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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多前日本侵略軍的鐵蹄氣勢洶洶地殺向南京，一路上留下的是廢墟和中國人的屍體。有一個二戰最大的戰犯，從來沒有受到審判，他就是整個日本帝國的最高掌權者——裕仁天皇。
亞洲太平洋戰爭結束後，日本政府與美國做了交易，以保留日本天皇制為代價做到所謂「無條件投降」，裕仁天皇也因此得到了庇護，逃過了東京審判。二戰後，裕仁天皇又把自己塑造成一個愛好和平的老人。然而，無論國際海事日本國內，對於裕仁天皇應該接受戰爭罪行審判的呼聲從來沒有停止過。筆者依據全球抗日戰爭史實維護會會長、美國拉各斯大學教授李培德在《日本戰爭罪行：為了追求歷史的正義》（Japanese War Crimes：the Search for Justice》）中的論述，並結合國內外最新研究成果，整理出此文，告訴讀者一個真實的裕仁。
裕仁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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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木希典對裕仁天皇的訓練
在裕仁的早年，他受到了乃木希典大將的巨大影響。乃木希典是日俄戰爭中的英雄。他教導年幼的裕仁，要求他勤儉，耐心，有男子漢氣概，在困境中鍛煉強大的自我控制能力。在乃木希典對理想君主的設想中，盡責和尚武同樣重要。乃木對裕仁的訓練非常嚴格：每天四個小時的晨練，接著用午餐——裕仁通常一個人吃西餐，喝一杯牛奶；下午再進行四個小時禮儀訓練，接著進行身體鍛煉和軍事技能訓練。
乃木希典
在乃木的教導下，裕仁很早就認識到他身體的孱弱——他需要通過勤奮的鍛煉來克服它。盡管裕仁離乃木心中的理想君主形象相差很遠，但他仍以巨大的熱忱對待裕仁。乃木在聽到明治天皇駕崩的消息後，和裕仁見了面，長談了3個小時。乃木希典詢問裕仁在自己擔任校長的學校裡學到的所有東西。在這次長時間的談話中，裕仁始終不動聲色地坐著，生怕產生煩躁情緒讓他的老師失望。談話結束後，乃木和他的妻子雙雙切腹自殺，為大正天皇殉葬。消息傳出後，在裕仁天皇的三個兄弟中，唯獨裕仁情緒失控，流下眼淚，不能說話，並且無法停止哭泣，事實上他被訓練的重要的一點就是作為帝王不能表現出任何情緒。
乃木希典對於裕仁天皇的帝王之術的培養是因人制宜的，極具實用性的。經過乃木希典的訓練和裕仁自己的摸索，他將帝王之術運用得出神入化。他知道自己應該什麼時候應該說話，什麼時候不應該說話。他實際上比絕大多數人認為的要聰明得多，精明得多，有精力得多，在他統治的最初22年（1924-1945）裡，他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無論何時他面臨選擇時，都不是軟弱無力的。他的親信深深了解他一舉一動的真正意義。
裕仁行事的第一要務就是保住皇位和統治權，就這點而言，他絕對是一個成功者。與希特勒刺耳的聲音，外向的、豐富有力的語言表達和善於表演的能力相反，裕仁是羞澀的、局促的和內向的，在日本投降前，幾乎從不公開露面和發表演說。他缺少一個偉岸的儀表，他身材矮小，有輕微的駝背，聲音尖利，沒有出色的智力和想像力，以至於他的親信時刻關心他的健康狀況，怕他能否承受帝王的辛勞。喜歡穿厚底鞋的裕仁天皇，不善社交，看起來缺乏安全感，以至於他1921年準備出國旅行的時候，諸多親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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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天皇的「模糊表態統治術」
