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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點註：本文是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6月份發表的一篇全面分析中國社會信用體系的研究報告，報告比較客觀地闡述了中國社會信用的特別之處，以及它的利弊。
源點SCSs翻譯組2名成員合作翻譯了這篇報告，不當之處請專家原諒指正。為了便於網路閱讀，我們刪去了原文中的腳註和參考文獻。
尊重原作者版權，這里標原創只是方便看到轉載情況。
SCSs翻譯組成員：李鵬輝 彭曉瑜
馬丁·索茲帕（Martin Chorzempa）是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保羅·特里奧羅(Paul Triolo)是新美國(New America)中國數字經濟研究員、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地球技術實踐主管。桑姆·賽克斯（Samm Sacks）是戰略中心和國際研究的技術項目的資深研究員。
本文版權歸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有。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是美國著名智庫之一
數據和算法的力量已經徹底改變了全球通信、社會關係和商業的格局。當前，通過機器學習、人工智能等相關的技術，已經能基本判定了我們在網上會看到哪些信息、我們生活在哪里、我們在哪里工作，甚至可以判斷我們在選舉中所做的投票決定。相比於私營領域，政府往往會在技術能力方面落後，但現在有幾個國家，正在綜合以前分散的公共數據和個人數據來作出關鍵決策，並運用到各種領域，包括從如何分配警力到挑選合格政策受益人。
沒有哪個政府比中國政府更雄心勃勃、影響深遠地利用數據的力量來改變其治理方式。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是在2014年發布的一項仍在建設中的計劃，旨在將美國金融機構常用的金融信用評價系統擴展到政府監管的其他領域，從合同履約到維護食品安全、打擊腐敗和環境保護。中國多年來的龐氏騙局、環境的嚴重破壞和食品安全恐慌已經侵蝕了人們對政府決策的絕對信任。盡管在西方，政府收集個人數據的努力可能會引起國民的焦慮，但中國主管人認為，社會信用體系是一種嘗試，目的是向群眾證明政府決策是建立在數據分析的基礎上，而不是拍腦袋決定的，從而增強公眾對政府的信任，並監管企業和私人行為。這個計劃是將中國各地的、公共和私人的、金融領域和社會行為的數據聯繫起來，然後利用這些數據來評估個人和組織的行為是否合規，並根據商定的適當標準對其進行懲罰或獎勵。
社會信用體系會是一個耗時多年的龐大工程。包括技術開發、政治阻力在內的各種阻礙都是需要慢慢克服的。但如果這項工程能成功，社會信用體系將會徹底改變國家與經濟運行、國家與國民、國家內設機構之間的關係。中國社會信用體系的成功落地，也將成為其他國家在嘗試監管個人行為和商業運作方面所將效仿的最佳實踐。
這份政策簡報旨在澄清對社會信用體系2014年計劃（指《規劃綱要》）的許多誤解，並嘗試闡述它的起草背景和動機。簡報追溯了《規劃綱要》出台的緣由和演變。我們可以了解到社會信用體系是如何從狹隘的金融信用理念發展到《規劃綱要》中看起來用途廣泛的政府綜合治理工具。簡報還評估了其迄今為止的社會影響和執行過程中面臨的挑戰。按中國政府的對外宣傳來說，一個管理良好的社會信用體系可以帶來政府透明度，更好地監督當權者，換來更少的用以監管經濟運行的政府直接干預，並建立更平等的社會關係。但從中國長期規範政治言論和其他政治活動的角度來看，我們很難徹底無視社會信用體系會被濫用於社會控制、窺探中國國民生活的各個方面，並自動懲罰那些不遵守黨的路線的異見分子這樣的可能。雖然數據的歸集和應用已經成為最有前景的新型技術核心和全球各國重點關注的政府治理的備選解決方案，但與西方國家一樣，中國的試驗也引起了很多涉及倫理道德和經濟問題的討論。
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
當孔子在2500年前為一國統治者設計國家治理體系時，強調了「信、忠、誠、食、兵」是關鍵的五大因素。但如果讓孔子只選一個，那肯定會是「信」。信也因此自古以來成為中國各朝治國理念中的關鍵核心。
