股民交易，而是老板們法人企業和企業之間在OTC的市場里交易。所以退市就這四種，把這四種堅定不移地制度化，用不著誰來審核，符合條件了到了該退的自己就劃過去了。不會有任何官員我把你退市了，我得罪你了，沒有這個事，這是個制度。只要這件事做好了，註冊制也能出來了，上市公司也可以上市了，所以這件事的關鍵在這里。就是說這個問題不解決，其他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不了。我們總是繞道走，不解決這件事，結果總在上市公司該不該上市IPO動腦筋，動了腦筋以後大家就解決不了問題，解決不了問題大家動小腦筋。本來一個企業要上市，發10億，但是怕你發的太多資金被抽走，只允許你發2億，但是過了3年非流通股一大堆，法人股都可以流通，那時候也一樣是股市里邊會有影響。

我講這一段實際上是為了說明要解決資本市場的問題，解決企業資本金的市場化補充機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金融范疇、在資本范疇的最重要的核心的命題，是我們國家不管是國有還是民營企業，市場化經濟發展到今天這一步，改革開放發展很重要的一個途徑。要解決好這件事，不是簡單的討論註冊制合理不合理，IPO合理不合理，實際上不是解決吃飯的問題，而是要解決退市的問題。

除了這個以外，市場化的監管問題，證券公司、律師事務所、會計事務所等中介單位對股市、對上市公司的服務和監督的問題，還有各種資本金、各種買股票入股市的資金的合規性問題，所有這些都是我們制度建設中要進一步加強的。如果把這些事都搞好了，那麼註冊制條件成熟就可以出來了。註冊制出來，前面講的四種條件也都成熟了，企業市場化的資本補充機制就有了，這個機制有了以後，中國的國民經濟證券化就會加快發展。這個加快發展最終表現為上市公司的市值跟GDP是1比1，這是國民經濟證券化的一個標誌指標，就是上市公司的市值和你這個地方的GDP大體1比1。

我們國家GDP現在70萬億，上市公司的市值40多萬億，有時候拼命把300個企業上市，上市以後多了一塊市值，但是股市跌了兩百點，結果最後300個企業上市了，企業從3000多個變4000個，市值可能從40多萬億變成30多萬億，指數下跌了，所以這里面很重要的要把這件事解決好。如果我們的上市公司市值跟GDP一樣，這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上市公司的企業的資本金大體等於GDP，那麼非上市公司的一塊還有資本金，這就說我們工商類的企業、非金融類的企業的資本金，總的資本資產不含債務的股權資產比GDP要多，可能是GDP的1.5倍，如果資本是GDP的1.5倍，債務也是GDP的一點幾倍，資產負債率就是50對50，杠桿就下來了。所以這一塊如果我們搞不上去，只在銀行債務上去杠桿，國民經濟被萎縮了，那也是不行的，那會變成惡性循環的。這是我想講的一部分，有點理論化，實際上跟投融資息息相關。如果這一塊不好，想要解決投融資的問題也解決不了，這是一個宏觀投融資的邏輯。

四、關於去杠桿和避免金融脫實向虛的問題。

去杠桿，就是要去掉債務的杠桿。最近幾年，金融的資金量過分，金融的脫實就虛，使得我們虛擬資金各方面的金融資金泛濫、量很大。這個指標有沒有泡沫、有沒有過分的杠桿呢，就從幾個指標來看。第一個，就是常說的M2。M2是社會在流通中的各種貨幣。我們現在的M2去年年底是150多萬億，目前到6月份大體上160多萬億，GDP去年是67萬億，所以M2是GDP的2.4倍。美國的GDP總量現在是18萬億美元，美國的M2是13萬億美元，美國全部的流通貨幣比它GDP的總量要小，是GDP總量的70%左右，我們是GDP總量的150%，是百分之二百幾十。所以我們貨幣多，就會出現通貨膨脹。比如房地產這個十年就漲了8倍、10倍等等，都和這個貨幣現象有關係。這是一個概念。

第二個，就是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這是大家都會作為驕傲的一個指標來說的，但內行來看的話，這個指標恰恰是泡沫的表現。大家如果注意的話，2008年以前的十年，中國的金融產業作為一個產業本身的GDP，占國民經濟的GDP總量其實只有百分之四點幾，但是到了2016年，金融業的GDP達到了國民經濟的8.4%，翻了一番。我們許多省或者一個城市，原來十年前、五年前金融GDP比重都只有3%、4%，現在8%、9%，本身也拉動了整個GDP的增長。如果金融比重有8%，今年金融GDP漲了15%，那這個8%到15%就等於整個GDP里邊增長了1.2個百分點，如果GDP漲了7%，1.2就是金融業貢獻的。如果沒有金融業這個貢獻，靠二三產業其他的想拉到7%，還拉不到，只有6%，或者只有5.8%，所以大家一般看到這個指標就認為自己發達了。

我要講一個數。美國掌握著全球最多的金融資源，跨國公司、金融公司總部都在美國，華爾街的股票市場是全世界的股票市場，大家炒股票炒出來的GDP交易費都算在華爾街、算在紐約、算在美國。美國過去10年金融業的GDP比重從來沒超過8%，去年全年是7.6%，比我們還低一個點。那我們高了是不是就對呢？是我們勝過了他們嗎？其實這就是泡沫的表現。整個歐洲各個國家的金融GDP在歐洲GDP里只占5%，日本GDP里邊金融業也只占5%。

那我們怎麼會有百分之八點幾，而且就幾年里面快速增長，大家甚至說出以後金融GDP比重全國要到10%，各個地方都在想把這個指標弄上去。大家知道什麼叫脫實就虛，就是金融業不為實體經濟服務。銀行把錢借給小銀行，小銀行把錢借給租賃公司，租賃公司把錢給了小貸公司，小貸公司把錢貸給各種金融業，自我循環，每一個錢轉來轉去多通道的轉，多層次的疊加，每一個金融企業都要有點利潤，都要有用工成本，這些成本就是金融業的GDP，所以金融GDP如果多了一倍，意味著把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提高了，轉化為他們的利潤了，轉化為稅收，轉化為金融業的GDP了。所以額外的這三個點，正好是脫實就虛，實體經濟增加成本，融資難、融資貴的經典表現，我們很少從這個角度批判這個說法，這是很經典的第二個指標。

第三個，就是許多金融企業互相穿透式的疊加。保險公司拿了一筆保費到銀行這邊杠桿一下，銀行這邊杠桿後，再到股市里杠桿一下。金融一定有杠桿，沒有杠桿就沒有金融。金融業就是一個杠桿，就是透支、就是借錢，借錢就有風險，就要跟信用匹配。所以金融的本質一是融資，融資不是一比一融資，而是根據信用有杠桿的融資。有杠桿的融資多了，風險大了，就要防范風險的出現。所以融資杠桿和風險防控是金融的關鍵。杠桿應該是直截了當的，任何一個金融單位，大體上跟某個實體經濟服務對象，不管是一個農業企業、工業企業、房地產企業。就是一個金融企業借錢給你，一比三的杠桿，橋對橋路對路，大家清清楚楚。最怕的就是五個金融機構互相串聯著最後借錢給了你這個實體經濟，這個中間就出現了多通道、多杠桿，最後變成高利貸、高風險，不透明、穿透的風險。

大家都知道，發生在這一年里的一個經典案例，就是廣東寶能在2015年底動用400多億收購萬科25%股權。整個萬科的市值兩千億，25%的股權就差不多500億，它當時動用了450億。然後大家就在討論情懷問題和資本的原則問題，就爭論。其實整個這個事情爭論根本不在這些問題上，而在於資金來源的合規性、合法性，資金來源的杠桿性。寶能收購萬科的資金第一筆錢，上百億的錢是萬能險。什麼叫萬能險，不是正常的保費、健康險或者什麼險，十年里邊每年付錢，萬一我生什麼病了要賠償我等等，正常的人生保險。它實際上是一種理財資金，所有的萬能險都是商業銀行的門市部兜售給你，利息比銀行儲蓄要高。老百姓一看，本來有十萬元放在銀行里儲蓄，但是現在銀行櫃台說你買個萬能險，跟儲蓄一樣，但比儲蓄還高兩三個百分點的利息，萬一你有事還能保險賠你，賠你個生命保險的品種，並且一年或者兩年到時候可以兌付，還是把錢拿回去。老百姓都願意把儲蓄搬過來買這個，所以只要保監會同意保險公司發這個品種，一發你拿了十個億就能發一百億，一比十的杠桿。這個錢是理財資金，是短期資金，炒炒股票也就拉倒了，股票買進買出是短期的，但是要變成登堂入室作為法人董事長的資本金是不可以的，上市公司不能今天這個錢明天忽然又沒了，又撤回，上市公司顛三倒四不可以的，做法人股東的錢是長期資本，不能每天變動的短期資金，這是一個違規概念，資金錯配的概念。

