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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時間
好多現代歷史乾貨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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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因為一個洋人進京告禦狀，乾隆皇帝怒了。
告禦狀的是英國商人詹姆士·弗林特，中文名叫「洪仁輝」，在經過天津知府靈毓轉呈的告狀信中，詹姆士·弗林特控訴位處廣州的粵海關官吏，說他們對外國商人貪污索賄、層層剝削勒索，並且多年來一直粗暴對待洋商。
讀到這封「洋狀」後，乾隆非常惱火，在他看來，洋人萬里迢迢進京告禦狀，這不僅僅是大清帝國開國未有之事，在歷史上更是前所未聞，堂堂天國上朝，如今竟然鬧出這種事，實在有損帝國顏面。
隨後，乾隆下令兩廣總督李侍堯審理此案，並囑咐說：
「事涉外夷，關係國體，務須徹底根究，以彰天朝憲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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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士·弗林特狀告大清帝國官吏貪污腐敗，是18世紀，在華外商的集體心聲。
這位外商告禦狀這一年，恰好是清廷啟動在廣州一口通商時期，從1759到1842年，廣州由此開啟了長達83年的中國貿易進出口壟斷時期，也就是這83年，外商們更體會到了，在中國做生意，是何等之難。
商品想在中國流通，就要靠賄賂，兩百多年前，外國商人們，在粵海關體會很深。
在大清帝國時期，針對外國商人收取的關稅，主要分為船鈔或貨稅兩種方式。
假如是征收船鈔，則按照規定，大船是繳納銀子1200兩，中船是960兩，小船是大約340兩。
▲清末民初的廣州粵海關一帶。
但實際上，按照這種征稅方式，假如不賄賂，外商通常都會很吃虧。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一艘貨船來到廣州經商，一開始，清帝國的官吏們開價是要征稅2065兩銀子，在經過歷時一個多月的討價還價後，這筆「船鈔」關稅最終是以500兩銀子成交，當然英國商人的代價就是，私底下要向大清的海關官吏們「贈送」320兩銀子。
不管怎麼說，經過一番賄賂，還是少了1000多兩銀子的稅，英商還是很開心的。
但是，這也正是讓外商們感覺害怕的地方，他們很快就發現，在大清帝國做生意，關稅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則可以遵循，一切都是不透明的，具體繳納多少關稅，只能是憑著感覺跟清朝的官員們軟磨硬泡、討價還價。
在這個帝國，關稅和貿易體系，是黑暗且摸不著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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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生意不透明，沒有明文規則可以遵循，這是讓所有商人，都感覺害怕的地方。
在當時，大清帝國表面上對外的關稅稅率是4%，但在實際征收中，遠遠不止於此。
除了「船鈔」，大清帝國對外征收的關稅，還有一種叫做「貨稅」的方式，這種方式一是包含大概固定的商品價值4%的關稅；另外一個，則是一個難以衡量的黑暗收入「陋規」（也稱「規禮」）。
所謂「陋規」，說白了，就是一種上不了台面，需要繳納的約定俗成的「賄賂」。
我們再回到大清帝國的粵海關，在當時針對外商，除了正規4%的關稅，另外針對每艘商船，還要另外征收1950兩銀子的「陋規」，說穿了，這筆錢就是用來在關稅之外，打點帝國粵海關「各路神仙」的「買路錢」，為了進入中國做買賣，這錢你不交也得交。
▲外國油畫中，清朝時期的廣州。
當時的外商回憶說，盡管名義上當時大清帝國的關稅，僅為商品價值的4%左右，但實際上加上各種賄賂的「陋規」在內，一艘外國商船在粵海關，需要繳納的各種正規和非正規的關稅和賄賂，需要達到商品價值的20%還多。