《規劃綱要》的基本背景是，當今的治理工具和治理方式不足以解決中國面臨的重大挑戰。目前來看，對這份規劃與實施的大部分媒體報導都是負面的，比如有把規劃稱為「恐怖的監控系統」1的。但規劃里其實有許多舉措如果施行得當，的確可以幫助中國促進經濟增長，提升國際聲譽，並推動政府治理更加透明。其中包括了「拓寬公眾參與政府決策的管道」，甚至「加強對權力運行的社會監督和約束」（國發〔2014〕21號）。
乍一看，社會信用體系的目標跟金融領域信用也有些關係，比如為了「加強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建設」（國發〔2014〕21號），這更像是一種擁抱傳統儒家道德理念的號召，而不是做到高科技治理的願景。規劃文件中列舉了一系列源起於中國社會各階層缺乏信用和誠信的社會弊病。這些問題包括惡意逃稅漏稅、工廠生產事故、食品和藥品安全恐慌、詐騙、學術欺詐和猖獗的產品造假等等。
然後，《規劃綱要》描述了中國正在進行著的更廣泛深刻的轉型以及在轉型中社會信用將發揮的作用。它指出，「現代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將社會信用體系描述成了一種降低交易成本、並減少政府對經濟進行行政干預的工具。它將有助於中國經濟進一步邁向全球化，形成新的具有競爭優勢的領域，助推中國自主品牌的全球聲譽。
社會信用體系有兩個主要組成部分。第一部分陳述了中國正在不斷歸集全國原本割裂著的分別由政府與非政府主體持有的數據，並擴充原有數據，將很可能成為全球最大的數據庫。規劃中表示要「推進各信用信息系統的互聯互通和信用信息的交換共享，逐步形成覆蓋全部信用主體、所有信用信息類別、全國所有區域的信用信息網路」（國發〔2014〕21號）。規劃文件中大量提到了包括電子商務、競技體育、交通等領域在內的「誠信」和「信用」信息必須歸集到社會信用體系中。系統數據將囊括個人（包括政府官員和商人）和組織（民非等法律主體、商業、政府部門）。地區政府需要搭建信息系統來將管轄範圍內的數據完成連線，政府部門也需要在各自領域（比如交通或金融信用）進行報數。但要說的是，數據只是整個規劃猶抱琵琶的樣子。
第二部分其實是一套「胡蘿蔔+大棒」的體制，讓人們和組織更加誠實、可信。自規劃發布或過去4年以來，沒有任何案例表明有地方政府正嘗試超過管轄區域通過各個維度來對個人進行社會信用綜合評分。媒體報導用了如「評級」這樣的詞匯，但實際上這並沒有在規劃中出現過2。然而，信用綜合評分是可以在數據歸集系統聯通後直接生成的，而綜合評分直接影響著所有人的經濟活動。企業和政府部門在政府項目採購、特殊行業的經營許可資質審批、雇傭或提拔員工，甚至在決定是否允許個人使用互聯網時，都會要求查閱信用檔案。那些違規的人，比如不遵守法院判決或違反交通法規，將面臨信用檔案出現失信信息的處罰，從而限制他們享受各種服務，甚至是買飛機票。而那些信用評分良好的人也將從社會信用體系中受益。規劃的目標是通過「市場性約束和懲戒」規範政府官員、商人和個人的社會行為，並通過自動執法和經濟管理系統來鼓勵個人自發遵守社會規章。
社會信用體系其實有點類似於美國現有的信貸報告加犯罪背景篩查的結合，但卻有著更多的信息。這就好像是「檔案」的電子化再現。檔案在毛主席時代曾經記錄著詳細的個人工作績效和個人在居住地的警察機關記錄，而現在「檔案」一直延續至今，在新時代搖身一變還改了個名叫「信用」。與「檔案」不同的是，檔案信息當時只有上級主管和有授權的政府官員能夠查閱，社會信用體系致力於讓數據公開化，這有點像歐巴馬2013年提倡的的「政府開放計劃」3。中國的一些公開數據庫是個黑名單，目的是警告公眾不要與失信的人打交道，並利用公眾壓力來改變他們的不良行為。社會還會宣揚那些誠實守信、盡心盡職的人們是值得學習的好榜樣。其中最困難的權衡在於社會信用體系對於信息公開的考慮，因為規劃里面還著重強調了要保護商業秘密、國家機密和個人隱私。
中國社會信用的演變
中國在建設社會信用體系前曾仔細研究過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信用體系，中國的徵信是必須從零開始的，因為直到20世紀90年代的改革時期（Chorzempa,2018)，徵信幾乎是不存在的。激進的經濟改革要求銀行除了向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放貸外尋找其他放貸目標。他們需要能夠具備比如向新住房市場尋求抵押貸款的個人，或者為開拓業務貸款的私人企業家進行評估的能力。中國不像美國，而是跟許多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一樣，因為缺少在發達經濟體常見的徵信管理局或類似機構，放款主體之間缺乏數據共享，無法知道某個人或某個企業是否已經向其他銀行借款或違約，金融詐騙和超額貸款的現象曾經非常嚴重。而中國開設進行數據共享的第一個試點，是在1999年的上海。