而且，這個本身就一比十杠桿，拿到了這個錢以後，他往銀行一放，銀行把它理解是正常的保險公司拿來的錢，是保費，保費是資本金的長期概念，長期資金概念。你拿一百億來，我銀行就借你兩百億，乘一貸二，就變成有三百億。從銀行角度講只是一比二的杠桿，從保險公司講萬能險一比十的杠桿也有合理性，基本是這個規則，但他一串通已經變成了30倍，然後這個杠桿的東西10個億變成300億，買了300億股票可以融資融券，一比一可以變600億，一比零點五也可以借他150億，所以就變成了400多億，四十幾倍杠桿。高杠桿是各種通道的資金互相疊加產生的，那就把這個企業收購了，收購了以後萬一成功，他當然發橫財，萬一不成功，這個高杠桿是高風險的。一兩年一到資金利息要還給老百姓，這邊要還那邊銀行也要逼你還，所以這里面是不合規的。我講這個就是說明，中國的高杠桿並不是哪個金融單位跟客戶之間直接面對面的生意高杠桿，這個杠桿基本上是規範的，但是當把三個五個通道上每個通道都算合理的，當疊加在一起的時候，一個稀里糊塗的高杠桿、多通道、高利貸的融資過程就出現了，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中央批評中國金融亂像，去年經濟工作會議主管人講了，中國經濟現在有三個失衡。第一就是產品經濟領域供應和需求失衡，有的東西大家需要，生產不出來，供給側供給不足；有的生產出來的東西又是大家不要的，庫存多、產能過剩，這是生產領域。第二就是金融領域，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第三就是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金融的失衡就表現在剛才說的這些都屬於失衡的問題。大家都要想一下，這個失衡的原因是什麼。你可以理解這個失衡，可能是有一些銀行行長道德出了問題，做了壞事，為了貪圖不正規的巨額利益，或者某些民營企業掠奪社會財富，也有這個問題，就不正規的、指導思想不正確的企業有這麼一種動機行為。但是，當一件事是比較普遍的面上都展開的時候，不能把事情簡單的都歸在企業或者經理的或者管理監督者的道德問題上。凡是普遍性出現的問題，一定和體制機制制度安排有關。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要把這種造成泡沫現象、脫實就虛現象的制度安排要進行調整，形成有效的制度供給。

這里邊講制度是什麼呢？就是為什麼我們的M2會這麼多？仔細分析，央行管M0，M0就是印貨幣，就是貨幣發行的總量，2008年的時候中國的M0，整個多少年積累的貨幣是3萬多億，到了2016年是30萬億，這8年漲了10倍。M0跟M2有一個乘數效應，一般是1：5，30萬億乘5就變成150萬億、160萬億就出來了。所以貨幣發多了，發多了就出來150萬億、160萬億，這個錢具體表現在銀行。商業銀行有了這麼一百幾十萬億存款資金，他如果把150萬億變成貸款貸給了工商企業，那天下大亂，工商企業就通貨膨脹了，全社會通貨膨脹了。所以人民銀行知道這個錢多了，採取了四種非常也很有效的具體辦法。

第一種，就是把存款準備金率很努力的、很大比例的提高。本來老百姓把錢存到一個銀行里，存了一百萬，銀行準備金率10%，那就是90萬可以貸出、10萬交給人民銀行儲備。一個企業貸到了90萬以後不會一天把它用掉，可能用了5萬，85萬又存在銀行，銀行又提掉10%，這樣一個乘數效應層層疊加。一般100萬的錢存到銀行里，最終人民銀行會抽掉百分之二十幾的資金作為存款準備金，有七十幾萬貸出去了。現在人民銀行把存款準備金率提到20%、21%、22%，這樣的話就基本上100萬放到銀行里，銀行只能拿60萬貸出去，這樣就等於收斂了銀行資金對外釋放。

第二種，就是即使60萬億可以貸，但是貸出去還是比例高，所以每年都會有個窗口指導。人民銀行、銀監會對各個銀行都說，今年不管你有多少錢，你只能貸10個億，增加10個億的貸款投放。很多商業銀行半年不到，就把一年的貸款指標用完了，後邊就不貸錢了，有錢也不能貸，只能是有多少人還給他多少錢，他再貸出去多少，不能有增量，這也是一個行政性的控制。

第三種，人民銀行有許多短期便利貸款，有許多貨幣工具在操作，就是銀行採取很多辦法在控制，控制的結果就使得通貨膨脹不至於因為M0多，M2多，造成全社會的各種各樣的吃喝拉撒睡都漲價，不會造成國民經濟的混亂，這個是一個很有效的辦法。但這個辦法的結果會提高金融的利息，都要有成本的。當一個銀行明明有，比如說有一萬億資金可以放貸，只讓放貸6000億，那麼4000億幹嘛呢？銀行一定會從表內變成表外。最近幾年銀行普遍出台的叫表外貸款，表外運行，委托貸款、委外貸款、理財資金，把不貸款的錢變成理財的資金。放在銀行里要付利息的，存款的人是要拿利息的，他要賠本的，所以就去表外運作。這些表外運作，銀行把錢表外運到誰手上？就是運作到信托公司、租賃公司、小貸公司，各種大銀行給中小銀行等等，這樣一來金融掮客、金融秩序等等都複雜起來了。然後拿到了銀行這些錢的企業幾千個，這麼一運作算下來他們都有GDP的，你的GDP比重就上來了。所以仔細分析這些的話，這和資金M0增加有關。

M0增加又是什麼原因呢？本來貨幣發行量有一個鐵的法則，大體上GDP增長率是多少，加上通貨膨脹率是多少，加上一個修正系數，假如GDP是6.7%，通貨膨脹率是2%，貨幣發行最多就是8.7%，加到修正系數發到9%也行。但是為什麼2008-2014年間經常看到這個貨幣增長率17%、27%都有呢？不是我們銀行不懂得法則，也不是亂操作，是被動的。就是我們被外匯占款占住了，任何一個國家如果出現外匯的順差，就相當於外國人幫你在發貨幣，我們很努力的微觀上低發，引進外資，那外資來了2000億，我們出去投資500億，順差1500億。這1500億美元等於1萬億人民幣，相當於是M0，它是一個進的錢，這個錢人民銀行作為外匯儲備儲備下來。人民銀行怎麼儲備外匯？他又不像財政自己有錢，他只能印鈔票，這個購買外匯儲備的錢就相當於外匯占款。

從2008年到2014年，我們國家外匯儲備一下子漲到了4萬億，38000多億美元的時候，一比六點幾的換匯，就差不多就是二十幾萬億，所以我們這個30萬億的M0里邊有70%甚至80%就是買外匯儲備，外匯占款產生的。這是一個被迫的行為。你說外匯占款多了、外匯多，貿易順差、資本順差好事情，好事情就帶來這些麻煩。所以大家分析這麼個源頭，大體理解國民經濟通貨膨脹宏觀的、微觀的、社會直觀的現象和背後的機理，那麼理解了這個，知道體制機制中的這些事情。

那怎麼解決呢？也不複雜。外匯儲備每個國家都在儲備，別的國家儲備外匯，為什麼沒有引發通貨膨脹，沒有引發M0的乘數效應呢？那是因為別的國家都是財政部儲備外匯，財政部儲備外匯，他的錢要麼財政部自己有結餘的錢，沒有結餘的錢他可以發特別國債，發國債發個20萬億，那是老百姓、企業現在手中有的錢釋放出來，買了國債，他不造成通貨膨脹，然後他這個國債20萬億買你3萬多億美元，那麼這個外匯不會膨脹，沒有乘數效應，他不是印的鈔票。所以體制如果調整一下，利益格局調整一下，就會解決。歐洲如此、日本如此、新加坡如此、英國也如此、香港也如此。我講這個意思就是，改革是解決一切矛盾、一切困難、一切長期存在的體制性現象的殺手鐧、不二法門。為什麼中央三中全會提出深化改革和開放呢？要義就在這。凡是長期存在的，凡是廣泛存在的矛盾，往往和體制有關，解決的辦法就從體制入手。如果不從體制解決，不從源頭上解決，不從制度安排上、供給制度上解決，那這個問題不斷的泡沫出來，然後你就在尾巴上、在泡沫上不斷的去洗澡，不斷的去修枝剪葉，忙得不亦樂乎，事倍而功半。實際上，去杠桿的要害，一個是資本市場擴資本的問題，企業的資本市場化補充的問題，另一個是金融系統去杠桿，源頭在M0，在M2。

五、關於新常態下招商引資的問題。

為了發展，大家都在忙招商引資，這個是地方經濟發展的不二法門。從80年代深圳特區一直到沿海地區90年代、新世紀以後全中國到處都在講招商引資。眼下招商引資有三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在新常態下，其實有效供給的工商產品、工商項目的確不怎麼多。好不容易有點項目，每個地方都看得非常緊，所以內陸到沿海挖牆腳來招商很難，沿海小一點的城市到深圳廣州上海等大城市去招商也很難。在經濟熱度高的時候，大水沖過來，各種各樣的魚、蝦米，層層疊疊都有，大城市把大魚撈了，剩下的中魚、小魚、蝦米拿在手上意思不大，會主動轉給內陸地區，所以互相招商引資這種現象很普遍。現在這種行為方式很難奏效。

第二個特點，以前招商引資開大的會議。一般都願意去把全世界的廠商請過來開個大會，主管講講話，介紹介紹投資環境，這種粗放的活動方式，現在其實不會太奏效。所以最近這一類活動各地大大減少，不是大家沒熱情，是這一類活動不實用了。

第三個特點，以前招商引資大家會用低成本招商、粗放型招商，砍胳膊砍腿，稅收給你讓了，土地可以很低的錢甚至不要錢，勞力力壓低成本，各方面給人家以幫助。如今，真幹得好的企業已經不是最需要這一類惡性低成本招商，這些辦法現在都不是最有效。