到了道光十年（1830年），當時的德國傳教士郭士立就統計說，當時一艘一等「夷船」進入廣州粵海關，需要繳納的各種關稅和賄賂，大約需要3350兩白銀；一艘二等「夷船」，則大概需要繳納2260兩白銀的關稅和賄賂——這些錢，只有極少部分進入了大清帝國的國庫，絕大部分，都流入了帝國各路大小官吏和中間商們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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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乾隆皇帝對於海關官員們大舉索賄這件事，心里明白得很。
因為乾隆知道，大清帝國自開國以來，公務員們實行的都是低薪制，收入都很低，假如不給他們「放水」給點「甜頭」，帝國的公務員們，是活不下去的。
以乾隆時期的粵海關監督（相當於關長）為例，這個官職在當時是二品大員，但這個官職當時一年的薪水，僅僅是155兩銀子（乾隆時期一兩白銀，折合現在人民幣約為300元左右，155兩白銀年薪，相當於現在人民幣4萬多元），一個相當於現在國家部長級別的二品大員，一年年薪折合起來才4萬多元，這無論是在乾隆時期還是在當下，都是無法養家糊口的，所以，清朝歷代的皇帝們都很「貼心」，對於大清帝國的官員們貪污腐敗，很多時候都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乾隆時期的大清帝國，低薪制下的腐敗到處蔓延。
二品大員年薪才155兩銀子，中下級官吏的薪水，就更低了。
當時，廣州粵海關的大關清書，也就是普通文案工作人員，月薪是3兩銀子，相當於現在的人民幣900元左右；粵海關當時的巡役，也就是海關稽查人員，當時月薪是3.09兩銀子，每月薪水折合現在也是900多元人民幣；而粵海關當時的後勤人員例如「堂役」，月薪更是低至僅有0.58兩銀子，相當於現在人民幣170元左右。
薪水低到這個份上，讓他們不貪污，幾乎是件不可能的事。
如果僅僅靠薪水，大清帝國的公務員們是無法養家糊口的；但如果提高薪水，大清帝國的財政又將不堪重負，所以，清朝歷代皇帝，對於海關工作人員們實際等同於索賄的「陋規」，基本都予以了默認和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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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要照顧實行低薪制的帝國公務員，對於廣州粵海關的這種集體性索賄和腐敗，乾隆皇帝心里，還有一個不好意思說出來的「秘密」。
那就是，在滿清時期，皇帝的私人開銷不是來自戶部，主要是來自內務府，而清朝海關的收入，一部分是上交給戶部，一部分則是作為清朝皇帝的私房錢、直接上交給內務府。
乾隆時期，廣州粵海關每年大概會給乾隆皇帝的內務府，進貢大約85.5萬兩白銀的私房錢，不僅如此，皇帝如果結婚或是過生日，粵海關的公務員和屬下的十三行行商們，還要給萬歲爺「捐錢」。
僅從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道光十二年（1832）這59年時間，粵海關組織「捐」給清朝皇帝們的白銀就多達400萬兩；另外，粵海關的官員們，每年還會給皇帝私下進貢各種舶來的珍奇「異品」。
所以在清朝，廣州粵海關也被稱作清朝皇帝們的「天子南庫」（另外還有一個「天子北庫」，指的是北京崇文門稅關），而作為「天子南庫」的粵海關監督（關長），自然也就擔負著替皇帝「搞私房錢」的重大政治任務。
▲作為大清帝國曾經唯一的對外貿易港口，廣州粵海關是乾隆皇帝私房錢的重要來源。
但粵海關監督（關長）薪水這麼低（年薪155兩銀子），政治任務又這麼重（一年要為皇帝搞八十多萬兩私房錢），所以，清朝皇帝們對於粵海關監督（關長），大多是任命以心腹親信，並且對他們的所作所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由於位置顯赫，所以，粵海關監督（關長）們往往在三年任期中，除了上交皇帝的私房錢，個人也經常賺的盆滿缽滿，三年的私人薪水外「收入」，至少都是在幾十萬兩銀子以上。
由於這是個超級肥缺，所以清朝皇帝們，都喜歡任用親信來擔任粵海關監督（關長），道光年間，蘇州滸墅關監督（關長）延隆捅了簍子，虧空白銀20.9萬兩，為此，道光皇帝特地「照顧」改授延隆為粵海關監督（關長），以方便他翻本撈錢。