「社會信用」的出現
關於「社會信用」的討論隨著上海設立「徵信中心」一下傳開，並在2003年達到了最高峰。在那一年的10月，中共第十六屆三中全會宣布，「要增強全社會的信用意識，形成以道德為支撐、產權為基礎、法律為保障的社會信用制度」4。自那時起，中國社會信用的概念就逐漸顯現出與他國的信用體系的不同了。「社會信用」也從最開始聽著像是中國參照資本主義建立關鍵市場基礎設施所慣用的政治用語，逐漸成為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體系。
而在2003年11月，中國政府緊接著在10月份公告之後召開了官方發布會，進一步闡釋了中國希望加入世貿組織之後建立健全與國際規則相銜接的社會信用體系5。政府的大致判斷是，社會信用能對經濟運行效率以及「本國金融機構逐漸上升的發展潛力和競爭水平」提供積極作用。至少在最開始，中國社會信用體系並沒有計劃打造成一個龐大的治理透視牢籠。總的來說，2003年的社會信用體系跟2014年《規劃綱要》只沾了一點邊。
同時，從2003年到2007年，中國各地的金融徵信登記試點逐步形成了一個公共信用登記處，也就是中國人民銀行的徵信中心。放款主體向徵信中心系統填報信用數據，該系統生成信用報告，幫助放款主體評估個人的信用狀況。騰訊公司在2002年推出了支付工具Q幣，而阿里巴巴的支付工具支付寶則是在2004-05年出現的，這標誌著互聯網公司進軍金融行業。
《規劃綱要》大大拓展了「社會信用」的范疇，比大多數國家定義的「信用」更能規範個人行為，部分原因是激增的網上欺詐和持續的政府治理挑戰
2007年，國務院曾將社會信用定義為一項「社會信用體系是市場經濟體制中的重要制度安排，著重於信貸、納稅、合同履約」（國辦發[2007]17號）。這樣的判斷與2014年《規劃綱要》相比明顯受限，而中國現在的互聯網用戶主要關注規劃的商業屬性6。在社會信用體系規劃下，數據範圍也得到了延展，比如與積累了大量數據的互聯網公司的合作。然而，中國關於數據隱私和數據保護的法律框架也由此擴大范疇，這使得推動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個人數據的收集和共享變得更加複雜。
在之後2007年到2013年的幾年里，互聯網平台、線上支付平台以及其他數據源開始逐漸形成一個自給自足的閉環，並區別於根據傳統信用記錄的方式來利用大數據手段來面向城市中等階級開展金融授信。而對於鄉鎮人群，因為較少統計到他們的支付和信貸記錄，很難去評估他們的信用狀況。中國有一半的人口完全沒接觸過網路，更別說收集他們的數據了（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第40次中國互聯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7）。這期間，人民銀行同意設立以支付寶為代表的電子支付平台和以芝麻信用為代表的個人信用狀況評估機構這樣的非銀行系統。《規劃綱要》將上述的新興舉措描述為社會信用理念的延展，並在其他國家的基礎上將行為規範引入到「信用」的概念中。社會信用體系因此將「信用狀況」這個原本僅代表還貸能力和還貸意願的經濟概念進行了補充，並計劃到2020 年建設出一個社會信用的法律法規基本建立、信用聯合懲戒的系統。
社會信用體系的現狀
雖然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已經在實施階段，相當數量的的試點城市讓大家能初步想像出社會信用的未來形態。幾個省份（尤其是2016年的上海7）出台了《上海市社會信用條例》（註：正式出台是2017年10月），經濟領域的部分重點行業也逐步構建了相關試行條例。到目前為止，這些項目成效不算明顯。