但是招商引資還是要推進，怎麼來改革開放創新、怎麼來招商引資呢？這都是現在各地書記市長動腦筋的。一般光拍胸脯，書記市長齊上陣，每個政協副主席人大副主任、市長副市長甚至市委常委都帶幾個項目出去招商，這都是80年代、90年代乾的活，現在不管從哪個角度都不合理了。所以我講這一種招商，實際上要避開，要把它給去化，消除掉。另一方面，現在有板有眼的好項目、資助產業項目、戰略新興產業項目、戰略新興服務業項目，一般有它的特點，要麼不幹，要幹就是集群化的幹。就說一個製造業的上遊中遊的原材料零部件體系，下遊的銷售服務物流的體系和製造業是一個集群。要用產業集群的幹法，這種幹法容易招商，一招就招幾百億甚至上千億產業鏈。

當前，世界經濟進入到了垂直整合一體化的階段，只有這種垂直整合一體化的產業才有核心競爭力。《世界是平的》那本書90年代出來時，我看了以後很高興，想買幾百本，每個企業、各個方面發一份，但實際上到2005年以後，我已經意識到這本書只能看看，不能當真理，因為它不是垂直整合，是橫向整合，是來料加工式。做產品的人，他的原材料零部件可以從世界各地買過來，物流成本幾乎是零，能源不要錢可以這麼做，但實際上是不合理的。所以，今天跟你們講幾個現在用得比較好的辦法。

第一個方式，是用產業鏈來招商。比如我在重慶，前幾年重慶這個地方一台電腦都不生產，為什麼能把重慶的電腦現在搞到中國之最？全球一年筆記本電腦的銷售和生產量是1.8億台，一半在上海、蘇州、福建和廣東等中國沿海城市製造，內陸西部是沒有的。沿海做這個是加工貿易，從外邊把零部件原材料運到沿海很方便，加工完了大進大出，我在上海待過，很清楚這些情況，到重慶以後就發現要想沿海的加工貿易或者世界的這種產業集群到內陸來，必須解決物流問題，必須讓他的產業鏈垂直整合就在一個地方一下子解決掉。所以，我跑到矽谷去跟幾個筆記本電腦的大企業談判，就說你到我這來搞幾千萬台電腦，我一定在兩年內把幾千萬台電腦80%的原材料零部件在重慶本地化，半小時車程全部可以運到，如果達不到一切物流成本我賠你，這就是賭一把了。但是我也想過，如果幾千萬台電腦在我這邊生產，一切零部件廠商一定奔著我來，我不用招他，因為全球的1/3電腦在我這兒，衣食父母在這兒，他不到我這設廠還到哪兒設廠。但是你如果只搞500萬台，一個零部件廠可以順應兩三千萬台，到你這規模效益不好。所以就是零部件原材料一體化整合，跟整機廠說有零部件，整機廠同意了我跟零部件廠去開會，一年開一次，開一次就來個幾百家，三年開了三次，來了一千家。所以重慶現在有一千個筆記本電腦的零部件廠商，已經連續生產四年了，每年生產六千萬台，等於全球1/3，這個基地就起來了，整機和零部件加起來就有四千億左右的產值。這個招商就靠產業鏈，把產業鏈完整齊全，亮到明處，包括銷售結算整個都要說清楚。

再講一個例子，就是重慶的汽車。重慶原來有一個長安。中國的汽車廠很奇怪，一個省一個，上海有上汽，一汽、二汽、北汽各種汽車公司都不去上海開廠，上汽也不會到一汽、二汽的地方去，大家各占一個。然後各個省如果招了上汽，一般不會再去招一汽、二汽，因為有面子問題，把你大頭招來了，不能去招別人了，這個是不對的，要集群。所以我們招筆記本電腦上中下遊產業鏈一體化，把全球所有的做電腦的企業都招來，同類項集群，然後，這個集群既可以為這個公司服務，也可以為那個公司服務，這樣規模效應會比較好。汽車也是這種集群，重慶有一千多個汽車原材料工廠，百分之八十幾的汽車原材料本地造。除了長安以外拉來了12個國內外汽車廠商，上汽、北汽、二汽都在重慶做，每個都做了幾十萬，還有外資企業5個，這麼一來這個集群堆在那里，零部件又是紮堆供應，成本比較低，越是成本低大家越是願意來，形成了一個六、七千億的汽車產業集群。重慶汽車產量已連續3年排第一，去年生產330萬輛，第二名上海，240萬輛，第三、第四是一汽二汽所在的吉林和湖北，這正是因為集群產業鏈的集群和同類項的集群形成的。我舉以上兩個例子，就是說產業鏈集群是一種合理的招商方式。

第二個方式，是順應資源市場配置招商。比如重慶產頁巖氣、天然氣，那麼挖頁巖氣的企業可以定向招商，因為許多地方想搞天然氣加工沒有天然氣資源，天然氣還像有糧票的時代摳門摳得很。比如一個省，實際需要5000億方天然氣，才能滿足目前各個城市的使用需求。我們全國能源里邊天然氣的比重只有7%，像美國歐洲達到百分之二十幾，我們煤炭的污染、能源的污染，需要天然氣來解決。所以我們就因地制宜，招了幾百億的頁巖氣的投資。去年全國頁巖氣全部產量60億方，重慶出了50億方，今年預計全國的產量會到100億方，重慶能出70億方，預計到2020年全國能出300億方，重慶至少能出200億方到250方，我們幾百億上千億資金投在頁巖氣里，是全國頁巖氣投資開發的主戰場，占了全國的2/3。同樣，有了頁巖氣以後天然氣多了，天然氣是一個很好的燃料，也是化工產品，凡是要用天然氣做燃料的工業，或者拿天然氣做原料的一些高科技化工廠都可以沿著這個招商。

第三個方式，是一些好的高科技的但缺乏資金項目，政府可以融資投入，但要會動腦筋規避風險。他有技術、有產品、有市場，但沒錢，你想跟他合作，但這種高科技項目、戰略新興產業項目，往往一個項目就三百億人民幣，甚至四百億、五百億人民幣，你幫他投入了，但如果，盈利是他的，賠錢了拍屁股走路，你怎麼辦？有時候招商引資遇到這樣的主，項目是好的，也不是吹牛騙人，你怎麼決策？這個時候就要調動我們國內資金，但這個錢一定是有資本、有信用、有投資、有回款的地方才能用，否則沒人借錢給你。在這個方面也是要動腦筋的。重慶有一個京東方項目，2014年的時候，我跟京東方老總打了個電話，說我們重慶生產幾千萬台電腦，還很需要幾億台手機液晶面板，你如果到我這來做這個，有市場，他說現在的液晶面板是供不應求，不要說你的市場，我全國和國際上的市場都供不應求。他說我有技術，就是沒錢，現在一下子拿幾百億拿不出。我說我們給你，但是不能白給你三四百億，你拿了去投資，失敗了我賠錢，那不行。我們就拿了三百多億買他的股票，京東方那時候2塊多一股，買他一百億股定向增發，2.1元就是210億。我們一個月內就付了210個億，我開始讓民營企業出，我認為很賺錢，民營企業研究了差不多一個月，工商聯民營企業一大批企業家開會，最後都搖頭不做。不做我就讓國有企業出了210個億，7個企業做了股東，買了100億流通股股票，作為上市公司得到了100億增發股權以後，跟銀行借了100多億，就是300多億。凡是現在戰略新興產業，都是半年一年就可以把你一百億、兩百億、三百億花掉，不像玻璃廠、鋼鐵廠、化工廠，一百億、兩百億可以幹五年。現在電子和高科技企業都是一年的周期就可以把你幾百億花掉，買設備就兩百億，買了就裝上去，時間都是半年的周期。所以京東方在重慶2015年底就投產了，現在是滿負荷生產，供不應求，價格上升。當年投產當年就有效益，重慶就多了300多億產值的一個工廠，這個工廠雖然不是我們的是京東方的全資公司，但是京東方效益好了，股票上升到了4塊多，我們的100億股退出來就變成400多億了，所以這個是一個概念。有了這個概念以後，這個原始投資200億收回，我還有200億，那幹嘛呢，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投資，這會200億不是買他股票了，而是一起合資搞一個柔性的液晶面板，現在的液晶面板手機可以彎曲的，如穿戴式的就是柔性液晶面板，這個面板現在全球也供不應求。這一個項目要投資480億，100億的貸款，那麼就300多億的投資，300多億投資各自出一半，我們就拿賺來的200億往里投，這個決策沒有壓力。如果財政要撥200億投資，決策萬一輸了，是不是就壞帳了，你是不是跳樓跳長江啊。當你把決策、行為和資本市場運作方式結合起來，那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我講這一段就是指該要給人家資金有時候要在有防范、安全、不出格且合乎整體利益的情況下。

但是有一個項目我猶豫了一下沒幹，就是郭台銘的項目。他跟我說搞一個四代線，400多億，然後說我出錢，他3年里面回購。400億按8%的利息，一年20多億，3年下來七八十億，他把這七八十億加上本金都給我，然後我這邊就多了一個400多億的項目。但這個錢借給他，他沒有把他的股權擔保給我，萬一壞帳了，我就賠了，雞飛蛋打，是不是就構成國有資本流失，去年猶豫了一個月沒受誘惑，把他回掉了。我講這段話意思就是，要審時度勢，要地方一把手和大企業想明白才能做。總之，兩面思考，當真的有高科技、大資本、全球化的好項目時，如果他缺資金，怎麼解決資金，怎麼在資本市場融資等，是要動腦筋的，不能簡單就來個沒辦法，拉倒、放棄。