為了保存和保護天皇的皇位被敵人攻擊，天皇被塑造成不會犯下任何罪行，也不能犯下任何罪行。裕仁天皇被他的顧問們「限制」，限制他用直率的方式表達觀點，即使他在很多問題上有明確甚至強烈的觀點，因此裕仁天皇幾乎從來不向他的顧問以外的小圈子透露任何信息。
控制自己的情緒，盡量少說話，總是做出最高領袖的姿態，總是把真實想法隱藏在不動聲色的臉色後面，讓裕仁天皇的一切決策變得「模糊」，這其中自然包括裕仁天皇參與戰爭的決策。不過，裕仁天皇的權術讓他的親信們可以確定無疑地解讀他的「模糊」實際上卻是明確無比的信息。因為裕仁天皇有著日本憲法賦予他的無限權力，所以他的任何一個心思，哪怕只是一點點小小的暗示，都將成為日本政府某些重要決定做出的依據。
裕仁天皇一直在用微妙的方式使用權力，他可以用委婉的語言表達建議、警告、質疑，或者用意味深長的沉默表示反對。事實上，他的絕對權力使他可以通過很簡單的一句疑問讓他的內閣總辭，如果他看似不經意地問首相一句，首相，你認為總辭會有什麼影響嗎？這一時刻，他的首相和內閣都會認為他們已經被解職了。毫無疑問，首相回家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寫辭呈。
皇姑屯時間日軍拍攝的爆炸瞬間
這是有實例的。日本軍人在皇姑屯密謀殺害張作霖後，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兩次面見裕仁天皇，由於前後說法不一致——田中一開始和裕仁報告皇姑屯事件經過時，說是日本軍人乾的，並拍著胸脯保證嚴懲河本大作等日本軍隊的兇手，第二次田中卻因為受到日本陸軍的壓力，改變說法，說是南方革命軍乾的。裕仁天皇對著田中的時候什麼也沒說，也沒有表態，只是在田中第二次見他之後，等田中走後，對自己的侍衛長鈴木貫太郎隨口說了一句，田中前言不搭後語，見著他就煩。鈴木把天皇的原話原封不動地轉給了田中，田中被嚇傻了，立即內閣總辭職，很快就死了。日本人歷來都有說法，說田中義一是被裕仁天皇嚇死的。
第二個例子，在決定執行襲擊珍珠港計劃的禦前會議中，裕仁沒有明確表態，只是引用了他祖父明治天皇的一句著名的俳句，說：「我視四海為兄弟，為何波濤如此洶湧？」然後讓他的官員們和顧問們去思考他真正的想法。他忠誠的官員們，很快理解了他的明確意圖，發動了對珍珠港的襲擊。
不過，也有例外。太平洋初期的巨大軍事勝利，讓裕仁興高采烈得忘記了乃木希典的言傳聲教。從1938年1月到1941年12月，裕仁召集了八次禦前會議討論戰爭計劃。這還不包括幕後無數次的小型會議。裕仁對日本戰爭初期取得的勝利是熱情洋溢的，在掌璽大臣木戶幸一的日記裡這樣描述裕仁得知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的勝利時的喜悅：天皇笑得像一個孩子。「戰爭果實，」他說，「幾乎過於迅速地吞進了我們嘴中，爪哇前線的敵人在萬隆宣布投降，現在我們的軍隊與荷屬東印度敵軍部隊正在進行投降談判，泗水的敵人已經投降了，緬甸前線的敵人已經放棄了仰光。」他太高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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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
第一，裕仁是日本戰時的最高統帥，日本發動二戰是他批准的。裕仁天皇在當政後，一直是日本的最高統治者，他擁有絕對的權力，而且這種權力是日本憲法賦予他的，裕仁絕不是某些人宣稱的那樣的是一個純粹的傀儡首領。
1889年日本國憲法宣稱，天皇是萬世一系的神聖的繼承者，由男性繼任，政府根據這個原則服從天皇的主管，天皇神聖不可侵犯，是帝國的領袖，和武裝部隊的最高統帥；天皇有陸軍和海軍的最高主管權；天皇掌握帝國陸軍和海軍，確保和平；天皇有宣戰權、媾和權和簽署條約的權力；天皇還擁有召集和解散帝國議會、頒布天皇飭令取代法律、任免和罷免國家大臣和其他官員的權力；政府官員要發誓對天皇忠誠，必須服從和尊重天皇的意願。日本發動和進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大決策，都是禦前會議上做出的，得到裕仁首肯的。