其中，社會信用體系已經施行的兩項舉措因為其懲罰性強、效果顯著而最令人矚目——最高法的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以及社會信用在交通運輸領域的應用。這兩個名單僅公示負面信息，功能有點類似於美國的犯罪記錄。最高法的失信被執行人名單起源於 2013年中國法院系統開發的線上平台，旨在公布那些拒不執行法院判決的人群並按照「失信懲戒」8規則來處罰他們。曾經中國盛行的不執行判決的情況表明了構建社會信用體系的必要性。在以前，判決無法有效執行削弱了法院和中國法律體系的可靠度，因為違約的債務人或被定罪的騙子繼續開辦新的企業、獲得貸款，還繼續使用著本應按照法律沒收的資產。但是，由於中國缺乏獨立的司法機構，而這一制度已經正在迅速推出，這一制度也有可能會侵犯公眾的個人利益。
失信被執行人名單整合了包括證監會、央行、工商總局的資源，失信者將無法發債、貸款，從而推動他們服從法院判決並移出黑名單9。法院還通過和銀行合作進行資產凍結或從銀行帳戶中強制執行扣款（Leung，2014）。這些舉措就有點類似美國，法院或執法力量可以扣押資產或者勾銷薪水來強制執行民事判決。但不久之後，懲罰機制被擴大到包括一項有爭議的禁令，禁止乘坐航班和高鐵，連星級酒店也不允許入住，這項舉措在2017年影響了超過670萬人10。雖然旅行限制對於違約的處罰來說可能略顯嚴厲，但這並不是中國獨有的。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也因未支付交通罰款而被吊銷駕駛執照（Salas，Ciolfi，2017）。中國的試點既成為了解決個人長期未償債務的積極樣例，也是對不支付弱勢工人群體薪水的企業的打擊（Dai，2018），但同時，我們也要對這項舉措有可能針對記者和律師進行處罰而表示憂慮11。
社會信用在交通領域的處罰是從2018年5月1日上線的。雖然這項舉措名義上只是社會信用體系的一部分，但它似乎只是在針對那些在火車上違規的人，從輕微的違章行為到嚴重的違規行為比如阻擋車門或其他危險乘客的行為。那些有嚴重違規行為的人將被禁乘火車6個月（發改財金[2018]384號），而擾亂航空秩序的乘客則將被禁乘飛機1年12。社會信用體系逐步在關鍵領域加強了法律支持，而此前所用的罰款方式根本難以規範失信行為。我們很難界定這樣的措施是更偏向監控還是「評分」，雖然中國的黑名單制度是建立在犯罪基礎上的，但其實美國在算法治理上走得更遠。美國是對外承認使用了「預測評估」算法來生成禁飛清單的，從而阻止潛在的航班安全風險13。然而，市面上已經出現了能夠繞過中國旅遊黑名單制度的中介來為懲戒對象用其他證件來購買火車或者飛機票。因為不同證件的系統間還是缺少關聯，行政部門很難偵查出這樣的漏洞14。
不同省市的地方社會信用系統有著不同的意義。貴州省清鎮市，用了1000項指標來評價市民，但這只是一項沒有「內在邏輯」而拼湊的評價（Dai,2018）。指標中還包括了同齡人評價和社區監視，這簡直跟電視連續劇《黑鏡》其中一集《急轉直下》的劇情一樣讓人不安。還有些地區政府則更讓人擔憂，借著開展社會信用體系試點的機會來「加強對個人自由和自主利益的限制，包括與網上言論和公眾示威有關的限制」（Dai,2018）。相反，比如像上海這樣更科學先進的社會信用體系則參考了如歐洲數據隱私保護條例和美國公平信用報告法，比如失信數據保存期、信用修復、限制政府一般機構查詢隱私數據等權利（Dai，2018）。
《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辦法》於2018年5月開始生效，目標主要針對企業詐騙行為。辦法主要設計了一套運用於城市各部門的信用聯合獎懲機制，下一步也可能將納入河北和天津來開展跨區域合作。據北京雜誌報導，北京政府已經發起了一項針對超過10000家失信金融企業的整頓行動15。此外，北京44個部門已經聯合對18類總計326000個實體實施限制措施。相關實體將受限於政府採購、土地出讓、從業資格申請等內容。違規企業的相關高管個人也會受到處罰，156個企業的法人也被限制出境。還有145000人因為失信被列入黑名單而受到出行限制16。
社會信用體系另一方面的早期貢獻是引入了私營企業來共同構建金融信用體系。在2015年，包括阿里巴巴、螞蟻金服、騰訊在內的中國大型互聯網公司，收到了試點開展市場化個人徵信業務的通知，成立了包括廣受爭議的芝麻信用在內的市場化個人徵信公司。目前，這個從業資格試點籌辦的有效期已經結束，不過這些私營徵信公司還沒正式獲得監管部門（人行）批復的開展徵信業務的相關資格。部分批籌的公司選擇在監管的灰色地帶繼續開展業務。不過最終，由央行發起的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成為了唯一獲得徵信牌照的公司。支付寶、財付通在內所集中的線上支付數據也漸漸歸集到央行建設的系統中17。