第四個方式，是給優惠政策。這優惠政策不是面上一般意義上的，和剛才我說的砍胳膊砍腿、自己傷自己的沒道理的優惠政策不是一回事。如果一個事情是絕對有意義的戰略性事件，那麼市委、市政府或者財政、發改委大家綜合研究以後做出集體民主決策，也是值得一試的。比如南京跟台積電在長江邊上搞的共80億美元（第一期30億，第二期50億）的集成電路，起步第一期是14奈米，第二期是8到9奈米，都是世界之最的好項目。我去台積電看過，這個張忠謀了不起，在新竹搞了三個150億美元的企業，全球集成電路供應面他占了很大的份額。所以他到你們這來做集成電路，你們當然會有優惠政策，稅收怎麼優惠，土地怎麼給，資金怎麼補助，這個時候一整套綜合，該下重手也要下去。這個集成電路項目一攤，你這些優惠政策給他了，如果算帳，5年、10年政府給他的優惠政策差不多會有100億，這100億使他產生了幾百億一年的晶片產值，雞和蛋還是他先有蛋，你才會孵化出雞給他一塊肉，不是你自己把別的地方財政的錢補給他，所以這里邊是要明白，要系統集成，我覺得江蘇這件事幹得非常成功。

第五個方式，是直接收購。現在中國的企業有能力了，想要一個企業索性把他收購了，一下把你控股權買了，買了以後自己給自己決策，把他搬到你這個地方資源優化配置，省得招來招去，討論來討論去。我們曾經幹過一個事，就是把烏克蘭的一個航空發動機工廠給收購了。整機組裝都在俄羅斯，發動機都在烏克蘭，烏克蘭發動機保持供應俄羅斯。四年前他們吵架以後，俄羅斯也不買他的發動機，自己也能做發動機了。烏克蘭盡管跟歐洲好，但是歐洲有空客，有自己的發動機，很強大，也不需要他，他這個企業就倒閉了。這個企業50年代、60年代一直是國有，90年代葉利欽變革以後，黨委書記、董事長就變成董事長，變成私人老板了，總經理是他兒子。我們十億美元收購了他的股權，然後花100多億把他的企業搬到重慶，使重慶形成一個年生產上千個發動機的工廠。這是高科技，烏克蘭的發動機水平比國內的發動機高好多倍，提前好多年，所以國內的市場是有需要的，而且我們本來就在採購他們的發動機，現在能本地製造更好。這個案例是收購了他，轉為自己使用。當然還有就是有一些企業他到你這來，你也希望他這個產品過來，但他有特殊的需求，比如希望有一些我們國內的某種資源牌照，這個時候政府掌握著牌照或者掌握著某些資源，或者國家掌握，地方政府為他去向國家申請，你幫他解決東面的問題，他給你的項目，兩邊互相投桃報李，這也是一種平衡，當然這種東西都不能權錢交易，都是公開的，政府的合理運作。

第六個方式，是優化投資環境。比如物流，現在大規模生產的產品，產業如果到了幾十億、幾百億甚至幾千億的時候，都要考慮全球化的物流。比如重慶的電子產業之所以大家都能來搞，除了剛才說的垂直整合這些事情以外，很重要的是我們把渝新歐的通道搞起來了。因為在內陸幾千萬台產品市場分隔，30%在北美，30%在亞洲，40%在歐洲，如果在重慶生產運到上海、廣東，再通過船舶運到歐洲，一方面時間要兩個月，另一方面成本也很高，至少增加了兩千多公里內陸到沿海的距離。所以我們當時推動了一個重慶到歐洲的渝新歐班列，因為這個鐵路本來就通，所以推動它的時候主要解決了三件事。一個是六七個國家的海關要一體化，你如果沒有一體化的話，火車開到每個國家都會把你的集裝箱拿下來關檢，弄的支離破碎，這就不行了，必須重慶檢了，沿途任何國家不再重復關檢，反過來在歐洲關檢的東西到重慶一路不再關檢，叫關檢互認、執法互助、信息共享，就是自由貿易經濟一體化的一種做法，我們花了一年多時間跟各個國家談判，就是要把這種問題解決掉。第二個就是各個國家的鐵路部門都有鐵路運行時刻表，要統一編制時刻表，不能到哪兒都等別的火車，那就時間浪費了。所以要開各個國家的鐵路部門協調會，這個協調會在我辦公室里也開過好多次，形成了五定班列，定起點重慶、定終點德國，中間一百個火車站只停12個，哪12個停下來都要討論的。第三個就是定價格，每個國家都有鐵路運費，連在一起的時候哪個國家最高，大家都擁護的話就把價格抬高了。這個鐵路價格從2011年是一個集裝箱一公里一美元，那12000公里就要12000美元，運輸肯定賠，到2012年降到0.8美元，2014年降到0.7美元，2015年降到0.6美元，現在降到了0.5美元，一萬多公里就是6000美元，如果我們不管從連雲港還是從上海、深圳，一個集裝箱運到歐洲一個多月時間，三千美元。如果一個集裝箱里面裝的貨是500萬，一個月的利息就要3到4萬，就相當於四五千美元，這個時候你三千美元加四五千美元就變成七八千美元，所以大家都願意用鐵路來運。我講這一段的意思就是，要把這些具體的事解決，當時為什麼會努力的做這件事，就是那些大廠商說我們的東西40%運到歐洲，如果在你這運到沿海再到歐洲不合算，放到你那邊不可以，但是如果你能夠幫我直接用火車運到歐洲，我把沿海的都裝到你重慶來，所以這就叫做戰略格局。遇上矛盾、遇上困難，堅定不移地推上去，不能繞道走，我們把這些問題解決了，四億台手機、六千萬台電腦，還有別的產品，百分之三四十運到歐洲的物流問題就解決了。我講這一段也就是說，要幫企業解決他特別想解決的問題，他想解決什麼，你幫他什麼忙，只要這些問題是客觀的，是經濟的，不是政治上的或者其他無理取鬧的，我們都該把它當成自己的事，發揮政府的特有服務功能，把它給配置好。

第七個方式，是爭取國家政策。比如自貿區，比如保稅區等等這些政策，也是一個方面。重慶有一個好處，我們對任何外資包括實體經濟的工商企業，我們的確是給他15%所得稅的，但這不是我們違規，西部大開發就是15%的所得稅，這還是很重要，因為你去看香港、新加坡、台灣，包括歐洲許多地區都是15%所得稅，就自由貿易區、自由港、開發區，國際上都15%，那麼我們國內，以前特區是15%，現在都是25%，但是西部大開發有一個15%的優惠，鼓勵類產業15%，所以我們把這個用上去。國家的一些特別好的新區、開發區、特區或者自貿區保稅區，反正各種好的平台的確是有用的，能夠對招商引資起到重要作用。

以上這些都是一些措施，根本性的就是政府要有服務於企業的願望。本屆總理最嘔心瀝血乾的事情就是簡政放權，幫助企業降低準入門檻，對外資企業同等國民待遇、準入前的國民待遇等方面提高效率，提高服務質量，提高服務的各種便利，同時降低服務交易價格、制度價格等，把企業成本降下來。

六、關於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投融資（PPP）的問題。

這是現在各級政府都可能要考慮的一件事。政府的錢總是有限的，要搞更多的項目怎麼辦，政府要搞的公共服務項目、基礎設施項目，自己又一下子掏不出錢來，希望社會上國內外各種企業來幫助投資，這就是PPP。PPP在公平公正、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前提下，很重要的就是做好五個平衡。這五個平衡做好了，PPP一定是真的PPP，就不會有現在財政部、發改委發通知說各地有假PPP，整天防范各地作弊的PPP的事情發生。五個投入產出平衡就是：

第一種，如果一個項目是可以收費的，收費的價格能夠平衡投資的，那麼就說明這個項目是完全市場化的，是可以用市場化方式招商引資的PPP。比如高速公路，收費20年、25年，可以把前期投資收兩三個回來，回報率比銀行利息還多了幾個點，那麼對企業來說只要有能力都可以來爭取，所以這類PPP是完全市場化的PPP，投入產出是平衡的。

第二種，就是一個項目也是收費的，但是收費並沒有到位，是半市場化，那麼如果要收費到位，還要改革還要調價格，但調價格可能有一個過程，但項目又希望現在就啟動。所以政府可以部分市場化運作，企業自己收費，缺口的地方政府就作為一個補助、採購，把這缺口補了，補了幾年以後政府通過體制改革、價格改革，把這收費標準提高了，那麼就平衡了。比如說重慶自來水的價格，重慶老城市里的水價是2塊多一噸，污水處理價格差不多8毛錢，所以大體上3塊一噸，是平衡的，可以完全市場化PPP，讓外資合資企業來搞。但是到了庫區，原來自來水是4毛錢，污水費是不收的，現在就算調價，調到8毛調到1塊2，離開實際成本還有距離，所以我們內部有一個時間單，每3年庫區水價往上調一次，通過3個3年調到和市場平衡，這是一個原則，同樣，污水處理價格也是這樣，開始是2毛錢，後來是4毛錢，然後到6毛錢。在這個過程中，帳算在明處，你處理了多少噸污水，處理了多少噸自來水，給你補貼多少，算個帳，這個就是價格改革的機制，然後補貼是在過渡期間做補貼。這是第二種，就是通過改革最終做到平衡。