所以，裕仁才真正是日本發動二戰的最大戰犯。對這一點裕仁天皇自己也承認，他在1945年9月27日拜見麥克阿瑟將軍時說：「我對因為日本推行戰爭而發生的一切問題和事件，負有全部責任，我對所有的軍事指揮官、軍人、政治家以日本的名義做的事。負有直接責任……總之，我要負全部責任。」
第二，愛好海洋生物學、並且迷戀帶病真菌、桿菌研究的裕仁天皇一直關注著日本細菌和化學的發展。日本細菌和毒氣部隊的發展，裕仁一直給予充足的經費保障。
1925年11月14日,攝政的裕仁發布敕令：「茲決定給予對從事化學武器研究實驗、生產、檢查及使用,有直接受其危害之虞的陸海軍軍人、軍工以所規定的化學武器津貼。」津貼發放對象包括陸海軍的相關研究所、兵工廠、軍醫學校、獸醫學校、醫療品廠、陸軍習志野學校和海軍相模工廠等機構當中從事「有毒氣體或蒸汽或炸藥類」的化學武器研制的軍人、軍屬、職工以及委托者、雇員、傭人。
臭名昭著的731部隊的建立、擴充和軍事行動，都與裕仁密切相關。731部隊是奉裕仁的敕令在1936年成立的。（另外一支化學和細菌戰部隊100部隊，也是由裕仁直接髮布敕令成立的。）1939年諾門坎事件後，731部隊的首領石井四郎曾得到日本政府頒發的帶有裕仁印璽的高級勛章，裕仁還通令嘉獎整個731部隊。
1940年，裕仁又頒布新的敕令，責成石井將部隊擴充到3000人，並將主要基地移到哈爾濱城南約30公里的平房地區。石井四郎在1930年代至少獲得了裕仁的兩次召見，還請裕仁喝過一杯由尿液過濾出來的飲用水。731部隊的秘密經費不需要日本國會批准，每年獲得大約1500-2000萬日元，甚至更多的經費，都是裕仁給開了綠燈，裕仁對日本細菌戰和化學戰富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第三，裕仁天皇密切關注著二戰的進程，他不僅做出最高決策，而且直接指揮戰役或者戰鬥。以南京保衛戰前的中國戰事作為例子。
八·一三事變發生後，裕仁天皇在8月15日任命松井石根為上海派遣軍司令。17日，裕仁召見松井，並與他詳細商談上海作戰計劃。9月4日，裕仁出席第72屆臨時帝國議會，發表講話，致使日本國會追加了20億日元的軍費，這相當於當年日本政府年度總預算的75%。9月6日，裕仁以擔心兩個師團在上海陷入悲慘境地為名，增派三個師團和台灣守備隊、四個後備步兵大隊到上海。11月5日，按照裕仁禦前會議的指示，日本由三個師團加一個旅團組成的第10軍，以及第16師團增援上海戰場，以打破上海膠著局面。
日軍於11月12日占領上海，裕仁非常高興，發布敕語：上海作戰部隊將士同海軍密切合作，英勇奮戰，果斷出擊，殺傷大批敵軍，使皇威宣揚於世界。12月1日，裕仁親自簽發「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應與海軍協同攻克敵國首都南京」的命令。日軍攻陷南京後，裕仁又發布敕語：我陸海軍各部隊繼上海作戰之後施行勇猛果敢之追擊，迅速攻陷首都南京，朕對此深感滿足，期將此旨傳諭將士。裕仁還獎賞攻陷南京的日軍官兵禦酒一杯，香煙10根。
南京大屠殺的三大罪魁松井石根、柳川平助和朝香宮鳩彥回到東京後，很快被裕仁召見。裕仁賜禦宴，並獎賞松井銀花瓶一對，日元1000；柳川獲得銀杯一對，日元3000。松井和柳川很快都升了官，找到肥缺。裕仁的這些舉動，對南京大屠殺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裕仁天皇在戰後沒有受到審判，一方面是日本在投降前與美國秘密達成的保留日本天皇制的秘密條件，另一方面是因為日本政府和軍部高官的集體袒護。東久邇宮稔彥王內閣一上台就對國內外宣傳「天皇陛下沒有戰爭責任」。日本皇族高松宮策劃將英美輿論中的首要戰犯「墨索裡尼、希特勒、裕仁」的說法改變為「墨索裡尼、希特勒、東條英機」。於是東條英機就成為了裕仁的替罪羊。接受東京審判的日本戰犯們，心照不宣地把戰爭責任往東條英機身上推，要麼往自己身上攬，總之要使裕仁脫罪。
然而，歷史不容忘卻，2000年12月12日，國際和平人士在東京設立侵犯女性權利國際戰犯法庭，裁決裕仁犯下了「反人道罪名」，必須對日軍在二戰期間的屠殺罪行負起責任。
編輯：季我努學社張廣