央行以批籌企業運用來自於平台上的消費者交易數據來開展徵信的片面性為原因，拒絕了向7家（譯註：應該是8家）試點徵信機構開展業務的資質申請18。央行表示，信用分的出現推動了各平台開展數據采集，但每家公司割裂的數據難以描繪出個人信用狀況的綜合評分來推動大規模的信貸服務。央行的表態引出了這樣的反思，即應該如何構建社會信用體系的其中一個關鍵支柱——獲取可靠的、能全面展示個人信用情況的數據。如果原本的批籌試點遭遇了滑鐵盧，那麼在社會信用體系下，什麼能夠取代試點用真正的評估來反映個人信用？在筆者看來，這個問題還沒找到有效的解決辦法。
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一個顧慮是對言論自由的影響
言論自由可能會因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而受到影響。比如，一個公民可能會因為批評政府而被降低社會信用分（如果社會信用分真的成為社會信用體系的一個必要部分）。實際上，時政評論網站會對發表「違法」言論的人員形成黑名單，而這些數據將可能被整合到社會信用體系中（網信辦，2017）。如果真是這樣，這就遠遠超越社會信用體系的范疇了。就算這是杞人憂天，共產黨也有各種各樣的工具來管控言論，包括從詞匯自動審查到僅僅因為涉及敏感歷史話題而被抓取，這樣的管控甚至在私人的群聊中也會使用。19必須認真對待社會信用體系用於壓制言論的風險，但在這個規模更大的國內安全機構中，社會信用體系只是一種工具。這些問題超出了本文研究的範圍，但對社會信用體系的未來發展至關重要。
表1：信用體系的對比分析
項目
芝麻信用
中國人民銀行徵信中心
社會信用體系
美國徵信局
目標
擴大消費者信貸，推動用戶使用阿里巴巴產品
擴大金融信貸，減少借貸風險
在中國的整個生活中，使用「信用度」來強化信任和維護政府秩序
收集和充分利用數據，來有效地進行風險定價、評估信用
性質
私營
公共
公共
私營
經營主體
阿里巴巴旗下子公司螞蟻金服，受央行規範
央行
發改委牽頭，其他政府部門負責管轄範圍內的事務
Equifax/Experian
TransUnion and FICO
法律地位
不確定期限的臨時許可，沒有完全的業務牌照
央行主管下的機構
政府官方的規劃和政策，擴展到地方和部門規章
受《公平信用報告法》和其他法規約束，保證異議權和貸款申請被拒絕時的知情權
被評分者
阿里巴巴用戶中的個人必須是自願選擇加入；對公司的評分標準不同於個人
自動包含9億沒有分數的個人的記錄，同時收集公司信息
個人沒有選擇權；數據自動被收集；可能實施嚴格的用戶授權、處理和共享數據條款
徵信局可以得到的任何數據。不可自由退出，徵信局收集數據然後產生信用報告。徵信局的合資企業生成的VantageScore和FICO評分是最主要的分數
數據來源
主要是阿里巴巴的數據：購物、支付和用戶共享的其他數據來源
央行監管下的金融機構，一些互聯網放貸機構（如螞蟻金服）
來自各級各部門、鐵路、法院等的政府數據；還有一些來自私營企業的數據
公共記錄和加入到報告體系的放貸機構
產物
用於評估貸款違約可能性的單一分數
信用報告
法律法規，數據庫，數據交換系統，獎懲制度，未來可能產生分數
信用報告和單一的分數，來預估貸款違約
不良信用的後果
從螞蟻金服獲取信貸的費用增加，首付不免除租金，獲取阿里巴巴服務的機會減少
金融機構會拒絕貸款申請，要求提供抵押或收取更高貸款利息
實施「獎勵」和「懲罰」包括不能獲取政府津貼，不能購買飛機/火車票
無法獲得貸款、開立帳戶、租賃公寓、被雇傭等
表1顯示了中國三個信用體系和美國信用體系的關鍵維度。在與其中一個作者—中國人民銀行的一位官員的談話中，他提到商業化的社會信用體系（如阿里巴巴旗下的芝麻信用）是「市場」經濟體系，而社會信用體系是「計劃」經濟體系，這有助於闡明兩種體系之間截然不同的邏輯。
私營企業信用評分公司（如芝麻信用）以及中央銀行的信貸登記功能，與美國的完全私營體系很像，但有更多的非信用數據，用途有些不同，且是一個包羅萬象的政府計劃。社會信用增加了不被認為是「信用」 的功能，而在美國，則是在執法、法院和許多不相關的地方舉措中體現的。
數據治理如何改變社會信用體系的未來
如果社會信用體系和預想的一樣全面，將會是歷史上政府實施的規模最大且複雜的項目之一。同時，我們不應從表面上認為這些雄心勃勃的計劃會按時或全部完成。這項任務需要政府內外各方主體之間的密切協調，而各方主體之間是有利益衝突的，不僅限制他人對自己數據的訪問權，而且互不信任。對於所有圍繞數據生成和跟蹤的炒作，通過臉部識別和使用區塊鏈，來創建安全、透明的分布式數據庫，仍然存在著根本性的治理難題。圍繞數據隱私和安全中心的挑戰包括範圍不同但又相互重疊的三類: 個人信息、跨境數據流動和數據管理/治理。