第三種，一個項目就該政府買單，將來一直都是政府買單，沒有什麼價格改革不改革，就是政府公共服務。但是如果政府要投資的話，可能在短期兩三年里投一百億，政府也拿不出這麼多錢，但事情又需要做，可以把一次性的投資變成今後20年、30年、50年，每年的採購費，運行費，就像租賃一樣的。本來是政府自己投資買設備，搞一個工廠，現在是工廠設備都是企業投資的，政府然後租賃，租賃是變成生產運行的流動資金的概念，而不是固定資產一次性投資的概念，那麼這個對政府的財政收入是越漲越大。經過十年二十年發展，現在付不起的錢如果每年採購費率越往後比例越低就越輕鬆，所以這也是一種辦法，叫採購。最近大家看到不要到處使用各種採購概念搞PPP，也在批評這方面的事，但是我講的這個概念就是一個嚴格的分類。

第四種，一個項目是個巨大的投資，哪怕十年二十年如果用採購的辦法來解決，照樣會使得每年政府開支會變成巨大的負擔，必須脫離政府日常採購的概念來平衡，但是收費價格也平衡不了，企業出不了這個錢，那就用政府掌握的其他資源跟企業交換。比如香港地鐵，修了200多公里，花了3000億港幣，他怎麼還，200多公里有80個車站，這80個車站，每個車站搞加蓋物業20萬平方米，80個車站就有1600萬平方米的加蓋物業，就相當於樓面地價1600萬平方米的土地，香港土地1平方米2萬港幣，那就是3千多億，所以政府給企業加蓋物業批了規劃，上面的土地等於送給你了，這就做了個平衡。各個地方都一樣，因為地鐵是1公里就要投7到8個億，修100公里就是七八百億，不管上海、北京還是南通，都一樣。重慶應該說起步晚，到2006年、2007年才建了16公里，從那時候開始每年建40公里，現在已經到了竣工200多公里，正在建的也有200多公里，到2020年會到400公里，也就是說，這個十年每年建40公里，這400公里就需要兩三千億，說穿了就是三千億的錢，政府採購每年付300億，誰付的起，這個必須資源配置。

第五種，總有一種政府的開發項目，效益會很好，但是既然有效益政府為什麼自己不幹，投資公司都可以幹，是的，有效益的項目，政府如果自己的投資平台直接幹也是可以，但是如果政府資金真的短缺，這個有效益項目讓市場招商也可以搞PPP，但絕不能利益輸送，所以對這種項目要確定一個明確的上限。這種項目需要一百億讓企業來投資，給固定的回報，這個回報，利息就是你這個投資本息回報不能超過7%，因為所有PPP項目，一不能讓投資者賠錢，因為人家是市場化的企業，二不能讓他有暴利，因為這是PPP，是公共服務項目，基礎設施項目，不應該獲得暴利，想獲得暴利的別來搞PPP。這應該是個安全的、長期的、投資回報的利息是均衡的，不能太高的，那麼你守住這個概念，跟他簽一個這樣的合同，他把項目投資了，多少年怎麼還，這樣政府拿到了這個資源，被開發好的資源，政府再去幹別的事，因為這個資源的效益是比較高的，這就是第五種。

我們有時候對PPP是用不著去分學校類的PPP，基礎設施的PPP，市政建設的PPP、公共服務的PPP，這種分類毫無意義。最重要的是動財經的腦筋，不管是什麼類型的項目，應該有會計師、精算師、財務人員算出，這個PPP項目是怎麼投入產出平衡的，是市場化價格改革就能收費平衡的，還是要用資源交換才能平衡的，還是一個什麼性質的項目。把這個講清了，實際上就是分這五類，然後進行簽合同。2014年三中全會會議開完，重慶當年就搞了1300億PPP，總的我們設定了8000億PPP，從2014年到2020年，每年1300億、1400億，差不多就8000億。我們到2020年要搞18000億的政府項目，其中8000億PPP，有10000億該政府乾的還是應該政府幹。比如鐵路就有2000億，那是鐵道部乾的。把政府直接乾的一塊去掉，讓市場來乾的，8000億，每年1300億，每年6月份推出來，基本上都成功了。最近財政部和發改委批評的各種有問題的PPP里邊，重慶的4批差不多5000多億，基本上沒有攤上什麼項目。也就是說只要做到五個平衡都可以，這是一個投融資問題。

同時還要注意五個防范，就是「五個不」。

第一，PPP的過程中，不能搞抽屜協議、形股實債。名義上是股，實際上跟你簽了個抽屜協議，三年、五年，政府連本帶息回購，就等於是個債務項目。這個債務比政府跟銀行借債的利息肯定要高，銀行利息如果是5%，他這個利息肯定7%再加管理費，就變成9%-10%。現在的政府信用很好，銀行也借得到錢，為什麼要借你的9%-10%或者12%？所以，形股實債、抽屜協議必須杜絕。

第二，對於PPP的項目價格，一個城市要同一個標準，這里邊政府要調控。比如重慶有40個區縣，每個區縣都是自己在搞PPP。同樣的高速公路或者自來水、污水或者其他的項目，如果這個地方的項目是50億，那個地方的項目變70億，盡管好像是老板出的錢，PPP，但最終這個價格如果過高、出問題，可能就會不合理。所以同類型的、性質相同的項目，發改委應該有一個基本平衡，差不多的標的。

第三，PPP的項目要防止營私舞弊，比中紀委說的八種類型招投標，更容易營私舞弊。因為一般的PPP項目等於是五種招投標放在一起。比如工程施工的招投標，投融資的招投標，如果有土地補償，那就等於土地批租的招投標，它是一個巨大的項目，一個項目可能100億，里邊夾雜著土地批租問題，銀行貸款融資的問題，項目管理的問題，價格確定的問題等等。所以這個時候，PPP的這種項目的確不能讓一個部門、一個人單獨管。實際上，應該每個大項目，相當於有個聯合平衡委員會，發改委、財政局，搞工程的建委，還有土地局，或者還有國資委的一些投資集團，大家坐在一起對某個特定的PPP開幾次會定下來，這就是個公平的過程。這個招投標不像一般的房地產招投標拍賣，的確是一個比較複雜的。一個PPP可能有兩三個大企業都想來競爭，有招標、競標的問題，總之要有個協調委員會。因為這個項目要麼不幹，一乾就是幾十億、一百億，所以對一個項目搞一個協調，這個協調委員會今天協調這個項目，明天協調那個項目，總之要有專門協調，再到政府常務會上過一過。

第四，PPP的項目要防止投資方亂漲價、亂收費，把成本轉嫁給老百姓。因為PPP里邊，一個是政府，一個是私人，一個就是公眾。如果政府不要出錢，私人投資者又想賺錢，把收費價格往上提，最後是公眾、老百姓來出錢。這種情況政府要管治，代表公眾要進行平衡，不能侵犯公眾利益。

第五，PPP的項目是個基礎設施，一弄就是幾十年，萬一地震、滑坡等各種原因損害了，如果是政府自己搞的，損害了以後政府繼續掏錢把它修復。如果是私人老板乾的，你如果說出毛病了，讓私人老板自己賠，這不行，因為這是公共項目，對PPP要一視同仁。這個也很重要。

我講的這「五個不」代表了各個方面的公平，只要做到這兩個五方面，「五個平衡」和「五個不」，PPP一定是健康規範的，這就是個投融資，這是一個方面。

七、關於政府引導基金的問題。

政府每年總有撥款來支持產業發展。整個中國政府一年17萬億，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幫企業增加經濟發展動力的各種補助，一年有1萬多億。中央政府一年收7萬億，自己開支直接使用的軍費、外交領域的費用2萬多億，有4萬多億、近5萬億是中央政府轉移支付給各個省的。這里邊有民生的，有各種各樣的轉移，中央政府轉給地方的，鼓勵經濟發展方面的錢也有六七千億，包括科研開發或者各種經濟投入，地方政府也補一塊，加起來有1萬億。

像重慶一年這種補助給社會企業的，一年差不多一百億。這一筆錢到了政府委辦局手里有可能出現幾種情況。第一種，這個錢批出去以後三年五年到底什麼效果看不見的，出去了就出去了。第二種，有的委辦局拿了這個錢，該出100億，結果今年只批了70億，錢就積壓著，幾年下來擠壓個100億出來也是有的。第三種，就是權錢交易、灰色交易、腐敗幹部，這也是可能的。第四種，政府的職能異化，碎片化地整天管項目、批項目，權力的象徵，這其實是把政府服務變成了一種審批機制。所以把這一部分的錢轉出來，先轉一半，以後三分之二甚至更多成為引導基金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說，我這邊有100億，我先轉40億出來，讓政府的行政審批本來每年開支100億，現在只開支60億，40億出來了。過兩年60億轉出來，這個錢出來以後，除了把剛才說的四種問題解決了以後，還產生一個放大功能。因為既然叫引導基金，就是政府出的錢在私募基金里占20%到25%，可以1比3、1比4地放大。這樣的話，如果你拿了40億，人家拿了3個40億，就是120億，加在一起就是160億，這樣就形成了160億的私募基金。有GP團隊專門管的，他像啄木鳥一樣，會優化配置。如果是醫療的基金，那麼就在醫藥產業里。如果是電子的基金，就在電子產業里。如果是在農業的基金，那麼農業產業里也都會找項目、找投報。這個錢出去了以後，一般私募基金三年、五年要把本錢回收，要賺一個錢出來，總歸有百分之十幾的回報。政府的錢在里邊，你有回報，我有回報。如果你賠光了，私人的錢、企業的錢把60億都賠掉了，那我的20億、30億一起賠掉就賠掉，這也不是誰的責任，因為這里邊有概率，項目不可能個個贏，但也不會個個輸。總的基金的回報率一般在10%以上。五六年、六七年能翻一番回來。回來以後政府的錢可以滾動，政府每年有40億或者50億進去，然後五年以後，你前面出的40億、50億回來了，變成兩個四五十億。不斷地這麼滾動，要不了多少年，可能你的資金積累，變成了幾百億，帶動著社會資金，可能會上千億。這是個重要的機制改革，是十八大以後很重大的一個改革，這項改革三中全會的措施里是有的。