說到這里，各位 大家大概也就可以理解，廣州粵海關對於包括乾隆在內的各任滿清皇帝，以及對於實行低薪制的大清帝國公務員們的特殊意義之所在，更何況，從廣州府到廣東省的各級上上下下大小官員們，何嘗不知道粵海關是個富得流油的部門，從洋商上撈來的錢，還得分他們一杯羹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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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作為從乾隆中期開始，大清帝國唯一的對外貿易港口，廣州粵海關就成了一個超級撈錢機器，洋商們到此地經商，不給清朝的官員們剝一層皮，怎能輕易通過，進入大清帝國內地做生意？
所以，就在英國商人詹姆士·弗林特坐船北上「告禦狀」的這一年，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一位法國商人就在給兩廣總督的稟文中寫道：
「如英吉利（指英國商人）必欲往寧波開港貿易者，誠恐因粵海關種種苛政，欺勒難堪。」
就在這位法國商人向兩廣總督告狀的時候，英國商人詹姆士·弗林特，則選擇了坐船北上，向乾隆皇帝告禦狀。
但話說起來，詹姆士·弗林特別會成功告上「禦狀」，也是因為花了銀子打點的。
1759年這一年，詹姆士·弗林特到達天津大沽口後，天津知府靈毓答應替他上呈「禦狀」，但條件是要索賄5000兩銀子作為「辛苦費」，最終經過一番討價還價，詹姆士·弗林特給了天津知府靈毓2500塊西班牙銀元作為「酬勞」，於是，「禦狀」通過靈毓得以層層上遞，呈現到了乾隆皇帝面前。
▲清朝時期的廣州。
洋人「告禦狀」，對於這一千古未有的奇聞，乾隆自然是怒了，他下令時任兩廣總督李侍堯審理此案。
李侍堯隨後快刀斬亂麻，以「失察」為名，將粵海關監督李永標革職查辦，一些參與對洋商敲詐勒索的粵海關公務員們，有的被杖責、有的被流放、有的被處以刑罰。
對於洋商們反映激烈的「陋規」，深知此中「利害」的李侍堯則不敢取締，只是規定，最多只能收「1950兩」，不能再多了。
李侍堯是個明白人，他知道如果取締這個作為皇帝私房錢來源的「天子南庫」，是個什麼下場。況且他也明白，在大清帝國實行低薪制這種扭曲的制度下，粵海關已經成了一個水深不見底的利益場，是不能過分深究的是非之地。
隨後，李侍堯又將替英國商人詹姆士·弗林特寫「禦狀」的四川人劉亞匾處以斬首極刑，給詹姆士·弗林特出「告禦狀」主意的安徽商人汪聖儀父子，則被處以重杖六十、徒刑一年的刑罰，以殺雞儆猴，警告那些敢於「勾結外商」的華人。
而作為這場「告禦狀」的主人公，英國商人詹姆士·弗林特，也被李侍堯下令抓了起來，並以「勾結內地奸民，代為列款，希圖違例別通海口」的罪名，判令在「在澳門圈禁三年，期滿後驅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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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這場以英國商人個人之力，希望對抗整個大清帝國系統性腐敗的「告禦狀」事件，以當事人的被「驅逐出境」告終。
在乾隆皇帝和兩廣總督李侍堯等人看來，洋商們想在大清帝國內部做生意，卻不想付出一些「額外」的代價，這本身就是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情，而帝國的主政者們，也無意建立一種規範化的財稅制度，他們更樂意於以一種暗箱操作的方式，去撫平帝國內部種種錯綜複雜的關係。
▲鴉片戰爭的背後，潛藏著帝國貿易的曲折。
對此，洋商們則對大清帝國進行了不懈的抨擊，德國傳教士郭士立就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的前一年、1839年提交給英國外交部的《論中國商業》的長篇論文中指出，在中國做生意：
「實際上的勒索如此名目繁多，其方式如此曲折隱晦，以致沒有任何道義上的可能性，足以穿過這種迷宮。」
正規的生意如此難做，錢太難賺，所以，洋商們的目光紛紛轉向了鴉片，這種暴利而又賺錢來得輕鬆得多的毒品生意。
對鴉片貿易和鴉片戰爭的譴責，無論如何都不為過，英國等帝國主義的狼子野心，無論如何都是難以寬恕的。但在此背後，大清帝國機器運轉背後的深沉黑幕，又何嘗不是發人深省？
所以這個世界，往往比生意場上呈現出來的更複雜，很多商人幻想中的商品以市場規則自由流通，結局往往證明，這只是人們心中一種美好的想像。
因為，帝國的慣性，比市場的力量，更強大。
參考文獻：
顧衛民：《廣州通商制度與鴉片戰爭》，《歷史研究》1989年第1期
吳義雄：《鴉片戰爭前粵海關稅費問題與戰後海關稅則談判》，《歷史研究》2005年第1期
張宏傑：《頑疾：中國歷史上的腐敗與反腐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