在數據治理過程中，從用戶數據規則到數據共享的政策影響和數字識別，都是影響社會信用體系的主要因素。不同於2014年公布該規劃時的情況，這些因素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也加大了建立全面的跨部門數據庫、進而評估個人「社會信用」的難度，這是社會信用體系的基本要素。
到目前為止，社會信用體系的部署僅限於包含數據的黑名單，而在美國這些數據通常會包括在背景調查中（違約、不遵守法院秩序）。社會信用體系沒有使用其數據來創造複雜的、根據算法生成的信用評分。至於公司在現階段向社會信用體系提供了多少數據，北京的消息來源據此提出的報告有相互矛盾之處。隨著人臉識別和人工智能等技術的崛起，該系統可能會將個人數據納入更廣泛的算法治理模型和對個人的統計分析，這一風險越來越大，但中國還沒有進入這一階段。另外，自2014年以來出現的幾個因素加大了建立反烏托邦的社會信用體系的難度。
公民的數據隱私意識覺醒
目前，許多公司在收集和使用用戶數據方面受到越來越多的審查。如果社會信用體系對個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限制不嚴格，可能被中國公民視為不合法。在過去一年里，中國公民對數據保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避免其數據被濫用、盜用，中國企業也加大了保護力度。例如，江蘇省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認為國內領先的搜尋引擎百度收集位置、信息和聯繫方式等個人信息時，未經用戶授權，因而對其提起公益訴訟。隨後，爆發了支付寶默認選項允許其信用評分系統訪問用戶數據事件，螞蟻金服為此進行了公開道歉。到目前為止，關於社會信用的公開辯論大多是積極的或中性的，認為隱私框架、數據安全和其他問題是可以通過技術解決的。最近，關於社會媒體討論的一項報告認為「公民還沒有掌握社會信用體系是什麼，以及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影響是什麼」。但隨著社會信用體系的擴展，對社會信用體系的爭議無疑會加大。據報導，大陸政府加大了對網路詐騙分子販賣的個人可識別信息的保護力度，具體表現為：2017年8月，中央網信辦、工信部、公安部、國家標準委等四部門聯合開展了隱私條款專項工作，首批將對微信、支付寶等十款網路產品和服務的隱私條款進行評審。
加強對公司的監管限制
監管機構已經開始採取行動，以減少公民對數據保護的持續擔憂。2017年，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發布了《個人信息安全規範》的最終版本，於2018年5月1日生效。這是一次重要的嘗試，來檢測眾多公司收集、處理和分享個人數據的能力。其條款詳細規定了用戶同意的要求，包括：如果用戶不同意數據共享時，公司需要對其數據進行去標識化。在公司處理「敏感個人信息」（廣義的數據）之前，需要取得用戶的明示同意，而不是默示同意。該規範還對超出原來處理目的的數據進行「二次使用」進行了嚴格的限制。
對於如何實施新標準，我們還不得而知，但新要求的詳細程度清楚地表明了數據「對所有人開放」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嚴格的數據監管將使中央政府創建大量定期更新的社會信用數據的努力複雜化了，因為原本這些數據可以批量傳輸，也可以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提取。
中國公司的全球擴張
中國公司是社會信用體系的關鍵組成部分，隨著其營業範圍不斷向全球擴張，它們開始擔憂是否滿足歐盟等其他市場的數據隱私和保護的要求。在5月25日實施歐洲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之前的預備階段，中國公司越來越關注對這個影響範圍廣泛的新隱私法規的遵守。GDPR 這一監管制度覆蓋了處理歐盟境內公民的個人數據的「控制者」和「處理者」，旨在改善隱私和數據保護。即使其營業機構未設立在歐盟境內，違反規定時也可能面臨巨額罰款。阿里巴巴、騰訊和百度等公司一直致力於開發和實施中國自己的數據體系，因為他們擁有自己的全球抱負，而且不願被視為中國政府意圖收集大量公民數據的工具。中國互聯網公司已經為在歐洲境內的中國遊客提供了支付服務，這一行為可能會受到歐盟規則的約束。阿里巴巴和騰訊都承諾將滿足 GDPR 的要求，但歐盟監管機構尚未確定中國或中國個別公司是否能夠滿足 GDPR 的「充分性」要求。隨著 GDPR 成為事實上的全球數據隱私和保護標準，中國互聯網公司進入了更多的外國市場，這些問題將變得越來越重要。