大家注意最近報紙、國家文件，都對這個引導基金有一些批評，就說這兩年引導基金推下來亂象出現。比如說政府不是作為引導基金，而是拿了國家的錢又開始辦公司。你有幾十億出來，就變成十個八個企業，每個企業就是一批處長、科長出來，還有些是局長，出來就變成了這個基金的經理。然後由他再審批，那就是化公為私，又變成了政府的官辦企業，有的地方甚至產生了幾百個幹部在管這些事。這是一個要批評的事。引導基金用不著政府管，政府就在這里邊弄幾個會計師看財務，項目往哪邊走，一年審一次，各個委辦，有的是工業的，有的是農業的，這些委辦應該把方針、把方向。但是日常管理是招聘GP團隊來的，既然是招投標，假如這個城市里有兩百個基金的GP團隊，你就找里邊乾的好的20個，然後這20個團隊搞的基金，這個基金放2億，那個基金放2億，10個團隊就20億下去了。所以應該是招社會的基金公司來管，這是一個概念。

基金團隊來了以後，他跟你是1比3、1比4、1比5放大的。也就是說，這個團隊能來做你的資金管理者，是因為他帶了20億，來要了你的5億。不能是你的錢給他，他市場上去跟銀行借了15億放在里邊，變成了一個合資公司、股份公司，這不行，這就是名股實債。所以GP團隊找市場上的LP，股權投資者是貨真價實的，政府的錢是放在這個貨真價實的私募基金里邊入夥。你連這個都不選擇好，說明你招投標里出毛病了，這也是一種問題。

投資的項目，怎麼確定？怎麼清退？怎麼退出？大家因為不大熟悉這個，搞到後來就變成政府官辦搞一批公司。所以財政部和發改委最近批評一些私募基金、引導基金的事情，主要是在批這個。但是從工作方向上，這是政府投融資體制改革的表現，有助於反腐敗，有助於轉變財政和政府資金使用的職能，有助於使我們的投資基金更市場化地優化配置，有助於使財政資金投資三年、五年有回報，看得見、摸得著，有助於把政府的資金杠桿化，1比2、1比3、1比4，這就是發揮了更大的作用，所以這件事也是應該把握好的，有關委辦之間要把這個事情平衡好。

八、關於政府投融資平台的問題。

我們各個省、各個城市都會有一些投融資的平台公司，這個平台公司大家注意。平台公司的資本金怎麼注入？政府應該有明確的規範，不能一毛不拔，不給平台公司錢，他就變成了負債公司，負債多了就是政府的債務。所以你不能掩耳盜鈴，不給他錢，又說這是市場化企業，然後政府和他無關，那是無濟於事的。所以大體上，政府對這樣的，對公共服務、基礎設施起著至關重要的平台公司，第一個方面，政府不能搞得太多，一般一個直轄市的地方搞一個到三個就夠了，副省級的省會城市或者單列市，搞一兩個就夠了。到了地市級的城市，一般只要搞一個，這一個幾百億，甚至上千億就夠了，不要多。到了區縣一級也許也需要，但一個地方就搞一個，千萬別搞多，搞多了泥沙俱下，最後一片糊塗帳，就搞一個是可以的，國家也是允許的。

第二個方面，平台的資本金來源，除了財政一次性的開辦費也好，什麼也好，撥一個款以外，給他了土地、實物資產、資源劃撥一塊，還有國有企業的國有資本金注入一塊等等。在重慶，我以前是叫五個注入，稅費注入一塊，土地資本注入一塊，財政經費注入一塊，國有資產，其他閒置的資產可能有效的資產注入一塊，等等。

第三個方面，要像保護生命一樣維護平台的信用，因為它是你的投融資平台，跟銀行、大公司在一起要借錢，要有信用。信用主要是講「三個不」。平台公司不為任何企業做擔保，平台公司的全部信用只為政府的基礎設施、重大投資去融資，不可以為其他國有企業或者要破產的企業做擔保，一擔保，功能異化，馬上就一起捆綁，所以平台公司絕不為別的公司做擔保。平台公司里有些是政府補助性的項目，公共服務項目的資金，專款專用，不可以拿這個資金去跟融資平台中的信用做擔保，一到里邊，帳要分開。平台公司任何時候都應該把負債率控制在50%以內，也就是說，平台公司是要融資的，所以你叫他20%-30%的負債率也沒有道理，但是絕對不要讓平台公司有70%-80%的負債，就是在50%-60%以內的範圍，始終讓他有彈性。

第四個方面，平台公司的現金流。可能他投資的項目時間長，現金流一下子回不來，政府始終要維護平台公司的現金流、長期債務、短期債務，有的是長期債券，有的是兩三年的債券，有的是短期貸款，也就是他的現金流回款要平衡，絕不能讓現金流斷裂，就是現金流的平衡，資產的負債率。再有就是融資擔保方面的事情。

我講這些話都是講政府平台的信用要維護，維護他的全部目的，就是為了幫助政府可以融資，關鍵時候出手就可以解決一些事。另外，平台公司承擔政府基礎設施的一些重要項目，一旦中央政府有置換債，平台公司借的錢里邊如果有信托的錢，有利息較高的錢，7%-8%的貸款利息，或者9%-10%的信托利息，有置換債第一時間先把它置換了。這不是營私舞弊，平台公司就是國家利益，就是你這個地方政府的利益，首先要把這個置換掉。中央政府的置換債一般是3%-4%的利息，另外有企業的，叫發展的貸款，專項的項目貸，這個項目貸是2%左右的利息，10年期。所以你借他100億，比正常的銀行貸款降低了3到4個點，100億就是三到四億，10年可是三四十億成本的下降，所以這種平台公司就是承載國家優惠政策的第一載體，理直氣壯的，這個國有企業是為全民、全社會公共服務的企業，所以大家要明白這個道理，平台是要維護的。但平台不要搞亂，不要搞多，搞到多了以後，變成各種各樣安排幹部的場所，然後七大姑八大姨都在里邊拿高薪水，事情都不幹，債務一大堆，互相擔保，搞到後來就亂掉了。這些事都要防范。

九、關於政府土地儲備平衡資金的問題。

我們國家的土地，城市的土地都是國有的，農村的土地都是集體的，不是國有就是集體。我們國家跟世界各國私有化是不同的，土地的確有價值，還有一個區別，因為城市在發展，從原始積累中，大量城市的土地是處在基礎設施還未開發的階段生成的。這個過程中，政府要先搞基礎設施土地才會升值。一個城市一平方公里的基礎設施至少投入15個億，如果一個100平方公里的城市投入到地底下的，看不見、摸不著的，沒有任何樓堂館所，橋梁隧道或下水道，各種各樣的，1500億。還沒發展起來，財政又沒那麼多錢，當然要負債。這個負債靠什麼平衡？如果靠稅收平衡，50年後城市發展了再平衡，那你的債務就有危機了，所以土地財政就是當下各地政府的一個選擇。

但是如果地方政府選擇土地財政，唯利是圖地把地價越炒越高，以為炒高了地價城市發展就有錢了，那是短視的。地價要平穩，地價低房價才會低。大體上，房價走勢的確應該根據GDP的增長率，老百姓收入的增長率。只要GDP翻一番，老百姓收入翻一番，地價每畝地的價格也翻一番，這是合理的。十年前如果用七到八年的家庭收入買套房，同步地增長，十年後還是七到八年，哪怕房價翻了一番，地價翻了一番，但你的收入也翻了一番。這個意思是，土地財政是要控制穩定合理的地價。但是在合理穩定地價的前提下，土地每五年、每十年的確地價會翻一番，如果你控制得不好，可能三年、五年就翻一番，甚至翻兩番，地王現象不斷發生。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手中的確要儲備一些地。比如南通，現在城市就是處在兩百平方公里左右的建成區，我講的不算農村，也不算郊區縣城，就講核心城市。如果以後是一個五百萬人的城市，就有五百多平方公里。未來的十幾年，要發展的這兩百平方公里，現在是農田，可能以後你把它征了，這就可以作為土地儲備，要儲備起來。如果你明年要用的地今年征，然後明年征的地後年就用，這不叫土地儲備，這叫及時套現，及時征、及時用。土地儲備總是為三五年、十幾年以後要用的地進行的儲備。

土地儲備的基本原理有這麼幾條。第一，一步到位，把十年甚至二十年可能要用的地儲備了。儲備有三種，一種是征地動遷到手的地；第二種是征地動遷，並且把七通一平搞好，隨時可以開賣的地；第三種，既不七通一平，也不征地動遷，但我對這個地方的規劃進行凍結，紅線凍結、建築凍結，也就是說，今後幾年要用的地，不能再不斷地有零星的戶口、企業、建築，這也是一種叫規劃性的紅線凍結，就是一下子把今後要用的兩百平方公里，我認為最有價值的地凍結一百平方公里，政府規劃可以做這個事，這就叫做一次凍結，一次性的、長遠的儲備。還要分批使用，不能這任市長一儲備，三年里就把儲備的用掉了、賣掉了。一般儲備的地，長遠一點要有20年的眼光。就是你儲備了一萬畝地，每年就是用5%，每年用200畝地或者500畝地，反正就是百分之幾，20年來用，叫做一步到位、分期使用。