數據共享和協作的政治因素
目前中央政府還沒有建立一個儲存庫，來接收、標準化、管理、協調和分析來自行業和政府的大量數據。另外，由於數據自身的巨大商業價值和競爭價值，公司將其自身數據完全與政府共享的動力明顯不足。所以，公安部、發改委、央行和其他涉及處理數據集的機構，僅有數據的碎片（僅擁有一部分數據）。此外，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部門往往抵制數據共享，因為對數據的控制意味著寶貴的政治權力和影響力。缺乏基本的數據共享是構建社會信用體系最容易被忽視的障礙之一。
據報導，中國在2017年發布的《「十三五」國家信息化規劃》表示，國家應該建立一個 「國家數據資源體系」，打通各部門信息系統，推動信息跨部門跨層級共享共用。如果沒有它，社會信用體系將無法運轉。2014年發布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指出，「依法推進各信用信息系統的互聯互通和信用信息的交換共享」，但迄今為止進展非常緩慢。中國媒體報導經常提到在數據格式化、標準化和系統間互操作性方面的重大爭議和問題。此外，也沒有一個明確的、私人和政府組織能達成一致的算法或方法，來評價社會的或其他類型的信用。
分散的數字身份識別系統
如果沒有單一的解決方案使得個人數據蹤跡（例如，社交媒體、金融交易等）與唯一的標識符相聯繫，社會信用體系也無法正常運轉。目前，在預訂酒店和火車票、開立銀行帳戶等活動中，仍然需要實際的居民身份證。雖然居民身份證越來越多地與個人數字活動（通過手機號碼實名制和應用程序註冊）相綁定，但這是一個舊系統，且沒有被設計、改變來滿足數字時代的大量新要求。識別數據被保存在不同的系統中，並且還必須識別身份證來開展更多活動。盡管私營企業正在制定一系列解決方案，而且公安部正在權衡兩種競爭模式，但實體身份證在任何時期都不會被快速更換。相關專家提供了分層解決方案，他們建議在進行用戶驗證時無需披露連接到居民身份證的個人信息。
廣州的一個試點說明了如何運轉一個數字身份解決方案。該系統允許公民將他們的居民身份證連接到微信上，媒體報導稱這個系統最終將擴展成國家的數字身份系統。我們對這一說法持懷疑態度，因為政府部門不會允許商業機構對國家身份證制度及其使用方式產生如此大的影響。微信和類似的支付平台並不適合作為國家政府系統的商業解決方案。
簡而言之，人們可能有多個橫跨不同地區和城市、以及一系列企業和產品的數字標識，這將使他們能夠在不透露太多個人信息的前提下被識別。相比之下，機構的唯一標識符—社會信用代碼，作為社會信用體系的一部分被用於跨政府系統之中，並取得了更大的進展。數字身份問題進一步分裂了中國的數據藍圖，使得建立2014年規劃綱要中所設想的統一體系的難度更加複雜。
結論
20世紀90年代，中國試圖建立一個像美國那樣人人熟知的金融信用查詢系統，「社會」信用的概念應運而生。但它已經演變成一個擁有獨特執法維度的系統，到目前為止，它通過黑名單而不是算法或「分數」來體現自己的威懾力。雖然社會信用體系的許多目標值得稱讚，但其規模和潛在影響對個人和組織造成了嚴重的風險，這可能與預想的效果截然相反。社會信用體系的快速發展可能會對準確、安全的數據收集和共享能力造成威脅。
如果評估結果不安全且容易出錯，對被評估的人會造成巨大的後果，那麼這個體系將失去合法性，而且是失敗的。一旦將包含敏感信息的數據庫連接起來，並為更多的第三方主體提供訪問權限，將使系統容易受到黑客攻擊，造成10億多名中國人面臨身份盜竊的危險。無論採取了多少網路安全措施，遲早都會發生違規行為。此前中國政府在保護數據方面並不嚴格，過早構建一個集中的社會信用數據庫無疑是為黑客創造了一個蜜罐。此外，爭議和錯誤解決方案也至關重要。在大陸，很多人名字相同，因而隨著體系的發展，必然會發生錯誤，進而引發有關信息公平性和真實性的爭議。如果個人和組織不能訪問他們的記錄，也沒有要求對這些數據進行及時、公平的審查的權利，那麼激勵機制就不會像預期的那樣運轉，久而久之，公民對社會信用體系的失望感自然會增加。
過分熱衷於執行社會信用體系黑名單已經導致了懲罰過度。到目前為止，個人和企業還沒有得到一個綜合的「社會信用評分」。過去試圖給出分數的嘗試遭到了當地民眾的抵制，包括2010年在睢寧的一次嘗試，就連官方的新華社也將其比作在二戰中占領中國的日本當局發放的「良民證」。與金融信用評分不同的是，（貸款違約）後果是可以被衡量的，但沒有客觀的方法來衡量個人或機構的可信度。一位致力於社會信用研究的中國專家認為，僅僅產生一個分數可能導致這一體系成為「空洞的宣傳口號」。但它也可能使社會信用體系成為一個過於強大的工具，以至於無法對其進行有效管理，並且容易被管理者濫用。因此，治理是關鍵，因為過度集中的權力可能導致少數個人或某一政府部門控制評估的標準或訪問與操縱接入系統的數據。
對我們來說，還有時間來改變社會信用體系，使其成為一個有效處理國內一些最棘手問題的工具，與此同時，盡量減少它成為奧威爾式社會控制系統的可能性。
如果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取得成功，其他威權政體可能會受到鼓舞，進而效仿這一模式。這些制度大多缺乏技術上的知識，但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內，智慧型手機越來越多地應用到通信和金融交易中，使世界各地的監管和政府影響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並降低了成本。事實上，社會信用的許多關鍵組成部分，從黑名單到廣泛的監管和使用遠遠超出借款用途的信用評分，已經存在於像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對中國社會信用的反思，會激發我們對本國體系中需要關注的方面展開更多的公開辯論。
附錄A：術語匯編
英文表述
中文表述
說明
Socialcredit
社會信用
將「信用」這個術語準確地翻譯成英文是很難的，因為中文中的「信用」一詞與英文中的「credit」相比， 有更廣泛的含義，通常不僅僅是一種價值判斷，也可以意味著榮譽、信任和信心， 所以一般都有「可信度」的意思。社會信用在這個意義上指的是在社會中的可信賴，而不僅僅是經濟意義上的「可信度」。
Socialintegrity
社會誠信
盡管這個術語有時譯為「信用」，並與「社會信用」替換使用，但一直以來它的含義十分廣泛，包括在社會的很多活動和領域中產生的誠實和可信賴行為，也可以被翻譯為「道德勇氣」。在社會信用體系的特定背景下， 它似乎很少被使用，但更類似於「頂層設計」的概念，社會信用體系成為了「平台」。一部經典的著作講道：「從古至今，誠信始終是中華民族的崇高追求」。社會誠信起初是一種誠實和可信賴的社會氛圍，後來逐漸在整個社會生活中演變成了社會誠信。社會誠信的形成，不僅包括個人誠信，而且包括普遍認可的道德規範和社會生活準則。它關注的領域包括醫療保健和計劃生育、食品和藥品安全、社會保障、勞力和就業、教育和科學研究、文化和體育旅遊、知識產權、環境保護和節約能源等。其關聯詞語有政府事務誠信或政務誠信。
SocialCredit System
社會信用體系
社會信用體系也被稱為國家信用管理體系或國家信用體系。中國聲稱建立和完善社會信用體系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持續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說，此處的「社會」一詞被用來區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徵與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徵。中國聲稱社會信用體系的目標是「建立一個適合信用交易發展的市場環境」。
Socialcredit code
社會信用代碼
社會信用代碼作為一個標識符， 目前主要應用於公司，它應該允許用戶在社會信用體系中查詢自己的記錄。這些記錄在一些公司從阿里巴巴平台上購買時已經可以看到。
SesameCredit score
芝麻信用評分
這一評分由芝麻信用產生，該公司被稱為「獨立的第三方機構」， 隸屬於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子公司—螞蟻金融。這是中國第一個將線上、線下數據相結合，並且與西方信用評分系統相似的系統， 以生成實際的信用評分。此處「信用」這一詞語實際上是指在西方意義上的信用，即可信度，而不包含「社會信用」的含義。
（配圖來自網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