第二，儲備的地不是全部用來唯利是圖，搞商品房批租的。政府儲備的地大體上50%用於政府在今後若干年要搞的基礎設施、公共設施、學校、醫院等等，也就是政府自己要用的地，這個地應該是低成本的，拿你自己儲備地來用。但你也不能把儲備地全部用於公共服務，也就是一半用於公共服務，還有一半大體上用在商品房、寫字樓、土地批租，中央商務區、住宅區的批租，也就是市場化的批租。

第三，儲備的地要征地動遷，要七通一平，要生地變成熟地以後才能賣。最怕的是，政府畫了一個圈，然後征地也沒征，包括有些危舊房的所在地，政府沒錢，既不征地也不改造，也不拆遷，然後就跟老板說，你出錢，你去征地，你去改造，然後大家算帳。實際上是算不出的，這種帳算到最後要麼就是貪污腐敗、灰色交易，要麼就是讓老板吃虧，把這個老板害死，釘子戶都在里邊，最後成本巨大地提高，老板十年動不了，資金壓在里邊，最後鎩羽而歸。更多的是老板跟政府熟人勾結，結果動遷的時候就違反了政策，或者各種各樣的問題都會出現。

所以合理的做法，一定是儲備地上，政府把土地的一級開發，也就是征地動遷、七通一平搞好。搞好的這批錢從哪里來？儲備地是可以抵押的，以前跟銀行抵押可以拿貸款，現在也可以發土地儲備債券，中央專門開了這個口。這個錢大家記住，土地儲備的貸款或者債券只能用來生地變熟地，把儲備地變成可開發的使用地的用途。不能把土地儲備的錢去搞城市發展，去搞財政的各種投資，結果儲備地本身一分錢沒進去，也沒開發，一直也無法賣，那就變成了龐氏騙局。你這1萬畝的儲備地去貸了20個億，等到要還的時候，又去拿2萬畝，再去貸40億、50億，新帳還老帳，這個就變龐氏騙局了。所以儲備地的公司，寄托著政府的龐大信用和資源，他第一波的信用是拿來融資，拿來開發土地的，搞一級開發的，然後一級土地開發了以後，土地局去批租土地。

土地批租了以後，一級開發可能花掉了100億，但這100億產生的土地批租，你可能賣了300億。300億里邊，100億還老板，200億拿來就是財政收入，政府用於基礎設施，撥款投資。所以它有兩個循環，一個循環是土地儲備地的一級開發。另一個循環是產生的收益用於基礎設施、公共設施的財政性資金補充。

第四，儲備地可能有10萬畝、20萬畝，對應的一個資金量，可能增收500億。不能像一個大鍋子，里邊放著500億，讓儲備公司對應著各種基礎設施、公共設施項目，最後一批糊塗帳對著一批糊塗帳，也不可以的。你的儲備地大體上，這里邊的10萬畝，這5000畝對著一批200公里、100公里的地鐵項目，那3000畝對應了或者什麼大橋，像你們的滬通大橋150億，這150億，如果你們要出100億，或者出多少，應該多少畝地跟它對應。包括PPP的時候，這個PPP公司如果需要資源配置，這個土地的2000畝配給這個PPP。也就是說，一個大口袋里分了很多小口袋，小口袋基本上都要有責任制。當然，這里邊出現的多了少了，只要財務是公開的、公平的，沒有人營私舞弊的，調整都是沒有關係的，這不叫國有資本流失或財政的失誤，但口袋管理這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土地儲備很重要。我2001年到重慶，2002年就認為，當時的重慶是300多萬人、400萬人不到，300平方公里，我就認為重慶以後應該是個1000平方公里、1000多萬人口的大都市。不是講8萬平方公里的1000萬人，而是講中心城市就該有1000多萬人、1000平方公里。至於萬州涪陵都屬於城市群里的其他城市。這就多了有700平方公里。700平方公里不能全部去儲備，區縣的其他地方都不能活了，至少劃一半，就是350平方公里，那就是50萬畝地。50萬畝地每年就使用5%，2萬多畝，十幾年下來用掉了30萬畝，還有20萬畝。這30萬畝，重慶這些年各種平台公司搞基礎設施重建，政府花掉了一萬幾千億。重慶政府是不是債務平台很重？我們的高速公路一公里都要1億多，因為每100公里高速路，其中60到70公里不是架橋就是打洞，像造那個70公里的橋梁和隧道，這個成本就比上海、江蘇的成本都要高。我們各種投資公司，基礎設施花掉1萬多億，但現在財政部和省級記帳的政府債務餘額重慶是3000億，那就差不多有1萬億平衡掉了。1萬億平衡掉，就是我們那近30萬畝的地，有十幾萬畝是基礎設施、公共設施劃撥用掉的，真正市場化的商品房就是15萬畝，一畝地總有六七百萬的基本利潤，那十幾萬畝，差不多就是九千億、一萬億平衡掉，這就是一個平衡，否則的話就是高額負債。反過來，在施工過程中有個高額的現金流，這個現金流就是每年上千億在里邊轉。因為你這個平台有土地儲備，有信用。沒信用，你這個儲備就變成了政府債務，就是一個賴帳的系統，壞帳的系統。所以這方面，重慶政府的債務率，也就是財政收入的總帳，分子是債務的餘額，區縣加市級政府的全部債務餘額，我們是70%，總的來說安全，財政部要求是在100%以內。所以這個儲備絕對起著關鍵作用。

儲備還有一個作用，因為你有儲備在手，可以控制地價。土地供應是房價的殺手鐧，土地如果樓面地價一萬，房價一定兩萬、三萬。所以一般來說，政府不推高地價，但地價明明該五千，政府卻賣成三千，那你搞利益輸送也是不可以的。所以政府行為是跟著市場走，市場到多少，政府的地價到多少，但政府絕不推高地價。有土地儲備以後就能做到這個功能。一般來說，如果現在的房價是在兩萬塊，那麼樓面地價應該是房價的三分之一，就是六千六。那你在拍賣土地的時候，如果土地供應少了，房產商要的多了，你看著地價到了八千、九千、一萬，你有儲備地在手里，你再放幾塊地同時推，那價格一定就下來了。如果你明明有地，可以推五百畝，你只放三百畝，那你就是希望地價往上走，地王現象出來。看起來一時收入高了，但收入高了以後老百姓不愉快，企業成本也會高，最後把投資環境破壞了，長遠的經濟就上不去了，就是這個意思。我自己覺得，重慶現在的房價合理，基本上六七年、七八年買套房。重慶老百姓的收入並不算高，但最近的七八年，重慶商業零售始終是全國增長率第一。商業零售，吃喝拉撒，所有的即期消費，也不是全中國的人都跑到重慶來旅遊，但商業零售總是比較高。我就認為，他們房地產上的負債比較低，所以就有更多的一些錢即期消費，和這個是有關係的。

這是講土地儲備在平衡地價上也是可以調控的一個殺手鐧。最怕的是，政府手中根本沒土地，土地都儲備在房地產商手里。他五年、十年不開發，政府也不去把土地給收回，最後房價炒高了，地價炒高了，他把土地一轉讓，拖著繩子就走。比如說萬達，他在全國搞文化娛樂，大家認為，他搞房地產，純粹地按市場價格走，拍賣，一搞文化娛樂，大家會用文化娛樂的思想來給土地，房地產的土地如果本來一千萬一畝，可能文化娛樂的項目就變一百萬一畝，還給他很多的地。他拿下來以後，真的要開發都是幾百萬的，也是要花很大本錢的，他最近突然想著要清資產，就把幾十個文化項目賣掉，這些文化項目都是市中心比較熱鬧的，各個地方給他的幾百畝的文化項目土地。從這個價值來說，六百多億的幾十個項目，算土地帳肯定劃得來。所以孫宏斌買它也不差、也不賠、也不傻。但萬達這麼一賣掉以後，本來文化項目占了這些地，至少再拿2000億投，現在他不投了，要投孫宏斌去投，他就來進行管理，就變成了輕資產。現在一個幾千億的公司，國內幾乎沒多少資本、沒多少資產了，就變成輸出管理了，真正幾千億的資本都在國外。從這個意義上，關於土地儲備，讓一個公司儲備幾十、幾百、幾千平方公里土地合理不合理？政府是可以這麼儲的，但政府絕不要賣一個城市的地，讓幾個房產商儲備掉。這是關於政府自身投融資的幾件事，把這些事做好了，基本上狀況就會比較好

十、關於政府孵化器平台平衡資金的問題。

怎麼讓孵化器平台的土地資源、房產資源有效地變成稅收發展起來？很重要的不是政府要出錢，而是政府要制定一個好的辦法，同樣能夠化呆資、呆帳變成有效收入、有效成果。就是科研成果產業化。從無到有，就是發明了某個專利，原理性的發明是零到一，把這個發明了的原理專利形成產業化的平台，是一到一百，把這個一百變成一百萬，那是個工廠生產線的問題。這三個是不同的事情。

零到一的發明創造絕不要到政府辦的孵化器里，別以為搞一些樓堂館所、孵化器就能發明創造，專家學者就該在實驗室，該在大學系里邊，該在研究所里邊，他的生存環境就是專門用來搞發明的。然後政府要給他資金，種子基金、天使基金，或者財政性的補助，研發的投入，你就給他們。

零到一出來了以後，這些科研人員沒有能力產業化。人的腦子，能發明的人，他發明的細胞活躍，市場化的情商往往是呆頭呆腦的。這個時候，孵化器里的一批公司，基本上是不搞發明的人。矽谷最重要的機理，他的所有孵化器里的企業，95%以上都是自己沒有發明專利，但他把美國的大學，不管是史丹佛，卡內基梅隆，或者麻省理工，那里邊的教授、專家、學者發明的，比如說一萬個單子，他拿過來，他們自己去招標，自己簽合同。拿了人家的專利，到你的平台里就可以動腦筋來搞一些生產線，搞一些轉化的機理。一旦成功，這個專利的好處三分之一是政府的，是投資者的，三分之一是學校發明者的，三分之一是轉化者的，也就是說，一到一百轉化的平台是在孵化器里。然後轉化的人搞出名堂來了，上市公司收購，或者自己去上市，或者私募基金有比較大的資金投入，這個時候就到開發區里邊去，就是一百到一百萬。

江蘇有五百個孵化器，每個孵化器里一百個公司的話就是五萬個。那五萬個如果都是在想發明，那就得喝西北風去。就應該把你們180個大學的教授們發明的專利，甚至是清華北大的專利，政府協商好，不要去簡單地把這個專利寫成70%-80%的好處給專利獲得者。哪怕你百分之百給他，他一輩子都變不成錢，變不成經濟現象、產品，那他百分之百還是零。所以其實不能百分之百，比如有三分之一歸轉化者，還有三分之二歸學校，學校可以把里邊的一半給發明者，還有一半學校拿來，再投入於新的發明科研的資金。

從這個意思講，南通在搞三港三城三基地，三城中有一個是創新孵化的城，不管怎麼說，最重要的是讓沒有發明能力或者還沒發明什麼，但是想創造什麼產業的，產品的人，你們政府去把各種大專院校的專利、成果跟他們見面，讓他們能夠有這個轉化。一旦成功就給他們無償獲得三分之一的專利權。把這個機制搞起來，再把私募基金，政府引導基金或者風投基金跟他配對，那種子基金配在零到一上面，風投基金配在一到一百上面，PE的私募基金配在一百到一百萬上，然後上市公司都把機制放在一起，這樣你們就可能把這個事情做活。如果真的能夠有一萬個這樣的創業者跑到南通來，那你們肯定活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這個概念最終要和這個邏輯匹配，否則創新創業也無法做得好。這是我講的第二段，就是政府方面怎麼能讓自己的投入產出、融資各方面能平衡。

十一、關於社會的投融資問題。

我歸納一下，地方政府要遵守好「十個不」。遵守了「十個不」，這個地方的投融資環境就不會差。如果不遵守，出了問題會有很大的麻煩。

第一，現在社會上的投資咨詢公司，基本的別批。因為這個投資咨詢公司全國不下幾十萬個。深圳的前海金融試驗區，投資咨詢公司批了七千個。重慶2012年到2013年這一年里邊，一下子冒了三千多個，整個重慶過去十年，有六七千個。各個省都是這樣。投資咨詢公司99%是騙子，是沒意義的。如果是有識之士有智慧的人千萬別再用投資咨詢公司的名義來註冊，再註冊等於你自己是個好人，套上個麻風病人的外殼來看毛病，那何必呢？我在重慶時發現河南洛陽下邊一個縣，縣下邊一個鄉，一個鄉里來了一百多個農民，在重慶每個人註冊了兩三個，一共註冊了幾百個投資咨詢公司，每個區里都去註冊。註冊完了以後，就在銀行邊上去騙錢，老百姓也會上當，一看他在銀行旁邊，以為是銀行的便民服務，他只要騙到幾萬塊錢，就把店一關走掉了。然後他另外一個牌子又來換一下。這樣的公司現在好像到處都有。如果工商局以為這樣的公司註冊多了，每年工商登記註冊的公司增加了20%，那你上當了。經濟下行，怎麼可能公司增長這麼多。關閉得多，減少了一大批，增減相抵，增加個百分之幾就正常。百分之幾十的增加，全是這種垃圾公司在增加，毫無用處，還害你。

第二，不要搞P2P的互聯網金融。別相信互聯網金融這一類的，互聯網是最適合於金融搞結算的。各種各樣的銀行結算、清算、信托，是互聯網的長項。但是互聯網的公司，如果說要搞貸款，P2P是個貸款，如果要搞投資、眾籌是個投資，要搞理財、保險，說是互聯網式的保險，都是不行的。因為這些只不過就是傳統的貸款、投資、保險，理財公司只是用了互聯網的工具，但這個互聯網信息不透明，99% 的P2P都是要倒閉的。現在國內六七千個P2P，有一半壞帳關閉，而且等著幾千億的錢在賠，還有一半死去基本上不動。所以如果誰說我乾的P2P一定會贏，政府如果信他，那就在信一個概率極小的事件，你不能完全說他不行，也許他沒出事。但只要是他們展開做事，就一定出毛病。所以這件事，這不是招商引資，是自己招麻煩，應該禁掉。其實國家已經在禁了，很多負面清單讓他不能做。

第三，文化產品的交易所要當心。文化產品要麼是拍賣，要麼是實物，反正是一對一的，願買願賣。哪怕被騙了，假的當成真的，花了錢，那也是個別的。如果變成交易所，交易所是什麼？一是標準化切碎。一張郵票切成幾百份，一張郵票如果值五百塊，賣給了五十個人，一個人出了十塊，大家一切碎，碎片化就看不見郵票了，價格倒暴漲，這叫炒股。二是高杠桿。本來實打實的，有十塊錢買十塊，有一萬買一萬，他一根杠桿連起來拿了一萬，可以變成二十倍，變成二十萬。實際上這個碎片化、高杠桿，大家就容易糊里糊塗地套進去。他說很規範，聽都不要聽，別信這個東西。哪怕現在不出事，過幾天也出事，只是還沒輪到你而已，都是龐氏騙局。天津的文化交易所出了很多事，其他地方也都有。當官的、掌握這些權力的人聽到這些，別腦子一熱，想著開放，招商引資別的招不來，這個東西來了很高興，別上當。

第四，要防范亂集資現象。社會上如果有亂集資，也就是老百姓眼中的錢莊、高利貸，這個不要工商局批，但老百姓信。這個要舉報，舉報一個，可以獎勵比如一萬塊。高利貸公司在騙你的時候，可能要你出兩萬塊、三萬塊，給你一萬塊的好處。現在舉報了就送你一萬，獎勵你一萬。如果政府真拿出一百萬，別捨不得，一百萬就相當於一百個案子，一個案子十個億，那就是一千億，一個案子一個億，就是一百億。這個事政府要防范，靠舉報，就是要深入到群眾里邊，讓大家舉報。

第五，不要搞形股實債的PE和PPP。剛才說的PPP也好，私募基金也好，場面上是股權，實際上是銀行貸款，或者是抽屜協議，杠桿貸款的協議等等。大家有時候用許多好聽的名字，叫獎懲基金，其實全是杠桿貸款的變相名詞。

第六，政府的宏觀管理上，絕對不要讓自己的各種投資，全社會投資超過GDP。這個意思是，你的GDP如果是六千億，你的投資一年不要六千億，要控制在六千億以內。長遠來說要有這個控制。你們現在很好，今天我幫你們算了個帳，你們大概在60%，江蘇整個負債率在全國平均值中還是比較好的，這麼大的省，控制得還可以，60%不到。我講這個，就是某個縣、某個鄉，某個局部，都絕對不要超過100%的投資率，這也是一個概念。

第七，政府的債務率不要超過80%，這是全國的平均值。國家的紅線是不要超過100%，一般優秀一點的地方不要超過80%，在80%以內放開一點都可以。

第八，銀行的不良資產，各種小貸公司的不良資產，或者信托公司的不良資產，都要控制在全國的平均值以內。全國有個平均值，比如現在全國的銀行不良貸款在1.8%，那你這個地方不要超過全國平均值，這應該是大家追求的一個目標。

第九，不要讓一個企業對上好幾種金融工具，金融品種不要疊加。地方上各種實體經濟對金融單位，各種金融單位很多，有銀行，有租賃，有信托，有小貸，有債券，有中票，有各種各樣的抵押公司、財務公司，這個融資都可以，不是說金融工具、金融杠桿、金融品種有的就不可以，都是可以的。既然存在，都有合理的生存價值。但是絕對不要讓政府的企業、國有的企業或者民間的企業，一個企業去對上五六個品種，或者你這個貸款，銀行沒有直接借給你，銀行借給了信托，信托轉借給你，或者信托甚至還轉給了小貸公司，最後給你。也就是說，如果你的金融工具串聯在一起，疊加在一起，跟你再融資，要停，應該單獨地點對點、面對面，不要疊加。

第十，要當心負債中有各種金融機構資金的企業。如果政府看到一個房產公司，或者一個企業，如果負債率是70%、80%、90%，負債當中有一半以上是非銀行貸款，七八個品種租賃的、集資的、小貸公司的、信托公司的，雜七雜八的很多家，亂七八糟高利息的品種，這個企業一定有生存危機。你要麼幫他治理，要麼把他斃了，總之不要跟他黏得太多，你黏上，就是去幫他整頓。如果你還去跟他融資，或者國有企業，或者金融單位還在跟他聯手，好像他的信用很好，你就糊塗了。所以對各種各樣的金融工具疊加在一起，串聯起來跟你要融資的要當心。對一個企業借了各種各樣金融工具的資金，一個帳戶上幾十個，一個企業有幾十個資金帳戶，或者50%、60%以上都是各種各樣高利息的資金來源，這種企業基本上病入膏肓，要當心。總之，以上這些就是我給大家提個醒，防范的方面。大體上就講這些，時間關係，講得比較多。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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